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分鐘搞定中國當代文學史

　　當代文學是1949年以後直到現在的文學，是越學越長的文學，是老不死的文學。7月2號到19號開了個第一次文代會，全國文學中老年濟濟一堂，大會把7年前毛主席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定為文藝總方向，這下子全國都延安了。此外還成立了文聯和作協，作家們都是有人管的人了，都是有歸屬感的人了！也就都是快倒霉的人了。

　　全中國都延安，原來不延安的一時不大適應，不大習慣，於是就要由組織上出面說服教育，要改造，當然也有人叫批評或批判。先倒霉的是《武訓傳》，這部電影講了個乞丐討錢辦學校的故事，由於其中心思想是一個人如何不勞而獲結果發家致富奔了小康還宣傳反動思想，毛主席很生氣，後果很嚴重，於是就成了新中國第一部禁片，不黃不暴力，就是反動。當事人紛紛寫檢查，包括郭沫若，可見當時文藝界的思想混亂到了什麼程度！

　　沒過多久，蕭也牧發表了《我們夫婦之間》和《海河邊上》，前者講述了一個工農出身的幹部如何被一個小資知識分子以城市為後盾成功改造了的故事，後者講述了一個男青年如何為了談戀愛才追求進步的故事，群眾很不滿，著名文藝理論家馮雪峰偽裝成讀者李定中，說這是玩弄勞動人民的態度，是低級趣味！丁玲說這是一種很不好的傾向，還有一大批陪綁的一起遭到批評。蕭也牧寫檢查，表示「我一定要切實地改正錯誤」，當不了作家，當了編輯，後來幫助出版了《紅旗譜》。

　　又沒過多久，李希凡和藍翎發表文章，批評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分析不夠現實主義，馮雪峰沒拿兩個大學生當回事。毛主席很生氣，後果很嚴重，馮雪峰就當不了編輯了，只好搞搞理論。其實俞平伯沒怎麼樣，真正倒霉的有兩個：一個是胡適，賠了個兒子；一個是胡風，以為自己發飆的時候到了，結果座談會開到後來就不批俞平伯和胡適了，改批胡風了。兩個姓胡的，叫風的給叫適的當了接班人。

　　說到胡風，他和周揚一直就不對付。後者說前者是漢奸，前者說後者是混蛋，兩個人罵來罵去，最後打到了毛主席那裡。胡風一口氣寫了三十萬字，到處都是誰誰誰是個混混，哪哪哪有把刀子，毛主席看得很鬱悶。後來胡風有個叫舒蕪的戰友叛變了，把私人信件公開了，這要是在BBS是會被殺檔的，不過那時候技術沒那麼先進，結果舒蕪成了模範。毛主席一看氣壞了，一幫人搞在一起，還罵我是「老頭子」，早晚要出事，乾脆還是關起來好了。其實按胡風的意思，要是他掌了權，一樣要把周揚關起來，反正是兩虎相爭，必有一傷。

　　周揚搞掉了胡風，又開始搞丁玲。丁玲這個人也是飛揚跋扈，當初她的《太陽照著三個和尚》——哦不對，是《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被周揚壓著不讓出版。後來書出版了，還獲了獎，她就到周揚跟前顯白。正好周揚剛死了兒子，丁玲就說：哎呀你看你看，我的書也出了，你的兒子也死了。就算是安慰，這嘴也夠欠的。結果她也倒了霉，成了反黨小集團，跟她一塊兒倒霉的還有陳企霞和馮雪峰，馮雪峰這回連理論都搞不了了。

　　這樣搞來搞去，搞得大家都很緊張。毛主席一看這樣不好，就說我們來雙百吧，文藝上百花齊放，科技上百家爭鳴，大家有話還是說出來嘛，不要怕。這下子好了，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膽大的什麼都敢說，連工農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都說出來了，結果毛主席很鬱悶，寫了篇文章，叫作《事情正在起變化》，後來又寫了一篇，叫作《這是為什麼？》。膽小的哆哆嗦嗦不敢說話，膽大的熱情地鼓勵說：說吧，說吧，天下是我們的！膽小的剛說一兩句，結果「反右」開始了，大家都成了右派。所以不是毛主席搞陽謀，分明是膽大的搞陰謀，死了也有墊背的。當然，也有沒說話就倒霉的，那是因為他上廁所沒挑好時候。

　　反右完了又消停了。毛主席一看，文學中老年不說話了，那就讓勞動人民說話吧，他們膽子大，說的話也不反動，於是就大躍進了。農村出了個王老九，知識分子這邊郭沫若不甘示弱，寫了個《百花齊放》，一百首詩，每首寫一種花。郭老就因為寫了這本集子，簡歷上又多了一條：園藝學家。當然，郭老懂的是很多的，我們可以叫他博物學家，就跟現在的百度差不多，啥都知道，啥都不準確。結果勞動人民一部分進城當了工人，一部分寫詩成了王老九，還有一部分要干三部分人的活還得幹得大躍進，後來中國就自然災害了。這時候政策放鬆了點，知識分子開始出來寫散文了，那些王老九們也就不再寫詩，又回去種地了。情況就好了點。再然後就文革了。

　　文革的時候倒霉了很多文學中老年，很多知識分子，連周揚這種連戰連捷的PK王都不行了。林彪和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搞了十年，搞出了八個樣板戲和一個作家，平均起來一年還不到一個。一幫文學青年不會在地上演戲，只好在地下寫詩，像食指、芒克、多多什麼的，寫「太陽像一個淫蕩的新娘」，很黃很暴力，到了八十年代，就變成很文學了。還有三部中篇小說：《公開的情書》、《晚霞消失的時候》、《波動》，由於比起詩來不能引人聯想，所以就不夠黃不夠暴力，以後當然也就不夠文學。寫《波動》的趙振開後來改名北島，寫詩去了。現在他好像又寫小說，因為現在的小說比詩更黃更暴力，也就更文學。

　　文革以前那段時間文學史上叫十七年，有那麼幾部作品比較重要。長篇小說方面：三紅一創，青山保林，就是《紅日》《紅岩》《紅旗譜》《創業史》《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保衛延安》《林海雪原》。重要的裡面還有更重要的：《紅旗譜》說一幫農民想跟地主對著干而不得，這個時候來了個共產黨，說：要暴力！農民們恍然大悟，於是開始打砸搶；《創業史》講一幫農民不想跟地主對著干，這個時候出了個進步青年，說：要對著干！農民們沒大明白，於是被說服教育；《林海雪原》講一幫解放軍想跟土匪對著干，因為解放軍里啥人都有，土匪裡面啥人都沒有，於是就干成了；《青春之歌》講一個女大學生想跟男朋友想怎麼干怎麼干，父母找的她覺得不靠譜，別人找上門來的她後來覺得不靠譜，她找的靠譜的結果犧牲了，最後她和一個共產黨互相找，然後就成了。短篇小說出了個趙樹理，把小說當曲藝寫，寫得農民很愛看，還能解決問題，後來解決不了問題了，小說寫得再像曲藝也沒用了。散文方面有楊朔秦牧劉白羽，劉白羽是個政論家，秦牧是個科普家，楊朔是個聯想家。戲劇方面老舍寫了個茶館，現在還在演，就是把本子改了，一直沒演全。詩歌方面有寫個人的郭小川和寫集體的賀敬之。郭小川在即將平反的前夜在蚊帳里抽煙，把自己給燒死了，賀敬之原來跟胡風混，一直不被賞識，後來找到了歸屬感，就比胡風混得好了。胡風那撥人叫「七月派」，詩不如「九葉派」好看，「九葉派」打頭的是穆旦，這個人死於心臟病，誘發心臟病的原因是骨折，很像他寫的詩的風格，真現代主義呀。

　　文革以後的文學叫新時期文學，嚴格地說到1989就完了，1989以後叫「後新時期」文學，「新」用完了，只能用「後」，這個「後新時期」是一幫教授吃飽喝足以後苦思冥想琢磨出來的。「新時期」文學就是打倒了四人幫，又請走了華主席之後，鄧小平上台以後沒怎麼搞搞出來的文學。

　　「新時期」文學有這麼一條線：傷痕—反思—尋根—先鋒/新寫實，概括起來說，就是反思文革—反思十七年+文革—反思中國傳統+十七年+文革—純文學不反思；到了「後新時期」，就成了市場經濟不文學更不反思。跟這條負線相對的還有條正線，就是改革—知青。

　　先說負線。傷痕文學重點是兩篇：盧新華的《傷痕》和劉心武的《班主任》。前者是傷痕文學命名的直接來源，但凡這種命名，都是一上來當貶義用，後來就成正經名字了，後來的「朦朧詩」，外國的「印象派」，都是這樣，這說明想要出頭就得臉皮厚，得把罵街當綽號才行。劉心武還有一篇作品叫《醒來吧，弟弟！》，那個時候他還很年輕，還是哥哥，現在只能算爺爺，研究比他還爺爺的《紅樓夢》。

　　反思文學就是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李順大就是新社會的祥子，後者想買車，前者想蓋房，到最後都沒能搞成。高曉聲創作的更重要的形象是陳奐生，這個漏斗戶主後來出了國，還坐了飛機。還有個張賢亮，就愛探討靈肉衝突，寫了篇《綠化樹》，主人公看著《資本論》就像看見糧食一樣。他後來與時俱進，搞了文化公司，還搞了鐵凝，一下躍進到「後新時期」市場經濟不文學更不反思的階段。其實他之前寫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這樣，裡面凈是「今夜陪你幹個痛快」，「一晚上幹了五次」，和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遙相呼應。

　　韓少功寫了《爸爸爸》《女女女》，在兩個輩分之間顯得遊刃有餘。阿城寫了《棋王》《樹王》《孩子王》，除這三王以外還寫了《遍地風流》，《遍地風流》每段都很短，不是阿城決定的，是阿城的寫作工具決定的，他是把煙盒拆開以後寫的，想寫長也沒有地方。還有個李杭育寫葛川江，就愛寫「最後一個」，像《最後一個漁佬》，後來一文多發，被封殺了，等到解禁以後，由於不能像張賢亮一樣與時俱進，發了也沒人看，於是也成了「最後一個」。最近他因為打人被罰款判刑，某種意義上成了「第一個」，算是翻了身，揚眉吐氣。

　　先鋒文學前頭還有個現代派文學，說來說去也只有兩篇：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告訴我們大學生都是瘋子；徐星的《無主題變奏》，告訴我們不僅大學生，連拾破爛的都是瘋子。關於現代派的討論分三個階段：中國終於有了自己的現代派—中國的現代派是學習西方的現代派—中國的現代派是假的現代派。先鋒文學要提這麼七個人：馬原的《虛構》，講一個漢人跑到藏區跟麻風病人亂搞，寫到寫不下去的時候突然跳出來說：其實我這都是編的，我把材料給你們看，你們都被我騙了吧，哈哈哈哈哈。這就是所謂的不關心「寫什麼」，而關心「怎麼寫」；洪峰的《奔喪》寫一個沒心沒肺的兒子，和加繆《局外人》有點像，先鋒文學老愛拿父子關係說事，老愛拿自己當兒子，跟爸爸撒嬌；殘雪有點像卡夫卡，把一些噁心的意象拼到一起，代表作《山上的小屋》；蘇童的風格作品就像他的作品《罌粟之家》，彌散著一股頹敗、浮糜的抒情氣氛；格非學博爾赫斯，特別喜歡棋和鏡子，他的《褐色鳥群》號稱是中國最難的小說，當然我們也可以粗劣地解釋成一個記性不好的人和幾個長得像的人的故事，他喜歡在事情到了最關鍵的時候跳過不寫，留個空缺，以《迷舟》為代表，現在格非當了清華中文系教授，不學西方了，改學中國傳統了，寫出來的東西就連習作都不如；余華的特徵是冷酷到底，看著一家人自相殘殺他可開心了，後來他變溫情了，寫的東西就越來越一般，賣得也越來越好；孫甘露寫的小說都不像小說，人稱「反小說」，像什麼《信使之函》《請女人猜謎》，不但讀信的人讀不懂，女人猜不出，不讀信的男人也搞不懂他要說什麼。

　　先鋒屁股後頭有個新寫實，是《鐘山》雜誌一手搞出來的，其實無非就是一些庸常的生活流。「新」字用完了，不知道再出花活，是不是又該有什麼「後新寫實」，還請我們的教授趕緊再去吃飽喝足然後冥思苦想吧。池莉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喊快感的，她的代表作用一句話說，就是《煩惱人生》因為《太陽出世》所以《不談愛情》。方方有篇《風景》，除此以外好像沒什麼好說的，她不是「一本書作家」，她是「一篇文章作家」。劉震雲的《一地雞毛》，題目跟新寫實完全相符，寫來寫去也都是《官場》《單位》那點破事，後來他寫了《手機》，和崔永元的關係很不好，前兩天又改名了，《我叫劉躍進》。

　　再說正線。改革文學張揚的是現代化，知青文學張揚的是上山下鄉真偉大。前者有個蔣子龍，雖然姓很反動，作品不反動，描寫了一個重返工作崗位的老廠長如何既抓生產又抓愛情的故事。後者有個梁曉聲，跟高曉聲不是一回事，那個高曉聲跟高曉松也不是一回事，大家千萬不要弄混。梁曉聲的代表作就是《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講一群知青如何征服一片大沼澤，征服的方法很簡單，就是不管不顧地死人，《今夜有暴風雪》也是，熱愛進步的好青年被活活凍死了，看到這裡，我們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的豪情油然而生。知青文學還有個張承志，他是「紅衛兵」一詞的首創者，一方面感念蒙古人民的博愛與偉大，寫了《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黑駿馬》，一方面感念大河濤濤，寫了《北方的河》，比梁曉聲還理想主義。現在梁曉聲跑到北京語言大學當教授去了，張承志還在追逐理想跑啊跑。

　　還有幾個作家很難歸類。王安憶的特點就是每次文學思潮都趕不上引領風氣之先，可總能搭上末班車，像《小鮑庄》之於尋根文學就是這樣。她更有名的是寫性的《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谷之戀》；還有《長恨歌》，電影拍得比小說還糟糕。莫言學馬爾克斯，語詞像恐怖主義自殺性襲擊的炸彈一樣隨處爆炸，有時像是胡說八道，比如《生死疲勞》里驢啊豬啊不停轉世什麼的，也有人說這就是中國的魔幻現實主義。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可以算是知青文學，不過他的腿有殘疾，不大好出門體驗生活，於是就在屋裡冥想，寫的東西也越來越玄。像《命若琴弦》，寫一個老瞎子彈斷1000根琴弦，發現還沒有復明，就跟小瞎子說：要彈斷1200根！要是後來還有個小小瞎子，大概要彈斷1400根……所以這個故事可以幫助我們複習等差數列。不過……要是瞎子日後無窮多，那他豈不光顧著彈琴，沒工夫吃飯睡覺和討飯吃了么？當然，不管怎麼說，援引張頤武老師的說法，史鐵生在殘疾文學領域還是頭把交椅，和張海迪合稱雙璧。還有個賈平凹，鄉下文人自戀氣息很濃，據說當時他把退的稿都貼在牆上，發誓一定要寫出個人樣來，後來就寫出了《廢都》這樣的不朽名著，然後很快被禁掉，全便宜了盜版書商。比起賈平凹來，路遙就要老實得多，他的《平凡的世界》三部比《廢都》還要不朽，就是沒有人看，結果窮死了。最後說說王蒙，新時期以前他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讓秦兆陽改成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他很不滿意，然後就被批判了。新時期以後他成了「重放的鮮花」，寫了《XX的季節》這樣索然無味的東西，《當代》最後都不發了，怕讀者提抗議。他的「發明」是把西方的意識流加上邏輯，變成所謂「東方意識流」，像什麼《蝴蝶》啊、《夜的眼》啊、《春之聲》啊，都是。後來王蒙改玩幽默，開出了像《球星奇遇記》這樣的奇葩，王氏幽默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大好笑。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活動變人形》，大家要記住有個主人公叫倪吾誠。稍帶腳提一句陳忠實的《白鹿原》，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扔硬幣，扔來扔去，還是村裡的劉備和諸葛亮說了算。

　　小說之外談談詩，主要是新詩潮和後新詩潮。「新」指的是舒婷、顧城和北島，一個寫老水車與老橡樹，一個寫童話寫得殺妻自殺，一個寫墓志銘和我不相信。起先別人看不懂，只有三個人說好：謝冕、孫紹振和徐敬亞。謝冕是洪子誠的師兄，可以說是「當代文學之伯」，他在轉書攤的時候發現了《今天》，特別激動，大力推薦。說好的三個人分別寫了文章，都有「崛起」二字，史稱「三個崛起」。中央很生氣，後果很不嚴重，孫紹振和徐敬亞好歹還寫了篇檢查，謝冕堅持不認錯。伯伯就是不一樣，能扼住命運的咽喉，現在多牛啊，到處吃飯檢驗飯菜性價比。北島他們出名沒多久，就有一幫文學小青年叫囂著「PASS 朦朧詩，打倒北島」，像什麼于堅、韓東之流，就冒出頭來了。于堅、韓東是口語化寫作，像韓東寫大雁塔，有的人上去有的人下來，跟趙麗華阿姨烤餡餅差不多，只不過那時候沒有網民，不會調侃「我也會寫詩/因為/我會/用/回車/鍵」。根據崔永元的回憶，那個時候遍地都是詩人，他也不例外，只要看到他走在路上，眉頭緊鎖，一臉憂鬱，那準是在構思一首新詩。

　　散文和戲劇沒什麼好說的。散文基本大家都會寫，寫了也沒人看，除了余秋雨大師夾雜著常識錯誤的大文化散文以外，好像沒有什麼所謂的名家。戲劇有個孟京輝，只是看戲需要花錢買票，成本較高，《先鋒戲劇檔案》收錄的東西又太少，遠不能解渴，所以更像是種文化消費，談不到研究層面上。

　　既不準確、又不全面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大致如此。20分鐘的時間，足夠看看我們這幫當代文學的研究生面對著一堆什麼樣的東西。可悲的是，正在發生的比起已經發生過的，更加慘不忍睹。幸好，我們還在堅忍地活著；面對我們，沒有人可以隨意言及輕生。（北京大學中文系）劉純 2008年1月14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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