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典：民國最「傲嬌」的大師

一縷清風好傳家（代序）

祖訓猶如面訓，家風恰若春風。

家風是銘刻在心靈的箴言，家風是跟隨在耳畔的叮嚀，家風是無聲的告誡，家風是無形的規範。無時不在，無處沒有。

素有大湖名城，創新高地之稱的合肥，臨水而建，因水得名。兩千多年來，家風綿延，民風純正，人傑地靈，物華天寶，「智者樂水"，合肥，不負名城之稱!

"一縷清風好傳家」，為了承家風，倡家教，我們特意梳理丶采編了在合肥這塊美麗的土地上湧現出來的優秀傑出人才，著意挖掘了他們的成長曆程與家風家教的千縷萬縷的聯繫。意在弘揚與傳承，讓家風化作一縷清風，吹遍千家萬戶，滋潤百姓蒼生。

水往這方合，地數這邊肥，合肥風清，合肥氣正，合肥確實是個養人的地方！

序作者——陳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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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家，是縮小的國，國，是放大的家。自古以來，家風家教一直深受國與家的重視，它也在歲月的積澱中成為了中華文化的重要內容，成為社會文化中的一縷清風。

由《合肥新聞聯播》微信公眾號獨家策劃的家風欄目《一縷清風好傳家》，正陸續推出，為大家講述合肥名人的家風故事，一起感受它的如沐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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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一個不一樣的劉文典

劉文典出生於合肥，他也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合肥人，對合肥一直有很深的感情。現在只要看到劉文典的著作，凡是線裝本的，第一頁上都寫有合肥劉文典。據說，劉文典還專門印了一張名片，上面沒有寫什麼教授的頭銜，就幾個字，「劉文典，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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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典：民國最「傲嬌」的大師

合肥新聞聯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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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典

劉文典（1889～1958年），字淑稚，出生於安徽合肥，祖籍安徽懷寧，中國文學史家。1909年赴日本求學，1916年回國，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校長、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後在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任教，為九三學社成員。終生從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著作有《淮南鴻烈解》、《莊子補正》、《三餘雜記》等。

1

大師之路

1889年，劉文典出生在安徽合肥一個家境尚算優渥的家庭，父親以經商為業，為人本分，很重視子女的教育。幼時，劉文典便被父親送往教會學校學習，又因其聰明好學，日後又掌握了英、德、日等多方外語。

劉文典與其家人

前排左一為其夫人張秋華，後排為次子劉平章及其媳馬順珍

年輕時候的劉文典，好學、善學、潛心於學問，他不僅得到陳獨秀、劉師培的賞識，擔任過孫中山秘書，還師從陳寅恪，學有專攻，寫出了《淮南鴻列集解》、《莊子補正》等不朽名篇著作，是一位被公認的擁有真才實學的學者。

27歲那年，劉文典已被聘為北大教授。「五四」運動前後，他擔任《新青年》雜誌英文編輯。1927年，劉文典任國立安徽大學校長。1929年，他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主任，同時在北大兼課。

劉文典

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請他出來教學並在日偽政府做官，他都斷然拒絕，表現了一個正直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氣節。1938年劉文典先生前往昆明，在西南聯大任教，後被聘到雲南大學任教，直至新中國成立。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朋友曾動員他去美國，已替他找妥具體去所，並為他一家辦好了入境簽證。但劉文典謝絕了，他說「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我的祖國」。1956年劉文典被評為一級教授，被推選為全國政協第一、二屆委員。

劉文典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期間寫給夫人張秋華的家書

劉文典學業精湛，治學嚴謹，被當時的大師們廣為讚譽；他性格耿直，個性鮮明，被稱為民國最有骨氣的文人與名士；他上課不拘一格，深受學生歡迎與愛戴；他敢於頂撞蔣介石，全力維護學生，一身傲骨被廣為流傳；他身懷名節，愛國正直，代表著知識分子的脊樑。他眷念著故土合肥，不忘家鄉情懷，多次將字畫捐至安徽大學；他有拳拳愛子之心，春風化雨成錚錚教誨。

2

治學：逍遙自在，浮游隨性

世上最懂莊子的人

1906年，劉文典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蕪湖安徽公學。這是一所新式學校，當時，陳獨秀、劉師培正受聘於這所學校，擔任學校教師，民主氣氛十分濃厚。

三年後，劉文典赴日留學，師從國學大師章太炎，並在章太炎等人影響下開始反清活動。1912年，劉文典學成回國，與他人一起創辦《民立報》，任編輯和翻譯，後因特殊機緣，擔任了孫中山的秘書。

1917年，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他聘請劉文典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從此劉文典開始踏上治學之路。

北大授課期間，劉文典把主要精力放在《淮南子》校勘上，經過多年努力，1923年，《淮南鴻烈集解》正式出版，劉文典一時聲名大振，也由此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

胡適破例為其作序，並對此書大加讚譽。晚年周作人也曾回憶說：「他（指劉文典）實是一個國學大家，他的《淮南鴻烈集解》的著書出版已經好久，不知道隨後有什麼新著，但就是那一部書也足夠顯示他的學力而有餘了。」

劉文典並沒有就此滿足，此後又開始了《莊子》和《說苑》等經典的校勘工作，在校勘界聲譽日隆。

1939年，《莊子補正》出版，陳寅恪為之作序，不惜大放溢美之詞。陳寅恪人稱「教授之教授」、「大師之大師」，能為此書作序，劉文典頓時身價倍增。此書一出，劉文典在全國學術界獲得「莊子專家」的美譽。

每次上課講《莊子》時，劉文典第一句總是說：「《莊子》嘛，我是不懂的，也沒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莊子》，別人就更不懂了，可見其自負之情。

在西南聯大時，曾有人向劉文典問起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劉文典大發感慨，口出狂言說：「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就是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文典。」

《莊子補正》的出版，也讓劉文典的學術生涯達到最高潮期。

據聞，劉文典為了靜心研究學問，總是在夜裡九十點鐘開始看書寫作，一直到第二天七八點才睡覺，從來不吃早點。到了中午，飯做好後，由夫人張秋華負責叫他起床，並把他「領」出房間。

有時，張秋華給他夾菜時，他還朦朦朧朧的，似乎沒睡醒，看也不看便一口吃下去，在他看來外表飲食這些學問之外的事，都不足留意，足見其修學刻苦。

最受學生歡迎的劉教授

西南聯大的教授會講課的不少，但像劉文典那樣把課講得出神入化的並不多。劉文典一直深得學生的歡心和敬意，連他的冤家對頭也不得不佩服。

喜歡拖堂、月下授課

劉文典先在北大、清華任教，抗戰時，又在西南聯大任教，他既學問精深，性格耿直，又對學生平和友善，被學生稱為「最有學術聲望」與「最受學生歡迎」的教授之一。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開設《莊子》、《文選》等課程。他講課不拘常規，常常乘興隨意，倒也別開生面。

西南聯大的課堂

上《文選》課時，劉文典總是帶上一壺茶，外加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製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他就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下課鈴響也不理會。下午課時，他經常拖堂到五點多鐘才勉強結束，倒是學生們也不厭惡他的拖堂，反而樂意他的高談論闊。

有一次，劉文典只上了半小時的課，便夾著教案要離開，同學們甚是不解。只見，劉文典徐徐宣布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課。」

原來，下周三是陰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屆時，校園內擺下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月賦》，生動形象，見解精闢。同學們聽得很是入迷，覺得是一次難得的享受。

張中行晚年在回憶文章中記錄了一件有趣的事。劉文典在西南聯大講莊子時，一次大名鼎鼎的吳宓教授也去旁聽，「他講書，吳宓（號雨僧）也去聽，坐在教室內最後一排。他仍是閉目講，講到自己認為獨到的體會時，總是抬頭張目向最後看，問道：『雨僧兄以為如何？』吳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點頭一面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惹得全場人為之暗笑。

吳宓

吳宓一向自視甚高，但對劉文典的學問卻是十分佩服的，一九四二年他在日記中記錄：「聽典講《紅樓夢》並答學生問。時大雨如注，擊屋頂錫鐵如雷聲。」

這畫面或許能讓你想起電影《無問西東》中西南聯大雨中上課的一個場景，因雲南雨勢太大，雨珠「啪啪」敲擊在教室房頂，學生無法聽見教授的聲音，只得安靜下來靜靜等待，教授在黑板上從容地寫下四個大字「靜坐聽雨」。

觀世音菩薩

劉文典在教學中，經常語出驚人。

一次，有學生問道:「先生對寫文章有何高見？」「問得好！」劉文典應聲而答，然後朗聲吐出五個字——「觀世音菩薩」。

眾學子一聽無不愕然，先生這不是答非所問？給我們念什麼佛呀？

劉文典神秘地解說道：「『觀』，多多觀察生活；『世』，須要明白世故人情；『音』，講究音韻；『菩薩』，要有救苦救難、關愛眾生的菩薩心腸。作文一樣，也不可以說得天花亂墜，離題太遠，完了。」

這個解釋通達明晰，學生豁然開朗。

劉文典於「觀世音菩薩」五字上心得幾何？他胸無城府，不夠圓滑，張嘴就會得罪人，至少在「世」字上是頗有欠缺的。但這也正是他一介書生真情至性的地方。

吹牛的本錢

劉對同輩人很狂，十分倨傲，但平時對學生卻十分平易近人，沒有一絲架子。當年弟子這樣描述他在昆明時的形狀：

「先生身材不高，晚年體弱瘦削，雖為一級教授，日常均身著青布長衫，腳著布面圓口鞋，不修邊幅，卻飄逸自如，不失學者風度。上課時則用一塊藍布包著講義或教材，夾在腋下，慢慢走進會澤院，走入教室。」

「先生讀書或與朋友學生交談時，喜抽香煙，愛喝清茶。我們去看望或有所請教時，他總是打開煙盒，遞給我們一支煙，而後他一支接一支地吸著，此時談風甚健，說古論今，厚積薄發，雖體虛氣弱，常常手之舞之，神采飛揚。」

西南聯大青年教師陶光是劉文典的得意門生。一次，因為他備新課久未去看望劉文典先生，特抽出時間前去看望。不料，剛見面他就被劉文典沒頭沒腦地痛罵了一頓，說陶光是「懶蟲」、「沒出息」、「把老師的話當耳旁風」。

陶光想，我雖一貫尊重你，但學生也不是奴隸，可以隨便辱罵。他一時忍無可忍，便準備以暴易暴。正當陶光要怒目反擊時，忽見劉文典用力一拍桌子，聲音極大地呵斥道：「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為吹牛的本錢，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絕望么？」轉眼，老師憤怒的臉已轉變成可憐的臉。

見這光景，陶光將要爆炸的怒火突然平息了，反而變成了同情、憐憫老師！對於老師視他為『吹牛的本錢』一語，很讓陶光感動，他幾乎要破涕為笑了。

隨即，陶光扶老師坐下，為老師倒一杯茶，承認自己太粗心，並解釋說，因為自己備新課任務重，所以久未前來問候。

劉文典也自知批評學生太過火，便留下陶光吃飯，算是示好。

後來劉文典出版《莊子補正》，讓陳寅恪作序，特地叮囑學生陶光用毛筆為自己題封面。這是老師對學生最高的尊崇，是權威教授的鼓勵。陶光每談及此，都喜形於色，感謝老師的厚愛，研究學問上自然變得更加勤奮。

他的狂傲與謙卑

民國教授中，劉文典的「狂」與「傲」是十分出名的，在學壇也留下了不少奇聞軼事。但他曾自我評價說：「我最大的缺點就是驕傲自大，但是並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驕傲自大。」

「不識」巴金，怒懟新派學者

劉文典專心研究古典文學，很看不起搞新文學創作的人，認為「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

有一次，有人向他提起當時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時的巴金。他想了一會兒，喃喃地說：「我沒有聽說過他，我沒有聽說過他。」

他在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當教授的時候，也不把聞一多、朱自清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裡，對講授「語體文」寫作的作家沈從文等尤為蔑視。

沈從文

當得知西南聯大要提沈從文為教授時，他勃然大怨，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四毛錢！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麼？」

替莊子跑警報

1939至1940年，日本飛機經常到昆明轟炸，師生看到五華山上紅球升起，便放下手中的活，開始跑警報，到防空洞里躲避日機轟炸。

有一天，日機空襲，警報響起。西南聯大正在上課的教授和學生照例疏散到昆明城外去躲藏。

正當大家或疾走或快跑爭先恐後之際，沈從文湊巧從劉文典身邊擦肩而過。他略顯不悅之色，就對同行的學生說，「沈從文是替誰跑警報啊！這麼匆匆忙忙地，我劉某人是替莊子跑警報，他替誰跑？」

沈從文雖然聽見了，但尊他是前輩，沒有說什麼就跑開了。

十二分敬重陳寅恪

劉文典眼高於頂，卻並非目中無物，他早年師從國學大家劉師培，精研《說文解字》和《文選》，對前輩學問家章太炎和同輩學問家陳寅恪低首下心，知所恭敬，除此之外，能入他法眼的文人學者不多。

陳寅恪

在西南聯大教書時，劉文典公開承認他的學問不及陳寅恪的萬分之一，還告訴學生：「我對陳先生的人格、學問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萬分敬佩。」他宣稱，西南聯大總共只有三個教授：陳寅恪一個，馮友蘭一個，他和唐蘭各算半個。

試想，西南聯大差不多集結了全國的學界精英，他自鳴得意的「三個教授論」會得罪多少同行？

「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

劉文典對自己的學問是相當自負的。當年在西南聯大開「紅樓」講座的人有兩個，一個是大名鼎鼎的吳宓，另一個便是劉文典。

劉文典原本不是研究《紅樓夢》的，只因他聽了吳宓的《紅樓夢》講座，不同意見太多，於是靈機一動，也客串一回紅學家，開個講座，唱唱對台戲。

劉文典的號召力不小，教室裝不下太多的聽眾，西南聯大的廣場就成了他的講壇。一支蠟燭，一副桌椅，眾人席地而坐，雖寒磣了點，學生卻不以為苦，反以為樂。劉文典身著長衫（他的長衫特別長，掃地而行），款款入座。一位女生站在桌邊，從熱水瓶里為他斟茶，他滿飲一杯。

前戲做足了，劉文典這才昂然而起，一字一頓地念出開場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吃仙桃一口足矣。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講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講過！今天跟你們講四個字就夠！」

一部《紅樓夢》，他以四字蔽之，這四字是「蓼汀花淑」。他的講解用上了音韻學。「元春省親大觀園時，看到一幅題字，笑道：『花淑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花淑反切為薛，蓼汀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就屬意薛寶釵了。」

此說一出，下面立刻「哦」的一聲，眾人彷彿醍醐灌頂，全開了竅，《紅樓夢》的主旨迎刃而解，要義也昭然若揭。

被和尚追著打

劉文典在清華大學任教時，需要查閱某種佛經。他聽說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經，就前去閱看。

該寺有嚴格規定，非佛教人士，不準借閱藏書。允許借閱者必須在寺內念經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書頁，必須用寺院特製的蔑子翻閱，違者受罰。

該寺管理藏書的老和尚與劉文典略有認識，知道他是著名學者，特准他借閱，佛堂內也不派僧人專門看守。閱前，老和尚向他詳細介紹了閱讀規則，他當即承諾，嚴守規約。

老和尚去後，劉文典靜坐讀經。看了一會兒，他因路途勞頓，有些疲倦，見室內有一空床，便趁機持書卧床閱讀。不料，他看著看著，就睡著了。

不知過了多久，正在睡夢中的他忽然聽到罵聲，頭面受到扑打。他睜眼一看，老和尚邊打邊斥責說：「你言而無信，竟把佛經丟在地上！」原來，他睡著之後，手一松，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經也就隨之掉落。

老和尚本來想與他談論佛學，進來一看這情景，頓時火冒三丈，拿起掃帚就打過來。

此舉有如當頭棒喝，劉文典頓時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饒，一面在佛堂內抱頭鼠竄。老和尚見他甘心挨打，並沒有教授架子，怒容一變，「撲哧」一聲笑了。

不打不成交，劉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華大學拜訪，他還專門設素齋招待。

敢於頂撞蔣介石

1928年，劉文典在安徽大學（校址安慶）任職期間，學校發生學生風潮。

蔣介石以國民政府首腦身份親臨安慶，施行彈壓。他專門召見相關人員，痛加訓斥，指出這次學潮是「安徽教育界之大恥」。劉文典擔任安徽大學校長，自然首當其衝。可他並不知「罪」，見到蔣介石只稱「先生」，不稱「主席」，掃了對方顏面。

更出格的事情還在後頭，蔣介石寒著臉要劉文典交出學生領袖名單，必須對罷課分子嚴懲不貸。劉文典根本不買賬，還將蔣頂上南牆：「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針尖對上了麥芒。蔣介石惱怒不已，當眾拍桌，聲色俱厲地大罵：「你是學閥！」劉文典素性恃才不羈，也戟指回擊：「你是新軍閥！」

蔣介石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豈容手握筆杆子的文弱書生挑釁他的戎威？盛怒之下，殺氣騰騰，不僅摑了劉文典兩記耳光，還以「治學不嚴」罪名將這位名士關進監獄，並且發出死亡威脅。

劉文典身陷囹圄，性命危在旦夕。好在全國學界和新聞界並非萬馬齊喑，「保障人權」、「釋放劉文典」的呼聲隨之而起，安徽學運也有餘燼復燃之勢。蔡元培出面力保這位早期同盟會員、孫中山的老秘書，陳立夫也從中斡旋，蔣介石迫於輿論壓力，這才以「即日離皖」為條件，釋放劉文典。

蔣介石的兩記耳光確實響亮，劉文典的名聲也因此響了起來。蔣介石的偶然之舉成就了狂士劉文典的一世英名。

老師章太炎聽到此事後，對劉文典的書生骨氣十分欣賞，親自手書一聯相贈：「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

章太炎先生書贈劉文典的對聯

這副對聯一直為劉所珍藏，至今還保存在劉文典次子劉平章家中，從一個側面十分貼切地反映出劉疾惡如讎正直善良的品質。

3

「劉文典，合肥」

劉文典出生於合肥，他也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合肥人，對合肥一直有很深的感情。現在只要看到劉文典的著作，凡是線裝本的，第一頁上都寫有合肥劉文典。據說，劉文典還專門印了一張名片，上面沒有寫什麼教授的頭銜，就幾個字，「劉文典，合肥」。

籌建安徽大學

安徽大學的建校與劉文典的努力密不可分，在教書育人方面，劉文典的態度更是令人讚賞。

1927年夏，劉文典先生受安徽省政府之邀，籌備安徽大學建校工作，為此四方奔走。於第二年最終實現安徽孕育多年的大學夢想，劉文典先生任法學院院長兼預科主任，行校長職權。

安徽大學校園裡，劉文典教授的銅像

安徽大學檔案館劉文典紀念館始建於2008年，為的是紀念安徽大學建立80周年，且緬懷劉文典先生逝世50周年。整個劉文典紀念館的牆壁，都展有劉文典的著作。

捐贈圖書、書畫給安徽大學

1935年，劉文典曾經給當時的安徽省圖書館館長寫信，信中稱，用一半薪水買書，有生之年供教學之用，過世以後則要捐給安徽省圖書館。

劉文典去世後，其夫人張秋華曾捐了一批圖書和字畫，其中包括董其昌、劉墉等大家的字畫給了安徽省博物館，安徽大學校慶時，其家人又將僅剩的最後一批劉文典的東西捐給了安徽大學。

安徽大學劉文典紀念館

劉文典的兒子劉平章稱，父親還有一批舊書，目前藏在台灣「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圖書館，共513冊，其中多半是清朝的書籍，這也是花費了74年才找到的，如果這批書能回來，他也將完成父親的遺願，捐獻給安徽。

4

橫眉對日，溫以傳家

劉文典是個」硬骨頭「，這讓他在後來與日本人的鬥爭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

劉文典在子女教育上，非常注重以身作則，告誡子女要好好學習，誠懇待人。在事業選擇上，劉文典的一件往事，對兒子劉平章影響極大。

劉文典與次子劉平章

在離開安徽大學時，有人立薦劉文典為教育部部長，但被劉文典回絕了，他後來告訴兒子說，「只有終身之教授而無終身之部長，我決定北上到北大去教書」。

這件事也讓劉平章明白了，做人要有本色，要從事一些終身的職業。而他這一生，作為一名優秀的建築師，也是因為記住了父親這句話，不忘「老老實實地做事，老老實實地做人」。

對日本人

劉文典是個」硬骨頭「，這讓他在後來與日本人的鬥爭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

九一八事變後，北平的青年學生，為敦促政府抗日，曾發起卧軌請願。劉文典的長子當時在輔仁大學讀書，也參加了這一活動，後因連夜在外受寒患病而死。

韓美林繪劉文典畫像

劉文典對此十分悲痛，也更加痛恨日本人。以後每次上課都要講一段「國勢的阽危」，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對此，他當年的學生曾有過一段生動的記錄：「然尚有一事更可以使我們對於劉先生表示極大的敬意的，就是劉先生愛國心的熱烈，真是校內無二人！去年長城戰事鬧得極凶的時節，劉先生每次上國文班，必花一部分的時間，哭喪著臉向我們伸說國勢的阽危，並且告訴我們趕快起來研究日本。」

劉文典不僅號召別人研究日本，自己也全力以赴，熬夜至兩三點，來翻譯日本的文章，讓更多國人了解日本這個民族。

劉文典發表在《大公報》的文章《荒木貞夫告全日本國民書》

1933年4月10日劉文典翻譯的《荒木貞夫告全日本國民書》一文，發表在《大公報文學副刊》上，文中詳細介紹荒木貞夫的軍國主義思想，希望能夠警醒國人「知道日本統治者的意見、政策和野心」。

由於過度勞累，第二天上課時常常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只好如實向學生道出實情，聽了此事，班上的學生不僅毫不抱怨，反而被他的愛國熱情感動得連「眼淚真要奪眶而出了」。

「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我的祖國？」

「七七」事變後，劉未能及時南下，鑒於他的名望，日本人通過周作人來做他工作，請他出來做偽事，遭到他斷然拒絕。劉文典對周作人說：「國家民族是大節，馬虎不得，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

日本人被他的態度激怒了，闖進劉家翻箱倒櫃，劉憤然作色，拒絕回答日本人的任何問題，翻譯官責問道：你是留日學生，太君問話，為何不以日語作答？劉稱「以發夷聲為恥」，拒不說日語。

一九三八年，在朋友幫助下，劉文典化裝逃出北平，由天津搭外輪，經香港、海防，輾轉來到昆明。他後來在給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信中說：「典往歲浮海南奔，實抱有犧牲性命之決心，辛苦危險，皆非所計。」

劉文典與夫人張秋華

1949年，胡適為劉文典辦好了一家三口的機票，聯繫好了美國的大學，想幫他換個新環境。對於胡適的好意，劉文典敬謝不敏，他說：「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我的祖國？」他久已遠離政治紛爭的漩渦，只是出於樸素的愛國之情留下未走。他沒有力氣再折騰了，眼看把亂世挺到了盡頭，接下來只想過過太平日子。當時，許多學人都是抱著這樣的想法留在大陸。

「擦皮鞋者」

劉文典非常注重對孩子的教育，作為一個教師，他更善於將涓涓教誨融入日常生活中。

1957年3月，劉文典在北京開全國政協會期間，就曾給次子劉平章寫了一封特殊的信，信中，他稱呼兒子為"kolya"，落款為"擦皮鞋者"。

劉文典寫給其子劉平章的信

「Kolya：我在京用費極大，所帶的錢早已用完。正是兩袖清風，你要電匯用來救濟，解除我的經濟危機。

我的旅費用盡只好步行回昆明了，不能從四川經過了。我連日參加最高國務會議，開會地點在懷仁堂。得以飽看中南海的雪景，真是興奮極了，愉快極了。你很可以乘我在京的機會來北京一游。我可以買最精緻的玩具給你，帶你遊覽名勝，吃前門飯店精美美的西餐……」

原來，開會期間他在書店看到《蘇聯畫報》上有一幅名為《擦皮鞋者》的諷刺溺愛子女社會現象的漫畫。畫面上，一個滿額皺紋、衣著襤褸的老頭在嚴冬中蹲在地上為兒子"kolya"擦皮鞋。

劉文典寫給次子平章的書信

此時劉文典正好接到在成都讀大學的兒子討生活費的來信，想到自己對兒子的溺愛，不免自責。他沒有擺出"老子"的架子，而是以一種幽默的方式來教育兒子。信中不提寄錢的事，反說自己在京費用大，錢已用完，要兒子匯點來解除經濟危機。兒子平章讀後，既感溫馨又受教育。 後來在給兒子的多次書信中，他又反覆叮囑兒子要節約，不能養成浪費的習慣。

劉文典寫給兒子劉平章的家信

劉文典一向育人有道，無論是自己的親屬血脈還是學徒學子，總是言傳身教，他從來把子女當作朋友一樣對待，用平等的態度與之交流。

1955年端午節，劉文典在觀看郭沫若話劇《屈原》片段後，給兒子劉平章寫了一首詩——《觀劇詩》。

「宋玉悲秋亦我師，傷心又吊屈原祠。娥眉漫結平生恨，文藻空存異代思。縣圃曾城無定所，桂旗蘭枻竟何之。二千三百年間事，剩有江聲似舊時。甲午五月五，觀劇詩寫示平章兒，叔翁。」

隨

行

詩

記

狂狷的眼睛，獻身閃電

山中的芨草，善於叢生

也喜歡孤星下巨石崖壁

秋夜，已是寒光逼人

密雲跳舞，這早來的冬天

我看見豎起的血液

正凝聚在山崗，又奔流到大海深處

海深處的漩渦，藏著什麼？

莊子的花園，還是狂狷的眼睛，獻身閃電

你不屑於野蠻之途的陰暗

不困厄於寂靜白日的陰冷

你覺察出空蕩蕩的故土

泛出一汪鮮紅的果汁

裝在甜蜜的壁龕里

充滿溫柔妻子的雙眼

這是被交換的時代

所有結束的地方，都在輕聲飄動

抵達金黃的鳥兒世界

餘子昧

2018年5月29日

註：本文部分照片由新安晚報首席記者章玉政友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