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和美國人「共享的歷史」

——徐國琦在國家圖書館的講演從中美兩國人民「共享的歷史」角度，我們不僅可以解讀出一種全新的中美關係史，並找到一種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的新範式及視野，更重要的是，這一新的認識可能為我們目前和將來創造中美兩國和諧外交關係提供有效的歷史借鑒。徐國琦，安徽樅陽人。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現為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國際史」三部曲：《中國與大戰》（劍橋大學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中文版）；《奧林匹克之夢：中國與體育，1895-2008》（2008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戰中的華工》（哈佛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其英文版，201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目前正致力於其「共享歷史」三部曲的寫作及研究：《中國人與美國人：一個共享的歷史》（已完成。哈佛大學出版社於2014年9月出版該書的英文版，廣西師大出版社擬出版其中文版）；目前正撰寫《亞洲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個共享的旅程》（該書系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約稿，英文書稿當於2015年中旬完成）；其第三部《關於中國：一個共享的歷史》仍在研究之中。中外學術界在研究中美關係史時，一直強調中美兩國文化的差異，歷史背景的不同，側重中美之間的衝突、對抗以及分歧。誠然，這些差別和分歧是歷史事實，我並不否認其存在。但我今天向大家提出一個新的研究方法及視野，即強調中國人與美國人之間共同的歷史經歷和旅程在中美關係史中的重要意義。我在這裡將其籠統稱為「共享的歷史（shared history）」。入江昭：中國人與美國人是兩個「最有歷史意識的民族」熟悉中美兩國文化及社會、歷史思潮研究的人都明白，在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King Fairbank）把當代中國研究引入西方之前，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學術界的中國研究一直汲汲於所謂漢學，實際上缺乏對中國現實關懷的研究傳統，無真正意義上的當代或近代中國研究，所存在的是側重文字、哲學等範疇的漢學。費正清不僅是西方近代中國研究的鼻祖，更是從現實關懷角度研究中美關係史的第一人。從某種意義上說，費正清於1948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美國與中國》一書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因為該書的旨趣在於解讀中美關係的過去、現在及未來。遺憾的是，由於冷戰思維在國際政治及學術研究無所不在的影響，導致了中美兩國學者在中美關係史研究方面的重大缺失，即一味強調中美兩國的分歧及不可調和的矛盾。20世紀90年代之後，雖然廣義上的冷戰已經結束，但中美關係研究仍存在嚴重誤區。一種新的冷戰思維似乎仍方興未艾。如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以及中國學者的《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等流傳甚廣的書籍都大力強調中美之間的巨大分歧及不可避免與不可調和的衝突。絕大多數相關歷史著作也未能跳出此窠臼。如影響甚大的美國學者孔華潤（WarrenI.Cohen）的《美國對中國的反應》一書不僅側重於美國單方面，更是以衝突為主線。國內學者陶文釗近年出版的三卷本《中美關係史》儘管在資料及觀點上有不少新意和突破，但還是沒有徹底走出糾結於衝突和矛盾的誤區。質言之，中美學者在中美關係史研究上奇怪地殊途同歸，同樣缺乏在研究中美關係方面求同存異，相反大都著眼於求異廢同。然而，縱觀當前中美關係的方方面面，兩國間不僅經常要同舟共濟（如在經濟、環境、反恐等方面），即使在面臨不可避免的衝突方面也遠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零和遊戲，亦即在許多競爭中並非此消彼長。甚至在實力競爭方面，中美也許異夢，卻經常是躺在同一張床上。換句話說，美國夢與中國夢也許並不兼容，但可能是在同一環境下一起做夢。美國學者理查德·馬德森（Richard Madsen）在其極有新意的一本書中曾表示，他希望在21世紀，中美兩國人民，而不是政客，會成為主導兩國關係的主要動力，並「在錯綜複雜的相互依存的世界裡」合力創造一個「共同家園」。時代呼喚中美關係研究的新視野，多年未變的傳統方法需要新的思維。我今天在這裡提出著眼於中美共同的歷史經歷及共享的歷史這一新視野，強調在中美關係研究中要「求同存異」，正是出於這樣的動機及背景考慮。必須指出，一些學術巨人以其高瞻遠矚的宏大視野早已意識到學術研究中發掘共性的重要性。哈佛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入江昭（AkiraIriye）教授在其《文化國際主義和世界秩序》一書中即提到，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尋求建立全新的國際秩序遇到挫折，以美國為主導的「文化國際主義」還是應運而生，在一戰後的幾十年里，「教育人士、學者、藝術家、音樂家，以及許許多多的其他人士跨越國界，促進文化層次的互相理解。這些有識之士期望在一個新的世界裡，學生、學者可以交換，學術事業可以合作，藝術展覽及時事討論會的互相交集應該取代軍備競賽及軍事同盟並成為國際事務的主導」。甚至早在40多年前，入江昭在其《跨越太平洋：美國－東亞關係秘史》一書中就揭示中國人與美國人是兩個「最有歷史意識的民族」。由於雙方經常對兩國關係的極其嚴重的誤判而導致災難性衝突。他強調中美之間健康關係必須建立在雙方真正的學術對話層面，通過學術對話來減少彼此的誤解並增加理解。費正清在他的《美國與中國》一書第一版中也寫道，研究中美關係真實歷史背景「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熟悉中國古籍《孫子兵法》的人都知道，生活在幾千年前的中國學者實際上早已提出國際及外交關係中「知己知彼」的重要性。這裡的「彼」不僅指敵人或對手，甚至也應包括「朋友」。無論是敵或友，只有相知才能互相理解，才能求同存異，才能避免衝突。如果即使迫不得已時要對抗，要戰爭，唯有「知己知彼」才能保證「百戰百勝」，甚至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來說，我之所以強調要重視中美兩國人民共享的歷史和旅程的研究，是因為這一視野有可能提供中美雙方在外交及戰略層面上做到彼此相知的一個重要學術保證。難怪近來連美國國務院都已意識到研究中美關係中的共同足跡和共享歷史的重要性。2008年8月8日是北京奧運會開幕的日子，美國選擇在這一天為其在北京的新大使館大樓正式落成使用的日子。將其稱之為「新時代的新使館」。小布希總統親自來到北京主持新館揭幕並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為紀念這一在中美關係中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美國國務院還專門編輯出版了一本中英文版書籍，書名就叫《共同的旅程：中美兩百年史》（AJourneyShared:TheUnited States and China——TwoHundred YearsofHistory）。該書圖文並茂，印刷精美。然而遺憾的是，它只有短短64頁，更令人失望的是，儘管此書有著充滿希望的書名，但書中內容仍舊未能擺脫俗套，未能提供真正探究中美兩百年歷史的新視野及新思路。美國歷史學家約翰·伊斯雷爾（JohnIsrael）在為此書所寫的書評中甚至把這本書貶為「咖啡桌上的讀物」。不過，無論如何，編輯者能夠意識到該題目的重要性就已顯示其不凡的眼光及視野了。這一本小書至少標誌著重新審視中美關係共享歷史及旅程學術價值的一個良好開端。中美關係發展已達到兩國必須經歷「共享的旅程」或面臨「共同的現實」之新境界中美兩國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交往後，兩國關係目前已進入密不可分的時期。不管是「同床異夢」也好，「同舟共濟」也罷，還是用「水火不相容」之類來形容兩國的關係，至少反映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兩國根本無法「分道揚鑣」，而是註定要成為所謂「利益共同體」，或者至少是各自為了自身利益必須力求兩國關係不致全面崩潰。幾年以前，哈佛大學歷史學者尼爾·弗格森（NiallFerguson）撰寫文章，大聲疾呼提醒世人關注中美兩國密不可分的現狀，並提醒世人他創造了一個新的地緣政治名詞「Chimerica」來描述這一新型大國關係。遺憾的是，這位極其保守且有大英帝國主義情懷的學者實際上是不自覺地抄襲了其19世紀同胞的語言，因為早在1869年倫敦《泰晤士報》在其攻擊蒲安臣使團及中美之間密切關係的一篇文章時，即用了類似 「Chimerica」一詞（「Americo-Chinese」）。儘管如此，弗格森有關新型中美關係的論述還是充分展示了中美關係中一個非常明顯的現象，即中美兩國關係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已呈現「難捨難分」之勢。當然這種「難捨難分」與情人之間的濃情蜜意大不一樣，而是受雙方共同利益及大環境驅使所致。眾所周知，中國是美國當前最大的債權國，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人鍾愛美國，而是持有美國國債對中國來說屬相當安全的投資。幾年來中國學生留學美國的浪潮波濤洶湧，在美國目前每四個外國學生中，至少有一人是中國人，而且增長的勢頭正一浪高過一浪。從中國人來說，這當然意味著對美國教育的認可及熱衷，但許多美國學校積極爭取中國學生就讀在相當大程度上實為被中國人的錢包所吸引。中美兩國學者間的合作更是蒸蒸日上。2013年8月2日出版的《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一篇文章中就寫道，就美國高等教育而言，21世紀更可能是太平洋世紀。在2000年到2012年之間，中美兩國學者共同合作發表論文的數量增長了700.3%。而在同期，美德學者聯合發表的文章數量增加101.2%，美國學者與英國學者合作發表的論文數量增長131.3%。當然我們可以說中美學者合作論文的大幅度增長是因為起點低，但無論如何，這一巨大增長顯示了中美兩國學者合作勢頭的突飛猛進。這一點也同中國赴美高校讀書的學生人數大幅度增長相得益彰。與2000-2001年度相比，2011-2012年度中國在美攻讀學位學生人數增長了223.7%。而同期英國在美學生人數僅增長12.9%。德國在美學生人數甚至呈下降趨勢，下降了7.7%。如果說作為世界上頭號經濟大國的美國，不可避免地要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保持密切往來的話，從地緣政治上來說，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與國力正不斷上升的中國，同樣要處理「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兩者無法「分庭抗禮」或「分道揚鑣」，因為許多重大國際局勢與國際問題需要兩國的密切合作方能解決。在朝鮮問題上如此，在敘利亞問題上也是如此。甚至在四年一度的奧運盛事上，中美之間的較量也是最引人注意的。兩國在奧運金牌榜上的名次近年來常常成為政治及國際關係學者甚或平民百姓解讀中美國力及世界影響力的座標或參照系。在2008年北京主辦的第29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中國奉獻給世人的氣勢磅礴、美輪美奐的開幕及閉幕式和中國奧運健兒勇奪金牌數量第一的精彩表現，讓不少人認為中國已經或者即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新霸主。2008年重創美國的金融危機更為這種新美國衰落論提供了一種肅殺氣氛。但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上，當美國重回金牌第一的寶座，中國再次「淪為」第二時，一些西方政評人士則將之解讀為中美之間的「風水」尚未逆轉，美國還是霸主。這一從奧運金牌寶座的競爭看類似中美國際地位的相應討論可能還要延續相當時間。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近年來中美兩國政府及人民甚至有越來越深的瑜亮情節，經常拿對方做參照系或比較。難怪長期以來一直密切關注並對中美關係走向發生影響的美國人基辛格（HenryKissinger）在其近著《論中國》一書中寫道，中美兩國因「彼此都太大而不會被另一方所控制，太有個性而不會對另一方遷就，彼此太需要對方而無法分道揚鑣」之特質意味著中美兩國只能互相依存。凡此種種，均說明中美兩國關係發展已經達到兩國必須經歷「共享的旅程」或面臨「共同的現實」之新境界了。傳統的解讀中美關係史的衝突模式似乎已經過時，至少可以說是「不識廬山真面目」。時代呼喚新的思路，新的解釋模式。從文化及「共享的歷史」這一思路來重新解讀中美關係的「昨天」，對於幫助我們全面認識「今天」，甚至指引中美兩國人民共創美好和諧的「明天」，都有重大學術及現實意義。我這裡所指的文化主要指中美兩國人民在長期交往中共享或共同經歷的夢想、希望、失望、激動以及沮喪。入江昭教授所提的「文化國際主義」更是共享歷史方法的一個重要界碑及路標。根據入江昭教授的定義，文化國際主義主要包括各國通過互派學生、學者，到對方國家講學等活動來建立和培養跨越國境的文化理解和合作，並分享不同價值等。「文化國際主義」可以用作解讀中美關係的一個有效角度，幫助我們讀出「廬山真面目」。綜觀一部中美兩國人民交往史，共同的經歷或共享的歷史可謂比比皆是，我們對其缺乏了解並不意味著它們不存在，充其量只能說我們視而不見。令人高興的是，一些學者近來開始注意到某些事件或人物在中美兩國人民交往史中可屬共同的經歷或共享的歷史範疇。如中國與美國小羅斯福（FranklinD.Roosevelt）總統合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促成中國成為戰後四大強國之一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即是一例。哈佛大學年輕歷史學者埃雷茲·馬內拉（ErezManela）開始對這一個例很感興趣並加以研究。本人有幸讀過其目前尚屬未定稿也沒有公開發表的相關文章，深感馬內拉的該課題研究有無限潛力。另一個在中美兩國歷史中具有不凡意義的個例是19世紀中國人在美鋪設太平洋鐵路及其對美國歷史發展的貢獻和作用，近來得到國內歷史學者黃安年先生的關注，其不久前發表的圖文並茂的專著《沉默的道釘》在發掘華工於中美兩國人民共享的歷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嘗試。同樣有鑒於本課題在研究共享歷史方面的重大價值，美國斯坦福大學目前正式成立跨學科的北美中國鐵路工人綜合研究項目，該校華人歷史學者張少書（Gordon Chang）及英語學者費雪金（ShelleyFisherFishkin）等為該項目主要負責人。該項目目前主要致力於收集相關資料，推進中美學者及相關機構在這一課題上的合作研究，特別側重在華工對美國歷史發展作出何種貢獻方面的探討。此外，有關美國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賽珍珠（PearlBuck）、亨利·盧斯（HenryLuce）等傳教士之背景或傳教士以及燕京大學等個人或單位在中美共同歷史創造中的作用也開始日漸得到中美學者的關注，並取得很好的成果。我本人在近年來也一直鍾情於中美共同歷史及經歷的研究，如關注中國人與美國人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和平會議上，在眾多問題上利益一致並為建立戰後新世界秩序所作出的共同努力，以及探討中美兩國人民長期以來如何利用體育及基督教青年會等國際組織來增進相互了解，實現共同民族追求及外交戰略。為深入研究共享的歷史在中美關係中的作用及影響，我最近還特為哈佛大學出版社撰寫了一本專門探討中國人與美國人之間的共享之歷史的學術著作。在這本書里，我特彆強調充當中美兩國的使臣美國人蒲安臣（AnsonBurlingame）、120位中國留美幼童、第一個執掌美國大學中文教席的中國人戈鯤化、美國政治學者古德諾（FrankJ.Goodnow）、哥倫比亞大學著名哲學家杜威（JohnDewey）等人在中美共享歷史方面所做的傑出貢獻。除個人外，我也把體育作為一個案例，來揭示中美兩國人民如何利用體育及體育交流來為外交及建立世界新秩序服務。限於時間關係，我在這裡無法觸及許多重要的個案並一一介紹。但我要強調的是，儘管學術界可能尚未意識到共享的歷史這一新視野，但在中外同仁們的共同努力下，並在時代大潮的逼迫下，本人認為「共享的歷史」作為一個新的研究範式可謂呼之欲出，甚至可用「瓜熟蒂落」來形容。中國人有一句古話叫「求同存異」，這一新範式的旨趣實在於此。「共享的歷史」由國際史方法發展而來「共享的歷史」研究方法主要有下述幾個特點：其一，該範式的核心是「分享」，即著眼於兩國人民共同歷程及追求。其二，側重文化範疇。其三，強調個人及非政府機構作用。第四，「共享的歷史」方法著眼求同存異，強調合作而非衝突的歷史。換句話說，「共享的歷史」方法同近年來在美國得到廣泛注意的國際史方法（transnational/international history）可謂相得益彰，甚至可以說是由國際史方法進一步發展而來。正如本人在2012年發表在《文史哲》雜誌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國際史是一種全新的史學方法。其追求及旨趣就是要跨學科、跨國別、兼容並包、融會貫通。國際史研究方法既可以運用於國別史如中國史、美國史或世界史，也可以用於微觀研究。國際史雖然仍在起步及不斷完善、發展中，但它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徹底打破現今歷史研究中的「民族-國家」約束。國際史以整個國際體系甚至文化背景為參照系。第二，強調非政治、非「民族-國家」因素之作用及影響。如非政府機構（NGO）、競技體育、瘟疫等在人類進步及歷史進程的作用。第三，強調多國檔案研究。全球視野的一個基本要素是多國檔案及多種資料的應用。所以多國檔案、多國多種不同資料的運用是國際史的一個重要特質。第四，國際史強調「自下而上」的方法，而非如傳統的外交史、政治史著重大人物、政府層面的決策。「文化」因素、「弱勢群體」、人類共同的追求等常成為國際史研究的突破口。「共享的歷史」方法可以說是國際史方法的進一步提升和在中美關係史研究領域的具體實踐。

[責任編輯:蔣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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