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性與文化政治：評奈保爾《難以置信：在改信者之中探究伊斯蘭》

?艾克巴爾·艾哈邁德（Akbar S.Ahmed）著

馬睿智 譯

《難以置信：在改信者之中探究伊斯蘭》（Beyond belief:Islamic excursions among the converted peoples）.V.S.奈保爾著.London:Little,Brown.I998.439pp.

二十年前，V.S.奈保爾踏上了發現之旅。他試圖在解決「伊斯蘭」的問題的同時，也能找回他自己的身份與自我。他的足跡穿過了四個穆斯林國家——伊朗，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在這些國家中，他見識了狂暴、恐懼（neurosis）和仇恨，並把這些都寫進了那本《信徒的國：一場伊斯蘭之旅》。

而這本《難以置信》（Beyond belief）便是奈保爾故地重遊的記錄。本書開門見山地聲明道「這本書關涉的是人，而不是意見（opinion）。」然而實則並非如此，因為這本書里不只有人，還滿是奈保爾的意見。他又一次「見識」到了伊斯蘭教的「可怖與虛無」（p.I），但這一次，他的態度有了些許變化，這些也都反映在這次重遊中。如今的奈保爾愈發地視自己為一名身為印度教徒的作家，以便與中立的旅行者劃清了界線。對於理解植根於其亞洲土壤的伊斯蘭教，這樣一種自我發現可並非無關痛癢。彷彿對伊斯蘭教批評地愈嚴苛，他對印度教的理解就會愈發順暢似得，前不久，他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歸為一種邪惡現象，反之又把印度教原教旨主義贊作「一場非凡的具有創造性的進程」（『TheHindu awakening" in At century"s end, California, ALTI Public, LaJolla, i995 p.I37）

在亞洲歷史的語境中來理解奈保爾的這種變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與尖銳的民族志式的參與觀察——誰不會為信德省的那些身陷困境的農奴，還有巴基斯坦nawab ofbahawalpur禁宮裡的婦女們而抱不——相伴的，是霸王硬上弓式地力圖建構出一套意識形態的結構，以便在其中對穆斯林社會正在發生著什麼進行解釋。奈保爾認為，穆斯林是改信了伊斯蘭教的人，故而他們心中都會多少有迷惑。然而，我們只需要瞥一眼歷史，就知道這論調很難站得住腳。

同大多數世界性宗教一樣，伊斯蘭教中也充滿了改信過來的人。事實上，即使是7世紀的阿拉伯半島上的最早的穆斯林，也都是改信伊斯蘭教的人，因為他們也曾實踐過多神信仰。此外，這種爭論本身就沒什麼意義。因為它就好比在說，羅馬教宗是改信了基督教的人，因此經過某種曲解，我們就可以論證出，他是個「並不地道的」基督徒。出於一些理由，奈保爾自認為抓住了一些舉足輕重的、直達本源的東西，並且就把自己的論點關照在了書名上。

International Affairs（《國際事務》）的讀者可能不太了解奈保爾的言論與南亞語境的關聯性，因此這一點有必要指出。無論是印度人民黨（如今在德里掌權的偏激的印度教政黨，或者更確切地說，它的意識形態的前身），還是M. K. 甘地，儘管對於包容少數群體這一問題，二者的視角截然不同，但自20世紀20年代起，二者都相當踴躍地堅持對外宣稱，穆斯林是「外來者」，故而屬於「（被）改信者」（『converted 』 peoples，改變過宗教信仰的人），他們原本是印度教徒，是在穆斯林的武力壓迫下才變成穆斯林的。印度面臨的問題只有一個，而且很容易解決。只要他們重新皈依印度教，就不會再有什麼誘因能製造摩擦了。他們甚至還給這些穆斯林起了一個新名字：「追隨穆罕默德的印度教徒」。因此，有意也好，無意也罷，奈保爾在拾起這些在南亞某一時期內並不稀罕的論調的同時，這種論調所構成的圈套，便也離他不遠了。

奈保爾說得對，大多數南亞人都是改信者，但他錯在省略了一個事實，即南亞的很多部族和世系原本就是從南亞之外遷來的。事實上，像設拉子[Sheraz]或伊斯帕哈尼[Ispahani]（來自伊朗），西迪基[Siddiqui]或法魯基[Faruqi]（來自阿拉伯半島），再或卡布里[Kabuli]、洛迪[羅迪]、格里[Ghori]（來自阿富汗）這樣的姓氏，顯然說明了其「非土著」的身份。除此，這種「改信理論」如果用在伊朗人身上就會立馬失效，因為自伊斯蘭教傳到伊朗到先知穆罕默德歸真後的幾年內，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便已然改信伊斯蘭教了。

書中還有很多對歷史的古怪闡釋，如「大約到了1700年······穆斯林在印度的權力就或多或少有所瓦解了。（第265頁）」但我們知道，這一時期正是奧朗則布（Aurangzeb）的時代，他是莫卧兒帝國最後一位了不起的帝王，當時的帝國正處於它的巔峰，幾乎整個次大陸都被納入了它的疆域。大約過了這一個半世紀以上，到了1857年，穆斯林的政權才真正崩解了。

還有些時候，奈保爾會完全弄錯事實，法茲魯·拉赫曼（第23頁）不是什麼「伊斯蘭宣教者」，他明明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奈保爾解釋說，巴哈瓦爾布爾的行政長官頭上戴氈帽，是為了標明自己的伊斯蘭出身，證明自己是阿拉伯王朝的後裔。在奈保爾看來，這種氈帽是「阿拉伯帝國主義」的標誌。然而事實卻是，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氈帽都是土耳其穆斯林的標誌，怎麼又變成阿拉伯人的了？實際上，在印度，氈帽是在20世紀20年代哈里發運動期間才流行開來的，人們有意戴氈帽來表示對英國政權的反抗（當時印度的穆斯林相信，是英國人廢除了哈里發制，他們不知道那其實是土耳其人自己乾的）。

阿拉馬·伊克巴爾因為在20世紀30年代創造了巴基斯坦，一直以來備受爭議與指責（關於穆罕默德·伊克巴爾的20世紀30年代「巴基斯坦提議」，奈保爾總結說，「詩歌不應該把人民引向地獄」，第380頁）。這裡奈保爾再一次搞錯了。伊克巴爾在1930年從來就沒有提到過巴基斯坦，也沒有說要分離出一個穆斯林國家。此外，那個時候，距離賽義德·艾哈邁德·汗說要有一個單獨的穆斯林國家的那個時代，已經至少過去半個世紀了。

在名為「一項罪惡的事業」的一章中，奈保爾延續了他特有的——「別具一格的」——對巴基斯坦的蔑視。奈保爾娶了一位巴基斯坦女士為妻，那時他正在寫一本書（這本書後來題獻給他的妻子）。這樁婚事是徒增了他對巴基斯坦的惡意，還是稍稍沖淡了些他的火氣，使他沒有寫出關於那個社會的更糟糕的事情，還是留給讀者自己去推測吧。但是按照他提供的依據，生活在巴基斯坦顯然與生活在地獄無異。原因很簡單：那裡的人都是「改信者」。這便足以解釋他們的可怖、仇視和狂暴等等。他甚至指責巴基斯坦「最後一次洗劫了阿富汗的佛教徒的財產」。這對我來說著實新鮮，我想不出從物流層面來講，巴基斯坦人是如何有能力襲擊阿富汗佛教徒的財產的，而且這種事我從來沒聽說過。奈保爾反覆用著一個有趣的片語，這些穆斯林社會已經「從地圖上剝落了（dropped off）」。這是何意？讓我們看看伊朗，它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各類新聞中，而且比現代歷史中以往任何一個時候都更能在國際舞台上發揮影響，又何曾「剝落」過呢。所有的罪惡——農奴，行政長官的四百個妻子——都要歸咎於阿拉伯帝國主義、阿拉伯征服和伊斯蘭教。在稱呼穆斯林（第259頁）的時候，奈保爾對「納粹」這個詞的運用顯然很自如。

奈保爾所寫的關於這四個穆斯林國家的如此那般，放在非穆斯林社會中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不論是印度的印度教徒，泰國的佛教徒，以色列的猶太教徒，急劇的變遷與全球化的危機所帶來的紊亂、怒氣和迷茫，對於他們都有著一樣的意味。奈保爾需要告訴我們的是穆斯林社會有何不同，而不是他頻頻指出的那些越來越具有全球性的特徵。

奈保爾最佳、最可靠的狀態是作為一個直言不諱的民族志撰寫者的時候，他反思己之所見，筆書己之所聞。例如，我們可以了解伊朗社會的深層不安和普遍的風聲鶴唳。如今，即使是霍梅尼，都被視為是英國或歐洲的代理人，他被派來將伊朗人引入歧途，因為伊朗人都「頭腦簡單」（第241頁）。但是當作者（奈保爾）開始闡釋與分析時，他的論述就開始搖搖欲墜了，這是因為，他把自己的民族志強行塞進了一個預設好的意識形態框架中，這下，他就不免化約了歷史的複雜性，以至於最後等於是抖了個小包袱。這些都使得他的書讀起來很帶勁，但要是真用它來理解歷史，解釋社會的話，那就難免破綻百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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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譯自艾克巴爾·艾哈邁德（Akbar Ahmed）評《難以置信：在改信者之中探究伊斯蘭》（Beyond Belief: Islamic Excursions among the Converted Peoples）,V. S.奈保爾（V. S. Naipaul）著.London: Little, Brown. I998, 439 pp.書評出自International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 Vol. 74, No. 4(Oct.,1998), pp. 933-935 ?International Affairs.譯文?JuichiMa.譯文僅供學習交流，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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