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與古史重構||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評介（專題一）

07-10

傳承古史辨派科學求真精神，促成傳統文化現代轉型

編者簡評

郭靜雲教授《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全書貫穿這樣一條主線，中國上古文明是首先發源於江淮流域，然後由南向北傳播，還是首先發源於黃河流域，然後由北向南傳播?此書的觀點認為是前者，這與傳統的觀點大相徑庭。」出版以來，如張惟捷教授所指出的：「全書的體系、觀點和結論卻極具爆炸性和震撼性，我不能具體預測此書出版後，其主要觀點會有多少學者反對或支持，但它將引起學術界的巨大反響和震蕩是無疑的。」

對於引起的巨大反響和爭議，爭論的焦點似乎主要在盤龍城的規模和一些古文字的釋讀，這些我不持特定觀點。這裡我們將各方意見以及各方後繼的回應，分成二到三個專輯陸續推出，讓讀者從中了解其梗概，並隨著討論的深入而推動研究的進展，引發更多的思考和理論的重建。

對我們新古史辨而言，對考古學與上古史的態度明確的，儘管兩重證據法近代以降對考古學和古史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如喬治忠先生指出的：「『二重證據法』是針對『古史辨』派提出的反對理念，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上起到阻斷史學革命、將傳統史學過早銜接於新史學的作用。此後史學界在上古史的研究中，將『二重證據法』的負面作用擴大、濫用，造成不良的影響，應當及早摒棄」，鑒它帶來的一系列的弊端和困擾，已嚴重製約了考古學自身理論的發展，干擾了古史研究的科學重建;我們認為就目前而言，已到了必須走出兩重證據法理論的時候了。也就是說，考古學應不以文獻為前提和目的，而是根據自身材料呈現進行自己的理論建構和科學假說。文獻的歷史亦然。對於文獻的歷史,首先也應是文獻學的方法，文獻的歷史是一個文獻編輯與文學寫作的過程，所以首先必須以文獻與文學的方法來研究文獻的歷史，不應前在地以考古學為依據和前提。總之，文獻是文獻，考古是考古，兩者應互不為預設、前提和依據。如是，才能更加豐富、多面相和全面地接近上古的史實和社會。

對於充滿未知，無窮魅力，引無數豪傑競折腰的上古史，我們期待更多具有創見的研究，新古史辨也致力於推動上古史重建的多元理論模式。誠然所有上古史理論或模式都應是嚴謹的科學論證和假說，這個需要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不懈努力。我們相信只要向著這一方向努力一定能開出一個光明廣大的上古史研究新局，此必能引領世界中國史研究的潮流和方向。

對於郭靜雲教授這一方向的努力所引起的反響和爭議，我們相信，隨著討論的深入,無疑將對上古史研究這一新局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是以特推送此次專輯，以期引起學者進一步的討論。

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評介

姜廣輝

我面前的這部50餘萬字的著作，內容並沒有書名那麼浪漫，通篇幾乎是考古學簡報的彙集，但全書的體系、觀點和結論卻極具爆炸性和震撼性，我不能具體預測此書出版後，其主要觀點會有多少學者反對或支持，但它將引起學術界的巨大反響和震蕩是無疑的。全書貫穿這樣一條主線，中國上古文明是首先發源於江淮流域，然後由南向北傳播，還是首先發源於黃河流域，然後由北向南傳播?此書的觀點認為是前者，這與傳統的觀點大相徑庭，但卻言之成理，持之有據。

清以前的學者對於西周以前的上古史研究，基本上以漢代司馬遷《史記》等少數傳世文獻為基礎。由於百餘年來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學術界已經對殷商史有了信實的認識，但對於夏代史，卻沒有相應時代的文字證物。當20世紀中期河南堰師二里頭遺址發掘後，學術界將它界定為夏代至商代早期的都邑遺址。這樣的上古史研究背景，使學者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的上古文明的傳播路徑是從北方傳播向南方的。後來發現的長江流域類似二里頭文化的遺址，即被學者解讀為夏、商文化向南方的傳播。此書引據喬玉先生的見解，提出不同的看法:二里頭周圍的人口和土地利用率研究顯示，此地人口、聚落密度一直很稀薄，土地利用率也很低，二里頭屬於農耕文化，在農田和居住地足夠的情況下，農耕社會缺乏向外擴展的動力;二里頭遺址出現的兵器並不多，也未見有以戰爭為生的族群存在，他們如何將自己的影響力向外擴展呢?

湖北屈家嶺、石家河等古城遺址被發現後，一個漢水流域古代聯合城邦國家的雛形已經顯現出來。這也就是說，江漢平原在青銅器時期之前，就已形成了完整的國家文明。

堯、舜、大禹等傳說中的聖王和英雄，是不同傳統來源的神話被合併的結果。舜和禹原本不是北方出生的英雄。例如，舜在《楚辭》里被稱為「湘君」，兩位夫人被稱為「湘夫人」，都被做為湘江之神。而湘江正是屈家嶺文化範圍的南部。《史記》說楚之先祖出自顓頊，而《竹書紀年》紀錄聖王家譜說:「顓頊產伯鯀。」鯀就是大禹的父親，這樣說來，大禹原本是楚人的先祖和英雄。《淮南子·本經》說:「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三江五湖」並不是北方的的風景。反觀北方，渭、汾流域洪水的風險很低，黃河中游氣候相當乾燥，且在夏代北方明顯可見乾燥化的趨勢，因此，渭汾或鄭洛地區都很難創造治水的神話。

作者認為，夏朝的政治活動中心應該是在南方，具體說，最有可能在湖北的夏水(見於《水經注》，今名為長夏一河，據《水經注》漢水下游都稱為「夏水」)位於江漢平原，不少屈家嶺、石家河古城都傍夏水而立，荊南寺遺址也在附近，此地在古代因地形之故常有水患，非常需要治水，且屈家嶺先民確實早已發明治水的工程系統，既然如此，吾人何以不將鄧家灣或荊南寺等城址視為大禹治水的夏國呢?作者還提出，在殷商之前的文明中，存在過一個先楚文明，它的規模、傳統及國家化的程度，可能是當時所有古文明族群中最高、最為輝煌的。這就是說，楚國文化傳統應當比其它諸國更加古老，尤其老於從北方南下的商周統治者傳統。

那麼，為什麼現今我們所看到的歷史不是這樣的?而原本的歷史不見了呢?作者認為，流傳於世的歷史，往往是由勝利者所撰寫的，這就必然滲雜了立足於勝利者觀點的意識型態，甚至因此而掩蓋原先歷史的真相。這些傳世文獻撰寫的時代始於周，且使用殷、周文明的文字作記錄，則必然代表殷周貴族出身的北方族群立場。從中國各個文化發展進程來看，北方族群的發展較晚，其歷史相對較年輕，從殷、周時代起才逐步將廣大城邦促為一統政權，而成為所謂歷史的「勝利者」，他們也因此掌握了歷史的表述權，能夠撰寫推揚自己勢力與「德性」的歷史，並將之傳世。他們借用原來南方族群自有的神話，將舜、禹視為自己族群的聖王。但即使如此，在以北方為中央的正統史里，仍有蛛絲馬跡，可以讓我們發現古代南方的文明化是比北方還要早。換言之，今日我們普遍認知的神話，雖然乍看之下似乎是一條一元發展的歷史，但其時內中每一段神話故事、神聖英雄，其原始的來源，恐怕也是許多不同族群之神聖歷史交相合併、融合而成的結果。

上述為該書的主線和主旨，觀點雖大膽驚人，但並非異想天開，而是由一部在我看來嚴肅而又嚴謹的學術著作提出來的。此書出版後，難免會受到批評或責難，甚至也可能會被批得「遍體鱗傷」，但我相信此書值得學界同仁關注。在近百年的中國歷史研究中，我們的學術界一直缺乏這種以綿密的資料與大思維方法相結合的歷史研究著作。其意義主要不在於，書中的結論是否完全符合歷史的真實，而在於在面對那些沒有文字記載的遺址文物面前，我們不能僅將有限的傳世文獻作為解讀它的參照系，而應憑著歷史學家的辛勤努力，為其創造有助於作可能性分析的新參照系。

（作者姜廣輝，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特聘教授。本文原載於《中國史研究動態》2014年第2期，如有版權問題請及時聯繫小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