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中等收入陷阱」簡單套在中國身上

不要把「中等收入陷阱」簡單套在中國身上

鄧聿文

現在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在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時，存在一個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極少有國家能夠跨過這個陷阱。因此，許多專家學者和分析人士也常常拿這個來敲打中國，在談到中國日漸拉大的分配差距及改革困境時，警告我們不能跌入這個「陷阱」中。

儘管筆者有時寫文章也會引用「中等收入陷阱」來說明我們目前面臨的問題之嚴重，但也常對這一說法表示懷疑，世界的發展真的存在一個「中等收入陷阱」的規律嗎？

要搞清楚有沒有「中等收入陷阱」，還是先回到它的含義上去。據悉這個說法最先是由世行提出來的。世行2006年發表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針對東亞一些中等收入國家，提出了這一概念，其基本涵義是，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複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一些學者據此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幾個主要特徵，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

由此看來，似乎存在這個陷阱，且可以得到統計學的證明。從工業革命以來，200多年過去了，全世界大小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但至今只有不到10%的國家和地區成功地跨過這一陷阱，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絕大多數國家仍然在中等收入國家的邊緣徘徊，更有甚者，一些國家曾經短暫地邁過該陷阱，但後來由於某種原因，重又掉入陷阱，直到今天仍不能自拔。

不過，對世行的提法是否明確地意味著有這麼一個規律，筆者還是有些疑慮。因為規律意味著一種必然性，如果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那麼應該是所有國家都會遇到它，而不像現在這樣，一些國家跨過了陷阱，一些國家還在陷阱中掙扎。筆者認為，世行的提法充其量是對一種國際發展經驗的現象描述，指出這種現象當然也很有必要，但更有必要的是對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提出解釋。

根據一些學者的看法，「中等收入陷阱」作為一種在許多國家出現的現象，是因為在進入這個時期後，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從而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但這個解釋依然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因為每個身陷陷阱的國家情況是不一樣的。

從那些成功跨過陷阱的國家來看，主要有兩撥，一撥是歐美等最先工業化的國家，因為它們佔有現代化的先機和優勢，更兼有殖民條件，現有世界的規則是由它們制定的，所以能成為發達國家，這是主體；另一撥是日韓等在二戰後發展起來的國家，它們能成為高收入國家，除了自身的發展戰略正確外，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冷戰，日韓和我國的台灣地區在冷戰時期都處於東西方對陣前沿，由此得到了西方陣營不遺餘力的扶持。而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其他大部分國家，由於沒有冷戰的這一地緣「優勢」，所以雖然在起飛時期與日韓條件差不多，但始終未能跨出這一陷阱。在分析「中等收入陷阱」時，看不到這兩點是不對的。

另外，「中等收入陷阱」是以人均國民收入為衡量標準的，它實際建立在GDP的基礎上，GDP高，人均收入也高，也就容易跨過這一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但GDP的高低直接與人口規模有關。那些人口多的大國比起人口少的國家來，要跨過該陷阱顯然更難，更需要付出大的努力。再者，如果GDP的增長是建立在人力資源的提高和生產技術及組織機構效率的改進上，自然很好，但若是以消耗資源能源、犧牲環境、剝削勞動者為代價，則意義就不大，因為它削弱了繼續發展的能力，這樣的 GDP即使一時很高，然終究是不可長久的，最後還是要跌下來。還要看到，把人均收入與「中等收入陷阱」掛起鉤來，也會慫恿更多的人去崇拜GDP。因為要跳出陷阱，最好的辦法就是做大GDP。

所以，把「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命題簡單套用到中國，來說明或者解釋中國目前遇到的困難，是要小心的。中國當然也存在與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相似的許多特徵，但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它既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是一個轉型國家，且這種轉型是一種雙重轉型，即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換，傳統農業型社會向現代工業型社會的轉換，特別是中國的轉型過程同時又是一個改革過程，這就導致中國的發展呈現異常複雜的情形，不能簡單地用「中等收入陷阱」來描述中國遇到的問題。與其說中國目前遇到的問題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現，不如說是改革陷阱或者轉型陷阱的表現更恰當。

例如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中國就不是一個發展問題，而是一個改革問題，是改革不到位的結果。三年前，有關部門就提出要制定一個收入分配改革的總體方案，但直到最近，才被列入今年必須完成的幾件難事之一。這裡的問題在於，調整分配格局遇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很大阻力。

儘管如此，指出「中等收入陷阱」並非沒有意義，它的意義就在於，通過此一提法，讓我們明白從中等收入發展到高收入比從低收入發展到中等收入更難，從而提示我們，要更加註意發展中的一些難題，做好改革和轉型工作，平衡利益分配。（作者系《學習時報》副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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