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血淚史：美國華人如何從奴隸變為富人

　　核心提示：然而大體上來說，華人最初的經濟起飛，不是藉助於普通美國社會的專門化職業，而是立足於唐人街自身的商業活動。

　　本文摘自：《美國種族簡史》，作者：[美]托馬斯·索威爾，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儘管早期美籍華人的就業機會十分有限，唐人街仍能照顧自己同胞中的貧困者。甚至像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這樣一些浩劫，都沒能迫使華人向公共救濟伸手求援。雖然1906年強烈地震之後的大火燒毀了唐人街，造成許多人無家可歸，但舊金山華人得到的接濟遠遠低於按人數應得的份額，而申請公共援助的人甚至更少。該地的華人社區組織從其他城市的華人那裡籌集資金給受災戶提供救濟，使其重建家園。

　　甚至在20世紀30年代初，當大蕭條達到頂峰時，也極少有華人接受聯邦政府的失業救濟。1933年，芝加哥的白人有10%接受聯邦失業救濟，華人則只有4%。在紐約，白人接受這種援助的有9%，華人卻只有1%。其他城市的情況也大體相仿。一些華人家庭協會在門廳放一桶米飯，以便挨餓的成員前來自取他本人和家人所需的分量，並在他的情況好轉時再自動送還一份。

　　19世紀華人與白人直接競爭時的那種猖獗的反華情緒，在華人退縮到自己的土地，既不進行競爭也不加以反抗之後，白人不可能永久地保持其狂熱的勢頭。唐人街此後成了旅遊勝地。華人的內部組織謹慎地保持著唐人街的觀瞻，儘可能地自己處理貧困和其他問題，幾乎沒有再觸發過政治抗議。

　　個別的華人，特別是那些在美國出生因而屬美國公民的年青一代，被送往高校深造，悄悄地進入一些專門職業領域。這些開拓者以自身的事例，有力地回擊了美國人普遍存在的那種認為華人是不可同化的異族的世俗偏見，並證明華人應當更大程度地被接納。華人這種靜悄悄的滲入戰術，加上美國種族主義普遍退潮，尤其是反華情緒的低落，致使華裔專業人員的數量有所增加，不管是從相對比例還是從絕對數字來看都是如此。1940年，加利福尼亞州只有3%的美籍華人是專業人員，而白人則為8%。到1950年，華人的比例翻了一番，增至6%，白人比例增至10%。在其後的10年里，華裔專業人員數字提高3倍，達到18%，超過了白人15%的比例。奇怪的是，夏威夷對華人的敵視程度從不像在美國本土那麼嚴重，但華裔在夏威夷的進步和白人相比，不管從相對或絕對的角度來看，都要遜色得多。在1900年，華裔和日裔的專業人員比例尚低於黑人，東方人充當家僕的比例也超過黑人的一倍多，由此可見華人後來的進展是何等可觀。

　　受過高等教育的華人，作為首批打入美國社會的楔子，其數量是很少的。1940年，在25歲以上的華人中，他們所佔比例不到2%。但在這批為數不多的人當中，有80%進入了專門職業，大部分在科研崗位上。在這之後的20年里，隨著接受高等教育的華人青年數目的增加—達到所有就業人數的20%—他們從事的專業領域相對來說一直是穩定的。1960年，半數以上的專業美籍華人在從事科研、財會、工程、製圖和高校的教學工作，過半數的大學教員教授工程或自然科學。

　　然而大體上來說，華人最初的經濟起飛，不是藉助於普通美國社會的專門化職業，而是立足於唐人街自身的商業活動。華人無法獲得美國一般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周轉資金，但這並不能阻止華人企業的興起。一種輪流借貸的「標會」是華南人當中的傳統組織，通過它可以籌集資金用來投資。這種籌資方法本身很簡單，每個成員輪流使用所有其他成員投入的會款。其成功的秘訣在於賴賬的人極少。一種強烈的個人和家庭的榮譽感，使得任何成員都不會拖欠會款，如果某人欠賬，他的家庭將會代付。這種集資辦法並非華人所獨有。關鍵在於中國人的價值體系—特別是家庭的榮譽感—使這種辦法行得通，而賴賬則將毀壞整個計劃。直到20世紀50年代，「標會」始終是唐人街集資的主要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勞力短缺，這為華人提供了許多新的工作機會。許多華人拋棄了唐人街的傳統行當，轉而投身於這些新的工作。勤奮的工作習慣和無須老闆監督，這是第一代來美華工的特點。歧視性的障礙一旦拆除，這些品質就成了勞工市場上起決定作用的有利條件。到1960年，華人從事專業工作和經商的人數，已經超過了從事體力勞動的人數。1959年，美籍華人的平均收入超過了其他美國人。

　　隨著這種明顯的經濟地位的上升，美籍華人的居住地開始分散開來。大多數美籍華人已不再住在唐人街，唐人街的居民只是那些早期移民當中因無法返回祖國而被困在美國的上了年紀的老華僑，以及那些重蹈早期華人貧困經歷的新一代華人難民。這些難民在中國餐館或輕工業部門幹活，工時長、工資低。上了年紀的老華僑和新來的難民的存在，突出了下述兩個矛盾的事實：一是儘管美籍華人作為一個整體，工資高於全美平均數，但是唐人街低收入的華人卻特別多；二是儘管美籍華人作為一個整體，所受教育的水平(和質量)高於一般水平，但美籍華人當中的文盲比例卻遠遠高於全美平均數(是黑人的好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