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讀史有智慧 用史有學問

今天看來，史學已成為當代思想的一個關鍵方面。中國能否更智慧、更清明，頗待乎一個全民讀史的浪潮，因為眼下我們不急於理想，甚至也不急於情感，所急者首先是事實——基本事實都不甚清楚，卻憧憬理想、抒發情感，又如何靠得住？讀史，就是尋找並確定事實的過程，但幾十年來，史學在方方面面形成了許多定式，令人們以為自己在接觸歷史，實際不過是接受從理念到理念，從空想到空想的「義理」。這遠非僅在當代史中如此，現代史、古代史，甚至史前史都如此。

中國「封建社會」與「奴隸社會」一說值得商榷

歷史教科書一直把到1840年為止的中國定義為「封建社會」，把相應的歷史稱為「封建史」。其實，自嬴政這位「始皇帝」起，中國就廢止了封建制。漢代初年略有反覆，不久也徹底取消了實封，以後歷代封王建國僅為虛封，即受封之王有爵號有封地，但並非政治經濟上的獨立王國。1973年8月5日，毛澤東有《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說得很清楚，秦以後中國已沒有封建制，「百代」所行，都是嬴政始創的中央集權或大一統君權專制。那麼，為什麼教科書會無視這一點？原因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建立了一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五大階段的社會發展史模型。本來，這一番總結，所依據的主要是歐洲史：在歐洲，直到近代資本主義之前，確實處於完整的封建形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曾系統研究過中國歷史，並不了解帝制中國的集權形態，他們的理論無從考慮和吸收中國的歷史經驗。這本無礙，問題是上述社會發展史模型被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只能遵守，不能旁生枝節。因此，便讓中國歷史削足適履，將明明不屬於封建形態的「中國帝制史」硬套為「封建社會」。

其實，以中國歷史之實際，不單「封建社會」之說穿鑿附會，連「奴隸社會」的存在，也並不能從史料上落實。顧名思義，「奴隸社會」應以奴隸製為社會基本關係，但至今不論文字上還是器物上，我們都不能完全證明，中國曾經有一個奴隸制階段。否則，它始於何時、崩於何時，歷史上會有確切的標誌和概念，可並無任何歷史學家對我們能以此相告。郭沫若曾將一些論文編在一起，取名《奴隸制時代》，但裡面的論述多不能令人信服。我們見到的常常是一些字形字義的詮釋，某字像是奴隸情形的表現，某字有受人奴役的含義等。唯一肯定的結論是：「殷代是奴隸制。」（《奴隸制時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但即使在殷代，連郭自己都說：「『當作牲畜來買賣』的例子雖然還找不到，但『當作牲畜來屠殺』的例子是多到不可勝數了。」我們知道，奴隸是奴隸主的財富，是奴隸主的生產工具，奴隸主擁有奴隸絕不是為了用來殺掉的，如果連買賣奴隸的跡象都找不到，卻以「當作牲畜來屠殺」為奴隸制存在的證據，那麼，中國及世界上的奴隸制不知要延續到何年何月了——希特勒集中營里的猶太人不也是「當作牲畜來屠殺」的嗎？其實在很長時間裡，確切地講，整個世界進入「現代」階段以前，奴隸或奴僕的社會身份都不曾消除，但這與整個「奴隸制」或「奴隸社會」畢竟是兩碼事。難道我們可以因為直至明清仍存留太監這種奴隸式現象，而稱那時的中國為「奴隸社會」么？或者，把林肯以前的美國稱為「奴隸社會」？總之，過去教科書所劃分的中國史，除了原始社會，都未必合於實際。像奴隸社會的問題，本身史料不足，尚可存疑，以俟進一步的文獻發現或考古發現；但「封建社會」之子虛烏有，卻是確確實實、一目了然的。

這些為遷就義理而強扭事實的例子，至今仍在延續。和筆者當年一樣，一代代學生仍從課堂接受對一種並不存在的歷史的認識。如非後來在教科書外多讀多想，我亦無從知道所學知識里包含如此嚴重的不實，一旦意識到，我即自誡日後凡涉及中國帝制以來歷史，堅決不用「封建」一詞。（順便指出，所謂五四運動提出過「反帝反封建」口號，也屬「錯案」。學者李新宇有文《五四「反帝反封建」辨析》，以詳備的考據說明當時不曾有這口號，尤其是「反封建」一語，更是「五四已經過去幾年」，亦即馬克思學說開始在中國傳播後方才出現。見《齊魯學刊》2009年第3期。）從中筆者還反思，它不光給了我們錯誤的知識，更阻隔或關閉了對中國歷史真境況和真問題的探究。大家都去談論並不存在的「中國封建社會」，而置兩千多年的集權專制、大一統君權這一真正的「中國實際」於不論。我們身處中國，卻跟在歐洲歷史後頭研究「封建社會」，本身讓人啼笑皆非；更不幸的是，我們因而不去認識自己的歷史，不清楚它究竟是怎樣的形態、存在什麼問題。至今，我們的歷史批判所以不深不透，恐怕與此有很大關係。

農民起義：舊有政權的抄襲者

農民起義和民族衝突這兩個問題，在當下歷史語境及國家意識形態中舉足輕重，有很嚴格的界限。絕大多數當代史家囿於其中，小心翼翼，瞻前顧後。筆者曾將建國後明清史研究與孟森那時加以比較，發現史家敢於創見的精神流散甚大。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講義》、《心史叢刊》一二三集、《清朝前紀》、《明元清系通紀》諸著，只要考之有據、言有所本，所論無不明快，一則一，二則二，不諱、不隱、不忌，學術自由心態立然。反觀建國後，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到「文革」結束的那段時間，不用說盡屬以「理」入史、以「理」入學問，即便後來，束縛之痕仍歷歷可見，思想窒礙難行。

關於農民起義，自秦末陳勝吳廣起，在中國帝制史上，幾乎所有王朝，要麼為農民起義所推翻，要麼由蠻族入侵而瓦解。換言之，農民起義是帝制以來中國歷史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農民起義爆發，是王朝政治、經濟現實極度黑暗所致，此毋庸置疑。但它究竟起到怎樣的作用，需要實事求是地看。起義，作為人民之反抗和暴政之暴露，也毋庸置疑。歷來，農民起義被視為推動中國歷史進步的力量與表現。但這種論斷，衡以階級鬥爭學說很好理解，衡以歷史實際，卻未必能落到實處。以我們的觀察，經過農民起義推翻舊有統治，雖然促成王朝更迭，但中國歷史和社會不要說大的積極變化，甚至毫無變化，所謂一元復始不過是周期循環、同義反覆。如果有什麼變化，恐怕也是社會益壞、積弊愈重。農民的生存狀態，兩千年來的趨勢每況愈下，而非變得更好。賦稅負擔不降反升，一朝甚於一朝。「漢初十五而稅一」（《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稅負不到7%，而晚明「一畝之賦，自三鬥起科至於七斗……一歲之獲，不過一石」（《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高至30%到70%。在政治方面，幾次成功的農民起義，最終都導致皇權體系的延續、鞏固和加強。尤其朱明王朝，可謂完全由農民起義立國，而其制度的醜陋較前有過之無不及。所以如此，首先在於社會現實和歷史結構本身都還沒有發生新格局，一切只能周而復始；其次，農民起義作為反抗黑暗的現象，固然起於「正義」無疑，但受制於文化和精神能力低下，他們對自己行為的「正義」在思想上得不到認識，更談不上反思。實際上，這種「正義」既是盲目的，也僅限於特殊階段，一旦邁過「反抗」期，從「造反者」變成「當權者」，農民起義的領袖就不可避免地以當初的反抗對象為師，成為舊權力的抄襲者——這一規律，似乎從來沒有例外。

以明末為例，最成功的兩支農民起義軍李自成和張獻忠，後者精神上過於簡陋，暴露了太多的黯昧本能，即放於農民起義史範圍內亦不足論；李自成軍則好很多，其文化上的努力和自我約束，已接近農民起義在這方面的最高境界。李自成大力吸收知識分子進入農民軍，從中借取政治策略，對農民軍面貌和理想加以修正，剋制子女玉帛、打家劫舍的原始衝動，著力塑造正義之師形象。正因有這些調整和提升，李軍所向披靡，終至奪取明都。李自成險些成功，如歷來所論，他「被勝利沖昏頭腦」，功虧一簣。很多人因這一點，為他扼腕。其實更需要詢問的是這樣的問題：即便李自成未「被勝利沖昏頭腦」，又將如何？李自成能夠為中國開闢新的歷史，還是僅能複製一下朱元璋的成功？這是關鍵，也是關於明末這段歷史真正應該考察的方面。就算李自成取得與朱元璋比肩的成就，對歷史又有什麼新意可言？我們不僅沒從他那裡看見創造歷史的跡象，甚至也沒有發現這種能力。

我們不會吝惜對農民起義的同情支持，但要將這種態度與對歷史正確方向的判斷區分開來。大順政權以其實踐表明，在最好的情形下，它對歷史的貢獻將僅僅是王朝的周期性更迭。那是一個老套的故事，以對奴役者的反抗始，以更換新的奴役者終。這樣的結局，感傷者目為悲劇，而理性地看，當歷史仍處於舊格局、按照老的軌跡運行時，完全是意料之中、萬變不離其宗的事情。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興與亡，不過是同質權力的易手、交割。只要權力終點仍是「龍床」，坐於其上的姓朱姓李、姓王姓張，於歷史又有什麼分別？就此而言，李自成「成」也好「敗」也罷，我們都不宜自作多情，輕易為之欣悅或喟嘆，除非我們確實從歷史整體明了其成敗的意義。

明末的精神高度

歷史是複雜的，它的道理，沒法簡單到「一部階級鬥爭史」那樣，只須做二元的判斷。以明末而論，雖然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是激烈社會矛盾的反映，但李自成也罷、張獻忠也罷，並沒有提出和形成新的問題，從起因看也主要出於飢餓、災荒、重賦等。這些問題不外是已知歷史的重複，過去千百年的農民起義一直如此。

雖然從李自成、張獻忠那裡我們找不到新的歷史軌跡，但這樣的軌跡在中國的確已經出現。證據有三：一、晚明經濟因素和生產方式有新的突出變化；二、以鄉紳力量的成長為背景，出現了社會再組織情形和新的社區政治萌芽，隱約有使君主集權耗散的趨勢；三、在精神思想和文化上，明確提出了君權批判，要求權力、利益重新分配，並嘗試構想和描述新的社會圖景和正確的倫理。縱覽帝制以來的中國歷史，不難看出這三點都是帶革命性的新的歷史元素，它們預示著歷史可能會有大的轉折和突破。

明末所以出現這樣的轉折和突破，得益於兩點：一是社會歷史本身的水到渠成，二是精神思想和文化達到了相應高度。

關於前者，我們可通過唐宋以來中國技術文明的進化、商品的發展、城市的數量增長和形態變化去了解，更可注意明朝工商繁盛、出現僱傭勞動、大規模海外貿易、金融貨幣影響加重、資本開始集中，以及在資本和技術支撐下生產日趨專業化競爭，以至初步有行業壟斷苗頭等現象。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言，嘉靖、隆慶間，長江中下游已現「末富居多，本富益少」之狀。古時，農為本、工商為末；「本富」是以農而富，「末富」則屬於因工商致富。這種財富來源或經濟成分的變化，當然揭示著一種歷史的質變。而各地區利用自身的資源、技術優勢，開始形成專業化分工與布局，例如布匹生產，通常在松江紡織，再運到蕪湖染色，原因是兩地在不同生產環節和技術方面各擅所長、優勢明顯。說到行業壟斷苗頭，可舉徽州為例：當時，徽州的生產者無疑已執中國文化產業之牛耳，從文化用品（筆墨紙硯）到圖書出版，絕無他處能攖其鋒。《桃花扇》寫到的蔡益所，便這般誇耀自己的書肆：「你看十三經、廿一史、九流三教、諸子百家、腐爛時文、新奇小說，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連樓。」《千字文》、《百家姓》並《三言》、《兩拍》等一些最風行的古代出版物，都是徽州出版家的產品。此外，由著名的「白銀現象」可知資本元素在明代的重要地位。按照弗蘭克的研究，當時全球的白銀泰半湧入中國，中國乃「世界白銀生產的終極『秘窖』」。（《白銀資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世界史上昔日的白銀時代，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經濟的存在與支撐，正如以後美元時代與美國經濟之間的關係。中國商品經濟之發達，其又一證據是它所擁有的幾座超大城市，「南京達到100萬人口，北京超過60萬人口」，而廣州與鄰近的佛山有150萬居民，這「幾乎相當於整個歐洲城市人口的總和」。（《白銀資本》）

明代經濟和社會具轉型意義的變化及表現甚多，茲難盡述。總之至明末，中國歷史已站在新舊交替的關口：它一面為舊矛盾所困（即農民起義所反映的），一面湧出全新的問題和現象。而代表歷史深遠去向、直指今天的，並非前者，而是後者所提出來的歷史變革要求，說到底還是歷史高度問題。在明代末年，是誰體現了這種高度？是新興經濟和文化所催生的士紳、知識分子群體。意識到並進而承認這一點，首先需要跳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將目光落實和聚焦於「先進生產力」這一歷史大局。

在社會和歷史的質變的刺激下，明末已有了立足於自我的強烈的私有觀念，而以此為引導，進而有「平權」的意識，又從「平權」意識中發展出對君權、獨夫的批判。將這種思想脈絡連結起來，最終它將指向何方，對已置身現代文明的我們來說，答案不言自明、相當簡單。這裡先要分辨一點：「私有」現象的存在，不等於有明確、完全的私有觀念或私有主張，後者必以個人獨立權利的認識與訴求為前提。在中國，私產的事實從春秋時代公田變私田起即已發生，但兩千多年來，「私有財產」存在的事實與「私有觀念」或「私有主張」的形成並不同步，原因是對私有財產的承認沒有與個人獨立或對個人權利的尊重掛鉤。中國雖容納了私產的事實，卻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制；如果有，亦僅是皇帝一人所享有之私有制，國家為其私有，萬民為其私有，官員薪酬取之賦稅卻認為自己乃是「食君口」……但這歷來的認識，在明末切切實實面臨突破。黃宗羲提出新的社會政治倫理：「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正當的國家，是讓所有人「各得其私」「各得其利」、「敢自私」、「敢自利」的國家（《黃宗羲全集》第1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應該根據這樣的邏輯和原則，重新立法，以「天下之法」代「一家之法」。對上面表述，我們應認同為中國真正發生私有觀念之始，它與歐洲啟蒙思想家們所鼓吹的私有觀念既在同一方向，也在同一高度。

這樣推崇私有觀念，是破天荒的事情。一旦有這種觀念，過往一切價值都將紛然披解，倫理基石將被更換，個人或個體將就此崛起。從本質上說，私有觀念是一種人權觀，而非財產觀；它所肯定和欲加保護的，遠不僅只是「財產」和「有錢人」，而是每個人依天賦人權理當擁有的一切：他的身體、精神、自由、尊嚴……事實上，私有觀念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它讓社會真正回到對個人的尊重，真正摧毀了基於權力的人身依附。進而言之，私有觀念下即便流浪的孤兒、身無分文的丐民，也比專制制度下腰纏萬貫的富人更富有，至少他們作為人的基本權利不得踐踏，而後者卻隨時可能被不受約束的權力剝奪一切。

私有觀念不立，則平等思想無由，平權意識無出。黃宗羲曾言，君權之下，君之視臣如仆，臣之視己為妾，維持著一種卑怯苟且的關係。他心中合理的君臣關係應是：「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第一，沒有坐享其成者，大家都應該是勞動者；第二，只有分工不同，沒有主僕之分，大家只是共事者。假如我們對自古以來的君臣倫理略知一二，大概都不能不震驚於他的「肆無忌憚」、「犯上作亂」。過去，我們只知有李自成那樣的「造反者」，現在才知道，跟黃宗羲相比，那些「造反者」算不了什麼。黃巢、朱元璋、李自成是將舊皇帝反下台、自己去做新皇帝。黃宗羲不然，他直接否定了君權，把它從獨大、獨夫位子拉下馬。這不是造反，這是發動一場革命。

總之，中國曆來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乃至人人心頭暗揣的皇帝夢，到明末，終於有人起來要將它擊碎了。「皇帝」這一字眼，在黃宗羲那裡已徹底是負面的存在：「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而類似的批判，並不僅見於黃宗羲，實際是明末清初一批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聲。例如雍正間呂留良案，案主曾靜在其《所知錄》中，將過往皇帝一語概括為「光棍」，「皇帝合該是吾學中儒者做。」（胤《大義覺迷錄》）此話的重點，與其說是鼓吹儒者當皇帝，不如說鼓吹「知書」方配得上治國。因為「知書」才能「達理」，「達理」才會講道理、不胡來。善意、理性的政治，只能是講道理、不胡來的政治。對此，他們有原則，甚至也有初步的制度構想。原則方面，黃宗羲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權力不代表真理，這與我們今人「反獨裁」是同樣的意思。接著他提出了一個遏制獨裁的辦法，就是「公其非是於學校」，「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這裡的「學校」，與現在純粹的教育機構有些不同，或可解釋為國家政治人材儲備之地。裡面的人，既是學生身份也是未來的從政者，他們有知識理性，又置身「朝堂」之外，與烏七八糟的利益無關，大致相當於有獨立見解的專家型「政治評議人」。這些環節即便一時談不上讓政治決策過程民主化，但對君權發生一定約束、制衡作用，顯然是可以期待的。其實更重要的一點在於，這是新的政治思路和方向的開啟，沿此探索下去，誰能說中國人斷然提不出類似「代議制」的設想呢？

所以說，明末的精神思想高度，明顯表現在新興社會實踐及其代言者那裡，而非其他。但何其不幸，這進程卻迭遭兩次阻隔。明末的農民戰爭和滿清入侵，各有其必然，又各有其偶然。其必然，在於明王朝近三百年千瘡百孔、積重難返，早如坐火山頂上，內憂與外患一觸即發。最終而言，明朝無論亡於李自成還是亡於清，都應該說合情合理、咎由自取。其偶然，則是從歷史大方向來看，內亂和外侵同樣擾亂了中國的腳步。彼時的中國，黃宗羲以「天崩地解」稱之，大懷疑和大批判的精神磊然而起，相對於即將到來的變革，「虜」、「寇」之亂非但不處於同一方向，反倒令之鎩羽折翅、魚池水干，恰似黎明前地平線的一縷曙光微露卻倏忽消失，轉而又沉入更深的黑暗。正因此，當我偶然見到「黑洞」一詞的解釋——黑洞是一種引力極強的天體，連光也不能逃逸——當即想到，這便是明末的中國。

中國就此與可能的重大變革失之交臂，令人悵惘。不過，此亦為歷史所常有。我們曾聽說「資本主義」——不用這個指向性過強的術語，代以「現代文明」一詞也許較好——不可能從東方的歷史和文化自發產生。它的另一種意思是，中國通往現代，只能依靠西風東漸、由外鑠我的途徑。對這個論調，如果細緻考察過中晚明的社會及文化，都很難不表質疑。當時中國明顯自發地進入了「轉型」通道，這結論應謂毋庸置疑。只是這一前景，被突發事態攔腰截斷，繼而由於清廷的統治，民族矛盾取代和壓制了中國原有的歷史文化苦悶。換言之，中國所以未能延續「轉型」過程，純屬意外。歷史上，這種意外不在少數。遠的不說，近現代兩次中日戰爭，都不同程度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軌跡。故爾，歷史一面有其必然，一面也隨時發生偶然；雖然總的來說，「必然」終歸要實現，但因「偶然」而起的挫折、延誤與遲緩，也實實在在令一個國家和民族接受考驗。筆者個人認為，從「古典」向「現代」轉化中，中國的「運氣」明顯不如歐洲。當然，「運氣」也有在我們一邊的時候，例如公元之初前後，較之於別處（小亞細亞至歐羅巴大陸一帶），我們的局面相對簡單，麻煩較少，而能建起比較充分、穩固的農業社會和農業文明，享其成果一千多年。

有時，歷史興廢不由人意，我們只有仰而受之，這是沒辦法的事。但我們不可以不知其來歷，不可以泯其真相，尤不可以錯過它的教益。中國人說「往時難諫，來日可追」，又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知往鑒今，是歷史對我們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所在。歷史包含各種人力難及的啟迪。許多問題，我們窮以一生、苦思冥想或許仍不能破解，到歷史中卻能輕鬆找到答案。這就是歷史的寶貴，是它值得我們熱誠相待的理由。在精神上和知識上，人類有諸多學習的途徑，或者說，有許多師法的對象；在筆者看來，自然和歷史是其中最好的兩位老師，因為它們從不說謊，也幾乎不會用虛離矯偽的義理誤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