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撥開迷霧，讀懂中國經濟

改革要把目標定在機制和體制的變化上，而不要用指標來考察它，這一點非常重要。中國從1978 年改革開放到2011 年，長達33年的時間裡，實現了年均9.9%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蹟。當人們習慣於這個高速增長之後，對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就容易產生疑惑。那些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一定是產生於錯誤的觀察方法和偏頗的理論依據。一旦將這些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錯誤方法論予以澄清，必將撥開悲觀論調的重重迷霧，重新看到中國經濟前景的一片光明。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如果我們把世界各經濟體按照人均GDP進行排列，可以看到，經濟體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增速遞減只不過是規律性的現象。處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國，與之前自身處在較低收入水平時比較，增速有所降低無疑再正常不過。更應該關注的是，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無論是在2000年以前處於低收入水平階段時，還是在2000-2010年處於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階段，以及目前處於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階段時，其經濟增速都顯著高於同樣發展階段里所有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無須從周期性、需求側著眼追求短期的反彈，從供給側認識新常態，才會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我們並非盲目樂觀，而且毋庸諱言，中國經濟自身也存在問題。然而，問題不在於增長速度，而在於增長內涵，即存在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符合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減速，不僅沒有惡化這些問題，反而有利於解決此類問題。事實上，恰恰是在增長速度下行的同時，中國經濟以更快的步調走向更加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軌道。經濟增長平衡性提高。從拉動需求的「三駕馬車」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第三產業發展加速，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間更加平衡。此外，中國正在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一些中西部省份後起趕超，地區發展更加平衡。經濟增長新動能加速形成。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即在傳統增長動能變弱的同時，新動能開始蓄勢而發。例如，有的國內智庫根據人力資本含量、科技密集度、產業方向和增長潛力等因素，識別出一些行業以代表新經濟，並構造了一個「新經濟指數」，發現該指數與傳統的採購經理指數（PMI）並不同步。即使在後者呈現下行趨勢的情況下，前者仍然保持逆勢而上。又如哈佛大學學者用「經濟複雜度指數」衡量經濟體的出口多樣性和複雜程度，中國該指標的全球排位，從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顯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經濟發展的分享性明顯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發展階段變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開始朝有利於勞動者和低收入群體的方向變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於GDP 增速，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快於城鎮居民。最近，穆迪分析人員斯卡特表示，中國確立並尋求的改革、增長和金融穩定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終究要有所取捨，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放棄其中一個。之所以把三個目標割裂開，賦予其彼此獨立且對立的性質，也是由於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觀察視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國經濟面臨問題的本質。一旦我們從供給側觀察現象、分析問題和尋找出路，就會發現，改革、增長和穩定三者之間並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係。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學上最穩定的結構一樣，從供給側入手，正確選擇結構性改革方向和優先領域，分寸恰當並精準地推進這些改革，既可直接達到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又有助於防範金融風險，實現經濟和金融穩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性質，可以從其目標，即提高潛在增長率來理解。有利於提高生產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改革，即屬於此類改革，應該放在改革日程的優先位置。例如，在勞動力總規模不再增長的情況下，提高勞動參與率是今後一個時期擴大勞動力供給的重要選擇。我們的分析表明，勞動參與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為潛在增長率贏得0.88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則可以贏得0.99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這方面的改革包括：戶籍制度改革，降低企業成本和交易費用的政策調整，從體制上拆除不利於競爭的進入和退出障礙等。由於這類改革著眼於供給側，無須過度倚重需求側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風險，因此可以打破所謂的改革、增長和穩定「不可能三角」。認識減速：這次不一樣現在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就是增長速度下行，其他許多問題都是由此衍生出來的。所以應該首先分析經濟減速是如何形成的。最近國際和國內都有很多討論，各種聲音都有，有些人認為中國面臨的是周期性的減速，還有一些人從長期趨勢角度分析。從供給側認識經濟增長，就意味著放棄國民經濟恆等式（或所謂「三駕馬車」需求因素分析法），而轉向從生產函數的角度，觀察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因素。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四個現象。第一，勞動力的持續短缺導致工資上漲。第二，新成長勞動力和人力資本逐漸減少。第三，資本大規模替代勞動，導致資本勞動比的過快上升。第四，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間縮小，傳統模式下的城鎮化也即將減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著眼於提高勞動參與率、生育率、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等方面，以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效果。「三去一降一補」也是為了改進資源配置效率，提高潛在增長率。我們的測算表明，在相關領域推進改革，可以帶來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同時，以不同的力度和方式推進改革，會帶來不盡相同的改革效果。固然，有人認為，就算不刺激，經濟也跌不到哪兒去，但是實質性推進改革就能取得更好的結果。我們的模擬表明，改革越徹底、力度越大，未來的潛在增長率就越呈現L型。如何釋放城鎮化新紅利當前，世界各國形勢都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特別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很可能會對經濟全球化產生向後拉的動力。這個動力到底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後拉？我們不知道，但至少可以一方面盡己所能地推進全球化，另一方面做好自己的事情。這對於經濟學家來說有兩點：一是實現經濟拉動力向內需轉變；二是要進一步挖掘供給側的經濟增長因素，清除舊的障礙，所以我把新經濟增長因素看作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過去我們獲取人口紅利的主要手段其實是藉助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從農村、農業這些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城市和非農產業。這是一個重要貢獻，未來如果還能繼續保持下去，我們還可以得到經濟增長的動能。另外，新型城鎮化可能還有一些新的經濟增長源泉。下面，我們分析一下改革時期傳統城鎮化如何為經濟增長做貢獻，今後其貢獻方式將如何發生變化。第一，城鎮化主要是勞動力從農村轉向城市，給我們帶來了充分的勞動力供給。勞動力供給是重要的生產要素，不會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農民工一直在城鎮就業，但過去他們並沒有被統計進城市的就業人口裡。現在這部分人占的比重逐年增大，已經是穩定的城鎮就業人口了。第二，我們知道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資本積累，因為資本回報率比較高、儲蓄率比較高，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才有這麼大的貢獻。農民工或城鎮化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在供給側，如果人口撫養比低，食之者寡，生之者眾，能夠把更多東西儲蓄起來形成投資，與此同時，勞動力無限供給、資本報酬遞減現象不會過早發生，因此資本回報率就會較高。目前的非戶籍人口，也就是城鎮化的新移民，他們具有更年輕、更具生產力的人口年齡特點。有了他們，我們整體城市的年齡構成更加合理，因此變得更有利於資本積累和資本回報率。第三，城鎮化對人力資本的貢獻表現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中來，不僅從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都對勞動力群體做出了貢獻。進城的農民工大部分集中在相對年輕的群體中，而這些相對年輕的農民工和城市中年齡偏大的那部分勞動者比較，受教育程度就高了，因此當他們進城替代了逐年退休的那部分年老的城市職工時，城市的人力資本得到了改善，因此我們說城鎮化對人力資本的貢獻是非常明顯的。第四，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城市化，說穿了其實是一個「庫茲涅茨過程」。庫茲涅茨是美國的一位經濟學家，他認為整個資源流動的過程就是逐漸向更有效率的部門和地區配置的過程，因此整體生產率就會隨之提高。在過去幾十年里，農業勞動力的比重和數量都在迅速下降，但是如果看統計年鑒會發現，我們還有29%的人口在務農。實際上，如果你到村莊里，至少到縣城裡看中國經濟，就會知道農村哪怕一個40歲以下的勞動力，都很難找到。農業越來越機械化了，因此一部分進入城市的農民越來越回不到農業中去了，他們已經穩定地從事非農產業了。這個過程就意味著這部分勞動力的重新配置，就是我們生產力提高的重要源泉，所以我們說它是「庫茲涅茨過程」。我們需要推動城鎮化，需要進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時的改革紅利，也就證明，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就可以提高城鎮化的潛在增長能力。我們前幾年做了一個模擬，在2011-2020 年，如果每年非農產業勞動參與率（勞動率供給）能增加1個百分點，對應這個時期的潛在增長率會增加0.88個百分點，幾乎是1∶1。同樣，如果全要素生產率的速度提高1個百分點，對應的潛在增長率幾乎也會增加1個百分點，因此這兩項改革可以帶來真金白銀、實實在在、顯而易見的改革紅利。現在要推進改革，我想應該做以下三件事情。第一，真正認識到改革是有紅利的，改革和增長不是此消彼長、有此無彼的關係，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至少戶籍制度改革能夠做到這一點（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第二，即使認識到改革能夠帶來紅利，但這個紅利能夠得到嗎？戶籍制度改革的成本已經確定了，目前來看，城市政府一定要承擔這項成本，但它帶來的改革紅利對潛在增長率的提高是不是能夠完全排他性地被當地城市政府獲得呢？不一定，因此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變成了不對稱的東西。這時候必須做出恰當的制度安排，讓大家分擔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紅利，預期明確才可能推進改革。第三，我們應該看到，改革要把目標定在機制和體制的變化上，而不要用指標來考察它，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必須著眼於讓真正意義上的資源重新配置，推動城鎮化，獲得改革紅利。（編輯：吳亞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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