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這沉痛的包袱
教我們如何卸下，如何
把二十一世紀，還未哭呢
小心啊，扛上肩頭
－－摘自余光中的詩作《呼天搶地》
時代的腳步剛跨入廿一世紀的門檻。回顧廿世紀末的科技和資訊革命，雖然熱火朝天，但是一連串天災人禍，加上電腦「二千年蟲」（Y2K)的威脅，也讓我們彷如經歷了詩人所說「三翻四覆一連串的痙攣」！而當你舉目遠眺，等在前面的，又是怎樣的景象？
面對新世紀的諸多變數，面對「後現代」文化的延伸，基督信仰能提供什麽答案，造成什麽影響呢？在本文中，我們二人，即《海外校園》主編蘇文峰和特約編輯熊璩將用對話的形式，從「二千年來基督信仰對時代的影響」這一角度，以第一世紀和十六世紀為重點，作一次回顧與前瞻。
一、第一世紀－－星火燎原
·時代背景
蘇文峰（以下簡稱蘇）：讓我們先來了解第一世紀的時代背景。你認為當時的猶太人是哪一種心態？
熊璩（以下簡稱熊）：猶太人以身為上帝的選民為榮，視被羅馬人統治為奇恥大辱。一世紀的猶太民族是一個愛國心與宗教心都高漲的時代。另一方面，猶太的希伯來宗教信仰已流於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變成心胸狹窄，自以為義的宗教。
蘇：確實，當時的希伯來宗教信仰，已扭變成有強烈排它性的地方宗教。而當時的羅馬帝國，文事武功鼎盛，如日中天。公民的生活富裕，一無所缺。在精神上，全盤接受希臘的文明和多神的信仰。羅馬人非常迷信，追求「諸神的安靜」。但是在這些輝煌的背後，心靈非常空虛。歷史學家曾有生動的描述：
「他們曾吃過一切，見過一切，聽過一切。
「他們嘗過各種的美酒，遊歷過各地，愛過從巴塞隆納到底比斯的一切女人。自古所有的書籍，都放在他們的圖書館裡。自古所有的最好的圖畫，都掛在他們的壁上。全世界最靈巧的音樂家，為他們侍膳。他們與小孩子一般，受過最好的教授與教育家的教導，應學的事物，都學過。結果，一切的食品與酒類都失卻了滋味，一切的書籍都成了乾燥無味，一切的女人都變成無意味的了。生活本身也已成了一個重負，許多人都願及早拋棄。
「剩下的祗有一個安息，即對於『不可知者』（the Unknown)與『不可見者』(the Invisible)的冥想。」（引自房龍（Van Loon《人類的解放》一書）。
熊：人們所尋求、所需要的是，一個能安身立命的信仰。這是基督信仰傳揚的溫床。
·基督信仰的生命力
蘇：你認為耶穌基督及初期教會，給第一世紀帶來的影響是什麽？
熊：那就是耶穌基督的風範、洞察力和信息令人折服，他的眼界與胸襟使跟隨他的人，超越了種族與地域的限制，使基督信仰成為普世性的信仰。這種打破種族和「組織化宗教」的胸襟，竟出自一個足不出巴勒斯坦，沒有受過任何正規教育的「木匠」，實在令人震撼。
蘇：英國歷史學家威爾斯（H.G.Wells）認為耶穌是人類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威爾斯不是基督徒，他純粹從理性的角度評估，「他留下了什麽有繼續存在的價值？他有沒有引導人們走上新的思想之路，並給予一種持久的推動力？」
但是基督徒卻知道：基督信仰不單是一套新的思想路線和價值觀，更是具有耶穌基督的犧牲和復活帶來的盼望和生命力。一群由加利利小民信奉的「新教門」，歷盡了猶太人和羅馬人的殘酷逼迫，終於在第四世紀「征服」了羅馬帝國。可見他們信仰的真實和強烈的感染力。
熊：基督信仰的廣傳，使徒保羅也功不可沒。他能打破猶太教的框架，把一個原本以希伯來傳統和經驗為主的初期信仰，經過整理和傳揚，長成為一個普世性、有統一而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強烈震撼力的信仰。
保羅幾封著名的書信，完成於四福音成書之前，也在各地有組織性的教會成形之前。如果沒有他的書信和宣教工作，基督教可能今天仍未廣傳。保羅學問淵博、思想慎密，而且靈性經驗豐富。他主動尋求基督信仰與希臘哲學宗教的對話，並超越了人文主義的局限，這使得基督教深入羅馬社會的各階層。
蘇：因此，保羅的宣教態度成了歷代的楷模。有人說，基督信仰與當今新儒家最大的不同，是新儒家都是學者，但是基督信仰卻有許多甘心為之殉道的宣教士。像保羅及古今千千萬萬的平民基督徒，就是如此。
二、十六世紀－－宗教改革
蘇：跨過中世紀（五至十五世紀）中的西羅馬帝國滅亡，回教勢力興起，神聖羅馬帝國建立，政教合一，十字軍東征，文藝復興……我們來到十六世紀。當時的時代背景已與第一世紀不同，顯然已到了必須改革的時候了。
熊：這「必須改革」的原因，是制度化的宗教（羅馬天主教）到了十六世紀，又成了形式、教條和傳統的僵化系統。由於權力的集中和絕對性，控制宗教的「祭司們」，也已經腐化。因此對他們而言，在政教鬥爭中得勝和維持既得利益，就比拯救人靈魂更為緊要。
與此同時，教皇已成為一切真理的最高詮釋者，教會採納了亞里斯多德的哲學與世界觀，壓迫異己。當時的（天主）教廷成了人類文明進步與發展的障礙。
蘇：在這樣的時空之下，基督信仰必須解開制度化宗教的束縛，恢復其活潑自由的活力。馬丁路德在那時代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他的貢獻可分二方面：
第一，馬丁路德在修道院苦修多年，期望從克苦修行中獲得上帝的恩寵。一直到有一天，《羅馬書》的「義人必因信得生」，如同清晨的日光射入他的心，把他從長久受制式宗教禁錮中釋放出來。這種力量給他無比的勇氣。當他在1517年10月31日把「九十五條信念」貼在威丁堡教堂的大門上時，他是以匹夫之力向全歐洲的權勢宣戰。路德的信仰、眼界和勇氣，使得整個西方的文明與宗教信仰受到衝擊而改變。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有人公然單獨與神聖羅馬帝國和教皇抗衡，且始終沒有低頭。作為歷史的學生，我們應向他致敬。
第二，路德與許多其它改教人士，都是學識淵博，著作等身。改教雖是群眾運動，更是用文字做武器的運動。於是新教（Protestant，即現在通稱的基督教，有別於天主教）不僅受到民眾的擁護，同時也受到許多知識份子的支持和認同。
熊：新教對時代的貢獻不僅在宗教復興和群眾覺醒，新教與科學革命的淵源也是有目共睹的。一般人都以為文藝復興是引進現代科學的最大功臣，而基督教是阻礙科學發展的罪人。其實以聖經為中心的信仰，傳遞了一種以上帝為本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取代了以人為本的世界觀，因而助長了科學的發展。現代名科學家歐本海默和名數學家懷海德（都不是基督徒）都曾著論，說基督教，特別是新教，是科學之母。英國的皇家學院，初成立時十位主要成員，其中有七個是新教徒。在1663年，皇家學會有62%的會員是清教徒，雖然當時清教徒在英國只佔極少部份。
文藝復興與後來的啟蒙運動都帶來自由，而且是人本主義的自由。宗教改革也帶來了自由，是神本主義的自由。人本主義的自由以伏爾泰為首，促成了法國大革命和後來的暴民政治，以及極權的恢復。神本主義的自由帶給人類最大的覺醒，就是恢復了人的尊嚴，而且是有基礎的尊嚴。人是「按照神的形像造的」，而且人人都有「祭司」的職份，這種世界觀帶來了英國和平的社會改革。它也是現代民主政治與法治體系的基礎。它影響之深，是許多不熟悉西方歷史的人所不能了解的。
蘇：這一觀點，薛華（Francis Schaeffer）在引述Jacob Burckhard（1818-1897）《義大利文藝復興文明》一書時也有提出。他還認為，歐洲北部的宗教改革和南部的文藝復興之所以不同，原因就是：
「文藝復興的人本主義，人沒有辦法給人生各個殊相賦予意義，同時在道德範疇中無從得到絕對；北部就不同了，宗教改革中的人活在聖經真理下，在自由中抓著絕對價值。」（引自薛華《前車之監》一書97頁）
三、廿一世紀－－後後現代
·時代背景
蘇：經過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理性主義的發展，從十九世紀步入廿世紀，人類（至少西方世界）的世界觀是相當統一的：宇宙是「有秩序」的，「理性」的，而且是「可確定」的。
但是廿世紀的發展把這一切都改變了。
熊：的確，單從物理學來說，量子物理就使我們對「真理」有突破性的認識。愛因斯坦和波爾讓我們了解「光」不只有「波」的現象，它也有「電子」的現象。湯森（J.J. Thomson）發現所有的原子都是由同樣的微小粒子（電子）組合而成的。布羅格尼（Lousis de Broghie）也發現，「電子」也具有「波」的性質。
物理學的刺激，兩次大戰的悲劇再加上社會多元化的發展，廿世紀人類的世界觀，逐漸從「有秩序」走向「雜亂」（chaos)，從「理性」走到「繁複」（complex)，從「可確定」走到「不可確定」。人類社會的價值觀、道德觀和宗教信仰，都不過是文化與環境架構下的產物。甚至連歷史也不再是客觀的現實，而是「權力」應用下，為特殊利益服務的工具罷了。這就是「後現代」社會的景觀。
·從「後現代」到「後基督教」
蘇：從十九世紀至今，無論從心理學、共產主義、超人哲學或解構主義的角度，都有人極力攻擊基督教。可否請你列舉幾位？
熊：十九世紀對「組織化宗教」攻擊最力的有三個人，佛洛依德、馬克斯和尼采。他們深深影響了廿世紀對宗教的思維模式。佛洛依德認為宗教不過是罪惡感深重的人，因需求自我潔凈，而強制上帝祝福的一種遊戲。馬克斯則認為宗教不過是階級壓迫與剝削的工具而已。尼采更為犀利，他認為任何一個宣稱自己擁有「真理」的人，都不過是一種「權力意志」，用來操控他人而已。
其實耶穌基督和馬丁路德對當時僵化的「組織化宗教」也有類似的批評。今天的社會對所謂「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對教會，也有類似的批評。在這個「後現代」社會，一般人認為「宗教」不過是一些死的教條，一些褪色的道德律。信徒們不是個性軟弱便是心胸狹窄，自以為義，沒有同情心，壓抑異己思想。
美國許多調查發現，自1980年「道德多數」運動以來，參加教會的人數顯著減少，教會幾乎是老年人俱樂部。美國的「一般社會調查」在1996年公布資料說，從30歲到39歲的人，參加教會活動的人數，自1984年的37﹪，降到1995年的25﹪。《華爾街日報》在1994年報導，自1991年以來，18歲到29歲之間參加教會的人數，已從35﹪降到27﹪。這都是以為美國是「基督教國家」的人沒有意識到的變化！
不但如此，「後現代」的文化潮流基本上是反基督教的。有人說今天的美國，有70﹪的人是對基督「教」有很深反感的。人們對「靈魂」和「超自然」的事有興趣，對上帝有興趣，但是對「教會」沒有好感。
哈佛教授Henry Louis Gates, Jr.在《紐約時報》撰文說，平日他儘可能不提及自己的宗教信仰。這不只是個人隱私，更是因為哈佛人視有宗教信仰的人為有「心智殘障」。普林斯頓的社會學家Robert Wuthnow也承認，對基督教（尤其是福音派）的排斥，是美國高等學府最大的公開秘密。
蘇：你認為這種現象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麽？
熊：今日的基督教不但已從主流隱退，基督教也在「文化戰爭」中失勢。它所代表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不再受到尊重。人們以功利取代。教會也多半固步自封，成為文化邊緣的團體。
蘇：不僅如此，信徒不但沒有領導潮流，反而成了潮流中的一份子。美南浸信會的Henry Blackaby博士1999年5月22日，在葛培理佈道團的訓練會上嘆息說:「問題是，教會內的離婚率與教會外一樣，教會內的墮胎率也與教會外一樣。甚至賭博的比率也只不過少了1﹪而已。」這樣「失了味的鹽」，怎能見證基督的品味？
·資訊革命的影響
熊：這廿年來由於「資訊革命」，特別是「網路革命」，引起了資訊的大爆炸。它加快了我們生活的步調，改變了我們生活的方式和我們的世界觀。這種變革的速度在人類歷史中空前未有。「知識就是權力」這句話，對今天個人的社會與經濟地位有了更深更廣的意義。這種衝擊造成了社會的失調，有了所謂「數位鴻溝」（digital divide）的畸形現象。
人與社會，人與家庭和人與環境的關係正在進行著基本的改變。支撐兩千年文明的一些基本架構已經開始鬆動。人類已不是在主導這個變局，而是成為這變局的奴隸。君不見網路股票的狂飆？「每日股客」（day trader）的瘋狂炒作？
這種新社會的經濟模式，獎勵有能力、肯冒險的人，更給了貪婪、自私和冷酷無情的物質至上者豐富報償。它助長了人與人關係的疏離。這種力量強而有力，許多社會的常規都被打破。我們已經開始感受到社會失控的危機了。
·廿一世紀的前瞻
蘇：從「後現代」到「後基督教」，從「資訊革命」到「高科技挂帥」，我們已到了人類文明的一個轉折點。表面上，人類是樂觀的。高科技帶來了無限的可能性和選擇性，我們的自由度增大了。然而，因為人與人的距離愈遠，我們在逐漸拆毀人類賴以安身立命的互信、共識和共同的價值觀。我們快速地進入一個反人性的漩渦。我們將承受這種力量反彈的效應。
熊：廿一世紀的人類必然會從這種高科技文化的迷夢中覺醒。他們會尋求超越個人私慾的生活價價。他們將從孤獨中回頭，尋找一個可歸屬的社區。他們將尋求一個不變的永恆、一個真實的信仰經驗、一個值得獻身的目的。他們雖然不愛教條和說教，但他們內在的饑渴將不容許他們當機器的奴隸。
他們渴望接觸到愛心的關懷，他們需要聽到有實質內容的教導。他們將轉向誰呢？他們將重新發現基督耶穌是他們的答案。Gordon Rupp說過：「十六世紀的人難以設想沒有基督的信仰，廿世紀的人卻認為基督教已失去時代性。」或許，這兩個世紀最大的差異要到廿一世紀才能彌補。
·教會的使命
蘇：為了領導潮流，為了掌握時代的脈膊，教會不能只是一些尋求心靈慰藉的難民收容所，也不應只是一個看法相似的人的俱樂部。教會應當深刻了解「後現代人」的思維模式和世界觀。教會應當用多重切入點尋求與他們對話。
更重要的，教會應當打破傳統的框框，著重訓練一批能照亮黑暗的門徒。就像保羅所說的：「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疪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熊：基督的信息並不僅限於反對墮胎和同性戀，更不是要與政黨掛鉤。基督徒應當推崇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表現對社區真正的關懷。基督教不是一個懷舊的宗教，基督教是一個叫人跟隨基督、打破框框向前走的信仰。英國摩爾爵士（Sir Thomas More）說過一句很深刻的話：「我們都活在缺乏想像力的咒詛中。」（We are condemned to live out what we cannnot imagine.)我們期望廿一世紀的基督徒能更積極使用他們的想像力。
蘇：還有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基督教如果不能深入知識份子當中去，就很難有持久的影響力。基督徒不可視知識份子為仇敵，因而產生反知識的衝動。廿一世紀的知識份子仍將尋求生命的意義與生活的智慧。基督徒應深切體會基督信息的時代性，尋求優勢的切入點。有實際內涵的教導與挑戰，是會受到人們真誠的回應的。
熊：應當認識潮流，但我們更應當有洞察力地批判和影響潮流。這工作是艱巨的，但也是必須的。基督的教會啊，你準備好跨出這新的一步嗎？基督說：「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這一世代最需要的，就是有一批有情、有理、有靈的人，回應基督的呼召，走今日的十架道路。基督信仰對今日最大的意義，不是增加許多教徒，而是活出一群像基督的門徒。□
註：文中參照多本書籍、雜誌。包括：
1 中文版《基督教二千年史》1971，陶理博士主編。
2 Franis Schaeffer,「How Should We Then Live」(1976)中譯本《前車可監》
3 Leonard Sweet,「Soul Tsunami」(1999)。
4 Stanley J. Greng,「A Primer on Postmodernism」(1996)。
5 Nu Sojourners Magazine，1999年7-8月號，9-10月號。
6 Leadership Magazine，1999年秋季號。
上網時間： 2002-11-08 來 源： 《海外校園》39卷 共有2101位讀者閱讀過此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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