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東：全球化圖景下的中國認同

　　（編者按）8月29日，北京大學中文系和北京大學出版社聯合舉辦了紐約大學比較文學及東亞系教授張旭東的新書研討會，與會的陳平原、崔之元、陳曉明、吳增定、張輝等學者就張旭東教授的《全球化時代文化認同———西方普遍主義話語的歷史批判》一書展開了討論。《21世紀經濟報道》在會後對張旭東教授就全球化、文化認同以及中國發展等問題進行了採訪。（特約記者劉晗）

　　全球化的普遍主義辯證法

　　全球化將幾乎所有的封閉空間都打開，各國都沒有什麼大的迴旋餘地，使得各種文明之間直接面對的程度加深。

　　《21世紀》：你對全球化如何理解？

　　張旭東：在我看來，全球化不僅僅是指全球市場的開放和經濟的交融。全球化的最根本的特徵是一種空間意識的轉變，也就是說，全球化將幾乎所有的封閉空間都打開，各國都沒有什麼大的迴旋餘地，並且這種開放是對內在性的一種破解，是時空秩序和時空經驗的一種全面的、根本性的改變。在文化－政治衝突的意義上，這裡不再有「內」與「外」、「外圍」與「核心」、「裡屋」和「外屋」的區別，原先通過各種屏障予以隔離、遮蔽和緩衝的東西都直接地、赤裸裸地顯現在彼此的面前。

　　一個直觀的例子是如今各方爭議的Google 　Earth電子地圖。用這個軟體甚至可以看到紐約或北京的任何一個街道、任何一個屋頂，這裡就沒有什麼國界和圍牆的限制。各個國家直接呈現在人們的目光之下。這種視覺和知識上的可能性可以為「文化比較」提供新視野，但也可以為巡航導彈提供精確打擊的坐標。這就使得各種文明之間直接面對的程度加深。我想這是全球化的一個很重要的維度。

　　《21世紀》：那麼你是否認為全球化就是美國化呢？

　　張旭東：當然可以從這麼一個角度進行理解，並且實際上很多國家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是被動的，也就是說，被美國拖入全球化的進程之中。但這麼理解全球化容易陷入一個簡單化的路徑之中，不能揭示實際問題的要害所在。在我看來，這裡涉及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係問題。這也是黑格爾集中探討過的問題。

　　黑格爾認為，普遍性存在於特殊性之中，但任何特殊都不可能窮盡普遍的含義。換句話說，沒有一種抽象的、實體性的、超越於各個文明和國家的一種普遍性，普遍性只能寄身於某個特殊的文明或者國家之上，任何普遍性其實都是某種特殊性的一種自我張揚和自我確證的結果。普遍主義是一種話語，而非實體。在這個意義上，任何一個未與他種文明碰撞的文明在根子上都是普遍主義的，比如中國的儒家文明，就有極強的「天下」觀念，這就是一種普遍性。但西方的普遍主義的要害在於，它通過各種手段極深廣的、深刻的挖掘出了自身特殊性中的普遍性，並且在將他人列為特殊性或者定性為「非文明」的過程中再次強烈的對自己的普遍性進行了確認。我認為全球化與美國化的問題必須在這個意義上才能更好的理解。

　　中國認同

　　文化認同不是一個單單的文化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的問題、一個文化政治的問題，涉及到一個民族在世界對抗中的生存問題。

　　《21世紀》：那麼在這種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的文化認同是否會受到衝擊？

　　張旭東：這是顯然的。在一定意義上說，中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也是被動的，是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內部分工之中的，同時也是在前面說到的普遍和特殊的辯證法的支配之下的。對於中國的認同，顯然會隨著這種進程受到很大的影響。至少現在我們無法獲得完全自主的一種價值認同，我們還在到別人的解釋框架里尋找資源來理解我們自己的生活世界和日常現象，並且這種狀況隨著全球化的「無可遮蔽」的特徵而更為明顯。說到底，文化認同不是一個單單的文化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的問題、一個文化政治的問題，涉及到一個民族在世界對抗中的生存問題。

　　《21世紀》：那麼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文化認同之間是什麼關係？有學者認為中國在21世紀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那麼這是否有助於中國的文化認同？

　　張旭東：現在中國人談文化認同問題都要談到經濟增長的問題，這涉及到一個民族自信的問題，也是一個實力的問題，比如在談論大學改革的時候就涉及到經費的問題，涉及到新經濟精英階級以及中產階級的互動關係，這些不可能離開經濟增長。從正面關係來講，是中國人比以前自信了，說話腰桿兒硬了，但從反面來講，我們現在說的中國文化－政治的各種危機跟經濟增長也有關係。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果可能是被納入到全球資本主義的世界性格局之中，沿海的經濟精英越來越會跟世界經濟有體制性的接軌，知識精英和專家型官員會跟全球的體制性的市場有一種聯盟、一種認同感。這種世界市場接軌式的認同感跟我們所說的文化認同是有內在的緊張、衝突和矛盾的。中國的文化世界或者生活世界於是隨著經濟的崛起而處在一種內部扯裂的狀態。因此經濟增長本身就從正反兩個方面把當代中國文化政治的危機推到了前台。

　　在另外一個層面上，中國經濟總量上的增長，在客觀上使中國在各個向度上擴張，其含義遠遠超出了經濟領域。不僅僅是人文知識分子，專家型官員也在考慮這樣問題，比如能源配置、市場開拓；普通的中國人也在日常經驗的層面上不斷地在修正自己對作為時空存在和價值存在的中國的理解。作為一個崛起的經濟實體，中國必然要考慮地緣政治上的重新安排，比如跟東南亞的關係怎麼擺、跟中東的關係怎麼擺、跟南美的關係怎麼擺。這種地緣政治和國家影響力的改變肯定會反映到文化人的認同意識裡面來。

　　但如果我們看人均意義上的財富增長的話，中國實際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只是處於集體脫貧狀態，這就會造成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各自對於中國的表述不一樣。這樣在中國這個巨大的符號下面，實際上你的認同不一定是我的認同，雖然都是中國，但你的中國和我的中國完全是兩回事，社會分層十分嚴重，是韋伯意義上的「社會領域的分化」(differentiationofsocialsphere)。

　　對此我有一個個人感受。這次在北京我和一個朋友去京郊潭柘寺遊覽。這是一個很美麗、很有古典氣息的地方。但一路下來，感覺很複雜。我當時就想，要是能從長安街直接空投到那裡，大概是最好的，這樣既能享受全球化、又能享受傳統美。但我們是開車去的，經過石景山垃圾處理場附近的一片民房，我們感覺到從城東出去一點、開車不到二三十公里就會看到那種城鄉結合部的破落，那裡煙塵瀰漫、房屋破敗得也許還不如內地的鄉村，完全是一種人在灰堆里打滾的感覺，十分難受。在三年前我在華東師範大學跟學生座談的時候，有學生就說，你替中國操心，但這個中國不是我們的中國，什麼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等等，跟我們這種從底層出來的人沒關係，我們是從農村來的，而你談的是精英們的中國；你們去跟美國爭好了，跟我們日常生活中面臨的問題沒有關係。

　　「中國」概念的面孔

　　我們沒有一個靜態的五十年，我們不能在一心發展經濟的同時，把自己的存在設定在一個價值的真空當中。

　　《21世紀》：你的意思是說大家現在對於「中國」這個詞到底意味著什麼產生了分歧？

　　張旭東：這是最有意思的。北京郊區或許很像印度，好像過去25年的現代化完全沒有觸及的。但我轉念一想，或許最一般意義上的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也在於此，如果這些京郊的人都活得像中產階級一樣，中國經濟也就沒什麼潛力了。底層人們有一種為了生活什麼活都可以去乾的勁頭，在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內部分工意義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還可以提供50年，50年不計成本的發展。但在這50年中世界會發生很多我們今天難以逆料的變化。在文化政治的意義上，我們沒有一個靜態的50年，我們不能在一心發展經濟的同時，把自己的存在設定在一個價值的真空當中，價值的連續性和國家政治的連續性一樣，都是一刻也不能中斷的東西。這就當代中國文化政治問題的急迫性。

　　中國的有趣之處在於，「中國」這個詞之下包含了好多層的意思。打個比方，過去講權利都是說一個權利什麼的，但崔之元他們說這是一種「權利束」，是公民權、私有財產權等等的一捆。「中國」現在也是這麼一捆，有的人認同這一束，有的人認同那一束，好的理論應該能夠容納中國這個語詞之下的雜多的可能性。即使你沒有辦法滿足他們，也要為他們留出空間來。

　　21世紀》：是不是像你這樣海外歸來的學者從理論層面對於中國的把握和內地的有部分經驗的學者對於中國的理解有一定的偏差？

　　張旭東：我覺得海外回來的學者與北京、上海知識界在對中國的認識上有差別，北京、上海知識界和內地知識界對中國的理解也有差別，我認為這是一樣的。中國的內與外不能以民族國家的邊界來衡量這種差異，中國的真正的內與外的差別可能不是在國界上，而是在中國內部。中國真正的邊界可能不是在你從美國進入香港的時候，而是在於你從深圳到廣東其他區域的時候，或者從北京市區到北京郊區的時候，這內部一層一層的邊界都是很實實在在的。在這個意義上，從美國回來可能並不是跨越了什麼邊界，好像與北京、上海的知識界就有那麼大的差別，難道北京、上海知識界到沂蒙山老區就不存在內與外的問題了？

　　《21世紀》：有人說你的新書雖然對西方的普遍主義進行了歷史批判，但只是在講西方，沒有談中國，比如就沒有談中國儒家的普遍主義的傳統以及其在當代的作用，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張旭東：我想這種批評的前提是只有儒學才是中國，只有這個帝國文明傳統才是中國。但如果這個前提是不成立的，那麼這種問題就是偽問題。就算我們暫且接受這個前提，我們也不妨想想，近代中國是如何一步步從儒家天下觀點走到了今天的局面；在這個過程中，究竟是較晚近的傳統主義思想更「中國」，還是較早的東西，比如乾嘉學派的東西更中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在「回歸傳統」或「做中國人自己的學問」方向上能夠做什麼，不在於多大程度上同早先的國學形態相媲美，而在於我們如何在我們自己的歷史性中回答了前人沒有能夠回答的問題，做出了前人沒有能夠做出的選擇和判斷。老祖宗並不需要我們去重複他們早已說過的東西，更不需要我們去重複他們經歷過的失敗，而是期待我們做出他們沒有能夠做出、也不可能做出的事情來。我們之所以有這樣的可能性並不是因為我們比老祖宗聰明，或在國學上達到了超越前人的修養，而是因為我們必須對自己的歷史境遇做出自己的回應。我們必須問的一個問題是，建國後的革命傳統以及社會主義是不是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傳統是不是中國的？如果這些都是中國的，是中國現代性的一部分，那麼就必須追尋它們背後的理論邏輯，就必然進入西方的現代性經典，所以我才去探討康德、黑格爾、尼采、韋伯等等。這裡面都有一種中國的關懷，而不僅僅是在釐清西方的邏輯。

　　《21世紀》：甘陽先生在最近的演講中談到了三種傳統的融合問題，你怎麼看？

　　張旭東：首先我認為，中國的傳統確實是斷裂的，1990年代跟1980年代斷裂，1980年代跟「文革」斷裂，「文革」跟十七年斷裂，新中國跟舊中國斷裂，舊中國裡面1940年代跟1930年代、1930年代跟1920年代都是斷裂的，再往前還有晚清跟民國的斷裂，沒完沒了的斷裂。因此，我覺得甘陽的說法是很強硬的，他把建國以來的傳統、改革開放的傳統和帝國傳統通通勾起來。這是一個很好的說法。在大的立場上，我完全贊同，但問題在於操作性的細節上，具體到處理自己的社會歷史經驗的時候，更具體到文學史、思想史上，如何在具體的層面上把這些斷裂進行勾連，這十分困難。

　　中國文化認同的指向

　　我們的大國傳統，包括以語言、習俗和倫理關係為依託的生活世界的延續，悠久的歷史。

　　《21世紀》：在21世紀做中國人，我們的認同資源的可能性有哪些？做中國人到底認同什麼？

　　張旭東：這個問題當然需要大家來說。但我覺得可能還要回到中國革命。我覺得中國革命可能是世界近代史上唯一的一個例子。你去讀日本學者的著作，比如竹內好，他們就覺得日本的現代化並非一個重建文明的主體性的一個很好的例子。真正優秀的日本知識人士都有這樣一種自我批評。中國的革命是通過一種非常本土、非常民間、非常有傳統意味的一次變革，西方現代性內部對此只能按部就班來完成一個轉變，但中國用另外的方式一下子做到了，這屬於那種千年一次、有創世紀意味的一個事件。

　　我這裡並不想把中國革命神化，但是它確實有其不可思議的一面。如何把這種資源一點一點的重新領會過來，對於我們父輩和祖輩來說這些不言而喻的，而對於我們而言又是些陌生的東西，需要重新把它「讀」出來，這個可能是中國人當代自信的一個最為直接的源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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