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天應人,以人合天(一)——夏商周禮玉制度及祭天、威儀、裝飾玉器總論
弁言、夏商周玉器承襲玉器三族玉器
本系列論文對上古玉器三族的分類,不僅有遺傳學的支持和考古學的支持,而且有文獻學的支持。根據《尚書·顧命》,西周太廟收藏了三類上古玉器,依次為「大玉」「夷玉」「越玉」。「大玉」即上古黃帝族的紅山文化玉器和石峁文化玉器。由於夏商周三代的統治族群均為黃帝族,所以夏商周把上古黃帝族的傳世玉器稱為「大玉」,列於傳世上古玉器之首。「夷玉」即上古東夷族的大汶口文化玉器。由於上古黃帝族與上古東夷族緊鄰,中古以後東夷族祖地又是夏商周三代的基本統治範圍,因此夏商周把上古東夷族的傳世玉器稱為「夷玉」,列於傳世上古玉器之次。「越玉」即上古南蠻族的良渚文化玉器。由於上古黃帝族與上古南蠻族並不相鄰,中古以後南蠻族祖地長期不屬夏商周三代的基本統治範圍,因此夏商周把上古南蠻族的傳世玉器稱為「越玉」,列於傳世上古玉器之末。
西周太廟收藏的玉器三族傳世玉器,承襲自夏商,證明夏商周三代不僅全面了解上古玉器三族的玉器,而且全面承襲上古玉器三族的玉器,所以夏商周玉器仍然分為四大種類。夏商周的觀天玉器(詳見前文《觀天玉器總論》),在顓頊「絕地天通」以後,僅供天文曆法官使用,其他人員不得染指,不屬禮玉制度的管理範圍。
夏商周的禮玉制度,僅限於管理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而祭天玉器是禮玉制度的根本。因此本文首先根據中古文獻,梳理夏商周祭天玉器的發展變遷;然後根據考古證據,總論夏商周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全面承襲上古玉器三族的玉器,仍然具有精確的天文曆法對位和宗教神話內涵。
一、文獻記載的夏商周祭天玉器
「炎黃之戰」以後黃帝族建立的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是華夏區域的最早國家。夏代創建了華夏區域最早的國家制度,也創建了華夏區域最早的禮玉制度。禮玉制度是國家制度的重要部分,祭天玉器則是禮玉制度的核心部分。
1.虞夏巡狩五玉。《尚書·堯典》記載了堯舜禹時期的祭天五玉,夏代承之:
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在璿(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于山川,遍於群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於群後。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後。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初。
十有一月朔(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禮。
歸,格於藝祖,用特。
五載一巡守,群後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辨析要義如下。其一,《堯典》此節,四次言「五」。「五器」是虞夏時期的五種祭天玉器,「五瑞」是虞夏時期的五種威儀玉器(詳下「賜瑞制度」),「五玉」兼言五種祭天玉器和五種威儀玉器,「五禮」是祭天五玉、威儀五玉的使用禮儀。龍山時代晚期,長城以北的游牧民族黃帝族從石峁文化區域和紅山文化區域南下,征服了以中原神農族為主的農耕三族,經過上百年的「炎黃之戰」,來自石峁文化區域的西北黃帝支族建立了夏朝,創建了華夏區域最早的國家及其制度,開啟了四千年中華文明史(上古四千年為華夏文化史)。夏代創建國家制度的根本宗旨,是維護黃帝族對農耕三族的統治,遂以伏羲族的天文理論「陰陽說」為基礎,創立了黃帝族的政治理論「五行說」。兩者合為「陰陽五行說」,成為此後四千年中華理論、中華思維的根本基礎。
其二,虞夏時期入主中原的黃帝族,按照「五行說」創建了天子「五載一巡狩」的巡狩制度,包括天子在巡狩五嶽的過程中,用祭天五玉祭祀五方天帝的禮玉制度。「巡狩」一詞,具有黃帝族作為游牧民族的鮮明烙印。南下入主中原以前,長城以北的黃帝族在蒙古草原逐水草游牧,「遷徙往來無常處」(《史記·五帝本紀》),以「巡狩」牛羊野獸為生活方式;南下入主中原以後,黃帝族天子儘管從蒙古草原南移到黃河流域,但是數千年游牧習性難以瞬間改變,於是以「巡狩」農耕三族為統治方式。上古的草原「巡狩」是「牧羊」,中古的中原「巡狩」是「牧民」。黃帝族天子通過巡狩五方五嶽,用五玉祭祀五方天帝,維護其對黃帝族四方諸侯的冊封權、任命權、統治權,向五方之民宣告天帝授權黃帝族統治農耕三族。其三,《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月紀》記載了虞夏時期巡狩五玉的顏色:蒼玉祭東,赤玉祭南,白玉祭西,玄玉祭北,黃玉祭中。然而僅言巡狩五玉的顏色,未言巡狩五玉的形制。《儀禮·覲禮》記載了商代祭天六玉的形制和顏色:青圭祭東,赤璋祭南,白琥祭西,黑璜祭北,黃璧祭下,玄圭祭上。前面五玉的顏色,與虞夏時期巡狩五玉的顏色相同,形制很可能也相同,最後一項「玄圭祭上」為商代新增。
其四,虞夏時期黃帝族天子巡狩五嶽、以五玉祭祀五帝的人文制度,以天文曆法為模型,以「順天應人,天人合一」為宗旨。其天文曆法模型,是龍山晚期神農歸藏曆的伏羲十二辟卦圖(圖1)[1]。
《堯典》所言「正月上日」,即夏曆一年之始的寅月立春(圖1東北寅位、臨卦),因為夏曆承於神農歸藏曆而「正月建寅」,又因立春對應「臨卦」,所以君王此日即位,號稱「君臨天下」。「文祖」,指天文、人文共同之祖北極天帝「太一」。黃帝族天子「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即「立春」之日在宗廟接受北極天帝「太一」授權黃帝族統治農耕三族的「天命」,用黃璧祭祀黃帝族神話始祖「黃帝」。《堯典》所言「二月」,即夏曆卯月春分(圖1正東卯位、泰卦)。黃帝族天子「東巡守,至於岱宗」,即東嶽泰山,用青圭祭祀東方蒼龍七宿之神「青帝」。由於春分對應「泰卦」,所以東嶽名為「泰山」。由於泰山是天子巡狩天下的第一站,所以泰山號稱「五嶽至尊」。商周兩代雖然取消了巡狩制度,但是保留了「封禪」泰山的制度[2]。《堯典》所言「五月」,即夏曆午月夏至(圖1正南午位、乾卦)。黃帝族天子「南巡守,至於南嶽,如岱禮」,即在南嶽衡山,用赤璋祭祀南方朱雀七宿之神「赤帝」。《堯典》所言「八月」,即夏曆酉月秋分(圖1正西酉位、否卦)。黃帝族天子「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初」,即在西嶽華山,用白琥祭祀西方白虎七宿之神「白帝」。《堯典》所言「十有一月朔」,是夏曆子月冬至(圖1正北子位、坤卦),黃帝族天子「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禮」,即在北嶽恆山,用玄璜祭祀北方玄武七宿之神「黑帝」。《堯典》所言「歸」,即黃帝族天子完成巡狩天下,回到作為天下四方之中央的國都「中國」。《堯典》所言「藝祖」,即「黃帝軒轅氏」(初作「旋垣」,後作「玄黿」,夏代以後作「軒轅」,詳見前文《黃帝族玉器總論》)。「用特」,即用牛。祭神用玉,祀祖用牛。「黃帝」原為上古黃帝族的北斗之神,證見《河圖始開圖》:「黃帝名軒轅,北斗神也。」雙見《河圖握矩紀》:「黃帝名軒轅,北斗黃神之精。」夏代黃帝族仍把「黃帝」視為北斗之神,同時奉為神話始祖,所以祭祀「黃帝」兼用玉、牛。黃帝族天子「格於藝祖」,即在中嶽恆山兼用黃璧和牛,祭祀兼為北斗之神和神話始祖的「黃帝」,感謝其在天之靈保佑黃帝族子孫統治農耕三族。
夏商周天子作為神話始祖「黃帝」的子孫,在世為北斗之神下凡,去世歸天仍為北斗之神。秦漢以後仍把天子視為北斗之神下凡,證見《晉書·天文志》:「斗為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虞夏時期創建國家制度及其人文制度的根本原則,就是仿效天文秩序。天文秩序:帝星「太一」,居於中央的北極天樞。北斗七星是「太一」之子,圍繞帝星旋轉。二十八宿是北斗七星之臣,圍繞北斗七星旋轉。人文秩序:天帝「太一」為華夏宗教的至高神,即「天父」,所以人間沒有對應。黃帝族君王的天文對位是作為天帝之子的北斗七星,故稱「天子」。「天子」接受「天父」授權統治下民,居於中央都城;百官對應二十八宿「星官」,接受天子授權,輔佐天子統治下民。夏代黃帝族的政治理論「五行說」,以及天子五載巡狩五嶽的巡狩制度,五玉祭祀五帝的禮玉制度,由對位伏羲族二十八宿之神的「四方之帝」和對位黃帝族北斗七星之神的「中央黃帝」合成。
其五,《堯典》所言「上帝」,高於五方天帝,《山海經》的伏羲族神話稱為「帝俊」,民間俗稱「紫微大帝」,執掌天文曆法的夏商周巫史和出於史官的後世道家稱為「太一」或「泰一」,證見《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史記·孝武本紀》:「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上帝太一」與「五方天帝」,合為《堯典》所言「六宗」。虞夏時期的巡狩五玉,植根於黃帝族的「五行說」,僅設專祭五方天帝的五玉,不設專祭「太一」的禮玉,因為祭祀五方天帝均屬祭祀「太一」。所以《堯典》既言祭天五玉的「五器」「五禮」,又言「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
《堯典》另有一句總領全篇的「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也與「六宗」密切相關。「璇璣玉衡」,即原始渾天儀(詳見前文《觀天玉器總論》)。「七政」,即「六宗」每一宗均有之「七」:北極七星,北斗七星,東方蒼龍七宿,南方朱雀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北方玄武七宿。「以齊七政」,即通過模仿天文秩序的人文秩序,使「六宗」每一宗的「七」種天象,全都合於節氣地正常運行,不出亂象。「政治」的本義,即「政天文,治人事」。「政天文」,即立圭測影觀測天象,編製合於天象的曆法。所以「政」從正從攴,「攴」從卜從手,卜是圭表、圭影的象形。「治人事」,即按照天文秩序,設計人文秩序。所以夏商周的人文秩序,均以天文秩序為模型。「政天治人」,後來又引伸出「上政君臣,下治萬民」。由於君臣秩序仿效天文秩序,所以認為君臣秩序若「政」(君臣不出亂象),天文秩序即「政」(天文不出亂象),這是夏商周政治結構導致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信仰。
其六,虞夏時期黃帝族天子不巡狩之年的統治方式,是明堂月令制度(圖2-2),同樣以天文曆法為模型,以「順天應人,天人合一」為宗旨。其天文曆法模型,仍是龍山晚期神農歸藏曆的伏羲十二辟卦圖(圖2-1)。秦漢以後的帝國制度,儘管異於夏商周的王國制度,但是西漢式盤的結構(圖2-3)[3],同於夏商周明堂的結構,仍然植根於伏羲十二辟卦圖。夏代創製、商周承襲的夏商周明堂月令制度,見於《禮記·月令》(又見《呂氏春秋·十二月紀》):
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個;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
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
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個;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
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個;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
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
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個;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
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個;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
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
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個;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
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個;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
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
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個;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
夏商周的明堂月令制度(圖2-2),嚴格遵循「順天應人,天人合一」(人文秩序仿效天文秩序)的華夏人文制度建構原理:作為北斗之神下凡的黃帝族天子,根據「斗柄指時」的天象,逐月移居斗柄所指的明堂十二室之一,一年循環一周——春季的孟、仲、季三月,天子按照斗柄的順時針旋轉,逐月移居東方三室:孟春正月,居於對應寅位、臨卦的青陽左個;仲春二月,居於對位卯位、泰卦的青陽太廟;季春三月,居於對應辰位、大壯卦的青陽右個。夏季的孟、仲、季三月,天子按照斗柄的順時針旋轉,逐月移居南方三室:孟夏四月,居於對應巳位、夬卦的明堂左個;仲夏五月,居於對應午位、乾卦的明堂太廟;季夏六月,居於對應未位、姤卦的明堂右個。秋季的孟、仲、季三月,天子按照斗柄的順時針旋轉,逐月移居西方三室:孟秋七月,居於對應申位、遯卦的總章左個;仲秋八月,居於對應酉位、否卦的總章太廟;季秋九月,居於對應戌位、觀卦的總章右個。冬季的孟、仲、季三月,天子按照斗柄的順時針旋轉,逐月移居北方三室:孟冬十月,居於對應亥位、剝卦的玄堂左個;仲冬十一月,居於對應子位、坤卦的玄堂太廟;季冬十二月,居於對應丑位、復卦的玄堂右個。
夏商周曆法無不承襲陶寺神農族酋邦的陰陽合曆「神農歸藏曆」,實行「十九年七閏」;凡遇閏年,天子在閏月移居明堂中央的太廟太室。證見《周禮·春官·太史》:「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所以《說文》如此解釋「閏」字的構成:「余分之月,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從王在門中。《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
由此可見,明堂月令制度與巡狩五嶽制度一樣,都是黃帝族天子仿效天文秩序,按照東南西北中的次序,作順時針旋轉。天子每五年順時針「巡狩」天下一次,在五嶽用五玉祭祀五帝。另外四年順時針逐月移居明堂十二室,按照天象的節氣發號施令,管理農耕王國的相應農事,故稱「月令」;每月朔日,即陰陽合曆的太陰曆每月初一,天子移居下一室,舉行「告朔之禮」,車騎、旗幟、衣服、佩玉,全部改用相應的形制、紋樣、顏色。《易傳·文言》所言「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是對夏商周明堂月令制度的概括和頌揚。
綜上所述,虞夏時期黃帝族創建的國家制度,包括巡狩五嶽制度、五玉祭祀五帝制度、明堂月令制度等等,人文秩序無不仿效天文秩序,所以被概括為「順天應人,天人合一」。其所依據的天文知識,主要是上古伏羲族的天文曆法體系;其所增入的人文要素,主要是上古玉器三族的祭天玉器。因此虞夏時期黃帝族創建的中華政治制度,融合了上古華夏四族的天文知識和人文傳統。由於中古黃帝族的人文秩序仿效上古伏羲族的天文秩序,所以炎黃子孫把「伏羲」奉為華夏天道之祖,把「黃帝」奉為中華人道之祖。
2.商代方明六玉。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商代承襲夏代巡狩五玉,發展為方明六玉。商代方明,見於《漢書·律曆志》所引《伊訓篇》: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4]。商代方明的形制及其六方、六色、六玉,見於《儀禮·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5]。商代初期,仍然沿襲夏代的巡狩制度,天子仍在五嶽以五玉祭祀五帝。直到商湯、外丙、仲壬之後的太甲時期,取消了夏代的巡狩五玉制度,創立了商代的方明六玉制度。
商代方明和商代方明壇的圖證,見於南宋聶崇義《新定三禮圖》,共有逐層收斂的四個方框(圖3-1):外面的三個方框,是仿效三層崑崙台的三層方明壇。中心的一個方框,是置於方明壇頂層的方明(圖3-2)[6],亦即《儀禮·覲禮》所言:「(方明)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
商代方明壇,具有精確的天文曆法內涵:邊長十二尋,對應十二月;高四尺,對應四季。方明置於方明壇頂層,方明六面分置六玉,用於六大節氣專祭「六宗」,亦即「五方天帝」加「太一上帝」。立春,商代天子在方明壇,以方明東面的青圭,祭祀東方蒼龍七宿之神「東方青帝」。立夏,商代天子在方明壇,以方明南面的赤璋,祭祀南方朱雀七宿之神「南方赤帝」。夏至,商代天子在方明壇,以方明下面的黃璧,祭祀北斗七星之神「中央黃帝」。立秋,商代天子在方明壇,以方明西面的白琥,祭祀西方白虎七宿之神「西方白帝」。立冬,商代天子在方明壇,以方明北面的黑璜,祭祀北方玄武七宿之神「北方黑帝」。冬至,商代天子在方明壇,以方明上面的玄圭,祭祀北極帝星之神「太一上帝」。
虞夏巡狩五玉分祭「東南西北中」,對應五大天區。商代方明六玉分祭「東南西北上下」,對應六大天區。由於方明六玉全都祭「天」,所以商代玄圭所祭之「上」,並非指「天」,而是對應北極帝星的「太一上帝」;商代黃璧所祭之「下」,並非指「地」,而是對應北斗七星的「中央黃帝」。
虞夏時期黃帝族天子巡狩五嶽並以五玉祭祀五帝,體現了中古黃帝族沿襲上古黃帝族的游牧習性。經過夏代五百年(公元前2070—前1600年),中原黃帝族的游牧習性逐漸淡化,因此商代制度的主要設計者伊尹在太甲元年取消了夏代巡狩制度,此後商代天子不再巡狩五嶽並以五玉祭祀五帝,改在都城的方明壇以方明六玉祭祀「六宗」;正如清代初期的康熙、乾隆沿襲游牧習性頻繁「巡狩」江南,清代中期以後的歷代皇帝游牧習性淡化而不再南巡,僅僅保留每年秋天的「木蘭秋狩」,並在承德避暑山莊祭祀祖地。
綜上所述,商代黃帝族逐漸中原化、定居化,放棄了虞夏時期黃帝族出於游牧傳統的巡狩制度,改在都城的方明壇祭祀天神,並且根據虞夏時期已有的「六宗」,把虞夏時期的巡狩五玉擴充為商代的方明六玉,新增專祭「太一上帝 」的「 玄 圭 」。
至此或有一疑:商代祭「東」用「青圭 」,祭「 上 」用「 玄 圭 」,兩 者 均 名 為「 圭 」,除了顏色不同,形制是否相同?我認為祭「東」的「青圭」是尖首圭,史稱「介圭」;祭「上」的「玄圭」是璧上圭,史稱「圭璧」;兩者均為上古東夷族創製(詳見前文《東夷族天玉器總論》)。
中古黃帝族的文獻記載,夏族始祖大禹和周族始祖后稷「出於西羌」,商族始祖虞舜「出於東夷」,都是言其區域,而非言其族屬。因為大禹、后稷均非西羌族「小人」,而是統治西羌族(西北伏羲祖族後裔)的黃帝族西方支族「君子」。虞舜亦非東夷族「小人」,而是統治東夷族的黃帝族東方支族「君子」。
漢字體系由中古黃帝族創立,僅供受過太學教育的黃帝族「君子」使用,農耕三族的「小人」無緣接受太學教育,均不識字。而且夏商周黃帝族的史書,只記載統治農耕三族的黃帝族「君子」,不記載黃帝族統治的農耕三族「小人」。所以記載夏族始祖大禹、周族始祖后稷的出身,簡述為「出於西羌」;記載商族始祖虞舜、商契、商湯的出身,簡述為「出於東夷」;記載楚國始祖季連、鬻熊的出身,簡述為「出於南蠻」。
夏商周的黃帝族「君子」無不明白夏商周的特殊語境和黃帝族史書的特殊「書法」,不可能誤解這些簡述。秦漢以後的史家不再了解夏商周的特殊語境和黃帝族史書的特殊「書法」,於是常常誤解這些簡述,誤以為夏族始祖及其子孫、周族始祖及其子孫都是西羌族,誤以為商族始祖及其子孫都是東夷族,誤以為楚族始祖及其子孫都是南蠻族,導致夏商周歷史陷入了極大混亂。
中古黃帝族的東方支族商族,從其始祖虞舜開始,即已統治東夷族。經過夏代五百年,商族廣泛接受了東夷族的傳統文化,於是商代採用東夷族的傳統祭天玉器圭璧,專祭「太一上帝」。西周繼承了商代專祭「太一上帝」的圭璧,見於《周禮·春官·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又見《周禮·冬官·考工記》:「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儘管商代圭璧和周代圭璧目前尚未發現,有待將來的考古發現補充,但是文獻記載不可輕易抹煞。
3.西周祭天六玉。孔子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西周承襲商代方明六玉,調整為祭天六玉,見於《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首句「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總言「六器」祭祀「六宗」,然後逐一分說。
其一,「以蒼璧禮天」,鄭玄註:「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西周蒼璧禮天的時間,是陰陽合曆的太陽曆起點「冬至」。璧色為蒼,對應「蒼天」。蒼璧所祭之「天」,是「北極天帝」的簡稱,亦即北極帝星之神「太一上帝」。由於全部星象無不圍繞北極帝星旋轉,一年一循環,因此用圓璧象徵循環無盡的永恆天道。
其二,「以黃琮禮地」,鄭玄註:「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西周黃琮禮地的時間,是陰陽合曆的太陽曆中點「夏至」,亦即陽半年、陰半年的分界點。琮色為黃,對應黃土堆築的方形崑崙台。黃琮所祭之「地」,並非大地,而是崑崙台中心所立圭表的地面投影。鄭玄所言「神在崑崙」,乃是神話表述,真意是「圭影在崑崙台」,因為崑崙台是「帝之下都」(《山海經》),圭影是「天帝下凡」的可見形式。崑崙台首先是天文台,其次是祭壇,所以在崑崙台上以黃琮禮地,並非祭祀大地,仍是祭祀天帝;更確切地說,是祭祀作為「天帝下凡」可見形式的圭影。因為伏羲族發明的立圭測影,是華夏天文曆法和一切思維的根本基礎,所以夏之《連山》、商之《歸藏》、周之《周易》,均以「分卦值日」計算全年曆法的伏羲六十四卦為最高聖典,並且統攝一切思維[7]。把立圭測影奉為華夏思維的最高準則,叫做「奉為圭臬」:臬(niè)即表木,圭即圭影,亦即卦象。證見南朝梁陸倕《石闕銘》:「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
其三,「以青圭禮東方」,鄭玄註:「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西周青圭禮東的時間,是陰陽合曆的太陰曆春季起點「立春」。圭色為青,對應春天青苗出土。「立春」之時,蒼龍七宿昏見於東方地平線,所以用青圭祭祀蒼龍七宿之神「蒼帝」,又名「青帝」。
其四,「以赤璋禮南方」,鄭玄註:「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西周赤璋禮南的時間,是陰陽合曆的太陰曆夏季起點「立夏」。璋色為赤,對應夏天赤日炎炎。「立夏」之時,朱雀七宿昏見於東方地平線,所以用赤璋祭祀朱雀七宿之神「赤帝」,又名「炎帝」。
其五,「以白琥禮西方」,鄭玄註:「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西周白琥禮西的時間,是陰陽合曆的太陰曆秋季起點「立秋」。琥色為白,對應秋天白露為霜。「立秋」之時,白虎七宿昏見於東方地平線,所以用白琥祭祀白虎七宿之神「白帝」。
其六,「以玄璜禮北方」,鄭玄註:「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西周玄璜禮北的時間,是陰陽合曆的太陰曆冬季起點「立冬」。璜色為玄(黑),對應冬天日光昏暗。「立冬」之時,玄武七宿昏見於東方地平線,所以用玄璜祭祀玄武七宿之神「黑帝」。
鄭玄注中反覆出現的「太昊、句芒食焉」「炎帝、祝融食焉」「少昊、蓐收食焉」「顓頊、玄冥食焉」,體現了始於上古的華夏宗教固有觀念「天神以玉為食」,見於《山海經·西山經》:密山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御為祥。夏代祭天五玉的五個祭祀「節日」(節氣之日)是立春、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商周祭天六玉的六個祭祀「節日」是立春 、立 夏 、夏 至 、立 秋 、立 冬 、冬 至 ,均 為夏商周陰陽合曆所含太陽曆的二十四節氣,因為夏商周的陰陽合曆全都承襲上古神農歸藏曆,均以太陽曆為本質,均以太陰曆為表象。鄭玄分注西周祭天六玉之後,又做了概括宗旨的總註:
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
首句「禮神者,必象其類」,鄭玄總言西周祭天六玉的形制植根於天文曆法,所以六玉所祭天神(天象之神、天文曆法之神),均為天文曆法的神聖化、宗教化。然後鄭玄分說「六玉」象徵的天文曆法之「神」。其一,「璧圜,象天」,並非天空的形狀為圓,而是天行之道為圓,簡稱「天道曰圓」。其二,「琮八方,象地」,並非大地的形狀為方,而是觀測天行之道的崑崙台為方,簡稱「地道曰方」。其三,「圭銳,象春物初生」,是鄭玄不明上古至中古玉器源流的附會之言。東夷族首創的華夏玉圭,是對伏羲族圭木的玉器化,故名為「圭」。玉圭的上端尖銳,並非象徵春物初生,而是象徵立圭測影的太陽雙向斜射(詳下郭寶鈞說)。其四,「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也是鄭玄不明上古至中古玉器源流的附會之言。上古玉璋和夏商玉璋均非源於玉圭,西周對祭天玉器的天文曆法內涵予以系統化,才以玉圭的一半為玉璋。其五,「琥猛,象秋嚴」,也是鄭玄不明上古至中古玉器源流的附會之言,未能揭破玉琥對應西方白虎七宿。其六,「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也是鄭玄不明上古至中古玉器源流的附會之言。上古玉璜和夏商玉璜並無定製,或取玉璧二分之一,象徵上下半年;或取玉璧三分之一,象徵北極三垣;或取玉璧四分之一,象徵四季。西周對祭天玉器的天文曆法內涵予以系統化,才以玉璧的一半為玉璜。
鄭玄儘管系統闡釋了西周祭天六玉的天文曆法內涵,但是採用了神秘化的宗教神話語言,並未真正揭破西周祭天六玉的精確天文曆法內涵。中國現代考古先驅之一郭寶鈞(1893—1971 年)所著《古玉新詮》一書,對西周祭天六玉做出了更為精確的科學闡釋,遠勝鄭玄的宗教神話闡釋。郭寶鈞認為,西周以璧禮天、以琮禮地,是因為璧形、琮形植根於日晷(圖4)[8]:璧形取自日晷的內圓,琮形兼取日晷的內圓和外方。這一觀點堪稱卓見,不過尚有不足。華夏玉璧為紅山黃帝族首創,取自觀天玉琯的截面。華夏玉琮為良渚南蠻族首創,由取自玉琯的圓孔和標示崑崙台的方柱合成。華夏日晷為中古黃帝族首創,目前考古所見的最早日晷出於西漢。所以不可能是上古玉璧、上古玉琮的形製取自中古日晷,只可能是中古日晷的形製取自上古玉璧、上古玉琮。郭氏儘管弄錯了先後,顛倒了因果,但是揭破了玉璧、玉琮的形制植根於天文曆法。
郭寶鈞又認為,西周以璋禮南,是因為玉璋的形製取自立圭測影(圖5)[9]。這一觀點也是卓見,不過首先適用於上古東夷族的玉圭,因為玉圭是對伏羲族圭木的玉器化,故名為「圭」,並以上端的兩條斜邊,象徵立圭測影的太陽雙向斜射。西周玉圭承襲東夷族玉圭,命義相同。西周又對祭天玉器的天文曆法內涵予以系統化,於是西周玉璋取西周玉圭的一半,以上端的一條斜邊,象徵立圭測影的太陽單向斜射。
郭寶鈞又認為,西周以璜禮北,是因為玉璜的形製取自圭表投影的集合(圖 6)[10]。這一觀點仍是卓見,不過郭氏誤將玉璜之形畫成了玉珩之形,不合日晷的圭表投影(圖4)。只要把郭氏圖中的玉珩旋轉180°變成玉璜,即與日晷的圭表投影同形。玉璜、玉珩儘管旋轉180°完全同形,但是刻紋玉璜、刻紋玉珩均有上下方位,不可上下顛倒。缺口朝上的玉璜是祭天玉器,缺口朝下的玉珩是裝飾玉器。由於黃帝族天象圖的方位是上南下北,所以禮北的玉璜位置在下。郭氏系統證明了西周祭天六玉的四玉形制植根於天文曆法。其中玉璋又蘊含玉圭,僅僅未言玉琥植根於西方白虎七宿。
綜上所述,夏代的巡狩五玉,商代的方明六玉,西周的祭天六玉,無不承襲上古華夏四族的天文曆法和玉器三族的祭天玉器,形制、顏色均有精確的天文曆法對位和宗教神話內涵,宗教神話內涵則是天文曆法內涵的神聖化。
現將夏商周祭天玉器的天文曆法對位、宗教神話內涵及其上古源頭,總列一表(表1)。
表1第1橫欄「上古源頭」,即上古華夏四族,包括伏羲族(彩陶族)和玉器三
族(黃帝族、東夷族、南蠻族)。第2橫欄「六大天區」,包括上古伏羲族的二十八宿四大天區和上古玉器三族的北極兩大天區,中古夏商周全盤承襲。第3橫欄「六大天象」,對應六大天區,中古夏商周全盤承襲。第4橫欄「對應六宗」,即夏商周祭天玉器對應的六大天象之神:對應北極帝星的「太一上帝」,下轄繞之旋轉的中央北斗七星之神和四方七宿之神即「五方天帝」。夏代僅祭「五方天帝」,商、周增祭「太一上帝」,從上古至夏代的「多神教」,逐漸演進為商周的「一神教」[11]。第5橫欄「對應四季」,既對應上古伏羲族二十八宿所含四大天區,又對應上古玉器三族「萬字元」(卍)所含四季北斗,中古夏商周全盤承襲。第6橫欄「對應五行」,植根於夏商周黃帝族的「五行說」:早期僅指觀測四方七宿的運行和中央北斗七星的運行,後期擴充為觀測太陽系五大行星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的運行,全都合稱「五行」。天象的「五行」秩序又被應用於人間政治建構,因此上古伏羲族的「陰陽」天文學與中古黃帝族的「五行」天文學,融合為中國的終極天文理論「陰陽五行」,成為中華政治建構「順天應人,天人合一」的基本模型。第7橫欄「巡狩五嶽」,是虞夏時期的巡狩五嶽制度,對應於五方天區。第8橫欄「虞夏五玉」,是虞夏時期從屬於巡狩五嶽、對應於五方天區的巡狩五玉。第9橫欄「商代六玉」,是承襲虞夏巡狩五玉的商代方明六玉,不用於巡狩五嶽,僅用於設在國都的方明壇,增設專祭「太一上帝」的「玄圭」(圭璧)。第10橫欄「西周六玉」,是承襲商代方明六玉的西周祭天六玉,承襲夏商祭祀四方天區的四玉,但把商代祭祀「下帝」的黃璧改為祭「地」的黃琮,又把商代祭祀「上帝」的玄圭改為祭「天」的蒼璧。這是商周之際的重大改變,對中國歷史影響深遠(詳下第六節)。
夏商周祭天玉器的每種形制、每種顏色,對應特定天區的特殊天象和特定季節的特殊氣候,具有精確的天文曆法對位和宗教神話內涵。夏商周黃帝族使用祭天玉器,舉行祭祀天象之神的祭天儀式,是宣告、論證國家權力的宗教儀式:一是宣告「君權神授」的政權合法性,二是論證「順天應人」的制度合理性。政權合法性、制度合理性的根本依據,就是「天人合一」(人文秩序仿效天文秩序)的國家制度和政治結構。夏商周的國家宗教,植根於天文秩序,顯現於人文秩序;藉助於祭天玉器,體現於祭天儀式。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張遠山,社會科學論壇2017年08期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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