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右轉：「85後」總理的政治考驗

中間派聯盟潰敗、極右翼獲得空前大勝的2017年「歐選」鐵律，在奧地利又一次應驗。31歲的人民黨新總理庫爾茨，能避免成為民粹主義者的政治俘虜嗎？

在2017年的歐洲，總有人不得不硬著頭皮去收拾傳統中間派聯盟崩盤後的殘局。荷蘭人選擇了50歲的馬克·呂特，因為他在2010年之後的執政業績足夠穩定；德國人給了63歲的安格拉·默克爾嘗試第四個任期的機會，因為她擅長搞經濟、並且懂得平衡。這兩位中右翼政治家的組閣方案也高度一致：將來勢洶洶的新興極右翼政黨排除在外，寧可費盡心思糾合多個中左翼小黨，也要把歐洲主義的既定方針堅持下去。法國人的選擇是39歲的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在黨派歸屬和動員模式上，他屬於典型的新人，但在政見上終究是傳統和中庸的：希望在進步主義的大旗下重新整合左右兩派，共同對抗日漸坐大的極右翼民粹主義勢力。

塞巴斯蒂安·庫爾茨

但這些先例並不適用於奧地利的塞巴斯蒂安·庫爾茨（Sebastian Kurz）。這位新科總理出生於1986年，此前所有的從政履歷幾乎都集中在外交領域。最重要的是，未來幾個星期內，他將選擇和極右翼聯合組閣。

傳統中間派、尤其是中左派全面潰敗，極右翼民粹力量興起的2017年歐洲大選鐵律，在10月15日的奧地利議會選舉中再度應驗。實際上，決定在2017年秋天提前舉行大選，本身就是中間派發生分裂的結果——誕生於2013年大選之後，由中左翼社會民主黨（SP?）和中右翼人民黨（?VP）合組的「大聯盟」政府，本來可以繼續執政至2018年深秋。但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和移民問題帶來的壓力不斷上升，人民黨迎合公眾的表態引發了社民黨的不滿，雙方最終確定「分家」。此前佔據國民議會相對多數席位、因之握有組閣權的社民黨，成為了最大的犧牲品——儘管該黨的最終得票率達到26.9%，與上屆大選相差無幾，因之在議會182個席位中依然能確保52席。但中右翼人民黨和極右翼自由黨（?FP）的得票率分別出現了7.5%和5.5%的顯著上升，遂使力量對比發生逆轉：52席的社民黨下滑為第二大黨，且其相較第三大黨自由黨（51席）的領先優勢幾近於無；62席的人民黨成為第一大黨，並掌握組閣權。目前他們已經確定將會和自由黨合組一屆「右傾」政府。

奧地利國會大廈

儘管在過去7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中間派聯盟構成了奧地利政府的執政基石，但自由黨卻不是類似英國獨立黨或「德國選擇」這樣的新興平民主義代表。人們有時容易忽略，在20世紀的兩場大戰中，奧地利和德國一樣始終屬於敗者陣營；而這個在地理上位於東西歐之間的小國，無論是領土幅員還是人口規模都比德國相差太遠，承擔不起站錯隊的代價。因此，甚至早在「冷戰」年代，奧地利擁抱西方的意願就遠不及保持中立的審慎心理來得強烈。直到1995年，維也納才決定加入歐盟，迄今為止都不是「北約」成員國。根據歐盟委員會下屬的民調機構「歐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在2017年春天公布的結果，只有42%的奧地利人傾向於信任歐盟，對歐盟持肯定看法的人士更是只佔35%。他們的疑歐主義（Euroscepticism）可謂發自內心。

而成立於1956年的自由黨，在奧地利政壇和公眾心目中的印象遠不像他們的德國同行那樣來得非主流。秉持經濟自由主義、民族自由主義和政治保守立場，同時與左派和天主教都保持距離的本地選民傾向於認為：極右翼開闢出了一條非左非右的「第三條道路」。1983年大選後，社會黨為取得議會多數，就曾與自由黨組建聯合政府。進入90年代以來，自由黨在歷次大選中的得票率從未低於10%，因此曾兩度受邀與人民黨組建右翼聯合政府。尤其是在2000年，歐盟十四國政府甚至對維也納發出公開威脅：倘若自由黨黨魁約爾格·海德爾成為新組建的聯合政府總理，歐盟將對奧地利實施外交杯葛，中止其作為歐盟成員國的部分權利。

自由黨黨魁斯特拉赫

經歷2000年的那場風波之後，自由黨的競選綱領和政治立場都變得更加「入世」了。畢竟，奧地利每年出口商品總額的70%是面向歐盟內部市場，維也納的任何一屆政府都承擔不了重新築起關稅壁壘的代價；而68%的奧地利人也更傾向於留在歐元區。因此，在今年的選戰中，自由黨黨魁斯特拉赫並未提出諸如「退出歐盟」、「廢止歐元區」之類的驚悚口號，只是主張強化與維謝格拉德集團（捷克、匈牙利、波蘭、斯洛伐克）之間的聯繫，在反移民和邊控問題上與東歐國家採取一致立場。而在法國總統馬克龍力推的歐盟改革計劃中，有人民党參與的奧地利右翼聯合政府將和德國站在一起，反對分擔額外的防務開支和經濟、財政風險。

當然，受關注程度最高、任務也最嚴峻的，始終是新出爐的第一大黨人民黨黨魁——31歲的庫爾茨。2013年底他初次入閣之時，是1945年以來奧地利最年輕的內閣部長，也是當時全世界最年輕的外交部長。如今，他又將成為全世界最年輕的民選政府首腦。但人民黨所面臨的，已經是和過去十多年大不相同的政局。受全球金融危機和缺乏內部改革影響，2008年以來奧地利年均GDP增長率不過0.7%。中東難民危機的爆發同樣令其深受衝擊：在擁有8200萬人口的德國，每百萬人攤派到的難民庇護申請數量是5441份；而在僅有880萬人的奧地利，同一項數字是9970份（2015年數據）。最終，奧地利政府接收了9萬名來自敘利亞和伊拉克的難民，這足以使年老、保守的本地民眾感到足夠不安。他們開始以選票表達訴求——在2016年的聯邦總統大選中，人民黨和社民黨這兩個傳統中間派大黨的候選人都未能進入第二輪票決，最終由獨立候選人范德貝倫勝出。而此次議會選舉，再度出現了與荷蘭、德國類似的情形：投票率上升越明顯，中間派、尤其是中左翼大黨的頹勢略突出。相較2013年多出的5.1%投票者，幾乎齊齊倒向了政策立場更保守的自由黨或人民黨。

塞巴斯蒂安·庫爾茨

從這個角度看，人民黨並未重蹈社民黨的覆轍，恰恰是因為打出了庫爾茨這張好牌。這位起家於人民黨青年組織的維也納大學肄業生早在2011年就擔任了聯邦內政部負責中東難民安置問題的國務秘書（副部長），可能是全奧地利第一批意識到難民問題嚴峻性的政治家。在2013年底出任外交部長以後，他的政治立場出現了顯著「右轉」：先是主張實行嚴格的邊控政策，並在2016年最終關閉了面向難民的奧地利邊境；隨後是要求宗教活動本土化，禁止奧地利清真寺及其工作人員接受來自海外、尤其是中東的捐款，奧地利境內流通的《古蘭經》版本也須經政府核准。在對土耳其的政策問題上，庫爾茨的態度同樣相當強硬。此次選戰期間，他更是提出要削減提供給外來移民的福利金的額度，以至於更偏右的自由黨人驚呼自己的政綱被「剽竊」了。

誠然，對難民問題的強硬姿態或許只是庫爾茨的一種「人設」——在2014年兼任歐洲委員會部長理事會主席期間，他曾竭力倡導與伊朗達成核協議，並通過對話解決烏克蘭危機。就這些立場而言，與歐盟傳統的調和主義相差無幾。但人民黨既已在選戰中將限制移民作為頭號賣點，則庫爾茨改弦更張的可能性也就變得很小。更何況在結成右翼聯合政府（組閣方案最終確定至少需要2到3個月時間）之後，立場更加保守的自由黨會時時從背後「督促」他履行承諾。無論如何，在2017年深秋，一個充滿疑歐主義氣息的新政府已經在維也納崛起，並將和華沙、布達佩斯的同道者們遙相呼應。儘管他們未必能像協調一致的團體一般行動，但對柏林和巴黎力圖延續的歐陸一體化進程無疑是巨大的潛在威脅。舊大陸的風浪，在2017年遠未宣告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