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陽子：我們需要一場新理性批判的洗禮

　　在官方藉助權力一直維護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中，作為自然人的社會性，成為被共產政治文化把握在一定的觀念領域、等級秩序與對立狀態中的屬性。共產政治文化的核心，就是藉助強調「黨性」、「階級性」、「被代表」與「被解放」兩種性質與兩種關係的四大魔咒，控制人們精神，分裂人的共同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形成的偽價值體系。這種偽價值體系所塑造的政治運動，就是以「肯定——否定」的敵對思維為模式，以爭奪經濟利益為軸心，以從事階級鬥爭與專政為手段，以在制度上生產顛覆社會平等的「零和」對策為特色的社會實踐。即使中國改革3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面對這個政權的敵對意識依然滲透在社會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國家監獄依然在關押政治犯，意識形態不斷強調的「紅色記憶」像烏雲一樣沉沉地壓在每個公民的心頭，以至於人們時時感到一種無可名狀的精神控制和無可奈何地被分化的使然，而無法享有天賦的平等與社會制度保障的自由。

　　我們這個國家究竟怎麼了？共產政治文化是怎樣控制我們的精神和撕裂了我們的共識？要破解這種文化悲劇的謎底，就必須求助於的理性批判，來對認識對象進行科學的還原，藉以破譯潛藏在各種虛構倫理背後的魔咒。

　　「黨性」只能歸咎於其章程、文件中

　　一切可以稱之為社會問題的總根源，都在於人和人際之間的聯繫。因此，社會所有活動的理由，也都可以在人性這個概念里得到還原。而任何政黨都是人的組合，本是由具有相近觀點的個體組織起來，以體現不同的階層或集團利益的政治集團。直言不諱地講，黨就是幫派團體。那麼「黨性」從何而來？其實，黨性就是一部分人組織起來的功能性，除此而外，別無其它。人是物質的，客觀的；而黨卻是理性的，主觀的。人性可以還原到自然人的客觀存在中，而且不能被創造，也是不能被消失的；而黨性由其宗旨決定，只能歸咎於其章程、文件中，它可以是被創造的，也是可以被消失的。因此，黨性是不可能代替人性的。共產語話中的「黨性」，其實僅僅就是停留在觀念中而無法進行真實還原的主觀魔咒，但其作用不僅在於對其成員的精神操縱與紀律約束，而且可以輻射整個社會。

　　共產語話中所謂「黨的先進性」，暗含著將共同的人性分裂為先進與落後的判斷，使黨性不僅體現一種主觀被造，更成為分裂人性共同本質的文化楔子。今天，當共產語話中一提到「黨性」，就喻有一種被「主義」倫理了的優越感，即將自己從群眾性中分離出來，霸道地認為黨性高於人性，處於社會優勢地位。那些最時髦的所謂黨性「保先教育」，其實就是旨在要確保其壟斷地位的自我塑造、自我優化運動。這種文化中一再強調的政治魔咒，就是確保黨性是先進的，群眾性是落後的，黨註定要帶領群眾，教育群眾，改造群眾，武斷性地將等值的人與人關係，按其自我創立的標準設置改造與被改造社會實踐，而不管是夫妻、父子與師生關係，都要以黨性原則來取代人性。毛澤東時代要改造知識分子，就是來源於此。在如此強調黨性原則的意識形態壟斷的中國，就不可能承認世界上存在相同的人權普世價值，就不可能承認人性相通使得不同的人群能夠共享一樣的自由。否則又將黨的「先進性」放在哪裡？

　　然而，人是由自然性決定的，人的性質是天生獨立、無差別的。從物理法則上認識問題，分子間的無差別在際間聯繫里就必然是平等的。在自然平等的人際聯繫中，從來就沒有先進與落後、教育與被教育，改造與被改造的這種屬性。由此可見，「黨的先進性」說教，從根本上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性。因為要維持「先進性」的努力，註定是要顛覆平等性！

　　因此，在當下中國共產文化環境下，以黨的意志強制只服從自然律和自由本性的自然人，服從主義設定的目的性與政治制度便就成為了「必然」。在這樣一種文化環境中，黨無所不在地干預、侵擾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分化著自然人的天生共同性與平等性。今日中國百姓感受最深的就是不少所謂「政治最堅」、「黨性最強」的人，正是幕前學雷鋒，幕後「包二奶」，人性裂變最徹底、最富有欺詐性和虛偽性的人，腐敗分子成克傑就是聲稱「一切成績來自於黨的培養」的典型代表。

　　「階級性」是無法還原的抽象提法

　　馬克思所謂「階級性對立」的理論，就是關於進行階級鬥爭、階級革命和階級統治的學說。

　　所謂「階級性」，一直被共產文化解釋為，在有階級的社會裡，人的思想意識所必然具有的立場特性。按此解釋，這種特性就是由人有無私產的社會地位決定的，並反映著本階級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因此，共產文化以此為依據，把人性歸結為人的社會屬性，並推導出在階級社會中所有的人性，都表現為階級性。由此推論，人性便沒有了共性，任何人性都被打上了階級的印記。一些人至今懷念的文革時期，當權者竟按其主觀需要隨意劃分階級，他們把有權有勢、有房有車有保姆的紅色貴族稱為「無產階級」，而將實質上已經淪為工奴、農奴的前地主、富農、資本家、被戴上帽子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以及「右派分子」和「叛徒、特務、走資派」及其子女統稱為要被無產階級專政的敵對階級的「黑八類」。

　　中國文化大革命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統治綱領，不僅對文化宣戰，而且對人性宣戰。於是便有了將公民劃分為紅黑兩類的政治實踐，用「親不親階級分」「愛不愛路線分」，「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等系統魔咒，對人性進行分裂，對百姓進行精神控制。那時的當政者，還在黨內搞資本主義當權派，甚至文學作品中都不能寫「中間人物」。

　　有關文學作品中的人性和階級性問題，從上世紀30年代魯迅與梁實秋論爭開始，到後來革命文學的興起，再到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界回歸人性的努力，人性和階級性之爭，一直在文學領域撕裂著我們這個民族的共同情感。記得《芙蓉》2009年第5期上發表過李望生的中篇小說《金鉤鬍子》，此小說深刻地反映了人性和階級性折磨人的心靈這一中國文學百年來的「奇妙矛盾組合」。人們不該忘記，當年彭大將軍抗美援朝回來是低著頭走進「階級勝利者」為他搭成的「凱旋門」的。因為他在服從「階級性」魔咒的同時，犧牲了自己太多的士兵。他此時此刻，同樣在遭受階級性分裂人性的那種煎熬。

　　今天，當我們用科學的求證法認識問題時就不難發現，階級性這種撕裂人與人社會關係的理論，同樣是停留在觀念中而無法進行載體還原的抽象提法。其實，以自然世界觀認識問題，人本就是自覺自主的生命活動，人的本質特性是不可改變、不可否定的，由此特性便決定了它的社會屬性與自然屬性的圓和統一。而共產文化以自然人有無財產的這種所有權形式，抽象出來「階級性」概念，從而把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割裂開來，並用社會屬性排斥自然屬性，又用階級性替代社會屬性。於是人的共同自然本質就由此被異化分裂了。在這種文化魔咒中，人一方面屬於自然屬性中的自我，一方面又受制於社會政治原則的操縱，從而導致了人們的自然性與社會性的二元背離，使人不得不在人格上背叛真我，在意識上虛構假我。那些出賣靈魂，為「階級性」服務的「告密者」，體現的正是這種二元背離。

　　「被代表」是最經典的政治造假

　　如前所述，政黨由具有相近觀點的個體組織起來，體現不同的階層或集團利益。然而，共產語話中的「黨性」理論，不僅將自己從群眾性中分離出來，霸道地認為黨性高於人性，黨被自己決定處於國家事務的絕對領導地位，並強制性地與民眾在沒有「票決」，既沒有授權，沒有委託，沒有權利與義務關係制約下，建立事實上並不存在的「被代表」關係。這不僅分裂了人與人的平等性，而且直接剝奪了公民政治自主的選擇權。

　　在現實政治中，由於不同政黨反映社會不同層面的利益博弈。現代社會任何黨都試圖從利己主義的角度左右政府政策與方向。因此，任何所謂「黨代表全體人民」說辭，向來都是偽命題。又由於人與人的認識、利益與願望總是不斷變化的和千差萬別的，因而任何政黨都不可能一貫代表民意，所以才要定期竟選。所謂人民被代表的「一貫擁護」或「一致擁護」，是當代中國最典型的政治造假，它的意義僅僅在於對人們的精神實施控制。

　　所謂「代表」，本是「際間」的一種委託關係。就是說，任何發生「代表」的關係，都應對不同利益主體才會有意義。代表關係一定要能夠還原進「際間」聯繫中，產生對應作用。只有在「際間」聯繫中存在著「不能被代表」的主體時，代表才能產生真實職能。例如在談判桌上，代表只有代表某一方，談判才能成立，如果你聲稱代表每一方，談判關係就不可能成立。再如在國際會議上，各國都派出自己的代表，國際關係才能成立，國家間的會議才有意義。而當今中國，黨聲稱代表全體人民，「三個代表理論」面對的顯然不是國際社會，而是國內民眾。你聲稱全體人民都被代表了，那麼這個國家就不再有任何黨意志之外的利益實體與紛爭了，因而這個國家的所有會議與協商制度，也就都是假象與虛構的了。由此可見，在如此共產文化魔咒中，強制與人民建立的「被代表」關係，是多麼的荒唐與虛假。

　　「被解放」是主觀臆造的「經文」倫理

　　在共產文化中，另一種分裂人性與平等的虛構關係是解放與被解放關係。共產主義就是聲稱暴力「解放全人類」的理論與實踐，馬恩列斯毛被並稱為解放全人類的「革命導師」、「大救星」，其軍隊又稱為「解放軍」，很有點天兵天將拯救人類的味道。由此以來，作為平等立於天地之間，有著共同無差別的同質人，又被建立起需要解放與被解放的魔咒關係。「革命者」以救世主的心態，面對群眾，認定所有的群眾都是需要自己「啟蒙」「拯救」「普度」的對象，而不管你願意不願意、請求不請求。在這種文化形態中，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人與人的主附關係。黨的領袖所到之處都要前護後擁，體現對人民居高臨下的關懷，可謂君臨天下，「皇恩浩蕩」。於是就要全民齊唱「東方紅，太陽升」、「黨的政策雅克西」。他們理由就是人民是「被解放」的，「被站起來」的。在如此文化魔咒里，內涵著一種上帝與人或人與動物之間的「被創造」「被驅動」關係。而這種關係更無法把它還原到人類平等「際間」的真實中，而只能歸屬於主觀臆造的主義「經文」倫理里。

　　普遍的人權原則就是承認人的共同性本質與平等資格是被先天授予了不可抗拒的力量——自然的規定性。而在共產文化世界中，社會沒有了平等，國家沒有了民主，公民沒有了權利，個體沒了有自由。人民如同被牧主放逐的羊群，任由以其意志需要被驅趕向何路——一會兒蘇維埃，一會兒中國特色。人們在普世陽光的春天裡，絲毫都沒有自由選擇走什麼道路的權利。其實，普世價值觀之所以能被多數國家所接受，成為在全世界範圍作為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原因就是相同的人性與人之本能、人之理性。由於人性相通，所以不同的人群才會有共認的價值觀。否則社會關係就無法維繫。

　　我們需要一場新理性批判的洗禮

　　我們人的「類」理由，正是因為有了抽象概念的能力才形成了理性。概念的作用就在於反映對象，揭示對象之間的聯繫，因此我們只有對概念進行對象還原，才能檢驗它的真與偽。因此，本文才對共產政治文化藉助「黨性」、「階級性」、「被代表」與「被解放」這些似是而非概念形成的上述兩種性質與兩種關係偽理論，進行澄清、揭示與證偽。

　　綜上分析，我們不難得出，共產文化是由被主觀設計出的精神控制符號體系，官方維繫這種文化,就是要用這種體系來造成一種支持其合法性的價值觀。由於這種價值觀不能靠自身的真實性來完成存在，所以就只能借主觀臆造的虛假說教來控制精神。從權力來源的角度認識問題，在民主國家中，執政權力可以直接還原到公民選舉箱，還原到人的平等天賦權利即普世價值中；而在共產文化統治的社會中，執政權力只能還原到暴力奪取，還原到「黨性」、「階級性」、「被代表」與「被解放」等的「主義」倫理中。

　　今天，我們已經處於一種共產文化在全球消退的後對抗時代。後對抗時代新理性批判的價值正在於，對一切分裂對抗文明基礎上形成的文化觀念、政治原則、話語體系進行徹底的分析與肅清。在人們走向如此後對抗時代的文明斷裂與文化嘔吐中，正需要這樣一場嶄新的理性批判洗禮，以徹底拒絕意識操縱，否定階級奴役，超越立場限制，回歸人性真我，擺脫一切舊文明的政治原則和共產文化分裂人性，控制精神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