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的穴點：軍人干政

八十一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開始大規模入侵華北地區，中國民眾的反日活動也掀起了高潮。八十一年後，隨著中日釣魚島爭端愈演愈烈，中日矛盾又一次激化到極點，舊恨新仇讓國人憤怒甚至有些人激進行事。我們是不應忘記國恥的，但同時也要認清這帶給中國人無盡痛苦和傷害也給自己本國人民帶來傷痛的始作俑者是怎麼產生的？毋庸置疑，二戰期間，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帶來了深重災難，也延緩了這些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日本所以走上這樣的不歸路，原因當然很多，但其中最耐人尋味的應該是日本軍人干政這一點——換言之，日本軍人對文官政府的顛覆應該是日本走上侵略戰爭之路的穴點。

所謂文官制度乃是現代國家關於各級文官的考試、任用、管理、權利和義務以及退休等一整套的制度和體制。是以其特定的內容與形式構成的關於文官進、管、出的法律制度。目的在於選賢任能，提高行政效率。文官制度的產生可以追溯到中國西漢時的官吏任免制度，特別是隋唐時新興起來的科舉制度。現代西方國家的文官制度起源於英國。文官制度最核心的一點是將軍人排除在國家決策之外，以此防止軍人干政，走上軍國主義道路。

明治維新後，日本逐步採取了文官制度可是，由於維新的不徹底性，日本政治家們並不期望有一支完全中立不幹政的國家化軍隊。軍隊在日本仍處於人最高位置的。為了實現軍部佔據最高位置的目的，他們在最高位置上採取了一些措施。這些措施沒有在憲法中明文規定，而是以軍部首腦對政府保有獨立性這一習慣的方式存在。比如，陸海軍大臣和外務省或政府其他省大臣不同，可以直接謁見天皇，並以天皇的名義強行貫徹他們的計劃，而無需與內閣的文官成員商量。他們還可以拒絕委派陸海軍將領入閣，以阻止他們不滿意的內閣的成立。沒有他們委派的高級現役軍官擔任內閣中的陸海軍大臣，就會因為文官或退役軍官無法擔任該職而無法組閣。同樣，如果軍部對內閣的行為表示不滿，可以找回他們在內閣中的代表，這樣內閣就不得不解散。在這個最高決策層，軍部首腦不會允許任何人的干涉。此外如果還需要進一步的保證的話，可以援引憲法中的這樣一條規定：如果帝國議會否決政府的預算草案，政府應執行前一年的預演算法案。日本人對軍部的態度就像在其他領域中一樣。只要涉及到等級制特權，日本人都習慣於接受既成後果，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表示贊成，這只是表明他們在特權問題上主張不逾越界限而已。

也就是這一點不徹底，導致二戰前的日本軍事政變不斷，軍人對政治的涉入也日益深刻。尤其是在1929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之後。

譬如「五·一五」事件。1930年前後，日本經濟危機日趨嚴重，社會動蕩不安。軍部與民間法西斯相互勾結，標榜改造國家並以恐怖手段加速法西斯化。1932年2月海軍法西斯軍人古賀清志、中村義雄與桔孝三郎為首的愛鄉塾等民間法西斯組織制定政變計劃，圖謀分4路襲擊首相官邸、內大臣官邸、政友會總部和三菱銀行，再佔領警視廳、破壞變電所，在黑暗中建立法西斯獨裁。5月15日採取行動，殺死總理大臣犬養毅，其他襲擊目標大部未實現。政變失敗後，為首分子向憲兵隊自首，僅受到較輕的處罰。報刊對其在軍事法庭上的辯護詞大肆報道，助長了法西斯分子的氣焰。犬養內閣垮台後，短暫的政黨政治結束，軍部乘機加緊干預政治，加快法西斯化的步伐。更要命的是，更大的軍人干政事件還在醞釀。

1936年2月26日，陸軍皇道派下級軍官帶領1400多名士兵發動政變（史稱「二二六事件」），包圍了首相官邸、國會議事堂、陸軍省、參謀本部和警視廳。殺死了內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大將(陸大17期首席)。叛亂軍的主要目標是首相岡田啟介，但是殺錯了人，把岡田的小舅子松尾傳藏陸軍大佐當作岡田本人給殺了，真的岡田躲在浴桶里逃過了一劫。叛軍隨即向陸軍大臣提出「兵諫」，要求成立「軍人政府」，實行法西斯獨裁。陸軍當局利用政府核心機關癱瘓之機發布成嚴令，掌握了政府的大部分行政權。海軍橫須賀鎮守府司令長官米內光政立即命令海軍陸戰隊登上軍艦，封鎖東京灣；聯合艦隊也派第一艦隊封鎖東京灣，第二艦隊封鎖大阪灣，準備鎮壓叛亂——海軍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娘家人岡田首相（岡田原是海軍大將）還生死不明，一旦知道了首相還活著，就想方設法救人，人一旦救出，立即打道回府。剩下你們陸軍拉的屎，你們陸軍自己去擦屁股，美其名曰：陸海不相鬥。而陸軍呢，一直稀里糊塗的立場不明，看陸軍發表的公報就知道了。第一天稱政變參加部隊是「出動部隊」，第二天稱是「蹶起部隊」或者「佔據部隊」，第三天成了「騷擾部隊」，一直到第四天，才好不情願地稱之為「叛亂部隊」——所以有這樣的「進步」。是因為聽說天皇發火了，揚言說要是陸軍鎮壓不了叛亂，就親自帶近衛師團去御駕親征，這才不得已而賣賣力。政變至2月29日被鎮壓。

而據《遼寧日報》2010年10月6日《1936年日本裕仁天皇險些被軍人政變廢黜》一文透露：則此次政變不僅要顛覆政府，還想扶持裕仁天皇的胞弟雍仁親王來取代裕仁。雍仁親王是日本大正天皇的次子，1922年便作為陸軍少尉參加日本陸軍，1935年8月被任命為第八師團的少佐大隊長。他長期以來對日本陸軍中的皇道派（日軍中狂熱的法西斯派系之一）少壯軍官持同情態度，支持皇道派要求推翻民選政府、加速實行國家法西斯化和積極準備對蘇開戰等主張。政變當日，任第八師團少佐大隊長的雍仁親王正準備從駐地乘火車趕往東京。在如此敏感時刻，雍仁親王的這種舉動顯得非常反常。而且就在同時，政變軍人公然打出了「我們的領袖是秩父宮（即雍仁）」的旗號。 裕仁天皇得知上述消息後，感到事態嚴重，他立刻命令忠於自己的軍警趕往車站。載有雍仁親王的火車剛剛到站，軍警立刻擁上前去，連拉帶勸，將雍仁「護送」回皇宮。在皇宮內，裕仁嚴厲質問雍仁，政變軍人要求讓他當天皇的口號是怎麼回事？他是否參與了此次政變？雍仁親王在哥哥的重壓下被迫屈服，作出了效忠裕仁天皇的保證。不久，在裕仁天皇的嚴令下，「二·二六事件」被平息，17名叛亂軍官被判處死刑。

政變雖然被鎮壓，然而，讓人跌破眼鏡的卻是：皇道派發動政變時所積極追求的目標，例如軍部獨裁、國家政權法西斯化，在政變失敗後反而得以實現。

這主要表現在更見極端的屬法西斯派別統制派的少壯派牢牢掌握了軍部大權。「二二六事件」以後所進行的「肅軍人事」的結果是：一下子調動了3000多人。其中軍事參議官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林銑十郎、阿部信行、西義一、陸軍大臣川島義之被編入預備役，侍從武官長本庄繁、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辭職，陸軍一下子炒了八名大將的魷魚。而接替他們的是更加極端的少壯派法西斯軍人：陸軍大臣寺內壽一大將，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將，教育總監杉山元中將。時任關東軍憲兵司令的東條英機少將，也因為在事件一開始就積極主動地把滿洲的軍內軍外皇道派分子全部一網打盡，而榮升中將。所有這些人物都是後來侵華戰爭的骨幹力量！與此同時，新組成了廣田弘毅內閣，實際上是法西斯軍閥為核心的新內閣，使軍部與財間結成一體。實現了"軍財聯袂"確立了軍部在內閣的統治地位，從而使日本大大加速了發動全面侵略的戰爭步伐。

要之，226事件後軍人完全控制了政府，從此拖著日本沿著毀滅的戰爭道路一路滑了下去。對於日本陸軍在二二六事件中的角色，以及在隨後日本法西斯化中的作用，抱有左派觀點的井上成美海軍大將在日本投降前曾經有過一番很有意思的講話：「陸軍動輒把自己大肆吹噓成什麼『皇國的中流砥柱』，事實上，正是陸軍……最終把日本拖入了災難。所謂的『中流砥柱』，就是中國的黃河上有幾塊挺立在河中、頑固阻擋潮流前進的頑石。從這個意思去理解的話，陸軍也不愧是真正的『中流砥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