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改革開放以來價值觀變遷的五大機制

　　內容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發生了從一元價值觀向多元價值觀、從整體價值觀向個體價值觀、從理想價值觀向世俗價值觀、從精神價值觀向物質價值觀的變遷。30餘年來，這些價值觀的變遷具有五大機制，即促使主體多元化和主體意識覺醒的哲學機制，社會變遷與價值觀變遷相生相長的社會機制，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主體多元所有制結構和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機制，政治一元主義的解體和政治民主化的政治機制，以及全球文化之開放和碰撞的文化機制。

　　關 鍵 詞：改革開放；價值觀變遷；哲學機制；社會機制；經濟機制；政治機制；文化機制

　　作者簡介：廖小平，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倫理學研究所。

　　中圖分類號：B0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209(2013)04-0095-07

　　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價值觀變遷有各種各樣的概括。筆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價值觀變遷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即從一元價值觀向多元價值觀的轉變，從整體價值觀向個體價值觀的轉變，從理想價值觀向世俗價值觀的轉變，從精神價值觀向物質價值觀的轉變①。本文並不探討價值觀本身的轉變，而是試圖探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變遷的原因和機制。這些原因和機制既有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的，也有哲學和文化方面的。

　　一、哲學機制：主體多元化與主體意識的覺醒

　　哲學對社會和觀念及其變化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革開放之初關於實踐標準大討論的思想解放運動，逐漸消除了與「左」的思潮相結合的價值觀，並對過去一切陳舊的價值觀進行了深刻反思和重審。思想解放運動為改革開放掃清了思想和價值觀念障礙，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的價值觀重大變化，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啟蒙作用。在這個過程中，哲學發揮了思想先導和催生新的價值觀的重大作用。主體多元化與主體意識的覺醒，既是哲學催生新價值觀的兩個重要方面，也是哲學促發價值觀變遷的兩個重要機制。

　　主體、主體意識或主體觀念是價值觀念的核心；社會主義的主體觀念，是社會主義價值觀念體系的核心②。然而，改革開放以前，「人」這個主體不斷地被虛無化，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主體被消解掉，人完全成了一種政治工具而被客體化和異化。主體的虛無和消解，自然意味著主體意識的缺失和消弭。如果說那時還存在所謂主體的話，也只是作為惟一的、最高的和整體化的主體——國家。國家通過自上而下的單向行政控制來強化自己的作用，國家代替了一切社會主體和個人主體，因此，不僅社會結構，而且人們的價值觀都顯示出「鐵板一塊」的狀態，這也是當時社會價值觀之所以是典型一元價值觀的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一個最大變化，就是主體發生了多元分化，主體意識也空前覺醒。

　　主體的多元化是價值觀多元化的基礎和根據。價值是屬人的，是主體性範疇；價值觀自然就是主體(人)的價值觀，價值觀不是獨立於人之外的觀念，而是存在於人的歷史與現實生活之中，體現在人的生存和發展方式之中，展示在人的精神活動和價值態度之中。人既是價值的創造者、價值觀的發起者，又是價值觀的承擔者。一切價值觀的根據，全部在價值主體之中。價值主體的多元取決於生存環境、經濟發展、意識形態、文化傳統、生活方式以及行為習俗等各種複雜因素的差別和對立。當然，價值主體是一元還是多元，最根本的還是與主體之間的利益是否分化直接相關，價值主體的多元與主體之間利益的分化是相輔相成的。我們說改革開放前的價值觀是一元價值觀，是由於那時的價值主體實際上只有一個，即國家，其利益主體也只有一個，即還是國家，一切價值都歸結為國家的價值，一切主體的利益都無條件地服從國家的利益。只有一個價值主體即一元價值主體的社會是不可能存在多元價值觀的。我們說改革開放以來的價值觀是多元價值觀，就是因為價值主體的利益發生了多元分化，主體的價值選擇呈現出了多樣化的局面，除了國家利益外，各個價值主體都有了自身的利益，主體價值的公共性空間也空前拓展了。在價值主體多元化的情況下，每一個作為主體的個人和群體，其價值標準和價值取向必然就是多維的、多向的、多層次的和立體化的。人們因不同的價值立場而採用不同的評價標準，各種價值標準的對立越來越明顯，人們的意見越來越難以統一。這樣，價值觀出現多元化就是一種必然趨勢和結果。

　　改革開放以來主體得以獨立和多元化，必然促使主體意識的覺醒。主體意識的覺醒，一方面表現在對自身存在的清晰意識。20世紀80年代「自我」意識的凸顯就是主體存在意識合乎邏輯的結果，過去那種主體虛無化的狀況已不復存在。另一方面表現在對自身利益的清晰意識，過去那種混沌模糊的利益意識開始蘇醒了。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思考，即主體對自身存在和自身利益的清晰意識，實際上也就意味著對他人存在和利益也具有同樣的清晰意識。因此，各個獨立自主的主體的存在和利益，自然就成為了多元價值觀存在的根據；而每個主體同時意識到他人的存在和利益，就為多元價值觀的和諧共存提供了主體依據。於是，改革開放以來主體意識的覺醒就使中國社會價值觀從一元價值觀向多元價值觀轉變成為一種必然。

　　改革開放以來主體的獨立、多元化以及主體意識的覺醒，不僅使價值觀出現多元化，而且使價值觀更傾向於個體價值觀、世俗價值觀和物質價值觀。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第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和客觀需要，決定了主體的獨立首先意味著個體的獨立；主體意識的覺醒也首先意味著個體意識的覺醒。雖然主體包括群體主體和個體主體，主體意識的覺醒也包括群體主體意識的覺醒和個體主體意識的覺醒，但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並不缺失群體主體，群體主體意識也十分強烈，而恰恰是個體沒有主體地位，個體主體意識嚴重不足，甚至受到壓抑。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一方面特別需要個體主體的獨立及其意識的覺醒，另一方面事實上也客觀地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個體主體及其意識空前凸顯起來了，其本質表現和內涵就是個體價值觀的彰顯。第二，由於主體對自身利益的清晰意識，使得主體的價值觀相對於改革開放之前來說，更多地關注日常世俗的物質利益和物質價值，過去那種具有宏大敘事色彩的理想和精神追求，在其滿足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只能暫時退居幕後。這樣，過去的理想價值觀和精神價值觀必然被世俗價值觀和物質價值觀所取代。

　　二、社會機制：社會變遷與價值觀變遷的相生相長

　　討論價值觀的變遷，不能孤立地進行，應該把價值觀變遷放在社會變遷與價值觀變遷的關係中來加以審視。社會變遷與價值觀變遷的內在關聯性，恰恰就是價值觀變遷的重要社會機制。同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所具有的前現代性—現代性—後現代性的「時空壓縮」，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變遷不可忽視的重要機制。

　　社會變遷與價值觀變遷的關係究竟如何，看起來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實際上卻很複雜，且並未得到真正的解決。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依此原理可知，社會變遷決定著作為社會意識形式之一的價值觀的變遷，社會變遷是價值觀變遷的前提和基礎，這從「歸根結底」或「最終決定」的意義上說是正確的；按照這種理解，那麼從先後關係來說，也是先有社會變遷，才有價值觀的變遷，社會變遷引發了價值觀的變遷。這種社會變遷對價值觀變遷的決定性，對於我們來說早已成為一個預設性的前提。

　　問題在於，價值觀的變遷對社會變遷具有何種作用？在西方，近代以來，特別是資本主義產生和壯大的過程中，伴隨著每一次重大的社會變革，一方面催生了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思想觀念，另一方面這些全新的思想觀念又為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開闢了道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市場經濟等本身既是完全不同於中世紀社會的嶄新的思想觀念，也同時產生了人文主義、世俗主義、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等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可以這樣說，沒有這些價值觀，資本主義就不可能成其為真正的資本主義。在中國，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改革開放等偉大社會變革，同樣一方面提出了變革傳統的思想觀念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這些新的思想觀念又為這些偉大的社會變革鋪平了道路。因此同樣可以說，沒有西方民主思想的影響，就不會有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沒有五四新文化運動，就不會有新民主主義革命；沒有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就還將需要長時間的摸索。由此「不難看出價值觀念轉變對於社會轉型的決定性意義，完全有理由說，沒有個體主義的價值觀念的產生和形成，就不會有西方現代化的產生和形成，沒有從極端利己主義到合理利己主義、從合理利己主義到功利主義、再從功利主義到後來的正義理論等思想觀念的轉變、更新、重構，就不會有今天的西方社會。完全有理由說，沒有價值觀念的現代化，就不會有西方社會的現代化」③。同樣，「從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看，價值觀念總是具有根本性、先導性和決定性的意義，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每一次進步，無論是大的還是小的，都是思想解放觀念更新的結果」。④譬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從一元向多元、從整體向個體、從理想向世俗、從精神向物質的變遷，其所具有的積極和消極的雙重意義，對當代中國社會相應地產生了積極和消極的雙重影響，其積極影響之一就是使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消極影響之一就是導致了社會失序和道德失范。當然，在強調價值觀念對社會變遷的作用時，絕對不能誇大它們的作用而矯枉過正。對於社會變遷與價值觀變遷的相互作用，如果截取某一歷史時段，那麼，可以證明社會變遷對價值觀變遷產生決定性作用；而截取另一歷史時段，則又可以證明價值觀變遷對社會變遷產生決定性作用。但是，歷史是不能「截取」和「肢解」的，歷史是一個有機的過程。因此，從有機的過程來看，社會變遷與價值觀變遷的關係是辯證的和相生相長的。這就是價值觀變遷具有普遍意義的重要社會機制。

　　此外，一些學者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加速轉型。加速轉型的重要結果之一就是「時空壓縮」⑤。對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時空壓縮」的特點，一般理解和概括為在同一個時空範圍內呈現出了傳統社會的前現代性、現代工業社會的現代性和後工業社會的後現代性的共存。共存的前現代性、現代性和後現代性分別具有相應的價值觀內涵。譬如，英格萊哈特根據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橫剖研究數據分析，提出當今世界各國的價值觀變遷實際上存在著「兩個維度」，一個是「現代化」維度，它反映的是從「傳統價值觀」向「現代價值觀」的轉變程度；另一個是「後現代化」維度，它反映的是從「生存價值」向「幸福價值」轉變的程度。他還依據縱貫研究數據，揭示了當今世界發達工業社會出現的從「物質主義價值觀」向「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從「現代價值觀」向「後現代價值觀」轉變的價值觀變遷趨勢。我國還將長期處於現代化進程之中，前現代性、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共存還將長期存在。這也就意味著前現代價值觀、現代價值觀與後現代價值觀也將在中國長期共存。一元價值觀與多元價值觀、整體價值觀與個體價值觀、理想價值觀與世俗價值觀、精神價值觀與物質價值觀與前現代性及其價值觀、現代性及其價值觀和後現代性及其價值觀都各自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對於前現代性、現代性和後現代性價值觀的關係，有學者以理想價值觀與世俗價值觀為例認為，前現代性是理想價值觀，現代性是世俗價值觀，而後現代性則是世俗價值觀的極端化⑥。這對於具有前現代性、現代性和後現代性「時空壓縮」特點的當前中國社會價值觀而言，正意味著一方面中國社會共存著各種複雜的價值觀，另一方面隨著前現代性向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轉型，理想價值觀向世俗價值觀的必然轉變。

　　三、經濟機制：多元所有制與市場經濟體制

　　與改革開放前單一公有制不同，改革開放以來的所有制結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即由改革開放前的單一公有制向逐步形成的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主體多元結構」的轉變。所有制形式和結構不僅決定了一個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且決定了這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狀況和結構。譬如，到1978年底，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全民所有制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的比例為55∶43.2∶1.8，即公有制的比例高達98. 2%⑦。在這種單一公有制的經濟制度下，社會價值觀必然只能是單一的價值觀即一元價值觀，與單一公有制排斥其他所有制形式相適應，某種居於支配地位的價值觀不是與多元價值觀共生共存，或引導多元價值觀和諧發展，而是極力排斥多元價值觀，甚至不容多元價值觀的存在。要維持一元價值觀一元獨大的地位，又需要整體價值觀、理想價值觀和精神價值觀緊密配合。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和對所有制結構探索所取得的成果，截至1998年，工業總產值的國有經濟、集體經濟、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分別為28.5：38.3：38. 8⑧。到2006年，全國個體工商戶已達2576萬戶，從業人員達7500萬人，營業額達25489.5億元；私營企業達497.4萬戶，從業人員達6396萬人，營業額達34959億元；家庭經營2.5億農戶；還有大量外資和港澳台企業；即使是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其經營模式也已發生重大變化；從事私營和個體勞動者就更多了。到2011年，國有控股企業實現產值22.1萬億元，占規模以上工業的26. 2%，私營企業工業總產值達到25.2萬億元，比2002年增長18.5倍，占規模以上工業的29.9%，港澳台及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實現工業總產值21.8萬億元，占規模以上工業的25. 9%⑨。可見，非公有制經濟中的多種經濟成分已佔相當比重，這就意味著除社會主導價值觀外，社會價值觀還呈現出了多元共存、相互影響的局面。與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中國社會形成了以馬克思主義主導價值觀為導向、其他多元價值觀共生共存、多姿多彩的價值觀格局。因此，一般而言，有什麼樣的所有制形式，就有什麼樣的價值觀格局。

　　如果說，所有制結構的變化主要是導致了社會多元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那麼，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市場經濟社會的形成，對中國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則是全方位的，即不僅導致了多元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還導致了諸如個體價值觀、世俗價值觀和物質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有學者雖然並非全面但深刻地指出，非市場經濟社會的價值觀念體系「是一種定命論的群體主義的自然主義」⑩，而在市場經濟社會，「主體性意識、個體性意識、功利意識三者共同構成了市場經濟存在的觀念條件」。(11)我們認為，如若全面地理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的變遷，就要分析市場經濟體制的本性及其作用。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以及市場經濟本身的內在本性和客觀要求，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元價值觀向多元價值觀、整體價值觀向個體價值觀、理想價值觀向世俗價值觀、精神價值觀向物質價值觀的轉變。在諸如此類的價值觀巨大變遷面前，不論對價值觀的變遷作何評價，如上述價值觀轉變究竟是意味著價值觀狀況的「滑坡」或「爬坡」、價值觀是處於重建時期還是處於危機時期，或者「滑坡」與「爬坡」、重建與危機處於交織和膠著的複雜關係之中等等，都應該到市場經濟社會等社會經濟深層結構中去尋找其變遷的原因和機制，以及對這些變遷的合理解釋。譬如，第一，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逐步轉軌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確立，人們的主體意識空前覺醒。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主體意識及其覺醒不僅有深刻的哲學根據，而且有深層的經濟學根據，這說明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種主體經濟，因為與改革開放前完全不同，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切生產和經營活動的主體已經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的社會主體和市場主體；同時，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又是多元主體的經濟，這不僅表現在多種所有制並存等方面，而且表現在多元主體的存在必然是市場經濟的前提，這是由市場經濟社會分工和競爭的需要所決定的。第二，市場經濟的本性是趨向於個體化(獨立性)、世俗化(平民性)和物質化(消費性)的。這在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是如此，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成過程中也是如此，它們至少具有以下三個共同特點，即都凸顯了個性解放和個體價值，「人」代替「神」成為最高價值從而實現了從理想意義向世俗意義的轉變，消費主義的興起和盛行。這些共同點標誌著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巨大進步，同時也導致了工具理性的偏執及其後果，如自然科學技術的價值至上性、生態環境的破壞、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意識形態控制，以及「人的精神價值被忽視，精神空虛，人慾橫流，道德低落。人們向上的精神追求被截斷，絕對的是非標準被粉碎，商品經濟成為現代生活的指揮棒，整個社會都崇拜金錢萬能、物質享受」(12)。

　　四、政治機制：高度集權政治體制的解體與政治民主化

　　毋庸諱言，改革開放前30年的中國政治，總體上講是高度集權的一元化政治，或者說是政治一元主義。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在社會治理上表現為以黨代政、黨政不分、政企合一、政社合一，以此一方面加強對「社會」的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還控制著公眾的私人生活，包括個人的價值觀念；在經濟活動中表現為對經濟的高度干預，國家嚴格按照計劃和軍事管理的方式等超經濟的強制性來安排和組織工農業生產，並將本來屬於生產經營活動的經濟行為變為了政治行為；在意識形態上表現為對人們思想觀念的高度控制，使整個社會的價值觀高度集中、統一和封閉，進而使改革開放前的社會價值觀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一元價值觀」，即僅有一種價值觀。

　　改革開放以後，黨提出了黨要管黨、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下放權力等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和加強黨的建設的要求和措施，指出黨對國家、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等的領導就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隨著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生活發生了以下三大轉變：由革命政治轉向發展政治，即「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建設成為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生活的最高主題和議題；由集權政治轉向分權政治，即由高度政治集權轉向簡政放權和政治民主化，分權政治意味著由原來的權力壟斷向市場和社會讓渡權力，首先是對經濟活動控制的鬆綁，其次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其主要表現就是政治的民主化；由權力政治轉向權利政治，或由威權政治轉向平民政治，權利政治的價值取向是制約公權力和向公民權利傾斜，黨內民主啟動了普通黨員的權利意識，人民民主啟動了人民如何當家作主的思考，學術界對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大討論，導引出人的解放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覺醒。毫無疑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上述三大轉變一方面與市場經濟的發育發達密切相關，另一方面意味著高度集權政治體制的解體和政治民主化的不斷推進。

　　高度集權政治體制的解體和政治民主化進程的推進，使原來既維繫高度集權政治體制又被高度集權政治體制所維繫的社會價值觀必然發生重大變化，這些變化主要得益於政治民主化的寬鬆環境。同時，發展政治、分權政治和權利政治等政治形式，也內在地蘊含著對多元取向、主體意識、世俗追求和物質利益的考量，並表現出對多元價值觀、個體價值觀、世俗價值觀和物質價值觀的尊重和寬容。

　　五、文化機制：全球文化的開放與碰撞

　　對全球化究竟始於何時，人們根據不同的標準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在20世紀80年代全球化進入了不論在範圍上還是在深度上都空前快速發展的時期，由此，歷史成為世界歷史、市場成為世界市場、資本成為全球資本的時代更加鮮明地表現出來了。全球化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之一就是文化的開放，同時也使自我封閉的文化要麼被動地開放，要麼走向滅亡。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逐步融入了全球化的進程，這是歷史贈予中華民族的一份厚禮。從此，中國的改革開放就與全球化在雙向互動中前行。既作為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必然結果又作為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前提的，就是文化的全方位開放。鄧小平早就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在這個開放的世界裡，要按照「趨利避害」的原則處理改革開放過程中的一系列問題。針對資本主義文明成果不加甄別一概批判的「左」的做法，鄧小平指出：「對於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思想，當然也要採取科學的態度。」(13)一方面「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4)，一方面又要堅決抵制、反對和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消極和腐朽文化。對於混雜於資本主義文化中既有積極面又有消極面的東西，尤其應該按照鄧小平所確定的上述原則進行認真分析和對待。

　　同時又不得不看到，在改革開放和全球化所導致、所需要的文化開放過程中，必然發生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文化碰撞是文化開放的必然結果，或者說與文化開放是一體兩面的。在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條件下，文化開放過程中的文化碰撞最明顯地表現在西方(或異域)文化與民族(或本土)文化的碰撞和衝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的變遷，就是在全球化的文化開放過程中發生的。中國社會價值觀從一元向多元、從整體向個體、從理想向世俗、從精神向物質的轉變，都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和碰撞之中進行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發現，第一，中國社會價值觀多元格局的形成，與西方文化的影響有著密切關係。西方文化所包含的價值觀伴隨著其商品、資本和生活方式對中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人的價值標準、價值選擇和價值取向在西方價值觀的影響下日益多元化。然而，儘管如此，西方價值觀對中國社會價值觀的影響，是在與中國本土的民族價值觀的交流和碰撞中進行的，特別是中國社會的主導價值觀和核心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常常處於一種交鋒狀態。這種交鋒所激發的各種新生價值觀又構成了中國社會價值觀多元化的重要方面。第二，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西方個體價值觀，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同時被全球化浪潮裹挾著，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社會裡找到了某種適宜的土壤，並與中國傳統的整體主義價值觀和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發生碰撞，並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中，因種種原因經20世紀80年代整體價值觀與個體價值觀之互融互滲又相互頡頏的關係之後，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有向個體價值觀傾斜的明顯傾向。第三，在近代以前的傳統西方社會，由於宗教傳統的影響，其價值觀表現為一種超自然的理想價值觀並與世俗價值觀相對應；到了價值觀日益世俗化的近代以來的西方社會，其宗教意義上的理想價值觀雖然仍佔有重要地位，但世俗價值觀的大行其道卻是公認的事實。中國傳統社會由於缺乏西方式的宗教傳統，加上各種本土宗教也是服膺世俗皇權，因此其理想性從未成為主流。同時，中國傳統社會奇怪地交融著聖賢偶像和清規戒律所構成的道德倫理世界與極其精緻發達的物質享受的世界，因而「具有理想化與物化雙重屬性的顯著特徵」(15)。中西方社會在理想價值觀上儘管有如此區別，但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過程中，現代以來西方發達社會最充分地表現在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之中的世俗價值觀，與市場經濟對中國社會的全面滲透相結合，對中國社會人們的理想追求和精神生活造成了極大衝擊，理想價值觀和精神價值觀日顯衰頹，而世俗價值觀和物質價值觀顯然已佔上風。

　　注釋：

　　①見廖小平：《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的變遷及其雙重後果》，《科學社會主義》，2013年第1期。

　　②李德順：《當前價值觀新走向》，《天津日報》，2002年7月29日。

　　③④戴茂堂、江暢：《傳統價值觀念與當代中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347頁。

　　⑤筆者這裡是借用美國著名新馬克思主義者戴維·哈維(David Harvey)在其《後現代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一書中提出的概念。他使用這一概念是試圖表明：「資本主義的歷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徵，而同時又克服了空間上的各種障礙，以至世界有時顯得是內在地朝著我們崩潰了。」(戴維·哈維：《後現代狀況》，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300頁)

　　⑥見趙敦華：《理想和世俗文化相結合的新啟蒙觀》，趙林、鄧守成主編：《啟蒙與世俗化——東西方現代化歷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⑦見孫健：《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0年代初)》，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⑧董志凱：《新中國50年所有制結構的變遷》，http://www.ailong.com/pages/article/5/1.htm.

　　⑨國家統計局：《從十六大到十八大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八》，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sbdcj/t20120904_402833176.htm.

　　⑩(11)王南湜：《社會哲學——現代實踐哲學視野中的社會生活》，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271頁。

　　(12)趙敦華：《理想和世俗文化相結合的新啟蒙觀》，趙林、鄧守成主編：《啟蒙與世俗化——東西方現代化歷程》，第202頁。

　　(13)《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頁。

　　(14)《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15)見許蘇民：《中國的啟蒙：祛魅、立人、改制》，趙林、鄧守成主編：《啟蒙與世俗化——東西方現代化歷程》，第113頁。

（編輯：彭鳳平）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