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從南非看中國：何去何從 前景的比較（4）

　　中國與南非的不同：　　中國能避免民主化以後的「類拉美化」危機嗎？　　現在我要回答第二個問題：如果中國與南非可比，那麼「中國的明天」會發生「南非今天」的事嗎？今天南非那些好事，如身份平等政治民主等等，乃至曼德拉與德克勒克倡導和解、圖圖主持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對待歷史問題的化解，等等，當然已成為佳話。但是新南非的「類拉美化」治理困境的確比較嚴重。我們在南非的華商作為治安不良的重要受害者，感受固然比當地黑人強烈，但當地輿論也是非常不滿的。各國歷史上民主化以後有一段「轉型混亂」不止南非為然，例如不少中東歐國家也有過這個階段。但是1990年前後發生變革的中東歐除了極少數發生戰亂者外，絕大多數國家都早已結束「陣痛」轉入復興和繁榮，一些國家已經通過「考試」加入歐盟成為「准發達國家」。而南非民主化比他們只是略晚，卻至今還沒有走出適應期。應該說，要講「民主化的代價」，南非付出的這種代價要比大多數中東歐國家都更大。　　但是南非現在即使是白人，也絕少有人講不該民主化的。這固然說明了民主、人權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但另一方面，我國有些人總喜歡拿一些東歐國家民主化之後的「亂象」來證明民主化搞不得。南非既然民主化之後「更亂」，應當更好拿來說事。無奈反對種族隔離的「政治正確」似乎比反對「斯大林體制」還明顯，它已成為從自由主義者到南非共產黨人都堅守的「共同底線」。所以我們上述網友的那些話也就是在網上說說，恐怕上不了正式媒體。　　然而既然有人這麼想，我們也應該回答：假如未來中國推進了民主，會不會也陷入如同南非1994年後的那種困境？　　嚴肅的學者不會以算命先生自居，但我至少可以說，中國如果推進憲政民主，出現某些中東歐式的過渡期問題是可能的，但出現南非式的困局幾乎不可能。　　南非如今並非一切問題都是「路徑依賴」所造成，1994年後南非是有些教訓要汲取，這裡無法詳述。這裡要說的是：中國與過去南非的問題除了上面提到的同質性的一面外，當然也還有一些重要區別。其中主要有二：　　第一，南非的「黑白之別」要比中國的「城鄉之別」更為剛性化。　　所謂剛性化，就是歧視者與被歧視者之間區別的不可改變性。前面說過，中國的體制性歧視力度在很多方面比南非還大，「低人權」比南非還嚴重。但是歧視力度大，並不意味著歧視者與被歧視者之間區別的「不可改變性」也大。由於南非的膚色差別直觀而且固定，「黑轉白」是不可能的。而中國農民即便在身份壁壘最嚴格的時代，也有一些人獲得恩准「農轉非」。南非親白人政權的黑人保守派酋長再受寵，充其量也只能在白人政權支持下統治「黑人家園」，不可能進入白人國家的權力層。然而中國的「農民」則不同，儘管在公務員錄用上同樣有身份壁壘，但「政務官」卻實行「特恩制」。即便在當年農村中餓殍盈野、農民一般狀況比南非黑人糟得多的「三年人禍」時期，中國的官員中出身農民的也很多（其比例甚至比今天多）；而且在中國特別典型的「官本位」下，農民出身者一旦當了大官，老百姓哪怕是「市民」在他面前也得俯首帖耳。顯然，在中國，「農民」之所以弱勢並不是因為他種田，而是因為他處在權力金字塔的最下層。所謂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本質上其實是有權有勢者和無權無勢者之別。　　不僅現在如此，中國歷史上歷來有「布衣卿相」，有人認為這就是「平等」，其實，這只是有權者與無權者之別的「剛性」小，但這並不意味著有權者欺負起無權者來就更溫和，也不意味著「官民矛盾」就更小。道理很簡單：「布衣卿相」並不是「代表布衣的卿相」，皇恩之下的「布衣卿相」只是政治暴發戶，他的暴發並不意味著「布衣」階層有了「代議士」。相反，他虐待「布衣」甚至可能甚於貴族虐待自己的屬民。因為「受寵的奴才對待不受寵的奴才，往往比主人對奴才更厲害」。中國歷史上「官逼民反」的現象多於一般貴族制社會中貴族逼反附庸的現象，是毫不奇怪的。而反過來，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卻基本上都是由非農民人士、甚至是由貴族領導的。　　今天推進民主改革當然絕不同於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但是體制的這個特點卻使得人們更有可能把改革看成是體制間的鬥爭，而不是一撥人（比如黑人）與另一撥人（比如白人）的鬥爭。一方面，現體制下農民出身的官員未必會為農民說話，然而農民能夠成為官員（不像南非黑人不可能在白人政府中當大官）這一點卻吸納了農民中最有政治活動力的少數精英，使得中國農民中難以產生南非黑人中那種曼德拉式的人物。從這一點講，中國的農民問題似乎比南非的黑人問題更難解決。　　但另一方面，這樣的人物在「非農民」當中出現卻是非常可能，就像歷史上的農民抗爭往往都是非農民人士發起一樣。南非白人中再開明的人物也很難成為黑人領袖，中國顯然就不是這樣。從這一點講，中國的農民問題又比南非黑人問題要「容易」解決。　　而這又涉及到第二個重要區別：在南非黑人固然是「低人權」，但在白人中早就實行憲政民主；而中國即便在市民、甚至是「素質最高的」市民即大學和知識分子群中也無民主可言。因此中國城市居民中的利益一致性明顯不及南非白人。前面說過，中國的制度性歧視在許多方面比南非力度更大，但是中國「城鄉鴻溝」確實不如南非的「黑白鴻溝」那麼深，為什麼？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中國農民的人權水平比南非黑人更高，而是因為中國「市民」的人權水平比南非更低，尤其是我們的「窮市民」與他們的「窮白人」相比更是如此。在南非，低人權只是對黑人而言，而在中國，「市民」中也存在著這種問題。　　前面提到，過去南非白人有選舉權而黑人沒有，中國則是農民的選舉權只為「市民」的四分之一。看起來好像中國農民畢竟還有四分之一，比南非黑人完全沒有要強。但其實誰都明白中國的選舉是怎麼回事，所以在選舉權問題上與其說中國農民強於南非黑人，不如說中國市民明顯弱於南非白人。那條法律固然是公開宣告了歧視，但誰都知道，農民的弱勢其實主要並不在於這個「選舉權差異」。在南非，1994年的民主化只是黑人獲得了民主權利，白人早就有了這些權利，他們在1994年基本是一無所得。而中國未來民主的推進卻是市民與農民都受益的。南非「窮白人」的維權早在1920年代就獲得決定性進展，當代他們基本上不存在維權問題，如果要「維權」那就是針對黑人維護他們的特權了。而中國城市弱勢者被侵權問題十分嚴重，並非只農民有維權問題。儘管他們也有利益衝突，但城市弱勢者的維權主要並不是沖著農民來的。南非「窮白人」歧視黑人甚至比富白人更甚，中國城市儘管也有下崗工人抱怨農民工「搶了自己的飯碗」之說，但這種聲音並不強大，他們更多還是抱怨「官商勾結」，而外來打工者受到的排斥也主要不是來自他們。　　南非白人社會實行歐洲式的福利制度，「窮白人」得到高水平的保障；而中國即便在城市居民中也是「負福利」制度，尤其在市場化改革後市民分化明顯，可以說在很多方面中國城市貧民如今的社會保障水平不如種族隔離制度下南非的「窮白人」，而當年南非白人社會內部比今天的中國城市居民內部更加「社會主義」。這使得南非白人、尤其是阿非利卡窮白人更難適應種族特權廢除後的環境，而在一部分黑人中蔓延的民粹主義又帶有敵視一切白人、乃至一切「非黑人」的「逆向種族主義」色彩。　　因此中國的城市社會比南非白人社會更複雜。在中國，計劃經濟時代可以說貧富分化只是隱性，官民對立無從體現，而城鄉差異最為突出。但現今官民對立之凸顯，不僅超過貧富差異，而且有超過城鄉差異之勢。中國城市知識界為農民鳴不平、呼籲提升農民權益的聲音要遠遠超過農民自己的聲音，而農民出身的官員為農民說話的反倒更少。這與南非基本上是曼德拉這樣的黑人精英在為黑人說話，形成鮮明對比。　　南非對黑人的歧視之所以沒有「特恩制」，除了黑白膚色不可變外，更重要的是白人社會的民主制不可能允許皇上把（白人的）特權隨意賞賜給他所寵幸的（黑）人，當然，他也不能剝奪他不喜愛的人（如白人中的反對派）的公民權（種族主義下的公民權也就是白人特權）。而我國的市民中也沒有民主制，皇上就可以隨意把市民貶為「農民」（如當年的「上山下鄉」和剝奪賤民城市戶籍），也可以把他欣賞的奴才提拔成權貴。正因為如此，所以南非會產生讓「黑人家園」「獨立」的計劃，因為在民主制度下公民權是不能侵犯的，要堅持歧視黑人，最終你就只能把他當成外國「偷渡客」。而在中國根本就沒有這種必要，官家拘留或驅逐老百姓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假如是「外國人」反倒麻煩了--在中國，「外賓」才是享有特權的！　　正因為如此，中國的體制性歧視嚴酷性雖不亞於南非，但「隨意性」則更為突出。中國的「戶籍制度之弊」並不是戶籍本身的問題，也不可能僅僅通過取消「農業戶口」來解決。事實上，近年來隨著官商結合搞「圈地運動」之風大盛，許多地方已經出現了「反向的」戶籍政策，即強迫農民「農轉非」、「（行政）村改居（委會）、鎮改街（道辦事處）」。一旦「村改居」了就可以把農民的土地沒收--因為官家規定你已經不是農民了，而「非農土地」鐵定就是「國有」的！顯然，在沒有民主和權力制衡機制的情況下，取消「農業戶口」和設立「農業戶口」一樣都可能造成歧視。　　但這反過來也會增加改革的靈活性。實際上，只要地權歸還農民，政府權力受限，不能隨意圈地，城裡不再搞「梳理」，「農民工」能自組工會，失業農民工不被視為「有退路的返鄉者」，鄉村普及社會保障，教育考試取消地區歧視……，一句話，把農民當成公民，把農民的土地當成公民財產，把「農民工」當成工人（而非「流動工人」），把「返鄉農民工」當成（需要保障的）失業工人，「城鄉對立」也就化解掉了。這些事情當然也很難，也有各種衝突與風險，但要說會在農民與市民之間形成像南非那樣「黑白分明」的族群對立，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中國瓦解身份壁壘的動力主要在國內，而不是像南非那樣很大程度上來自國際社會；主要靠普世價值在城市居民中的傳布，而不是像南非那樣靠黑人自己的抗爭。在這方面，改革時期的中國也確實取得了不少進步。從「徵發民工」制到對「主動民工」設限，從查證拘捕到查證罰款，從廢除強制「收容」到開始簡化暫住證制度，從放鬆打工限制到教育與居住限制也開始鬆動，中國的「低人權優勢」確實正在弱化，而它的經濟也在減速。當然這種弱化的進度即便與南非種族隔離制度末期的水平相比也遠不能如人意。但與南非相比，中國的制度性歧視問題更是一個純粹的民主問題（更確切的說是個「共和」--通過憲政制度建立利益群體的理性博弈機制--問題）。而南非的劇變雖然也叫「民主化」但看來僅僅民主還是遠不能一下消除種族鴻溝的。中國的民主進程也伴隨著利益的衝突，也會有種種風險，其中也包括民粹主義風險--但是中國的一般民粹主義與那種帶有深刻種族烙印的「黑人民粹主義」不同，不會造成族群撕裂與國族認同的危機。　　總之，至少在目前條件下，中國體制的路徑依賴程度要比南非小。中國如果出現民主化，放棄「低人權優勢」確實可能會使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蹟速度」放慢（其實不放棄也會放慢），但經濟增長的質量及其與居民福祉的關聯會改善。這種轉型的確也有風險，像人們在中東歐國家看到的那樣。但發生嚴重治理危機的可能性，至少要比南非小得多。今天的中國確實很像當年的南非，但是由於上述差異，加上南非先行的民主化中一些教訓如果能夠被吸取，今天民主南非面臨的一些問題，明天的中國民主化進程是能夠避免的。像宋魯鄭先生那樣以南非的「亂象」來嚇阻中國民主化，不會比當年極右翼白人以東歐的「亂象」來嚇阻南非民主化更有效。　　不過，所有這一切都有賴於國人在經濟「奇蹟」中保持清醒的頭腦，一方面要防止陶醉於「奇蹟」而漠視「低人權優勢」積累起來的社會危機，防止社會不公正從「權家通贏」惡化成「贏家通吃」，另一方面要利用高增長提供的物質條件，抓緊利益緩衝餘地較大的這個時機推進政治改革，啟動民主，提高人權，增進自由與福利，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南非的前車之鑒表明「低人權優勢」造就的奇蹟並非永久可恃，而到了不可恃之時再思易轍，就積重難返了。中國倒是不會有南非式的黑人民粹主義，但由於我上面講的原因，其實中國不分城鄉發生瀰漫性民粹主義的可能性會比南非更大（南非現在基本上不會有白人民粹主義的爆發）。如果真的陷入了那種寡頭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惡性循環，也是很難收拾的。中國如果在「奇蹟」時期啟動民主，不會有南非今天的困境，但是如果到了「奇蹟」不再，像1997年經濟滑坡中的印尼那樣「不得不民主」的話，那就可能不是什麼南非困境的問題，而是更嚴重的、類似1917年的「俄國困境」的問題了。　　148.所謂福利國家，其福利並非"皇恩浩蕩"，而是民眾責成政府履行的一種服務。有之民眾無需感恩，無之民眾可以問責，顯然這樣的國家只能是民主國家。　　149.夏吉生主編：《南非種族關係探析》，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62頁。　　150.R. W. Fogel and S.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Little Brown, 1974; R. W. Fogel, Without Contract or Consent. Norton, 1989.　　151.夏吉生主編：《南非種族關係探析》，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201-208頁。　　152.參見秦暉：《全球化中的"中國因素"與世界未來》，《領導者》總20期，2008年2月。　　153.以上跟貼見凱迪網路"貓眼看人"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825877。在60多個跟貼中有"丁小平特別局"、"灰色空間"、"duket"、"阿田"等幾個網友都發表了類似意見。另外，正式為文批評筆者的法國華人宋魯鄭先生也有類似觀點，他在提到本人指出南非民主化後的問題時就對南非變革極表不屑，認為"這樣的民主"不如不要。見宋魯鄭：《中國經濟奇蹟的根源是"低人權成本"嗎？--談秦暉先生<南非：中國的前車之鑒>》,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95167.shtml　　154.課題研發組：《城管執法操作實務》，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6年。這本培訓教材關於"城管"抓小販時出手要狠，"不能輕易放過"，要幹得"乾淨利落"，"將所有力量全部使用上"，做到"臉上不見血，身上不見傷，周圍不見人"的說法在網上披露後引起輿情嘩然。　　155.http://www.china-review.com/gao.asp?id=20942。　　156.H. 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97頁。　　15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105頁。　　158.《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350頁。　　159.見《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