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胡適：兩面旗幟的「陌路」與「同途」

07-10

9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催生了胡適與魯迅兩位代表人物。胡適倡導「文學革命」，以白話詩、白話文叱吒學界。魯迅則以短篇小說《狂人日記》、《阿Q正傳》享譽文壇。然而，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分化，兩人漸行漸遠，昔日同一戰壕的戰友漸成形同陌路的論敵。

先看魯迅眼中的胡適。對於《新青年》時期的胡適，魯迅持肯定、讚美態度。他說：「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我佩服陳胡」。（《且介亭雜文?憶劉半農君》）他們一起討論問題，商定稿件，又書信往來，互借圖書資料，關係頗為親密。魯迅在《無聲的中國》、《怎麼寫》等雜文中，稱胡適是文學革新的最先「嘗試」者，胡適的日記「一定該好得多」。讀了胡適關於白話文的論著後，魯迅贊其「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提示，勝於許多空理論」。（1922年8月21日致胡適信）但後來因為胡適主張青年學生埋頭讀書，少參與政治，加之與新月派文人陳源、梁實秋等的爭執，以及胡適宣揚「好政府」主義，又受到遜位的皇帝溥儀、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的「垂詢」，魯迅遂與胡適分道揚鑣。可以說，從1920年代中後期到1930年代中期，魯迅對胡適成見日深，寫了不少諷刺、批評胡的文章。左翼革命文學家魯迅與右翼文化泰斗胡適，當然是勢不兩立、水火不容的。魯迅對胡適由褒而貶，由揚而抑，由讚譽而至諷刺、排斥，連原先捧作「警辟之至」的《白話文學史》，後來都指為「也不見得好」了。

無疑，胡適的政治傾向偏右，他不贊同魯迅的激進主義，而主張漸進的改良主義。但胡適其實並不熱衷於政治，五四時期提倡的啟蒙思想、自由主義並沒有因他受當局器重而放棄，相反，胡適堅守終生。就在魯迅與新月派的筆仗打得不可開交時，《新月》雜誌曾被國民黨政府查禁，胡適寫了《我們要我們的自由》、《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長文，駁斥國民黨中宣部部長葉楚傖，批判國民黨政府扼殺新聞、言論自由的文化專制。為此，胡適一度被當局「封殺」，不準其公開發表文章。

即便是在1950年代的台灣，胡適也沒有完全依附於蔣介石。1954年，蔣提名胡適當「總統」候選人，胡公開聲明否認：「如果當選，我宣布無效。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1958年4月10日，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蔣介石、陳誠到場祝賀。蔣在致詞中吹捧胡適「品德高尚」，號召發揚「『明禮義，知廉恥』之道德力量」，胡適於致答辭時當面反駁，說蔣的話「有點錯誤，至少，『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現在的任務不是「講公德私德」，研究院、學術界「應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這番話氣得蔣介石臉色鐵青。在專制者面前，胡適表現出與魯迅一樣的硬骨頭精神。

胡適又是怎樣看待、評價魯迅的呢？

在《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中，胡適總結五四白話文學的成績，稱「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託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1922年時的胡適對魯迅推崇備至，幾乎把短篇小說的創作成績，完全歸於魯迅一人。對於包括魯迅在內的左翼作家的抨擊以至謾罵，胡適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見不聞」的淡定，不生氣，不著急，不理會。所以，我們迄今未見胡適回罵魯迅的文字。尤為難得的是，當魯迅遭到無端謾罵、人身攻擊時，胡適反而出來為魯迅辯誣、主持公道。1936年11月，蘇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適，對魯迅大肆攻擊。她說魯迅「心理完全病態」，「人格卑污」，「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胡適於是年12月14日複信，告誡蘇雪林「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批評她用「衣冠敗類」、「奸惡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話」，「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胡適還告訴她，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溫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胡適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確評價人物的問題：「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魯迅在胡適心中永遠是有成就、有價值的思想家、文學家。比起一些左翼作家的「黨同伐異」，摒棄了黨派的、政治的、情感的偏見的胡適，其見解不是公允、高明得多嗎？

值得一提的是，關於假如魯迅活到新中國，他會有怎樣的命運的問題，胡適與魯迅的看法竟不謀而合。1936年春，馮雪峰受中共中央委派，由延安回上海做統戰工作，時受四面圍剿的魯迅曾以玩笑的口吻對馮雪峰說，「你們來時，首先要殺我吧！」馮連連搖頭說，「那弗會，那弗會！」20年後的1956年，「清算胡風」的運動把一大批文化人打成「反革命」，投入大牢，或下放勞動改造。身在海外的胡適得知此情後說，「魯迅若不死，也會砍頭的」。

與魯迅1936年的盛大葬禮相比，1962年胡適的葬禮有過之而無不及：棺木上覆蓋北大校旗，百餘團體公祭，自發送葬者達30萬人，不少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商鋪停業，從離墓地兩公里外始，沿途居民家家焚香，戶戶路祭，創下魯迅逝世後任何文化人未能企及的哀榮大觀。但恰如半副挽胡適聯語云：「共黨既罵之，國人又罵之，容身無片土，天乎痛哉！」生前運交華蓋，死後哀榮亦枉然。

胡適與魯迅，一個激進的革命文學家與一個漸進的自由思想家，生前死後的際遇如此相似。他們從「五四」出發，走向殊途，最後又同歸「五四」，成為偶像。這是五四新文化的幸事，還是它的悲哀？

謹以此文紀念「五四」，並紀念胡適與魯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面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