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崛起屢被誤讀的深層原因

近來，美國高調重返亞太，實行戰略重心轉移，遏制中國的態勢十分明顯。中國周邊一些國家也試圖乘機挑戰中國的海洋權益，在中國維護海洋主權的堅定決心面前碰壁之後，這些國家又到處叫屈，甚至提出中國威脅論的新變種「中國海洋擴張論」。美日最近又進行以奪島為目標的軍事演習，假想敵就是中國。中國國內也有人擔心和平崛起會成為中國維護自身權益的「緊箍咒」。那麼，應該如何理解中國和平崛起被誤讀的現實，如何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呢?

和平崛起屢被誤讀

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進展，經濟發展的騰飛之勢，使西方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探討如何應對崛起之後的中國，而討論的結果卻是各式各樣的「中國威脅論」。為回應國外對中國發展的種種猜疑，2003年中國提出了和平崛起的觀點，後來又使用了和平發展的概念，表明了中國決心走一條不同於以往大國爭霸的崛起之路。和平崛起概念的提出，有效地回應了中國威脅論，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理解。但是，不可否認，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認中國和平發展的善意，國外對中國和平崛起的各種誤讀仍然存在。

有人認為，大國的崛起必然導致戰爭。大國追求的目標是權力或者安全，而一國權力或安全的增加，必然導致其他國家權力和安全相應地減少，從而構成對其他國家的挑戰，進而引起衝突。隨著自己實力的增長，大國的擴張意識也在增長，除了霸權國家之外，沒有一個大國是安於現狀的，只要有足夠的實力，就一定會向外擴張或者稱霸，只有成為霸權國家，它才會感到安全有了徹底保障。中國也不會例外。

有人認為，國際關係體系是一個靠均勢來維持的動態平衡系統，大國之間力量的消長將造成國際關係結構的破裂，導致舊的國際力量均勢失衡。大國的崛起總是導致國際秩序重組，並不止一次地引發戰爭。中國無可否認是一個大國，它的崛起對國際關係體系的影響當然也是相當巨大的。

有人認為，中國與西方世界不同的身份也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文明衝突論者」認為冷戰結束之後，世界上的衝突可能在不同的文明之間展開，其中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可能形成對西方文明的挑戰。「民主和平論者」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國家之間能夠實現和平，由於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和意識形態，要中國接受國際社會的基本制度是非常困難的，這種來自身份的矛盾將構成一種新的結構性衝突，崛起的中國有可能以非和平的方式衝擊國際社會。

有人認為，歷史上中國是「中央帝國」，文化中含有擴張的因子，中國的崛起有可能是恢復華夷秩序，重新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地緣政治格局。歷史上中央帝國的文化優越感和近代遭受世界列強欺侮的經歷，都會使中國難以安於現狀。

當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懷有一些自利的機會主義想法，認為中國提倡和平崛起恰恰是侵佔中國權益的良機，成則佔得實利，不成則可以攻擊中國為擴張主義。

誤讀中國的深層原因

國際上對中國和平崛起的種種誤讀，有著深刻的歷史和文化背景。

首先，西方對中國和平崛起的誤讀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自身的歷史經驗。自歐洲建立了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元的國際體系以來，大國從來都是伴隨著戰爭的硝煙崛起的。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奧匈帝國等國家的崛起，都伴隨著大量的戰爭。美國的崛起恰恰得益於兩次世界大戰，沒有戰爭，就沒有美國的崛起。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爭霸的歷史，正如陳獨秀先生說：「無一字非鮮血所書。」

其次，西方文化的外向性和對「力」的崇拜影響了他們對中國和平崛起的認識。西方文化具有強烈的外向性，充滿了冒險和進取精神，強調對自然的征服和對外界的探索。西方文化突出個人和強調競爭，培養了人們對「力」的崇拜意識。西方經典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把「權力」作為最核心的概念，就體現了這一意識的深刻影響。因此，民族國家興起以後，這種對「力」的崇拜就演變成了武力競爭和擴張意識，國家之間戰爭不斷，而其最終表現就是圍繞國際霸權的爭奪。

第三，西方人傳統的思維方式和宗教上的一元論造就了西方對中國某種身份上的排斥。西方人認識世界的方法是二分法的類屬性思維方法，這種思維方法認為A就是A，B就是B，相互之間不能轉化，認為整個世界就是一個由相互獨立的不同類屬構成。在每一種結構中都存在正反兩個對立面，對立面之間的關係是矛盾、對立和衝突，只有當一方佔據了主導地位，消滅了另一方，這種內在的非調和性矛盾才能得以解決。這種思維方式與西方宗教的一元論結合起來，則為西方國家對不同文明的征服提供了合理借口。宗教上的一元論否認其他宗教存在的合法性，因此，頻繁的宗教戰爭和對異教徒的殘酷迫害，是西方文明史的另一寫照。這種思維方式已經形成了西方認識世界、認識國家之間關係的定式，國家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征服與被征服被認為是國際關係的常態。從歷史上的「黃禍論」到今天的「中國威脅論」，都有這種身份排斥的成分。

第四，對歷史上東亞朝貢體系和當代中國認知上的時空錯位是誤讀中國和平崛起的又一原因。中國周邊大部分國家都曾受到近代殖民體系的殘害，對不平等的國際體系深惡痛絕。而古代東亞也存在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不平等的朝貢體系，中國的崛起自然會引起中國建立某種朝貢體系的擔心。實際上，朝貢體系下中央帝國僅僅滿足於萬國來朝的「名分」，而各周邊國家則得到貿易之實利，且朝貢關係並不是征服關係。在厚往薄來的原則下，中原帝國往往承擔沉重的經濟負擔，朝貢體系因而和實行政治上欺壓和經濟上盤剝的西方殖民體系有巨大差異。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在國際上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平等互利是中國開展國際交往的基本原則之一，並宣布永不稱霸。朝貢體系既不符合當前中國的國家利益，也有違中國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以殖民體系來類比古代東亞的朝貢體系，認為當代中國仍然追求恢復中華帝國的榮耀，無疑是認識上的時空錯位。

超越爭霸，共享繁榮

孔子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面對外國對中國和平崛起的誤讀，面對因這種誤讀而產生的恐懼，面對因恐懼而產生的對中國的遏制和各種挑釁，街頭政治只能宣洩一時之憤。

我們首先應該明白，和平崛起是我們自己的事，是我們自己的選擇。影響中國崛起的關鍵是中國自身的發展和強大。只有自己發展起來了，自己強大起來了，解決好了自己的問題，有一個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才能經受得住國際上的任何風浪，也才有資格選擇和平崛起。

我們還要明白，和平崛起是時代的要求，也是基於我們的文化自信。全球化時代各國獲取資源不再通過戰爭的方式，核武器時代人類文明經受不起變更國際體系的戰爭。中華文化內斂、中庸和包容的品格，能夠使中國與霸權國家共存、與不太完美的國際體系並存、與不同文明不同制度的國家共存。中國的文化積澱使中國的崛起有可能擺脫西方大國爭霸的傳統邏輯，使一國的崛起不再是另一國的衰亡，國際關係不再是一種零和遊戲，從而超越叢林法則、霸權輪替的國際關係傳統路徑。

當然，和平崛起意味著中國不擴張、不爭霸，不以戰爭的手段謀求自己的發展，並不意味著害怕戰爭而不去捍衛國家自身的利益。若視和平崛起的戰略宣示為中國維護自身權益包括海洋權益的「緊箍咒」而肆意侵犯中國的權益，遲早要吃大虧。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