身份、知識與文學創作

身份、知識與文學創作——基於漢代文學主體的思考2015年09月18日 11:29 來源：《北方論叢》2015年第3期 作者：楊允/許志剛糾錯分享瀏覽量102摘要:漢代作家是具有不同社會身份、知識結構及審美取向的個體,身份、知識背景對作家創作有直接的影響和規約。不同階層、不同社會身份的文學主體,日常所關注的事務不同,所思所想有異,因此,訴諸文學創作即形成了言說內容及主題話語的明顯差異。與身份相應,不同的學術背景及知識結構,也會直接帶來文學主體審美取向及話語方式的差別。身份、知識結構、審美取向之異是漢代文學生成及發展的重要內驅力。關鍵詞:漢代/作家身份/知識結構/文學言說作者簡介:楊允,渤海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遼寧 錦州 121013;許志剛,遼寧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文學博士,遼寧 瀋陽 110036標題注釋:2013年度教育部規劃基金項目「漢代文學主體身份類型與文學發展關係研究」(13YJA751060)、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漢代文化轉型與文學流變研究」(11FZW006)。文學主體的社會身份、知識積累不同,必然導致對社會生活的認知、感受及審美取向有異,見諸文學表現,即形成了文學言說的內容、方式、風格等的個性化特徵,形成了身份、知識與文學創作的相關。漢代文學主體身份呈現多元化態勢,既包括帝王妃後,公卿大夫、郎官、史官,也包括太守郡丞、郡縣小吏,以及岩穴隱逸之士,在不同的社會身份及知識背景下,這些以個體身份呈現的文學主體運思潑墨,創作出了大量彰顯個體身份特徵的詩文辭賦,鑄就了色彩紛呈的大漢文學。本文僅從作家身份及知識體系的差異同文學創作的個性化趨向予以探討。一、漢代作家社會身份的不同類型漢代是中國古典文學創作的興盛期,處於不同社會階層、居於不同社會身份的作家耽思運藻,為文為賦,亮麗了漢代文學的天空。依據漢代文學主體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角色,可將其分為尊貴層、上層、中層、下層、隱逸五個類別[1](p.135)。這五個類型的文學主體,既有居於社會等級結構最頂層的、權傾天下的天子,也有為漢王朝藩衛一方平安的諸侯王;既有協天子佐理政務的「三公」,分管王朝各部門具體事務的「九卿」,也有出納王命、為王朝重大建設獻言獻策的「大夫」;有「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的郎官,史官,郡縣小吏,也有幽隱山林市井、無涉政事的「岩穴之士」。不同社會身份的文學主體構成了漢代作家的多樣形態。對於這一點,班固的《兩都賦序》曾有所揭示: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閑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2](p.3)。班固曆數武帝、宣帝朝的著名作家,如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倪寬、孔臧、董仲舒、劉德、蕭望之,這些作家社會身份各異,既包括言語侍從之臣,也包括御史大夫、太常、太中大夫、宗正、太子太傅。當然,班固此處只是列舉了漢代社會等級和身份結構中的一小部分作家,其他如皇帝、后妃、諸侯王、史官、幕僚、郡縣小吏、岩穴之士等身份的作家此處尚未提及。漢代作家人數之多、社會身份類型之多樣,前人已有所發現,只是考察的角度不同而已。二、漢代作家知識結構的多元繁複漢代作家生活在一個學術知識多元並立的時代,儘管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曾使儒學一度成為名義上的「顯學」、「官學」,但儒家之外的學說和思想從未徹底走出漢代士人的知識和思想世界。黃老道家、刑名法家、陰陽家、縱橫家等學說,術數、醫藥、星曆、音樂等知識,為作家知識素養的建構提供了豐富的外在條件。雖然由於時代久遠,我們無法盡觀當時知識界、思想家的全貌,但半個世紀以來考古發掘的相關出土文獻足可使我們透見漢代學術知識的斑駁多樣。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出土竹簡包括:《孫子兵法》孫子佚文、《孫臏兵法》《尉繚子》《六韜》《晏子》《守法守令》《務過》《為國之過》《唐勒》賦、佚書政論、兵法、陰陽、占侯之類數十篇。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二十多種,主要包括:《老子》甲本及佚書《五行》《九主》《明君》《德聖》;《老子》乙本及佚書《經法》《十六經》《稱》《道原》;《六十四卦》《二三子問》《繫辭》《要》《昭力》《繆和》《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陰陽五行》《五星占》《天文雜占》《出行占》《木人占》《相馬經》《築城圖》等;《養生方》《胎產方》《合陰陽》《十問》《天下至道談》等。阜陽雙古堆西漢墓出土竹簡主要包括:《周易》《莊子》《呂氏春秋》《萬物》《蒼頡篇》《詩經》《離騷》《涉江》。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漢中山懷王墓出土竹簡主要包括:《太公》《文子》《日書》《論語》《儒家者言》《哀公問五義》《保傅》等。上述漢墓從漢初到宣帝時期,出土文獻既有儒家、道家、兵家、縱橫家等諸子百家著述,又有《詩經》《離騷》、漢賦等文學典籍,還有醫學、養生、氣象、犬馬等方面技能知識,這表明當時有關知識、技能的文獻十分豐富,傳播地域廣泛。漢代作家正是在這樣一個內蘊繁富、多元並存的學術思想空間,涵養儲納個人的知識養分,建構自身的知識體系並藉此進行理論思考與文學言說。學術思想的豐富蘊藉,決定了漢代文學主體知識結構的複雜多樣。董仲舒、班固具有典型的儒家知識背景,晁錯文章彰顯法家話語風範,主父偃言辭多縱橫長短之術,司馬相如恢宏的藝術想像與博聞多識的素養融合,蔡邕的作品往往流露出他在術數、天文、音律方面的修養,司馬遷的文學、史學、哲學修養成就了空前絕後的巨著。三、身份、知識結構差異與文學言說的異彩紛呈任何文學言說都是創作主體既定知識背景和生活體驗下的言說。不同的作家,因其知識構成及學術修養不同,必然導致其對社會生活的認知、評介,乃至個人的審美取向、人生觀、價值觀等方面存在差異,見諸文學創作,即形成了文學言說的內容、主題、話語方式及文體風格等方面的個性化特徵,形成了主體知識與文學創作的相關。(一)身份差異與言說內容之異文學作品是創作主體在某種社會身份下的言說,對於漢代文學創作來說更是如此。漢代的許多作家都具有官場身份,不同階層、不同官職身份的主體,日常所關注的事務不同,所思所想有異,因此,訴諸文學創作即形成了言說內容、題材的明顯差異。如皇帝在社會階層結構中處於「塔尖」的位置,擁有御宇天下的權力和責任,因此,皇帝的言說不僅「一言九鼎」,「動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更重要的是,「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淵嘿黼扆,而響盈四表。」[3](p.358)為了彰顯天子言說的重要、獨一無二,「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3](p.358)將制、詔等確定為天子的專用文體,通過它們發表安社稷、撫黎民的重大決定及規則。作為代天理民的天子,皇帝詔書的內容皆關係王朝政治、經濟、軍事、法制、文化等大事。典型如漢高祖的《罷兵賜復詔》《定口賦詔》,漢文帝的《除誹謗法詔》《日食詔》《遺詔》,漢景帝的《定孝文帝廟樂詔》、《擊七國詔》,漢武帝的《封公孫弘為平津侯詔》《求賢詔》,漢宣帝的《減鹽賈詔》《嫁娶不禁具酒食詔》,漢元帝的《免災民租賦詔》《禁妨農詔》等等,無一不是關涉國家建設及百姓利益的大事,這種言說內容是由天子特定的社會政治身份所決定的。與之相對,同樣作為文學主體,但處於朝廷官職系統底層的侍郎,其文學言說的主要內容則與處於頂端的天子迥然有別。諸如武帝時期,長於文學創作的士子枚皋,曾「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4](pp.2366-2367)侍郎及天子文學侍從的身份使他「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但其所言「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漢書·賈鄒枚路傳》記載:「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皋奏賦以戒終。皋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蹴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4](pp.2366-2367)從班固此文可見,枚皋的寫作題材,完全是「應命承製」。如果說天子巡狩、封禪泰山、堵塞決河,還與朝政有所關聯的話,其他如游觀、弋獵、射馭、狗馬、蹴鞠、刻鏤等則完全是娛樂潛興,這些作品與皇帝詔書所言相去甚遠。之所以有如此的差異,乃是言說主體的社會身份決定的。皇帝的社會政治身份決定了他的詔令言說必須關乎社稷民生大事,而枚皋作為言語侍從之臣,作為侍郎,他的文學言說必須以取悅天子為目標,因此,「其文骩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詼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嫚戲,以故得褻瀆貴幸」[4](p.2366)。之所以如此,乃是其社會政治身份決定的。再如,同樣居於漢朝廷官職系統底層的史官,其言說內容也鮮明帶有自身的身份特徵。「史」的本義是記事之官,《說文解字》雲:「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5](p.235)早在春秋時期即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春秋以降,史官設置及職責有所嬗變。漢代的史官顯見於史書的有二:一是「太史令」,二是「蘭台令史」。由於史官的職責涉及記載史事,編撰史書,因此,其中許多人積澱了自覺的身份意識和豐厚的史學素養,在「秉筆直書」、記錄國家大事和帝王言行的同時,也創作出了流傳千古的美文佳作,作品呈現出鮮明的身份和知識結構色彩,典型代表就是司馬遷。司馬遷出生在一個世代為史官的家庭。《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概述了自己家族的歷史,司馬氏世典周史,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這樣的家世令司馬遷感到自豪和榮耀,同時也為他日後的撰述打下了旁人無法企及的家學背景暨史學根基。司馬遷早年即受到良好的教育,10歲時已學會篆字,能誦讀用篆字書寫的先秦古文。同時,他很重視實地考察。20歲時,漫遊歷史名城,訪求軼聞遺說,又奉命出使西南巴、蜀、邛、笮等地,深入實地了解各地的歷史掌故,收集到了很多第一手資料,彌補了文獻記載的不足。除了耳濡目染之外,司馬遷還受到良好的史官傳統教育。這些史學素養為他日後的史書撰寫提供了切實的保障。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馬談病危,臨終前對司馬遷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6](p.3295)司馬談的臨終教誨,一方面要求兒子「續吾祖」「任太史」,承續史官世家的家族傳統,以實際盡孝道;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司馬遷以「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的孔子為榜樣,完成自己未竟的事業——撰寫「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的歷史,論載「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遺囑,司馬談將一個不容置疑和推卸的、承載著優秀史官傳統和史官職責的重大使命交給了兒子。帶著父親的臨終囑託,三年後,司馬遷任太史令。在完成「太初曆」的議造後,即開始了《史記》的撰寫。不幸的是,7年而遭「李陵之禍」,受「腐刑」。在巨大的人生打擊面前,司馬遷忍受了常人無法忍受的痛苦,「述往事,思來者」[6](p.3300),發憤著書,終於完成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的撰寫。全書包括12本紀、30世家、70列傳、10表、8書,共130篇,52萬多字,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在這部偉大的著述中,司馬遷的史學知識和史學素養得到了充分的展現,這一方面體現在《史記》的記述承襲了中國優秀的史官文化傳統,「秉筆直書」。司馬遷在寫給任安的信中稱:「仆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4](p.2735)司馬遷此言充分表明自己的著述是建立在充分的史實和史料基礎上的。《西京雜記》雲:「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7](p.2719)《三國志·魏書·鍾繇華歆王郎傳》載,王肅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8](p.418)這兩則記載表明司馬遷作《孝景帝本紀》和《今上本紀》雖有所避諱,但還是記述了景帝和武帝的過失。武帝不滿,因此,銷毀了兩篇本紀,足見司馬遷忠實於歷史,真正做到了「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4](p.2738)。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司馬遷以孔子修《春秋》為榜樣,繼承和發展了「《春秋》筆法」,在對歷史事實的記錄中,微婉精要地表達了自己的審美判斷、態度及立場,將是非、順逆、善惡、美醜等評價融入歷史敘述中,形成了獨特的「太史公書法」。《文獻通考》引呂祖謙語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其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義於彼,有若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讀是書者,可不參考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乎?」[9](p.1621)此外,《史記》一書的撰述宗旨、框架構思以及司馬遷的闡釋之語也充分展現了司馬遷的身份意識及知識結構背景。對於《史記》一書的寫作宗旨,司馬遷一方面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修史是史官家族的傳統,自己是在完成父親的遺願和未竟的事業;另一方面,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明確提出自己撰述的宗旨乃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4](p.2735)。顯然,這一宗旨充分凸顯了史官的職責。《太史公自序》雲:「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6](p.3299)為了不辱史官使命、「墮先人所言」,司馬遷忍辱含詬創作了《史記》,這種獨特的、「不朽」的言說是其史官身份決定的,正如漢武帝書寫《求賢詔》、枚皋創作《皇太子生賦》一樣,離開了特殊的職官身份及人生際遇,司馬遷之《史記》亦或無從談起。(二)知識結構差異與言說方式之異社會政治身份不同,則境遇有別,所思所感不同,則言說的主題話語有別。與身份相應,文學主體所具有的不同知識結構,也會直接帶來其審美取向及話語方式的差別。僅以社會身份相同的諸侯王賓客為例,枚乘和司馬相如同樣是梁孝王賓客,都是漢賦大家,但由於兩人各自所具有的知識體系不同,因此其文學言說的主旨及話語方式明顯具有自身知識素養的痕迹及特徵。《七發》是枚乘的代表作,也是漢大賦的開山之作。作品以楚太子有病,吳客前去探望起筆,以吳客與楚太子的對話謀篇。吳客認為,楚太子的病是「久耽安樂,日夜無極」「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2](p.478)造成的,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墮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宴,縱恣於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2](p.479),即使是扁鵲、巫咸內外同治,也無濟於事。此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2](p.479),但卻可用「要言妙道說而去之」[2](p.479),於是,為了醫治太子的病,吳客先後「說七事以起(啟)發太子」[2](p.478)。對於吳客所講的前幾件事,諸如賞天下至美之音、品天下至美之食等,太子都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興趣,當講到田獵盛況和曲江觀濤的壯闊時,太子面有起色,但由於體力不支,太子表示還是無法參與。於是吳客建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2](p.484),為太子講述「天下要言妙道」[2](p.484),聞聽此言,太子「據幾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2](p.484)文章鮮明表達了對奢侈享樂、縱慾無度生活的否定。吳客指出:「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葯。」[2](p.478)過度奢侈享樂乃是對生命的戕害,因此,吳客提倡楚太子養生貴生。吳客向楚太子推薦「方術之士有資略者」「使之論天下之釋微,理萬物之是非」,闡述「天下要言妙道」共六人——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其中的四人是黃老道家人物,即莊周、魏牟、便蜎、詹何。這四人中,莊周是先秦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他三人,魏牟、便蜎、詹何也是黃老道家學派的重要學者。魏牟即《漢書·藝文志》中《公子牟》的作者。《漢書·藝文志》原注曰:「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4](p.1730)公子牟是魏之公子,亦稱魏牟,封於中山,故又稱中山牟。《莊子·讓王》雲:「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10](pp.980-981)他棄萬乘公子之榮華,身隱岩穴之間,雖未能完全忘卻「魏闕之下」的榮華夢,「未至乎道」,《莊子》對他修道的程度也並不完全認可,但其按照黃老道家的理念修身養生,已是尋常世俗中人難以想像的。魏牟有過萬乘公子之榮華,又轉向岩穴幽隱的人生,表現出明顯的黃老思想,所以,《七發》的作者假託他的形象為楚太子講述人生體會,似乎更有針對性。《莊子·秋水》載,魏牟批評公孔龍曰: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虻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與?且彼方跐此黃泉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10](p.601)。魏牟批評說,公孫龍談論莊子,就像井蛙談論大海,無異於「用管窺天,用錐指地」,甚至於像邯鄲學步那樣,新的本事沒學到,原有的能力也喪失了。從他的言論中可以明顯看出對莊子乃至黃老思想的堅守與闡述。便蜎即《漢書·藝文志》所載之《蜎子》的作者。《藝文志》注曰:「名淵,楚人,老子弟子。」[4](p.1730)據此注釋,當以蜎為姓。蜎淵或作便蜎、蜎蠉。「《淮南子》曰:『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高誘曰:『蜎蠉,白公時人。』《宋玉集》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略》曰:『蜎子,名淵,楚人也。』」[2](p.484)《七發》中的便蜎,《淮南子》中的蜎蠉,《宋玉集》中的玄淵,《七略》中的蜎子,實為同一人,以聲通字訛而書寫不同。另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雲:「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6](p.2347)便蜎即環淵,亦即蜎子,學黃老道德之術,並著上下篇以闡述黃老思想,而上下篇的結構似乎也有《老子》道德經結構的影子。詹何不見於《漢書·藝文志》,《莊子》《列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或作詹何、詹子、瞻子。詹何也是黃老道家大師。《莊子·讓王》稱他為瞻子,並載他與魏牟的對話。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10](pp.979-980)從這則記載看,詹何是黃老道家中人,而且,他對道的修養還要高於魏牟,故在兩人的對話中,魏牟有問道之意。《七發》中,通過吳客之口推薦的哲人以莊周為首,而在人數上也以道家居多數。這鮮明表現出作者對黃老思想熟悉和接受的程度。作者在文章中倡導的以貴生為主的理念,對黃老道家思想及人物瞭然於心,足以說明其知識體系中黃老道家學說佔據主位。與枚乘相類,同樣具有諸侯王賓客身份的鄒陽,其所創作的《獄中上樑王書》及《酒賦》卻表現出鮮明的縱橫家風範及儒家思想。鄒陽,齊人,曾經和枚乘、嚴忌一同仕於吳,以文辯著稱。後來吳王劉濞因為兒子被文帝的太子劉啟打死一事對朝廷心懷不滿,陰謀反叛,鄒陽上書阻諫,劉濞不聽,他遂與枚乘等人離開吳而客游梁。鄒陽很有謀略,性情剛直,不苟合取容,羊勝等人非常忌恨他,趁機在梁孝王面前進讒言,鄒陽由此被囚禁獄中,將被處死。鄒陽擔心自己無辜留下惡名招致士人唾棄,於是在獄中上書梁王(即後世所謂的《獄中上書自明》),廣引戰國及秦代史事,有理有據,正反對照、情辭懇切地闡述國君識人、知人,察與不察、知與不知的利弊,勸誡君王明辨是非,親賢臣、遠小人,君臣合意建立「五霸」「三王」之業。文章寫道:故女無美惡,入官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桼,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繫於俗,牽於世,系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仇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4](pp.2346-2347)鄒陽此文廣徵博引,「比物連類」[6](p.2479),排比鋪張,氣勢縱橫,頗有戰國縱橫家色彩。《漢書·藝文志》載其文7篇,歸入縱橫家。梁孝王讀後幡然醒悟,立刻釋放了鄒陽,並把他列為上等賓客。如果說鄒陽此文充分彰顯了他縱橫家的知識背景,《酒賦》則又透露出他鮮明的儒家思想。《酒賦》雲: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騃……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英偉之士,莞爾而即之。君王憑玉幾、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粱肉焉。乃縱酒作倡,傾盌覆觴。右曰宮申,旁亦征徴揚。[11](p.33)在描繪了各種美酒及君王對群臣的賞賜之餘,文章篇末點題:「樂只之深,不吳不狂。於是錫名餌,袪夕醉,遣朝酲。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樂只之深」化用《詩·小雅·南山有台》詩句,其文雲:「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對於《南山有台》的詩旨,《小序》雲:「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對於「樂只君子」句,鄭玄解釋說:「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12](p.419)「不吳不狂」化用《詩·周頌·絲衣》詩句,其文雲:「不吳不敖,胡考之休。」《毛傳》曰:「吳,嘩也。」鄭玄認為「不吳不敖」句的意思是「(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嘩,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12](p.603)鄒陽此兩處對《詩經》詩句的化用,並及其後的「袪夕醉,遣朝酲。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旨在表達賢臣效忠之思,末句「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部分引用《史記·屈原列傳》之語,《史記·屈原列傳》雲:「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6](p.2482)通觀鄒陽此文,文中所欲凸顯的主題即是賢臣的拳拳效忠之思與明君的恤臣愛臣之情,而這種明君賢臣思想正是儒家所極力倡導的,此一思想並《獄中上書自明》所呈現的縱橫家風采與枚乘《七發》所倡導的黃老道家思想是截然不同的。枚乘與鄒陽社會身份相同,同為諸侯王賓客,但由於兩人各自的知識結構不同,因而導致了不同的審美取向及文學言說的不同話語方式。對於社會身份相同的文學主體是這樣,社會身份不同的文學主體亦是如此。董仲舒著述彰顯儒學風範,而司馬遷文章卻盡展《春秋》的敘事風采。綜上可見,作家身份不同,則言說立場有異、言說內容有別;知識體系不同,則審美取向、話語方式及言說風格有別,正是受到身份、個性、知識構成等因素的影響,才形成了漢代文學創作及發展中的多元繁榮及個性化特徵。漢代文學主體的社會身份頗為複雜。歷經秦末大亂,加之國家政治文化建設的特殊語境,使得公卿、大夫,史官、郎官,博士、文士、經師、儒生等紛紛登場,他們貼著不同身份的標籤,帶著不同的知識體系,舞文弄墨,成為漢代文壇不同層面的代表,由此形成了漢代文學主體身份的多元形態。分析不同文學主體的不同身份及所具有的知識體系在其創作的詩、賦、文諸種文體文本中的作用,闡釋不同文學主體不同身份及所具有的知識體系對其創作體式、審美取向、言說內容、言說方式、作品風格等各個方面的影響,對於揭示漢代文學發展的內在機制及內在規律等方面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原文參考文獻:[1]楊允.論漢代文學主體身份的社會屬性[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14,(4).[2]蕭統.文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范文瀾.文心雕龍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4]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5]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2013.[6]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7]李昉.太平御覽[M].北京:中華書局,1960.[8]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9.[9]馬端臨.文獻通考[M].北京:中華書局,1986.[10]郭慶藩.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7.[11]劉歆,等.西京雜記:外五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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