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幸福在哪裡？

白岩松喜歡把自己定位在新聞人這個角色上，新聞人，就要經常思考新聞和新聞背後的事情。電視上的白岩松，總是眉宇間擰成一個蝴蝶結，似乎有說不完的困惑，這些困惑，可能是人生的終極問題，也是國家的終極問題。10多年前，白岩松寫了《痛並快樂著》，思考他30年的人生；現在他又出了本《幸福了嗎？》，把人生感受直接的快樂與痛苦上升到抽象的幸福。但他額頭上的那個「蝴蝶結」似乎扎得更緊了。

幸福了嗎？

三聯生活周刊：在《幸福了嗎？》中，你思考的都是一些很終極的問題，比如說幸福、信仰，也就是價值觀，這些大問題，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思考的？

白岩松：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還是和歲數有關。上一本書《痛並快樂著》寫的時候是30歲。30多歲，你想到的更多是很直接的一些東西，不論是痛還是快樂，其實都很直接，甚至都很堅定，但是到了幸福那兒就很困惑，就變成問號了。古人說，四十不惑，我反而覺得這幾年是問號更多。這種困惑首先來自於個人的歲數，接下來，你從國家或者說改革的角度，也到了一個困惑期。咱們這一代，基本上跟中國改革同步。梁漱溟說的「人的一生要解決三個問題，而且順序不能顛倒，第一個是人與物的關係，第二個是人與人的關係，第三個是人與自己內心的關係」，給我的啟發特別大。我36歲過本命年，明顯地感到不太一樣。那一兩年開始，會想我過去想的事對嗎？接下來幹什麼、要什麼？而這個國家，前半程漫長20多年的改革開放，全都是物化目標，也正好進入2000年之後，開始提所謂和諧社會，和諧社會也是人和人的問題，這兩者就掛靠在一起了。

三聯生活周刊：實際上，按照梁漱溟那三句話，現在人和物的問題沒有解決，人和人的問題也沒有解決，人再去思考內心的問題，其實就更談不上解決。

白岩松：我說過「捍衛常識，建設理性，尋找信仰」這12個字，有人跟我說，捍衛常識，那說明常識是有的；建設理性，說明理性有一部分，但是不全面；尋找信仰，說明沒有了。我說是，正好和我想的是一樣的。我倒覺得，人和物之間的關係，不管是從個體的角度，還是從時代的角度，是大部分解決了，但不能說全面解決了。你要是GDP第二了，從你國家的目標來說，解決了物的問題，已經跨了很大很大的一步了。從個體角度，我過了40歲，物的問題也解決了，不用再去擔心學歷問題，不用擔心柴米油鹽醬醋茶、生存問題，包括社會能給予的某種機會，或者擁有某種權力的問題。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相對來說，算是解決了一大部分。但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當然還在過程中，我在書裡面也寫了一句話：在你解決人和人關係的時候，另一個問題已經出現了，就是所謂人跟自己內心的問題。關鍵這些年我做新聞，包括做礦難、做三聚氰胺……前兩天，寶馬車來回四次把那孩子壓死那個新聞，可能大家不會覺得是特大的新聞。但是從我自己的角度，你就得去想：那哥兒們是多沒底線，才能幹這種事？他不會有任何畏懼，你要是從信仰的角度，但凡有一種敬畏，他也不會幹這樣的事情。其實最近一些天，也有些人在說，是不是你們這些人到中年的人，開始去想這些信仰的問題？我說，當然了，你什麼時候見過青年或者少年就開始去想信仰的問題？如果不是外界強加給他，他很難有一個自己去想、去尋找的問題。但是到了中年，你當然自己得想，我都前方依稀看到終點的影子了，能不去想這個事情嗎？

三聯生活周刊：人生這三個問題，也許你是從你自己這個角度解決了，如果放到整個社會環境，大部分中國人都沒有解決。

白岩松：我從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來說，也當然是沒有解決的。很巧，溫家寶總理第一次提「尊嚴」兩個字，我當天晚上直播就說了，這比成為世界第一還難，沒法用數字統計，這就不是一個物化的東西了。你既然能提出這個目標，就說明它已經不是一個物化的目標了。接下來中國要什麼？我最近幾天總是說一句話，我依稀覺得這個時代快要到了一個折返點，這個折返點就是過去大家非常直接地奔向很物質的目標，現在這個折返點，你向前還是有很多要的東西，但是向回，你還要找很多東西。

三聯生活周刊：在你看來，驅動這個折返點形成的力量是什麼？在我看來，物化目標的追求導致物化標準。人們都喜歡把它當做評判標準，然後去衡量一切，是一個物化社會的價值觀。你說它到了一個折返點，但並沒有看到。更多事實告訴我們是不斷去強化這個物質標準。

白岩松：怎麼說呢？我是覺得，我剛才用的詞也是依稀看到有可能要出現折返點這樣的概念，或者說正在進入折返點的前段。我們「60後」這批人，都會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所謂20世紀末和四個現代化這樣的概念。那麼小時候去想將來實現四個現代化，溫飽小康翻兩番之後，都會將它和幸福和終極畫等號。如果用老百姓的話來說，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那還不幸福死呀。問題是，30來年的改革，你離它已經很近了，在物化的東西上，大多數人都有了很大提升。可是發現即使你得到了這些物化的東西，並不直接跟你原來以為的幸福畫等號，這時候反差就出現了。因為在你小時候，你以為它倆是一塊的。現在你卻發現它是一個「1+1」的問題，這個「1」你已經奔向了，可是那個「1」跟它沒關係。前幾天一個節目里，我還說了一大堆排比句，後來覺得有些過，就沒全說。有車的人越來越多，但是你堵在路上的時間越來越長了；超市裡可買的食品越來越多了，你敢吃的食品越來越少了；人的自由進一步增加了，但是自由地呼吸新鮮空氣的權利越來越少了。後來我發現前面一句話全是物化的，後面一句話都是非物化的。關於幸福這種非物化的東西，沒法用數字統計，要比5年前，20多年前出現的頻率高得多。現在顯然是一個對物化目標越發上漲的過程，我覺得未來是非物化的一些東西，大家的期望值更高。說得更直接一點，溫家寶自己都在說，政治體制改革不改不行。從我們的角度來說，接下來一定看中的是自由、民主，這些大家過去還很敏感，或者說餓的時候還上升到很高的地步。現在不餓了，我個人覺得，非物化的東西將越來越重要。

三聯生活周刊：你這本書讓我想起美國人格雷格·伊斯特布魯克寫的《美國人何以如此鬱悶》，他就是通過美國近30年的物化的對比，最後得出來一個結論：現在的美國人的幸福指數在逐漸降低。你提到的一些問題，恰恰是這個美國人已經在書里給了答案了。人類在追求幸福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物質，但是真正物質滿足的時候，其實並不幸福。

白岩松：英國有一個調查，說衣食無憂解決的最方便和最快的那群人，幸福指數是成反比的。當時我看到這句話時，覺得很有意思。還有10多年前，我看了一個背景介紹，庾澄慶有一首歌叫《快樂頌》，裡面翻來覆去地在問：你快樂嗎？當時那首歌在台灣很火，台灣人過去見面問你吃了嗎？後來見面問你快樂嗎？他們可能會比我們早去想這個事情。但你說美國這個問題，我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覺得現在美國人比我們幸福。因為我看到了相對的一種平靜和更多的安全感。我覺得他們是有底線的。當然有一點是咱們沒法比的，在美國，其實宗教起了非常重要的二層管理角色。可是我們所有寫給美國的詞，什麼24小時，不夜城呀，人的腳步非常快，人心隔肚皮，男女關係很亂等等，後來發現全寫的是中國。這是中國呀，美國不是這樣。在美國，有一個小場景，讓我印象最深，幾乎所有的辦公桌上，擺放的全是他們家人的合影，這個現象我在中國幾乎沒有看到。我倒是覺得，美國人他可能又上一個台階去思考問題。但是我們第一個台階還沒邁呢，現在正處在邁第一個台階，剛開始陸續有人察覺，或者意識到了，有很深的感觸了，原來物質和幸福是不直接畫等號的。

三聯生活周刊：快樂、痛苦是自己創造出來的，幸福是別人帶給你的，多數人思考更多的是快樂與痛苦。可能職業關係，讓你去思考幸福問題，一個普遍不會去想，但時刻面對這個問題。

白岩松：我認真查過，有時候我們容易模糊很多事情，比如快樂跟幸福，不太好劃界線。但是我後來也查了專門的詞，包括用自己的感受去碰撞，發現它倆區別很大。快樂5秒鐘就可以，口渴了，冰鎮可樂的第一口，踢完球之後那個啤酒第一口，都會由衷地開心了，爽。但是它不能屬於幸福。幸福一定是一個可以持續很長時間來去檢驗的東西。而快樂5秒鐘10分鐘都可以，但是一系列的碎片是快樂，比如你經常可以有5秒鐘的快樂，各種慾望的瞬間滿足，但加在一起不一定是幸福，幸福必須持續。我回憶，稱得上幸福的，就是一個還算順利的戀愛階段。它是一個很持續的過程，那時候你和世界的所有關係都變了。但是除了那樣的一段日子，更多的可能就是快樂開心舒服爽，都是碎片。我覺得幸福得有這樣幾個標準：第一個它是可延續的；第二是平靜，相對平靜；第三是有一個根本不用談論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是很多層面的，職業的、生命的，包括社會的。社會的不能理解成社會治安，它是骨子裡有一個穩定的安全感，相對來說，很願意和別人分享，周圍也給你反饋，幸福一定是雙向的。很難有一個人在這社會中孤立地持續地在一個極其不幸福的社會環境中幸福是持續的，我覺得它太難了，不排除有這樣的個體，但這太難了。

三聯生活周刊：這樣說，幸福感是一個大環境帶來的結果？

白岩松：也有你內心大環境的問題，我覺得人到中年，就是在調理內心大環境的問題。比如說二三十歲，很難建立這個大環境。都會把碎片似的一個又一個快樂或者某種瞬間得到的當成幸福，可是後來發現真不是。在獲得一個又一個碎片，開心也好，快樂也好，其實你個人的感覺不一定成正比，有時候你的焦慮，你的不安，你覺得不對。這幾年從我自己的角度，我不認為比以前幸福，甚至是反向的。你得自己找這樣的東西，你得讓自己平靜下來，有更多的安全感，你起碼慢下來，也不能太快，所以會是問號。

三聯生活周刊：思考的人未必能找到答案，只能說是慢慢調整內心，慢慢去接近那個點。

白岩松：也有人跟我說過，看似挺平淡，其實挺尖銳。他說，現實有很多困境，很多問題，政治的、生活的、發展的……那你在提幸福、信仰的問題，是不是偷奸耍滑的一種迴避，就是繞過去了。其實我覺得不是，現實中的問題你當然要去解決，但是你用什麼樣的認定去解決這些問題？解決問題，不是解決眼前一個又一個問題，而是累加完了後你得奔向你要去的那個方向。「十七大」報告里，我看得很細，難得地在一個章節里提到了兩個詞，過去從來沒有過，一個叫精神家園，一個叫所謂核心價值觀。其實它是另一種信仰的替代。第一次出現精神家園，當時我覺得挺有意思，恐怕某些決策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奔哪兒去呀？幹什麼？所以我覺得恰恰不是迴避。這兩者關係是，現在你有問題，我在把你的問題解決的同時，要把你調到一個更好的或者說是一個內在平衡的狀態。你一定有一個東西做校正系統。1998年，當時採訪一個官員，談社會保障，他有一句話說得挺好：中國改革，是在蓋樓，但是蓋到10層時才發現沒弄安全網，一兩層時沒安全網，還好辦，摔下來死不了，蓋到10層了，還要越蓋越高，社會保障這個安全網搭晚了。這個比喻讓我印象深刻。我後來寫這本書的時候在想，信仰、目標這個東西，是不是也是另一張安全網？你越建越高的時候，你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安全網，你會越高越危險。

非主流心態

三聯生活周刊：但問題是，中國不是一個宗教信仰很明晰的國家，宗教和社會規範關係不是很緊密。在自然經濟社會，人們還會因為對自然認識不夠充分而對天有種敬畏。但是在今天，人們對天的敬畏都沒有了，連自然規律都不敬畏了，這種情況下如何建立信仰？

白岩松：這和我當時想的一樣。我在書的前言時就寫道，在中國談信仰肯定不是直接的宗教，因為千百年下來就不是這個局面。其實從宗教角度，中國是一個臨時抱佛腳的民族。我要生孩子了，我要找誰，我要考大學了，我要找誰……所以中國才會有許願和還願之說。意思是你要是幫我什麼東西，我接下來怎麼怎麼著。但是我不認為過去是沒有我們概念中的這種信仰的，因為中國的信仰本來就是儒釋道雜糅，它在唐詩宋詞里，在爺爺奶奶講的故事裡，尤其在別人約束的眼光里……但是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這一切在更大的層面，基本都已經毀掉了。巧的是，「文革」結束後，正好是改革，改革確定了一個絕對物化目標的過程，從國家到個體全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社會上流行的詞，咱們都很清楚，信仰危機問題，那時候這些詞提得很多，但這些年不提了，也就是一個全面摧毀信仰之後，反而開始了一個物化的時代。恰恰沒有信仰，可是慾望又重新把所有人撩撥起來，然後大家都去信物化的一些東西。走了30多年，現在下來各找各的道。信仰這個東西，還真不能靠國家，它給不了你。但凡國家給你的信仰，總是挺可怕的。不說我們，我不知道希特勒當時給的是不是信仰，它怎麼就將德國挺理性的一群人給引到那條路上去了？所以但凡國家給的信仰，我都是持懷疑態度的，甚至是非常害怕。為什麼提「敬畏」兩個字，你得有敬有畏，敬就是你知道什麼是最好的，你在心裡，你想那樣，然後你會尊敬那樣的人。畏就是你知道什麼事是你不能做的，底線。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底線》，中國無數的妖蛾子在我們眼前不斷出現，就因為底線不斷被降落，甚至說哪兒有底線呢？沒有底線，因此談何守住底線呢。這30多年，是一個底線逐漸下降，最後沒有底線的過程。所以未來中國的進步，是一個不斷確定底線，不斷提高底線的過程。為什麼提信仰，因為這兩個字和「敬畏」兩個字緊密相連。

三聯生活周刊：如果你不在中央電視台新聞部門工作，還會想這些事情嗎？

白岩松：如果我不在中央電視台，我先得確定一點我不在干新聞，干新聞的話，就沒辦法把自己剝離出來。如果我不是干新聞，我相信，你到了這個年齡也會寫這本書，年齡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不是中央電視台。10年前我根本不會去想這些事情，但是10年後我會去想。但是這本書的另一部分，就是個體。我為什麼在封面上會寫：「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成長與困惑，這個人，也是你。」這兩年我在做評論節目，越來越多東西會反饋回來。我跟我的團隊也在講，評論背後是要有支撐的，這支撐是要有方向，你奔向哪兒，因此不做新聞的人可能就不理解。

三聯生活周刊：這是團隊價值觀的體現。作為一個中國的新聞人，應該擔當什麼角色？

白岩松：掌握好分寸的推動，前者是務實的，後者是理想的。我想在中國任何一個做新聞的，尤其做得不錯的，或者還能做的，你能持續做的，你一定在這兩者之間找到了一種能拿捏一部分的能力。否則的話，過把癮，你也就失去了推動力。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僅僅就為了拿捏分寸而拿捏分寸，那是生存。你又為了推動，只要有機會，有可能，就在今天推一點點，明天機會好推多一點。艾豐跟我說，能改變領導的群眾才是好群眾，好幾代新聞人都會有一種這樣的挑戰和命題。

三聯生活周刊：每一個從事新聞工作的人，內心都會有一個很理想的新聞人角色，你現在跟你想像中還有多大的距離，還差哪些？

白岩松：1996年我寫過一篇論文，登在廣播學院的院報上，當時我寫了兩個對比，我說如果新聞改革的速度很快，但是新聞人素質提升得很慢，改革一定會被毀掉。但是如果新聞人的素質提升得很快，新聞改革的速度很慢，這批人也堅持不了多久。我現在會擔心兩點：一是現在最優秀的人才會願意進新聞這個行當嗎？我不樂觀。我覺得現在有權的人可能更願意把孩子往中石油、中石化送。那就說明新聞行業是往下走的；另一個是我們經常在談論的傳統壓力，比如說環境、新聞自由的這種壓力，但是這幾年我覺得媒體人應該已經注意到了，新的一個壓力開始扭曲新聞——生存壓力。我能看到越來越多的新聞是小成本的，甚至沒成本的，有很多虛假新聞，包括整合等等，都來自於他已經不付出了，不在金錢上付出，不在投入上付出，不在智力上付出，那是生存壓力。因為現在是中國最怪的一種狀況，新聞既是黨的又是市場的，我願意樂觀一點去看傳統的壓力。如果社會是進步的，那麼那個壓力慢慢是會減少的，不管快還是慢。但是一點不妨礙生存的壓力快速增長，它對新聞的扭曲會更嚴重。每天早上八九點鐘，全中國的新聞人守在可能不到5個網站前面找選題，然後整合，很少有獨家的東西，它可能從這裡尋找了一種源頭，然後利用他的力量把它放大了。另一家在這兒看到了這個源頭網路的放大，又把它拿走了，最後，源頭可能是錯的。別的媒體我不說，以前一個「東方之子」採訪，要2天、4天，到外地出差專門為採訪一個人，然後拍很多的畫面，那個節目才8分鐘，現在80分鐘的節目都不會花這麼長時間。

三聯生活周刊：現在中央電視台的名主持都在出書，你在書里談論的一些東西和其他人不一樣，我是不是可以這麼判斷，你在中央電視台也是一個另類？

白岩松：很多人會換另一個詞：非主流。我不能很矯情地說我是非主流，因為我做的很多事情，我擁有的某種話語權是主流的。但是我想起碼這麼多年，我有一種非主流心態吧，我覺得非主流心態比你適當地做過幾件非主流的事情要重要，就是對自己的一個提醒。在我的嘴裡，你可能永遠也不會聽到，我中央電視台的，或者怎麼怎麼著，那就是一個播出單位，船很大。我現在尤其要去想的是既得利益的問題，當然也可以說，那你別矯情了，你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沒錯，正因為我是既得利益者，才會去寫這本書，那是不是寫你就全做到了？我覺得沒有，但起碼我在提醒我自己。現在從電視的層面上說，尤其從電視新聞角度來說新聞是這十幾年的事，你很難說十幾年前中國有電視新聞。那麼這十幾年就恰恰落在了我們這一代人身上，我們是最直接成為上一次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不管是名利還是別的東西。但現在你會發現出現一種分野，屁股決定腦袋還是依然讓腦袋決定腦袋，就不一樣。因為既得利益者要麼得了權，要麼得了名，要麼得了利，但是名和權都可能讓人成為傳統既得利益的那種做法。所以我在說，不能總是這代人革了上代人的命，但革命者沒多久就變成既得利益者，再被新的一代人革你的命。你能不能延續這種非主流心態？在我的心裡，起碼一直有一個東西：你隨時可以離開，這一點在這十幾年中對我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你隨時可以離開，有時候反過來，你可能還在這兒做久了，挺怪的。

三聯生活周刊：用非主流心態去對抗那種主流氛圍，同時還要在那個位置上把事情做好，是挺難的一件事。

白岩松：我挺怕別人這麼說，因為我不覺得是一個那麼簡單的對抗概念，回頭去想很多事情，也許10年後再出一本書，會寫很多這個領域裡好玩的東西。如果沒有上面的某種氣息和變化的話，不會有17年前的「東方時空」和16年前的「焦點訪談」，也就是說，我們心目中的主流也不是鐵板一塊，它也在變動。我經常反過來提出一個問題：在中國你再給我找到一家電視台，像被大家認為是如此主流的中央電視台有這麼多光怪陸離的主持人，哪兒都沒有。比如說，有崔永元、方宏進、阿丘、李詠、畢福劍、柴靜……這樣的，很奇怪最後是被大家認為鐵板一塊所謂主流的中央電視台里光怪陸離、各色人等的主持人最多。那麼其實我身在其中我清楚，在所謂的體制內、主流內，也有另外一種東西一直在成長。

三聯生活周刊：這麼多年，你是在用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堅持？

白岩松：其實尋找具體的一個答案可能很難，肯定是很多因素捆綁的結果。我一直在強調我是一個從內蒙古出來的人，我是一個蒙族，我覺得對於我們那兒來說，這是一種習慣方式吧。我覺得肯定有民族的性格，或者說地域性格的一部分，但是不是最主要的還不一定。肯定也有我在80年代受教育，80年代末畢業的這種因素在裡頭。另外還有一點，我從來沒想著我一輩子一定要做這件事，所謂堅持，如果知道有一天我可能就不做了，堅持就容易一點。干新聞的一定要有兩種收入，第一種收入是工資，是讓你生存的東西；但第二種收入也很重要，就是那些所謂很卑微的成就感。如果理想主義者經常成為領導的麻煩，那麼理想主義者還能堅持多久，會不會變成現實主義者，現實主義者會不會變成投機分子，不排除。如果一個人真能堅持，天天挨棒子還能堅持，甚至在別人眼中，你是一個麻煩的製造者，幹嘛呀？不會吧。但是起碼我現在還不是。

「第二種收入」

三聯生活周刊：那麼，你這麼一路堅持下來，難道僅僅是為了第二種收入么？

白岩松：誰也不能否認為了第一種收入，可是換一個角度說，是不是換一個職業你就獲得不了這個收入了？那第二種收入就非常重要了，第二種收入，現在起碼不管多和少，你還在獲得，而且現在關鍵是我們做電視的頭10年的確在第二種收入方面獲取得太多。這幾年，可能這個分紅會有所減弱，但是最近這一段時間，又有了某種可能你會覺得積極一點的變化。可能別人都不相信，但這是實話，當你看到說，把知情權、監督權、表達權和這個參與權寫進黨的報告的時候，你有時候都能分享一點小小的成就感。對，我覺得這些東西很重要。

三聯生活周刊：這是一種感恩心理嗎？

白岩松：在這方面我永遠不會感恩。換一個角度去想，總還有可選擇的餘地。另外，我為什麼對傳統的壓力很少抱怨？我反問一句：如果規定動作可能是20%、30%，那70%的自選動作你做好了么？中國傳媒如果能把70%的自選動作做好了，那麼中國的傳媒就不是這個局面。就像我有時候打開電視機，絕對跟傳統壓力真的沒關係的一些節目也做得很爛的時候，你就知道不對了。我踢球是踢前鋒的，所以知道，再漂亮的進球，越位是沒道理的。但是不是因為有越位規則你就不貼著對方最後一個後衛站著？是不是有越位的規則，你就為了安全回到自己的後衛那邊去了？不可能，你怎麼去掌握好你永遠貼著最後一個後衛但是你能夠不去越位，而是始終反越位。

三聯生活周刊：現在你在做「新聞1+1」，中國的電視評論節目有很多潛在的風險，有時候你說不好，可能這個節目就被停了，或者你說得不到位，大家又覺得沒意思，那為什麼還會去選擇這樣一個節目呢？

白岩松：這是我每天都在面臨的問題，比如說今天的選題，有3個：一個是拆遷自焚事件，一個是釣魚島問題，一個是原本說的北京交通擁堵。我上來否掉的就是第三個選題，但是心裡說如果頭兩個做不了呢，我說頭兩個做不了我也不做第三個選題，因為第三個什麼時候都可以做。我說那第三個選題我們做一個糟糕的月餅吧，但是最後定下來的選題是做拆遷。這個過程就可以體現出你每天的一個上下的幅度其實是不小的。你在爭取最好的，但是不想的話，你也要做自己想做的。這就是我們每天在選題方面都會面臨的看似就是十幾分鐘的那麼一個決定。

三聯生活周刊：但是每天冒一些風險，是不是會有一些擔心？

白岩松：我常說「不冒風險是中國新聞最大的風險」。這是第一個，因為環境變了，現在互聯網提供的眾聲紛紜，那麼你失語，不可能，所以很有意思啊。兩年前讓我創辦「新聞1+1」的時候，我用的是「讓我」，當然我一直是很想去辦，有這樣的提議。但是為什麼在奧運會前會由上面打電話要辦這個欄目，恐怕也是看到了社會上的一種變化，就是作為一個所謂主流媒體的你也不能失語，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所以，這就是雙方的結合。那這個欄目怎麼辦？是不是變成一個命題作文？過去央視也有一個類似節目「央視論壇」，死了，因為後來做著做著就做成命題作文了，所謂先告訴你「宜將剩勇追窮寇」，然後去豐富「宜將剩勇追窮寇」，那肯定不行。所以「新聞1+1」就一定要做中國第一個真正的新聞評論，那自然要冒風險。我做主持人時壓力沒那麼大，上上下下說好的人多，因為你不去觸碰別人的利益。現在你做了「新聞1+1」，今天你得罪了這個省的這個人，明天可能得罪了那個部門的那個人。做「新聞1+1」的時候我就說，這是開始一個得罪人的時代。但是你不做嗎？我覺得這時候你面臨的抉擇就是涉及這個既得利益的抉擇問題，我可以繼續，甚至我身邊比我權力大的人都勸我，說有風險別做。我說試試，起碼到現在試了兩年，每天都在面臨問題，但比我想像的好。過去兩年多，幾乎所有的熱門事件我們全碰了，拆遷、甕安事件、石首事件、襲警……很少有失語的。不是什麼東西不能做，看你怎麼做。1999年澳門回歸直播，我印象非常深，馬上直播要開始了，孫玉勝把我叫出去了，說這是咱們台第一次在直播中引進境外嘉賓。我知道他這句話什麼意思，我說，放心，門開了我就不會讓它關上。這句話我當時是順口說出來的，但是後來我經常有意識地去說，做「新聞1+1」也是門開了你就讓它越開越大，而不是關上，何況現在我要不去試一試，那比我小一些的柴靜和張泉靈怎麼辦？等他們到時候再做這樣的節目，會覺得司空見慣，不那麼敏感了。我也不能確定明天會怎樣，但是我在做，起碼讓決策者安全感也增加一點。從觀眾角度，也是他們期待的，因為我做了17年了，會努力去找一個分寸感。但你說徹底妥協，向哪方面妥協都很難，那你需要外界的評價，比如說觀眾看「新聞1+1」還湊合吧。就是比大家想像的要好一點，可是我也要去解決另一方面的問題啊，也讓人覺得，再試試，還行，還沒越界，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空間裡面前進。那支撐你的東西就是你要相信一天比一天好。（實習生霍曉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