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炎火成燎原之勢，涓流兆江河之形」，星星之火可成燎原，涓涓細流可成大江。尚和合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話語，將匯聚大眾的意願而成和平的潮流，將妙凝百姓的呼聲而成合作的春雷。它喚醒了昏昏沉沉的天地萬物，也敲響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美美與共的鐘聲。

一、人類認識自己的歷程

　　人是什麼？人自從誕生以來，就沒有停止過自我反思，思則得知人與人既具差分的殊相，又具融合的共相。由其殊相，構成人與人之間的民族、種族的區別；由其共相，構成人類之為人類的類存在的特性，即人類本質特性。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人的社會道德價值，構成與天地間其他事物在本源上的差分。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求索人類共同的本質屬性。古希臘德爾菲神廟「認識你自己」的古訓，是人類反思、認識自我的自覺。中外古今學者曾樂此不倦地探討、論爭對自己的認識。

　　中國古代智者基於直覺思維，發現人與動物在形體上的差異，認為人是「二足而毛」的動物，這與柏拉圖以「人是無羽毛的二足動物」異曲同工。王充認為「人，物也，萬物之中有智慧者也」，與蘇格拉底「以人有智慧」有相似之妙。《無能子》認為「裸蟲中繁其智慮者，其名曰人」，有智慮即有思想；黑格爾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由於人有思想」，兩者如出一轍。《無能子》認為人是社會動物，人與動物的區別是人有「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有君臣之分，尊卑之節」；亞里士多德亦認為「人類在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具有「社會本性」；馬克思說：「人是最名副其實的社會動物」。社會是表示人與人之間互相聯繫、作用的共同體。從形態上看，社會是對一般社會關係的整合協調、融突和合，使人際關係具有一定凝聚力、向心力，構成一定的某種共同體。

　　1944年卡西爾出版他的《人論》，他認為海德格爾把人定義為「會言語的動物」、「理性的動物」，不如定義為「人是符號的動物」。若把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如哈巴狗是狗，狗便是符號，便抹煞了人與禽獸的區別，否定了人的主體性、社會性、主動性、創造性、道德性、審美性、感情性等本質屬性，基於此，我為恢復人的七性，在《新人學導論》中，把人重新規定為「人是會自我創造的動物」，後改為「人是會自我創造的和合存在」。天地賦予人以生命，也賦予人創造能力，這是人有別於禽獸的特殊屬性和能力。人之所以有自我創造力，是因為人集天地、陰陽、五行之精華，「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多元差異、對待、衝突的事物，通過絪縕、媾精的融合形式，由衝突——融合——和合為新事物、新生兒、新結構形態。萬物變化，「固無休息」。幾千年來，人類對於自身的體認不斷拓展、深入，這個體認，固無休息，而將永續。

二、人類命運的疏釋

　　人在「認識你自己」的過程中，命運是人類在現實生活中與自己的生存利益、未來發展密切相關的話題。它是古今中外人人所關注和困惑的問題，普通老百姓、哲人思想家都曾議論它、解釋它，其說殊異，卻是一個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哲學問題。

　　中國先秦時，人們崇拜、敬畏天命，夏道尊命，「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由於夏桀為惡，天（上帝）下命誅殺他，為商湯推翻夏朝的合理性、合法性找到了天命的依據。商末政治腐敗，紂王淫慾無度，罪大惡極，周武王弔民伐罪，不僅在於「天命靡常」，而在於「惟德是輔」，天命授予「敬德保民」的人來治理天下。天授命與否是與王朝君主的德性相聯繫的，人的主體性的行為活動、治理天下好壞與能否祈天永命相關聯，天命的絕對性、永恆性有了鬆動。甚至出現怨天、咒天的思想：「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以天為不善良、不仁慈，天命觀念在人們思想中逐漸鬆綁，天神、天命失去了絕對的權威性，主體人的力量逐漸取代天命的支配力。「夫民，神之主也」，「國將興，聽於民」，「良臣將死，天命不佑」。開啟理性的覺醒，哲學的突破。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人對自我命運的反思，由天命不佑而轉化為對命運的關照。

　　命運，自古以來中外哲人就各說齊陳，詮釋多元。儒家孔子認為，命運是人力不可抗拒的必然性的力量。「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一種主張或事情能否實行與廢除是由命運決定的，人怎能與命運相爭！孔子一方面以命運為必然性的異己力，人們要敬畏它，另一方面要認知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懂得命運，怎樣能做君子，強調人的主體的能動性及其作用，「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發揮自我主體的能量，被人稱之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的人，顯示了孔子與命運抗爭的精神。孟子紹承孔子，他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舜、禹、益兒子的好壞，沒有人叫他們做，他們做了，這是天意；人沒有致力而獲得某種成果，這是命運。一個老百姓要得到天下，必然與舜、禹一樣道德高尚。孟子認為人們的追求不外「在我者」與「在外者」兩種，「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仁義道德需依靠自我去求得，自己不努力去追求，就不能得到。富貴利達能否得到，要符合道義，才能得到，這取決命運。把命運與人的道德修養相聯繫，王符有相似的觀點，他說：「凡人吉凶，以行為主，以命為決。行者，己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在於己者，固可為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人的吉凶禍福，既與人的自己道德品質修養相關，這是自己可以做到的，又與人的命運相關，這是人自己不可知的。

　　道家認為，命運是支配人的生存狀況，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種自然而然的力量。老子說：「歸根曰靜，是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回歸心性的精神，是其本存的狀況，也是其常態，體認其中的道理叫做明。「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命、命運是一種沒有外在干涉的順任自然的狀態。莊子發揮老子思想，他說：「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我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就是要順任自然的命運。「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通達命運的實情，不必去追求命運所無可奈何的東西，順任自然而然的安排。「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人的一切生存狀況都是命運的使然，人是無可奈何的。「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知道無可奈何，不能與命運抗爭，只有安心順任自然的命運，這是具有德性的人才能做到的。

　　儒墨兩家在先秦稱為「世之顯學」。墨子卻與儒道相對待，倡導「非命」，否定命運決定人、社會、國家的生存狀況。他認為執著有命的話語不能不加以駁斥，因為這是「天下之大害也」，是「執有命者」的謊言。「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既未見有命運的事物，亦未聞有命運的話語。人的貴賤、榮辱、貧富、饑飽，社會國家的治亂、寧危，不賴於命運的安排，而決定於主體人的能力價值，「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國家的治亂安危，依賴君主如何治國理政。如果像禹、湯、文、武為政天下，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國家太平。為了使國家治而不亂，寧而不危，人們貴而不賤，榮而不辱，富而不貧，飽而不飢。王公卿大夫必須竭股肱之力，殫精思慮的智慧，人們早出暮入，耕稼樹藝，婦女紡織織布，上下都絲毫不怠倦才能實現，而不依靠命運的安排。這樣才能利國利民。墨子進而揭露了執有命者的政治意圖和本質。他說：「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求，非仁者之言也。」是為君王殘暴行為造成人民窮困作辯護的言詞。如果聽信「暴人之道」，就不能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國家就不能富強、興旺。

　　荀子雖屬儒家，但與孟子在諸多觀點上相對待，在人性論上孟子主張性善論，荀子主張性惡論；在天命論上孟子倡存心養性事天，荀子呼籲「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順從讚美天，不如控制天命而利用它。既不承認天的意志性、神聖性，亦否定了傳統的天命論。人可以發揮自己的主體性、能動性，利用天地自然變化的規則為人服務。因此，荀子拒斥有一種人力不能抗爭的異己力量和必然趨勢的命運。認為命運是一種偶然的遭遇，「節遇謂之命」。「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死生是命的必然性，人一定會死；時運具有偶然性。一個人雖賢，不遇時運，不能實行其賢才，若逢時運，就能施行其賢能。荀子這個智能創見，開啟了哲學史上對命與運的不同詮釋，命是一種必然性的價值導向，運是一種偶然性的價值導向。但由於古人對概念、範疇內涵的模糊性，兩者又往往混沌，而影響後來的王充和范縝等人思維軌跡。

　　兩漢時期，哲學思潮的核心話題是「究天人之際」。董仲舒從負面災異遣告講「天人感應」說，楊雄取「和同天人之際」的路數，王充則從正面講「符瑞是應」說，凸顯了時代的精神。王充認為天是氣的自然現象，與「雲煙無異」，「天乃玉石之類」。否定天有意志，天地猶如夫婦，交媾而生子女。「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天不是有意志的「故生人」，猶如人身上生虱子，是不知不覺自然而生。但王充也沒有完全擺脫天命論，他從宣漢思想出發，歌頌漢德豐雍，天降祥瑞。一方面他認為人和國的命運有其必然性的價值導向，另一方面又有偶然性價值導向。他說：「以命當富貴，遭當世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命當富貴，遇到當旺盛的時運，永久平安無險；命當貧賤，遇到當衰弱的時運，禍殃就來。命運的好壞，與偶然性的時運相合，就有常安常苦的機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有才高行潔的人，沒有與時運相偶合，便退在下流；有才薄行濁的人，卻與時運相偶合，而居眾人之上。「舉事有是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以偶然性詮釋賞罰，是非的賞罰是時運。

　　南北朝時梁朝武帝蕭衍篤信佛教，竟陵王蕭子良與范縝辯論因果報應話題。子良問：你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貧賤？范縝回答說：「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墜，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人生猶如同一棵樹上的花，一陣風刮來，花都掉下來，有的通過窗帘，掉在褥墊上，有的通過籬笆掉在糞坑旁邊。掉在褥墊上就像你王子，掉在糞坑旁邊就像我范縝。人的貧富貴賤的命運，就像隨風而墮的花朵，落到那裡，完全是偶然的，不是因果報應決定。范縝度越了天命必然性價值導向，開闢了批評佛教因果報應論的偶然性價值導向的新領域。

　　北朝劉晝生活在北齊，與范縝相對應，主張命運的偶然性。他說：「命運應遇，危不必禍，愚不必窮；命運不遇，安不必福，賢不必達。故患齊而死生殊，德同而榮辱異者，遇不遇也。」命運與偶然性相適應與否，其後果有雲泥天壤之別，患難相同而人的生死不同，德操相同而人的榮辱殊異，這與人偶然遇到的機遇、時運相關聯。社會人事、自然現象，均有遇不遇的偶然性的價值導向。

　　宋明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茂盛，科技的發達，國內外交往的頻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主體意識覺醒，「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共同體意識自覺。張載提出了「人定勝天」，王安石喊出了「天命不足畏」的呼聲，而與孔子「畏天命」相對待。朱熹的弟子陳淳為學生講授理學主要概念、範疇時整理出《北溪字義》一書，陳淳說：「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不是董仲舒天「故生人」，而是「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分來有五行」。因此就產生形形色色各種事物。否定天命的意志性、主宰性。所以程顥、程頤提出「不必言命」。「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人們唯有求道得義，命運已蘊涵在義中。「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樂天知命，一循於義，國家的治亂，人的賢不肖，都不是命運的安排，也不是天命決定，因此，沒有必要講命。朱熹曾點贊二程言義不言命的觀點，是前聖所未發的創新，他們把命運從天命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王夫之認為人的主體的能動性、有為性，可以改造人自身的命運。他說：「君相可以造命，鄴侯之言大矣！進君相而與天爭權，異乎古之言俟命者矣。」鄴侯李泌曾主張發揮人的主體性、能動性與天爭權，把人的命運由任天決定的權力，爭回到自己的手中，老百姓亦可以造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禍福之大小，則視乎權藉之重輕而已矣」。老百姓有與君相平等的創造自己命運的權力，凸顯了主體的自覺。顏元在答問中，肯定了命運由人自造。「或問：『禍福皆命中造定信乎？』先生曰：『不然，地中生苗或可五斗，或可一石，是猶人生之命也……生命亦何定之有』」人生命運猶如禾苗，人用肥料培育它，五斗可得一石，如果摧折它，一石可得五斗，這是人為造成的，以證人的命運可以自己創造，而不是命定的。魏源提出「人定勝天，既可轉貴富壽為貧賤夭，則貧賤夭亦可轉為貴富壽。」人的貴富壽與貧賤夭的命運是自己造，而不是天命決定的。「造化自我，此造命之君子，豈天所拘者乎。」天不能限制人自己創造自己的命運，人的命運自己創造。

　　命運與人人利益相關，從先秦到近代，中國的哲人思想家在探索過程中見仁見智，各美其美。或以為是人力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或是不知其所以然的自然力量，或主張非命，或倡制天命而用之，或主命運是一種偶然性力量，或講命是必然性，運是機遇，是一種偶然性的力量，或主張為生民立命，君相民可以造命。凡此以見，命運話題發展的歷程，是人度越天命控制、理性覺醒、主體自信，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掌握、創造自己命運的呈現。

　　命運話題也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課題，或認為人的命運及一切遭遇都是一種必然性價值導向。古希臘的赫拉克利特說：「命運的本質就是那貫穿宇宙實體的邏各斯。邏各斯是一種以太的物體，是創生世界的種子」。邏各斯是神，是一種必然性，作為貫穿邏各斯的命運，亦具有必然性。「萬物服從命運，命運就是必然性」；或認為人的命運是由神決定的。在《伊利亞特》史詩中以天神宙斯決定人的命運。在《創世紀》中神（上帝）造天地萬物，造人，人的命運由神（上帝）安排，人自己無能為力；或認為命運是一種偶然性的價值導向；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創造自己的命運。弗朗西斯·培根說：「不容否認，一些偶然性常常會影響一個人的命運，例如長相漂亮、機緣湊巧，某人的死亡，以及施展才能的機會等等；但另一方面，人的命運也往往是由人自己造成的。正如古代詩人所說：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設計師。」他也講命運的偶然性，認為要抓住時機。他說：「善於識別和把握時機是極為重要的，在一切大事業上，人在開始做事前要像千眼神那樣察視時機，而在進行時要像千手神那樣抓住時機。」古諺說時機老人先給你送上它的頭髮，如果你沒有抓住，再抓就碰到禿頭了。能否抓住時機是考驗人的智慧。時機、機遇能否抓住，也就是你能否設計自己、創造自身命運的機遇，遇不遇不能靠命運之神的恩賜，而靠自我洞察能力、智慧潛能和時機的把握。

　　中西對於命運的體認大體上有相似的元素，但命運的必然性與偶然性具有不同的特點：命具有常態性、常規性、確定性、預期性；運具有非常態性、非常規性、非確定性、非預期性。命與運的非相應性，構成了既衝突又融合的和合形態。之所以中西各個時期對命運的疏釋有差分，其原因是各時期人文語境、認知水平、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的局限性，而具有時代的印記。據上所述，所謂命運是指人的生命主體的過去和現在的際遇與賴以存在的生活環境的融實和合所形成的生命經歷和生存狀態的價值評價。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何以可能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於中外傳統命運論的智能創造和卓識開新。融實而和合是打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種智慧，是化解人類生存厄運的一種武器。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一種熱烈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和天下為一家的情懷。「四海之內若一家，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閑隱蔽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天下四海，現代可以理解為全球或者全人類，不論地處多麼邊遠的國家，都能共享安樂。朱熹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範圍打開，範圍天地萬物。「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王守仁接著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人類社會、宇宙自然，都統攝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中，因為自然環境，生態危機與人類命運息息相關。古人認為要實現天下為一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知民情，以義理教化民眾；明白對自己有利，使其安心；通達禍患而加以防範，避免爭奪相殺。

　　人類命運共同體何以可能？天下萬物都有其特殊性和共性，無殊性物物無分別，無共性就不能成其為類事物，人與人若無共性，就不能成其為人類。從人類內在自身訴求而言：（1）人類是群居的，人與禽獸不同的特質是「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為什麼能合群，是因為人能分工，是能自我創造的和合存在。「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人的生存需要各種技能和各種資料的創造，一個人做不到，必須分工合作，構成生產、生活共同體。分工合作何以能行，是因為人講義禮。「故義以分則合，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分而和合，和合構成人類共同體，共同體力量強大，就可以競爭取勝。所以人生不能無群，「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主張群生。西方無論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還是近代伏爾泰、孟德斯鳩都認為人不能單靠自己達到自足，而具有自然合群性，把人導向社會生活，這是人得以共同生存的法寶。（2）人是社會存在物，有社會性。群道具有道德理性，它是指人所特有的本質力量與主體能力所構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社會，它是體現分工合作、互聯互幫、互惠互利的命運共同體，它是具有政治性、道德性、意識性的社會共同體。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度越了純生物性的「動物社會」的存在者，因為它是道德理性的和合存在者。亞里士多德認為，「理性比任何其他的東西更加是人」。中國古人認為人類有氣、有生、有知、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仁義德行，常安之術」。「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人類生來都是一張白紙，唯有通過社會道德理性的教化，才構成常安的命運共同體。（3）人是有情感的和合存在者，人若無情，非人也。孟子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具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類在實踐、認知活動中，對某一事物產生一定的情感狀態，如見孺子將入井，而產生怵惕惻隱的情感，體現了人的精神面貌。「中華民族歷來重真情，尚大義」，一句回家過年，牽動著億萬人的最溫馨的情愫。萬家團圓，共享天倫，走親訪友，共祝美好，貫穿其中的是濃濃的親情、友情、愛情，這是一種「不虛、不私、不妄之情」，它鑄就了守望相助、天下同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從人類外在時代需要而言：（1）在全球化、信息革命時代，人類共同擁有的家園變得越來越小，動一發而牽動全身。民族、國家不分大小、貧富，在全球緊密相連的世界裡，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高度融合，彼此依存。一榮俱榮、一衰俱衰，和合則兩利、抗爭則兩敗，和則興、斗則亡，誰也不能獨善其身，全球命運休戚相關，興衰與共。（2）人類共同面臨人與自然衝突而造成的生態危機，人與社會衝突造成的人道危機，人與人衝突形成的道德危機，人的心靈衝突帶來的精神危機，文明之間衝突產生的價值危機。此五大衝突與危機，把人類命運緊密聯在一起，一國一地區均無法單獨應對化解，唯有竭誠合作才能改善。衝突與危機是靈感的源泉，人類厄運提供了共同體生活的契機。於是和合學應運而生，其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原理，是整合、協調、化解五大衝突和危機的最佳選擇，而使全球取得共識，產生一定凝聚力、向心力，形成全球某種穩定內在秩序、共契一致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正如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第55屆會議主席菲利普·查沃斯所說：「當前世界各國之間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提高，人類面臨各種各樣的嚴峻挑戰。在這樣的形勢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了中國人著眼於維護人類長遠利益的遠見卓識。」「這一理念已經得到廣大聯合國會員國的普遍認同，彰顯了中國對全球治理的巨大貢獻，正在以穩健步伐邁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國向聯合國提供了可以惠及全人類的公共產品，這是中國在聯合國這個世界最重要的多邊外交舞台上有效爭得話語權的成功例證」。聯合國決議首次寫入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如何構建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宗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要登高遠望，開放包容。人類面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代，在此錯綜複雜的全球環境中，必須高瞻遠矚，「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度越一般世事的種種關係形態，以和合學的思維開放包容性，使各文明之間彼此互相理解、借鑒、尊重、吸收，為人類的長遠利益、未來命運提供智慧卓越的中國方案創造了機遇；要廣開言路，海納百川。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連接人與自然、社會、人際、文明融突和合化、有序理性化、殊相共相化、邏輯結構化的過程。必須博學切問、廣采群謀。「馳騖乎兼容並包，勤思乎參天貳地」。海納百川，才能有容乃大，人類命運共同體才能長成參天大樹；要堅定意志，排除厄運。人類正處在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衝突危機不斷的時代，也遭遇冷戰思維、強權政治、恐怖主義、難民危機、氣候變化等厄運。幸運與厄運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兩種表現形態。人類不能等待天賜福音，「堅志者，功名之柱」。以堅強的意志，化解厄運，這是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支柱；要勇於創造，引領開新。朱熹說：「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習近平總書記說：「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敢於搶佔國內國際創新制高點。要把握創新特點，遵循創新規律，既奇思妙想，『無中生有』，努力追求原始創新，又兼收並蓄、博採眾長，善於進行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把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得更美好；要健全機制，信息通暢。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中，坎坷與坦途、危難與安寧、憂患與樂道、失敗與成功相伴相隨，於是要加強信息、智庫、決策、篤行機制建設，使國內國際信息暢通無阻，統籌全局，除各種機構智庫外，發揮民間智庫的功能，以能制訂公正、合理、公平、正義、前沿、遠見、卓識的中國方案。厄運激發奮鬥精神，危難使人類奮發圖強，憂患升華精神境界，坎坷引發創造靈感。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幸運，是對於為其虔誠奮鬥者的獎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凱歌定能響徹寰宇。（作者：張立文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光明日報》（2017年05月15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