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現代史

一、冷戰的起源 　　什麼是冷戰　作為大同盟對戰後世界的安排，雅爾塔體系具體運作的直接後果，是美蘇對峙下的冷戰。所謂冷戰，是指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以及分別以它們為首的兩大集團之間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意識形態、文化乃至科學技術等一切方面的既非戰爭又非和平的對峙與競爭狀態。冷戰不僅具有傳統的大國利益衝突的實在內容，具有明顯的地緣政治與戰略特點，更以其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為主要特徵；另外，冷戰雙方在進行激烈的軍備競賽特別是核競賽的同時，又具有使美蘇兩國之間始終避免兵戎相見的自我控制機制。這場冷戰構成了二戰後近半個世紀的國際關係主旋律。 　　冷戰起源——戰後美蘇大戰略的碰撞　戰後美國的全球擴張大戰略與蘇聯的保障國家安全大戰略針鋒相對，迎頭相撞。 　　美國軍事、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的空前強大，使它認為自己有能力領導世界。這種要成為「世界領袖」的強烈慾望，是戰後美國對外擴張的思想基礎。美國的開放型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以及將追求海外市場作為保持戰後國內繁榮與穩定的重要手段，不僅成為美國主動向全球擴張的重要因素，也是這種擴張的主要目的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還使美國政府認為：再也不能允許其潛在的敵手通過經濟上的閉關自守，政治上的顛覆活動和軍事上進行侵略等手段來取得對歐亞大陸的資源控制，從而危及美國的安全。這裡所說的「潛在的敵手」顯然主要是指蘇聯。與此同時，美國在十月革命後形成的反共意識，其歷史所孕育的自認為美國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天生優越感和由此而產生的美國有責任將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的價值觀念向全世界移植的天定使命觀，則成為其向全球擴張的又一內在動力。這一切，便形成了美國在二戰後的全球擴張的大戰略。但是它的實施，卻在地緣政治、經濟利益及意識形態等方面，全面與蘇聯的大戰略相遭遇。 　　蘇聯戰後大戰略的核心是保障蘇聯的國家安全，並將確保西部邊界安全視為第一要務，這是蘇聯堅決要在其軍事力量控制的東歐勢力範圍內建立對蘇友好政府，從而建立東歐「安全帶」的根本原因；由於斯大林堅持認為戰爭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因此在壟斷資本主義中綜合實力最強的美國，自然也是蘇聯潛在的防禦對象。不僅如此，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也傾向於將其所控制的勢力範圍變成封閉的經濟區域，而這又是與確保打贏未來的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直接相關的。另外，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世界革命的信念，也使蘇聯在其軍事能力所及的地區建立和維護與自己類似的社會制度，儘管它是從屬於蘇聯的國家安全利益的。這一切便形成了戰後蘇聯的保障國家安全的大戰略，並使蘇聯決心充分利用所掌握的有限力量，通過局部擴張使其權勢超出了本國領土。 　　但是，美國作為比蘇聯強大得多的國家，對蘇聯行動的反應卻相當過度。美國把蘇聯建立勢力範圍的行動視為對美國的巨大的戰略威脅，必須給以遏制。不僅如此，以「遏制理論」為核心的美國的冷戰政策還進一步獲得了意識形態上的解釋，即「採取遏制政策的根據乃是全世界的自由處於生死存亡的危險之中。這一意識形態還界定：蘇維埃共產主義是自由的主要威脅，美國具有無可爭議的責任去同它鬥爭。」 　　就蘇聯方面來說，由於意識到自己力量的限度並出於嚴重的不安全感，蘇聯在戰後初期的許多重要問題上，一方面努力維護雅爾塔體系的基本框架，甚至不惜對西方作出一些妥協和讓步，以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另一方面，出於對本國利益的絕對考慮，蘇聯也採取了一些僵硬的缺乏妥協精神的醞釀與促進冷戰的對抗行動，並在此過程中同樣藉助了意識形態的力量。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導致冷戰的其他一些因素也不容忽視：兩國自十月革命以來逐漸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戰爭期間在租借物資和第二戰場等問題上出現的矛盾；美蘇各自的國內政治因素，終於使冷戰在雙方國內都獲得了增長的勢頭。於是，冷戰就在美蘇之間的不斷的逐漸強硬的敵對互動之中爆發了。

二、冷戰的爆發與兩極格局的形成 　　戰後美英與蘇聯對立的加劇　二戰結束前後，美蘇在東歐的敵對日益嚴重；在對德、日戰敗國的政策上尖銳對立；在伊朗和土耳其問題上激烈爭鬥。與此同時，雙方的冷戰政策相繼出台。 　　東歐及巴爾幹部分地區作為蘇聯既定的建立「安全帶」的地區，是不容他人染指的。因此，戰後幾年，蘇聯採取一切手段，將東歐和部分巴爾幹國家置於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蘇聯的做法使美國企圖通過自由選舉在東歐建立議會制政府從而保持西方影響的打算落了空，引起美國的強烈不滿與敵對，羅斯福和杜魯門都曾指責蘇聯破壞了雅爾塔協議。但蘇聯軍隊駐紮在那裡，美英的不滿無濟於事。

　　在對待戰敗的由美英法蘇四國分區佔領的德國（包括柏林市）的態度上，雙方爭鬥的焦點是德國的統一問題。為了使蘇占區成為蘇聯安全帶上的重要一環，蘇聯主張德國先要在政治上形成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機構，即所謂「政治統一」為先；而美國已經認定戰後的對手是蘇聯而不是德國，所以它的對德政策開始從肢解和限制轉向扶植與恢復，因此主張首先要把德國作為一個經濟整體來看待，即先要「經濟統一」。由於雙方無法取得一致，美英便先在經濟上將它們的佔領區合併，這成為西方分裂德國的重要一步，最終使德國成為冷戰的激烈戰場。在日本問題上，美國單獨佔領日本的政策，同樣引起了後者的強烈憤怒與反對。 　　在伊朗，雙方爭奪的核心是石油資源，而形式則是二戰後的撤軍問題。蘇聯拒絕在美英軍隊已經陸續撤出的情況下按期從伊朗撤軍，導致蘇伊爭端成為聯合國成立後首次大會審議的第一個問題，使蘇聯外交處於極為被動的局面。在土耳其，雙方爭奪的核心是控制黑海海峽問題。蘇聯多次向土耳其提出在海峽建立軍事基地的要求，造成了蘇、土關係緊張並招致了美英的強烈反對。蘇聯在伊朗和土耳其的行為，顯然超過了維護本國安全需要的範圍，侵犯了兩國主權，蘇聯在中近東政策的失誤，加深了西方國家對蘇聯企圖的大大疑慮和敵視。 　　伴隨美蘇之間展開一系列爭奪以填補戰後的所謂「權力真空地帶」的同時，雙方使用的語言也越來越激烈。杜魯門多次表示要對蘇聯採取強硬態度，而斯大林則在公開演說中明確指出現代資本主義是新的世界大戰的根源，並表示要再搞三個甚至更多的五年計劃以使蘇聯具有「足以應付各種意外事件的保障」。由於這次講演距二戰結束不到半年，人民需要的是和平與休養生息，而美蘇關係也尚未破裂，因此斯大林的上述說法既不合時宜也不明智，不僅在西方引起了強烈反響，而且對其後凱南的「長電報」和丘吉爾的富爾頓演說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美蘇冷戰政策的相繼出台　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蘇大使館代辦喬治·凱南向國內發回了有名的八千字長電報，全面論述蘇聯的理論、政策、行為動機與行為方式，以及美國應當採取的對策。凱南認為，蘇聯的國內製度、意識形態和歷史傳統決定了它必然要謀求無限制的向外擴張，美國不能依靠外交談判和蘇聯打交道，而必須也能夠依靠實力來抵制蘇聯的擴張，同時不會引起美、蘇之間的全面軍事衝突，因為蘇聯的力量弱於西方，因此美國只需「擁有足夠的力量和表明準備使用它，就幾乎用不著這樣做，如果正確地處理形勢，就不必進行有損威望的攤牌。」儘管在該文中凱南並沒有使用「遏制」一詞，但是他已經實際提出了一套相對完整的遏制蘇聯的理論，並基本框定了與蘇聯對抗（美蘇衝突）的外在表現形式：只要保持實力威懾與壓力，無需熱戰那種極端的方式。這份長電報在華盛頓受到了異常熱烈的歡迎，表明它所代表的對蘇強硬政策在政府和國會取得了優勢，標誌著美國冷戰思想的基本形成。幾個月後，凱南又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署名X先生的文章《蘇聯行為探源》，正式提出了「遏制」一詞，遏制政策也由此得名。

　　隨後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發表了題為「和平砥柱」的演說。這篇以「鐵幕」一詞而聞名的演說，符合美國遏制蘇聯、稱霸世界的戰略需要，拉開了冷戰的序幕。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在蘇聯方面也有其凱南長電報的對應物，這就是20世紀90年代才解密的當年蘇聯駐美國大使尼古拉·諾維科夫在莫洛托夫的指示和實際參與下，於1946年9月27日給參加五國和約巴黎會議的蘇聯代表團的秘密報告，題為「戰後美國對外政策的長篇報告」。這個報告同樣全面分析了戰後美國對外政策的意圖和目的以及美國在全球的擴張行為，斷定美國戰後對外政策的特徵是「謀求世界霸權」，並將蘇聯視為「其通往世界霸權道路上的主要障礙」，為此美國正在以各種方式擴充軍備，並且「是把蘇聯作為戰爭的對象而準備未來的戰爭的」。由此可見，在戰爭結束僅僅一年，蘇聯也已經完全否定和批判美國的外交政策，對美蘇關係的發展前途不抱希望。 　　伴隨美蘇的對抗與爭鬥，兩國的對外政策都發生了轉向，即逐漸脫離大國合作政策而轉向對抗。於是，冷戰就在雙方的行動與政策的對立互動中，以美國首先發出明確的對蘇遏制與對抗的冷戰信號——杜魯門主義為標誌而終於爆發。

　　杜魯門主義和兩大陣營理論　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在國會眾、參兩院發表咨文，把世界政治分為自由民主和極權主義兩個對立的營壘，不指名地將蘇聯稱為「極權政體」，並以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為名，宣布美國將支持和幫助世界上所有抵抗「共產主義威脅」的力量。這便是人所熟知的「杜魯門主義」的問世。杜魯門主義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轉折點。這種轉折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它表明，美國戰後的對外政策終於完成了從孤立主義向全球擴張主義的轉變，因為「杜魯門主義」宣布，「不論什麼地方，不論直接或間接侵略威脅了和平，都與美國的安全有關」；第二，正如杜魯門本人後來所說，它「是美國對共產主義暴君擴張浪潮的回答」，因此「杜魯門主義」便成為美國對蘇聯進行冷戰的重要標識，並使其意識形態味道十分濃烈；第三，它標誌著美國越來越以兩極思維來看待這個世界。

　　蘇聯認為杜魯門主義的出台證明了諾維科夫長報告對美國意圖判斷的準確。於是，蘇聯的外交政策也向著更不妥協的方向發展。1947年9月，蘇、南、波、羅、捷、匈、保、法、意九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在波蘭召開會議。聯共（布）中央書記日丹諾夫向會議做了事先由斯大林審閱並多次修改的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會議在該報告的基礎上發表了《關於國際形勢的宣言》，明確宣布世界已經分裂為兩個陣營：帝國主義反民主陣營和反帝國主義民主陣營，並成立了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這份以公開提出「兩大陣營理論」而著稱的宣言和情報局的建立，表明蘇聯對世界政治的兩極看法也正式成立。隨後，蘇聯將斯大林模式向東歐國家移植，並把不願俯首貼耳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開除出情報局，在東歐各國進行了大清洗，將包括共產黨著名領導人的幾十萬人清除出黨。 從此，美蘇關係便由冷戰所支配，隨著冷戰的不斷升級，兩極格局逐漸定型。 　　馬歇爾計劃與經互　杜魯門主義雖然語言強硬，但它只是一項政策聲明，在強化冷戰並在兩極格局形成中起到關鍵作用的則是以經濟方式實踐杜魯門主義的馬歇爾計劃。

　　1947年6月5日，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了僅僅1500字的演說，提出了一項大規模幫助歐洲恢復戰爭創傷的「歐洲復興計劃」，即馬歇爾計劃。與杜魯門主義的表述不同，馬歇爾計劃刻意「淡化」意識形態，並通過要求歐洲國家聯合提出援助的總體方案而把東歐和蘇聯也包括在受援國之內。由於蘇聯和東歐以及一些不願與蘇聯對立的國家的退出，馬歇爾計劃從「歐洲復興計劃」變成了「西歐復興計劃」。這項計劃從1948年2月開始實行，到1952年結束，美國共向西歐16個國家和德國的美英法佔領區提供了132億美元的援助。 　　馬歇爾計劃的實行，使西歐的經濟很快得以復興，從而鞏固了資本主義秩序；它進一步改組了西歐的經濟結構，使其更符合美國的經濟利益並與美國逐漸形成統一的北大西洋自由市場區域；它以西歐集體制定復興計劃並互相協調生產與流通作為援助條件和指導原則，使西歐各國包括後來的西德國家的經濟日益融為一體，為西歐經濟一體化進程奠定了基礎，並成為西歐國家政治聯合的先聲。

　　蘇聯對馬歇爾計劃充滿疑慮，並最終以一項聯合計劃和共同事業對主權是一種侵犯為理由，拒絕接受援助。同時為了阻止東歐國家因參加該計劃而導致對蘇離心力的增長，蘇聯進一步加強了對東歐的經濟與政治控制，迅速與東歐國家簽訂了被西方稱之為莫洛托夫計劃的一系列雙邊貿易協定。隨著1949年1月經互會的成立，東歐的經濟完全納入了蘇聯的軌道。至此，一個與美國和西歐相對立的以蘇聯為首的蘇東集團，已經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基本確立。 　　第一次柏林危機與德國的分裂　馬歇爾計劃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將西佔區的德國完全納入西方的軌道。因此，在蘇聯退出後，美國正式啟動了建立西德國家的工作，並採取了從合併美英法佔領區到在西佔區實行單方面幣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分裂德國的行動。於是，以西佔區的幣制改革為導火索，終於導致日益不安的蘇聯在1948年6月對進出柏林的水陸交通和貨運實行封鎖，從而爆發了第一次「柏林危機」。當美國的大批飛機從東部德國的頭頂呼嘯飛過向柏林的西佔區大規模空運各種物資的時候，人們真切地感到了美蘇這兩個戰時盟國在戰後第一次瀕臨戰爭的邊緣，冷戰出現了第一次真正的高峰。

儘管第一次柏林危機在歷時近一年後以蘇聯的退卻得以結束，但是德國的分裂過程已完全不可逆轉。以1949年9月和10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相繼成立為標誌，歐洲冷戰對峙的經濟、政治和地理界線基本落定。 　　北約與華約　伴隨馬歇爾計劃的實行和蘇聯強化對東歐的控制，尚未復甦的西歐各國也要求按照馬歇爾計劃的自助互助與他助方式，在軍事上謀求美國的援助。1949年8月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正式成立，標誌著跨大西洋的西方軍事戰略界線也基本劃定。 　　1949年下半年蘇聯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和中國革命的勝利，使西方感到它們正面臨著蘇聯的核威脅，並認為杜魯門政府所擔心的共產主義浪潮的擴張已成為事實。於是美國出台國家

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完全以「共產主義」和「自由世界」的兩極對立為主導思想，決定與蘇聯進行全球對抗。因此該文件成為美國在整個冷戰時期的全球戰略藍圖。並成為介入朝鮮戰爭的依據。同時美國認真考慮重新武裝西德，隨著1955年5月5日西德正式加入北約，美國建成了在全球實施遏制共產主義戰略的從大西洋經中東到西太平洋的軍事條約網。 作為對西德加入北約的直接反應，5月14日蘇聯建立了包括東德和東歐國家在內的與北約抗衡的另一個歐洲軍事集團——華沙條約組織。於是，兩個武裝集團在歐洲大陸的中心地帶相互怒目而視。 　　綜上所述，美蘇通過一系列相互作用與反作用的敵對政策和具體措施，到50年代中期終於形成了政治、經濟、軍事和地緣政治版圖的兩大集團的全面冷戰對峙，使兩極格局最終形成並相對固定下來。

三、冷戰進程與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 　　從冷戰的發展、兩極格局的形成與多極化趨勢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把50年代中期兩極格局的形成至90年代初兩極格局解體的約35年的歷史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1955-1969：緩和、對抗與多中心的孕育　1955年—1969年，美蘇之間既有局部的有限緩和，也有激烈的冷戰對抗，同時在兩極格局中孕育著走向多極化的其他國際力量中心。 隨著斯大林的逝世，美蘇的對外政策都在進行調整。美國主張東西方之間展開對話與接觸，避免直接與蘇聯發生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但堅持遏制與對抗，繼續進行冷戰。蘇聯主張緩和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力求爭得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國際地位，實現美蘇聯手共同主宰世界，並為此而積極發展核力量。 　　在這種情況下，這一時期東西方關係的基本走向是：一方面，雙方從對抗走向對話，使尖銳的冷戰對峙有所緩和；另一方面，由於雙方仍然堅持基本的冷戰政策，因此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也出現了局部的激烈冷戰對抗。

　　東西方關係緩和的主要標誌是：其一，雙方共同解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些遺留問題，主要包括蘇美英法與奧地利簽訂了和約，蘇聯與聯邦德國和日本分別建立和恢復了外交關係。其二，美蘇首腦舉行了一系列會談，使國際緊張氣氛有所緩和，東西方之間的接觸與往來也得以逐漸展開。其三，適度限制軍備競賽，這便是古巴導彈危機後美英蘇簽署的《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另外，從50年代中期開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也使兩國有了一個保持某種接觸和聯繫的渠道。

但是，由於美蘇的基本外交政策仍然建立在冷戰之上，因此與局部關係緩和相伴隨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冷戰對抗。其重要標誌是蘇聯採取進攻性行動，在美國和西方認為最易受傷害卻又最為關鍵的地區——柏林和古巴，相繼於1958年和1962年挑起了第二次柏林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前者持續了3年之久，曾造成雙方的戰爭一觸即發的極為緊張狀態，最終以一堵「柏林牆」解決；後者則導致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可能觸發核戰爭的危機。

　　然而應當指出的是，儘管這兩次危機都是以蘇聯的首先退卻而得以緩和，但實際上雙方在處理危機時幾乎是心照不宣地遵守著下列原則：堅持為對抗留有餘地，努力尋求談判與妥協的途徑，避免因危機升級衝突失控而無可挽回地引發戰爭。例如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從1962年10月22日到12月14日，肯尼迪與赫魯曉夫的來往信件就達25封。在這些信件中，雙方都表明了避免因這場危機而使世界陷入核大戰，以及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危機的強烈願望。

另外，1954—1968年美國以「多米諾骨牌」理論為指導在亞洲的戰略邊緣地區所進行的越南戰爭，是整個冷戰過程中繼朝鮮戰爭之後的另一場極其重要的局部熱戰。這場「美國歷史上最漫長的戰爭」導致美國的實力急劇下降，最終迫使新的政府結束越戰，並對其外交戰略進行重大調整；而蘇聯則藉機迅速增強了自己的軍事力量，並走上了進一步對外擴張的道路。冷戰將呈現新的態勢。 　　但是，就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繼續進行冷戰的同時，整個世界正在發生著一些極為深刻的變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逐漸分化，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集團的分化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第三世界開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這一切導致了兩極格局的動搖。 　　戰後形成的西方聯盟，是以美歐聯合對抗蘇聯為目標，以美國向西歐提供經濟援助和軍事保護特別是「核保護傘」為基礎的。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接受馬歇爾計劃而在經濟上迅速復興和政治自信心不斷增強的西歐，越來越希望掌握自己的命運。於是從歐洲煤鋼聯營為開端、以歐洲共同體為代表的歐洲一體化進程不斷發展，使歷史上戰亂迭起的西歐出現了從未有過的較長時期的穩定與和平發展局面，並正在重新成為另一個世界力量的中心。另外，隨著日本經濟的「起飛」而導致的日美貿易摩擦的加劇，以及新日美安全條約的簽訂，則是日本對美國的離心傾向不斷加強的證明。

　　與此同時，蘇聯力圖全面控制蘇東集團的做法，嚴重傷害了這些國家人民的民族感情，從而引起了不斷的反對蘇聯控制的鬥爭，致使東方集團逐漸分化，社會主義陣營最終瓦解。其中最主要的事件是：其一，東歐國家發生了一系列反對蘇聯控制和干涉的鬥爭。其中以40年代的蘇南衝突，50年代的匈牙利事件，60年代的「布拉格之春」最具代表性。但是蘇聯對此採取壓制手段，特別是1968年蘇聯在「有限主權論」為基本內容的「勃列日涅夫主義」的旗號下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進行武裝干涉的事件，是其強權政治的最露骨、最典型的表現。其二，中蘇關係的破裂。蘇共二十大以後，兩黨兩國的意識形態分歧和國家利益衝突日益發展。從1963年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公開大論戰到1969年蘇聯悍然武裝入侵中國領土並製造了珍寶島流血事件，中蘇關係全面惡化。 　　中蘇關係的分裂不僅標誌著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而且給兩國乃至整個世界帶來了相當深刻的政治影響。在中蘇關係日益惡化的年代裡，中國邁出了力圖擺脫蘇聯模式，探索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實步伐，終於使自己擁有了「兩彈一星」（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從而使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極大變化。與此同時，面對來自北方的現實軍事威脅，中國開始考慮構築新的外交框架，逐漸緩和與美國的關係。

　　對美國來說，它不但未能通過遏制和孤立阻止新中國的發展，更未能阻止中國成為一個核國家。對蘇聯全球擴張的擔憂和深陷越南戰爭的困境，使美國的輿論界發出了變「遏制加孤立」的對華政策為「遏制而不孤立」的對華政策，要求承認大陸中國，允許北京加入聯合國並與之建立和保持聯繫的強烈呼聲。中蘇關係的分裂無疑也使美國看到了以中國牽制蘇聯的可能。美國的對華政策將作出調整。 　　新中國的崛起與第三世界的興起和發展同步進行。1955年亞非29個國家和地區第一次在沒有西方殖民國家的參加下舉行的萬隆會議，並由此而誕生的、體現和平共處原則的「萬隆精神」，「表現為對西方統治的拋棄」，是第三世界形成的起點。從此亞非國家開始作為一支嶄新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國際政治舞台。隨後產生的不結盟運動和以維護髮展中國家經濟權益為鬥爭目標的「77國集團」，是第三世界力量的發展並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的重要而鮮明的標誌，他們將以聯合國為講壇和鬥爭場所，對兩極格局造成衝擊。 　　1969-1985：緩和、緊張與多中心的發展　1969年—1985年，美蘇關係既有明顯的緩和，也有緊張的重新加劇，與此同時，多個力量中心也在不斷發展。

　　60年代末70年代初， 美國面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它的對蘇軍事優勢特別是核優勢已發生嚴重動搖；它在西方聯盟中的領導地位正在遭遇挑戰；它必須重新評估中國在美蘇中戰略三角中的作用，並改變以往僵硬的對華政策；還有那場使它付出了3000多億美元、幾萬人的生命代價卻無法打贏的越南戰爭，以及導致其國力相對下降的大量海外軍事義務。因此美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戰略調整，其標誌便是 「尼克松主義」。 　　「尼克松主義」的基本內容包括「三項原則」和「三根支柱」。「三項原則」是：1.美國將恪守它的一切條約義務；2.如果一個核國家威脅一個與美國結盟的國家的自由，或者威脅一個美國認為它的生存對美國的安全以及整個地區的安全至關重要的國家的自由，美國將提供援助；3.如果發生其他類型的侵略，美國將在接到請求時，提供適當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但美國將指望直接受到威脅的國家承擔為其本身的防務提供人力的主要責任。「三根支柱」是：1.夥伴關係，即美國要與其盟國建立較為均衡的夥伴關係，以此鼓勵盟國承擔更大的責任；2.實力，即無論是對盟國還是對敵手，美國的政策都必須以實力為基礎和後盾；3.談判，即美國對其敵手要採取靈活態度，進行對話或談判，以此實現力量平衡。

根據尼克松主義，美國政府在承認世界已經進入多極時代的前提下，①推行均勢政策，從而使美國的外交出現了一些重要變化：第一，逐步結束越南戰爭。第二，繼續東西方的對話與接觸，緩和與蘇聯的關係，并力圖從實力出發，用軍控協議限制蘇聯的軍備。第三，主動採取行動，打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大門，並利用同中國接近來對付蘇聯。第四，調整對盟國的政策，通過強調西方聯盟是「平等的夥伴關係」鞏固美國的領導地位。　　在福特任內，最終結束了美國對印度支那的侵略，從而完成了美國在亞洲的軍事收縮。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特點是明確提出「人權外交」並宣布人權是美國對外政策的核心原則，企圖在意識形態上戰勝蘇聯促進東歐變革。但是隨著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提出了要使用一切手段阻止蘇聯繼續南下的被稱為「卡特主義」的波斯灣新政策，為里根政府以實力為核心的對蘇政策奠定了初步基礎。

　　在里根的第一任期內，面對仍處於咄咄逼人進攻態勢的蘇聯，里根實行新遏制政策。在這種政策的指導下，里根結束了自尼克松以來的全球收縮態勢，在軍事戰略上提出並著手實施「戰略防禦計劃」，（又稱「星球大戰計劃」，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e 簡寫為SDI）該計劃是要運用高科技手段，在美國上空建立一種反彈道導彈的核戰略防禦體系，在敵方的導彈起飛、進入太空和重新進入大氣層襲擊目標的不同階段，利用太空和地面武器進行層層攔截，以保證美國在核攻擊時處於安全狀態。在外交方面對蘇聯重新採取強硬政策。

　　綜上所述，從尼克松到里根第一任期，美國的對外戰略走過了一條從全球擴張到局部收縮再到結束收縮的曲線，與此相對應，美國的對蘇政策也從緩和再次走向強硬。 　　在這一階段，蘇聯基本處於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國內政治相對穩定，經濟有較大發展，核力量大大加強，因此，勃列日涅夫實行積極進攻和對西方緩和的雙重戰略。前者是指在保衛國家安全方面，勃列日涅夫將防禦為主發展為先發制人為主。他認為，只有將蘇聯的軍事力量達到並保持與美國的平等，隨時保持警惕並採取進攻態勢，才能確保國家安全的堅不可摧，並使蘇聯在世界上擁有更大影響。後者是指爭取通過與西方國家的緩和達到歐洲的和平、安全與合作，以利於蘇聯的多種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這一時期的東西方關係既出現了緩和的高潮，又有著冷戰對抗的加劇。

　　緩和高潮的最主要的標誌是雙方在核裁軍方面取得一定進展，這就是美蘇於1972年簽署的《美蘇關於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即反導條約，ABM）和《美蘇關於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臨時協定》（即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協定，SALTⅠ），以及1979年簽署的《美蘇關於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的條約》（即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ALTⅡ）。但是美國政府和國會以1979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為由而推遲了對SALTⅡ的最後表決，1981年里根執政後，更是反對批准該條約，直到1982年雙方才重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這便是SALTⅢ，但無果而終。 　　這些條約的簽訂，為兩國的軍備競賽制定了遊戲規則和競爭框架，有助於戰略的穩定。另外，1975年「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召開，則使東西歐之間的冷戰對峙得到了一定化解。 　　但是在緩和達到高潮時，由於1979年底蘇軍大規模入侵阿富汗而引發了新一輪對抗，致使一些人認為東西方關係又進入了「新」冷戰或「第二次」冷戰時期。至此，蘇聯的軍事力量和霸權主義達致頂峰。

　　這一時期中國的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僅表現在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且表現在中美關係所取得的突破性進展方面。尼克松政府對華政策的調整和處於「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高層領導人從國家安全的大戰略出發而作出的爭取與美國發展關係的決定，最終帶來了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從中國的角度來說，這兩件大事不僅意味著中國終於走出了美蘇冷戰的陰影，而且表明中國已經把自己的外交活動的舞台從東方擴展到整個世界。 　　伴隨「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以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與此同時，中國的對外政策也開始了引人注目的調整，直至1985年才基本結束。這一調整的最重要的特徵是對時代主題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逐步放棄了以往堅持的大規模世界戰爭不可避免的觀點，提出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當代世界主題的正確論斷。 　　在此期間，作為另一個力量中心的西歐聯合進程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歐共體通過的有關建立歐洲聯盟和「統一大市場」的宣言與法令，表明西歐的聯合所追求的是要實現歐洲的經濟、社會和政治一體化。他們實行的以一系列《洛美協定》為代表的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政策，儘管存在缺陷，卻是歐共體與發展中國家探索南北合作的途徑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有益嘗試，更是歐共體希望在國際舞台上「用一個聲音說話」以加強其歐洲特性的突出表現。歐洲作為世界力量的一個中心正在穩步發展。與此同時，隨著日本成為世界第三經濟大國，日本繼續在政治上追求大國地位。 　　在此時期，東歐各國除了阿爾巴尼亞之外，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一些改革，但反蘇民族情緒持續高漲，政局不穩，經濟政治危機日益深化。1980年波蘭出現的把改革波蘭現行社會制度作為其奮鬥目標的「獨立自治團結工會」，就是這種危機深化的典型表現。這一切，為東歐最終的劇變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條件。 概括地說，第三世界的發展呈現兩種狀況。一方面，一些已經獨立的國家積極通過聯合國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在一些熱點地區和熱點問題上，人們都能看到兩個超級大國的爭鬥和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第三世界的力量。 　　1985-1991：冷戰終結與多極化的發展　1985年—1991年，美蘇進入緩和與對話的新時期，而其結果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與冷戰終結，兩極格局也以蘇聯一極的自行坍塌而最後崩潰，世界進入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格局向多極化發展。

　　1985年是里根總統第二任期的開始。經過四年的努力，美國認為它已經扭轉了與蘇聯軍事力量對比的不利趨勢，可以從實力出發推行更為靈活的對蘇政策。布希入主白宮後，更是提出了以實力為依託，鼓勵蘇東國家從內部發生「和平演變」的「超越遏制戰略」作為美國對蘇東政策的總綱領。與此同時蘇聯在1985年也換上了戈爾巴喬夫這位以「改革和新思維」為指導思想的新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思想內涵集中於兩大方面：在對內政策上，批評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提出民主性和公開性，要通過改革將蘇聯建成「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在對外政策上，提出以「承認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為核心的外交政策新思維。

　　由於美蘇雙方的政策調整出現了一些重要的一致性，使兩國關係再次出現了從緊張走向緩和，從對抗走向對話甚至合作的新局面。它的主要表現是：第一，從1985年到1991年，美蘇總統之間進行了5次會晤，並建立起廣泛的多層次的對話機制。第二，裁軍取得重大進展。在核裁軍方面，以雙方相繼簽署《關於消除兩國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簡稱《中導條約》，英文縮寫INF）和《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即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英文縮寫STARTⅠ）為標誌，第一次真正實現了國際社會要求大幅度削減戰略核武器的共同心愿。第三，在制裁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問題上，美蘇在聯合國安理會採取了一致行動，在德國統一的問題上，蘇聯也採取了與西方合作的態度。

　　在美蘇關係明顯改善的同時，蘇聯與東歐的關係也有了實質性變化。蘇聯宣布不再干涉東歐的事務並陸續從東歐撤軍，鼓勵和支持東歐的改革和與西方的對話。隨著東歐劇變與兩德統一，蘇軍也基本撤出了東歐。在處理與中國的關係問題上，戈爾巴喬夫批判了社會主義唯一模式論的觀點，於1989年5月正式訪問中國，使中蘇關係實現了正常化。在處理與第三世界的關係問題上，蘇聯以1989年2月蘇軍全部撤出阿富汗為收縮力量的標誌，減少了對第三世界的捲入。 　　但是，特別要指出的是，在此時期，美蘇關係之所以能夠日益走向緩和與對話，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蘇聯的退讓與妥協為前提的，而戈爾巴喬夫在國內進行的改革，也經歷了一個逐步「激進化」和「西化」的過程。然而，這種過於激進的全方位改革缺乏切實可行的措施，終於造成了處於崩潰邊緣的經濟和動蕩不安的社會，以及長期積累的十分複雜的民族矛盾表面化，最終使國家陷入政治、經濟、民族和信仰的全面危機，並以1991年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和蘇聯正式解體為標誌，形成了「蘇聯巨變」這一20世紀世界歷史上影響最大最深遠的事件。 　　蘇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以自行坍塌的方式最後消失，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形成的以雅爾塔體系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兩極格局徹底崩潰。它在帶來國際力量對比嚴重失衡、世界局勢出現新的動蕩的同時，也帶來了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的結束。 　　作為冷戰最重要戰場的歐洲，在戈爾巴喬夫的倡議下，1990年召開了歐安會特別首腦會議簽署的《新歐洲巴黎憲章》，宣布「歐洲對抗和分裂的時代已經結束」。1991年經互會和華沙條約組織相繼解散，標誌著冷戰在歐洲正式結束。與蘇東集團分崩離析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歐一體化進程出現了新的高峰，1991年歐共體通過的《歐洲聯盟條約》（俗稱「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簡稱「馬約」），以將歐共體建成一個具有強大經濟實力並執行共同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政治實體為目標。可以預見，儘管歐洲還會經歷冷戰結束後的震蕩甚至局部戰亂的局面，但是擺脫了兩極格局羈絆的西歐必將作為國際事務中的一極而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與此同時，日本則利用冷戰的終結和海灣戰爭的爆發，進一步謀求政治大國的地位。 　　在此期間，中國在堅持改革開放政策的同時，在鄧小平制定的「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穩住陣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戰略和策略指導下，成功地渡過了危機，顯示了一個政治大國的成熟外交。中國將在推動國際政治多極化的同時，加快自己融入整個世界的過程。

　　冷戰的結束對第三世界的影響是多重的，在造成第三世界整體戰略地位有所下降，南北差距有所加大的同時，冷戰時期被掩蓋的政治、經濟、民族、宗教、領土等矛盾卻逐漸突顯出來，並導致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衝突與動蕩。但是，在第三世界出現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也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冷戰後的政治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其中的一些地區大國（如印度、巴西）和集團（如東盟），有可能成為多極化世界格局中的次力量中心。可以說，如果沒有第三世界的合作，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問題都無法得到全面而徹底的解決。 總之，當兩極格局以蘇聯一極的消失而結束時，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幅世界歷史發展的宏觀畫面： 　　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認為由美國領導的國際關係體系的「單極階段」終於到來了。但是，繼承了原蘇聯主要遺產的俄羅斯仍然是唯一擁有能夠與美國相抗衡的核武器的國家，作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俄羅斯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與此同時，歐共體向歐盟的成功發展有力地表明了西歐是國際政治中的一極重要力量。以中國、韓國和東盟成員國為代表的亞洲的崛起，同樣顯示出該地區除了日本以外的其他國家正在確立和發揮它們在世界事務中重要作用。佔有聯合國多數席位的第三世界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對國際事務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因此，到冷戰結束之時，自20世紀60年代末就已經開始出現的國際政治多極化的發展趨勢是一個不爭的現實，它並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 ①尼克松在1971年的對外政策報告中認為，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多極外交的新時代；同年夏天，他在堪薩斯城的演說中，明確提出美國、蘇聯、西歐、日本和中國是決定未來世界命運的五大權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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