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煊：從語言看中西方的範疇觀（縮寫版）

範疇觀指如何看範疇的界定、分合、形成，即如何看範疇和範疇化。範疇和範疇化是認知科學的中心議題，有了範疇和範疇化，概念才得以形成，經驗才變得有意義，理解範疇和範疇化才能理解我們的思言知行，才能理解人之所以為人。

已有的兩種範疇觀都是西方學者提出來的，一種是「離散範疇觀」，一種是「連續範疇觀」。離散範疇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延續兩千多年，一直被認為理所當然，無需論證，而且至今不衰。以連續範疇觀為基礎的「認知語言學」在西方語言學界不是主流，在當今中國卻大行其道，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值得深思。

上述這兩種範疇觀的著眼點是「離散」還是「連續」，但是至少從語言看實際還存在另外兩個互有聯繫的著眼點，一個著眼於「分立」還是「包含」，一個著眼於「是」還是「有」。先說分立和包含。從邏輯上講，「甲乙分立」可能形成甲和乙的「交集」，「甲乙包含」則不可能有交集，因為乙是甲的「子集」。「分立」跟「離散」類同，但是「包含」不同於「連續」，連續範疇雖然中間是連續的，但兩頭還是分立的，不是包含關係。著眼於「分立」和「包含」的區別,能更好地說明中西方在語言上的差異：西方的語言（指印歐語）及對語言的研究以範疇的分立為常態，中國的語言（指漢語）及對語言的研究以範疇的包含為常態，從大處看錶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1）語言和文字。

西學東漸，國人推崇索緒爾，多有將語言和文字截然分開的，卻忽略了索緒爾在書中特別指出的，對漢人來說，文字就是第二語言。漢字大部分是形聲字，其造字法和語言的構詞法基本相同。所以中國傳統的語言學，即「小學」，包括訓詁學、音韻學、文字學，文字學一直是包含在語言學之內的。西方語言和文字是「分立」關係，而中國語言和文字是「包含」關係，語言包含文字，文字也屬於語言。

西方語言學的傳統和主流認為，語法和用法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範疇。例如，名詞動詞屬於語法範疇，指稱陳述屬於語用範疇，二者不可混淆。然而漢語的情形不同，名詞就是指稱語，直接起各種指稱作用。主語和話題這對範疇，西方語言也是二分對立，而漢語以施事為典型的主語其實是話題的一種特例，主語屬於話題。中國語言學家認為，根本不存在「語法-語用」之間的交界面，因為語法是用法的一個子集，用法包含語法。

西方的語言學，語法和韻律是兩個分立的範疇。拿英語來說，韻律的基本單位「音步」跟語法單位二者不相契合，研究二者之間的映射關係就叫「韻律語法」。漢語單音節的「字」同時是韻律和語法的基本單位，字字帶抑揚的聲調，字字是重讀音節，又由於每個音節都承載意義，單音字和雙音字的選擇以及單雙音節的組配方式，這在漢語里不僅僅是單純的韻律問題，也不只是跟修辭風格有關，而是跟語法有直接的關係，其實是漢語自身特有的一種語法形態。中國的語言學家所研究的「韻律語法」本來就包含在語法之中，它不是韻律和語法的交集，而是語法的一個子集。參看沈家煊(2017)。

眾所周知，中西方語言的構詞法有明顯的差異。呂叔湘說，西方語言的構詞以派生為主，跟「詞根」（即構詞的基礎成分）相對的是「詞綴」，二者界限分明，不容混淆。漢語的構詞以複合為主，跟「詞根」相對的是「根詞」（既能構詞又能單用的）。拿「羊毛、駝毛、駝色」三個複合詞來看，「羊、毛、駝、色」四字本來（古代漢語）都是可以單用的根詞，其中包含現在（現代漢語）已經不能單用的詞根「駝,色」。因此可以說，西方構詞成分「詞根」和「詞綴」是「分立」關係，而漢語構詞成分「詞根」與「根詞」是「包含」關係，「根詞」包含「詞根」，「詞根」是「根詞」內逐漸形成的具有一定程度的「附著性」（不能單用）的一個次類。

（5）名詞和動詞。

名詞和動詞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對語法範疇，但二者之間的關係漢語和西方語言不同。西方語言名詞是名詞，動詞是動詞，呈「名動分立」格局，動詞用作名詞（做主語或賓語）的時候有一個「名詞化」的過程和手段，而漢語的動詞其實也是一種名詞，是「動態名詞」，兼具動性和名性，呈名詞包含動詞的「名動包含」格局，因此談不上什麼「名詞化」。參看沈家煊(2016)的系統論證。

類似「名動包含」的詞類關係在漢語里是一種常態，例如動詞和介詞，所謂介詞實際都從動詞虛化而來，仍然帶有動詞的性質。動詞包含介詞，介詞是動詞的一個次類。在西學東漸之前，中國的語言學只講虛字和實字之分，但是虛實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虛實是相對而言的。介詞相對動詞而言是虛詞，動詞相對名詞而言也是虛詞。

接著說範疇的「是」觀 和「有」觀。漢語的範疇以「甲乙包含」為常態，如果問「這個包含格局是一個範疇還是兩個範疇」，這是個不好回答也無需回答的問題。甲包含乙，乙屬於甲，甲乙本是「異而同」。中國人對這個「是一是二」的問題不感興趣，覺得作為常態的「甲乙包含」格局雖然沒有「一分二」，但已經「一生二」，「生」就是從無到有，所以雖然不好說「是」兩個範疇，但是已「有」兩個範疇。

哲學界普遍認同西方重「是」而中國重「有」的觀點，馮友蘭說，「《老子》中的宇宙觀當中，有三個主要的範疇：道、有、無。因為道就是無，實際上只有兩個重要範疇；有、無。」西方哲學是圍繞being（是/存在）而進入形而上學的思辨，而中國先秦名家則是通過對「有」的反思而進入形而上學的思辨，「有無」概念是中國傳統哲學本體論中的核心概念。中西方的這種差別從語言來看十分明顯，趙元任說過，由於[英語的]there is無法直譯成漢語，漢語里只有「有」，所以西方哲學中有關「存在（being）」的問題很難用漢語說清楚，除非特別切斷「存在」與「是」的聯繫，把它與「有」掛鉤。沈家煊通過分析「是」「存在」「擁有」三個概念在英語和漢語中的分合，指出對西方人來說，to be還是not to be，這是個首要問題；對中國人來說，「有」還是「無」，這是個首要問題。

綜上所述，本文的主要觀點就是：因為西方視「甲乙分立」為常態，中國視「甲乙包含」為常態，又因為西方重視「是」，中國重視「有」，所以中西方範疇觀的差異，從語言上看，概括為兩句話——西方強調「甲乙分立才是兩個範疇」，中國強調「甲乙包含就有兩個範疇」。「甲乙分立」是範疇的「是」觀，「甲乙包含」是範疇的「有」觀；「是」觀是靜態的恆在觀，「有」觀是動態的「變在」觀。

西方「是一是二」這種恆在的範疇觀根深蒂固，要麼「一分為二」要麼「合二為一」，「甲乙分立」才是常態，既分又合、不分不合的「甲乙包含」是非常態或過渡態。這在西方的語言學界表現得十分明顯。例如，紐美耶（Newmeyer）和拜比（Bybee）二人在美國語言學會的主旨演講，對「語法」和「用法」這兩個範疇的分合，觀點爭鋒相對，一個主張分，一個主張合，他們一定要爭出個結果「是一是二」心裡才舒坦，覺得只有在「恆在」中才能把握語言的真諦。然而，儘管索緒爾嚴格區分共時語言學和歷時語言學的觀點在近代中國有很大影響，中國語言學家還是有自己的習慣，對現代漢語共時平面的描寫和分析如果得不到漢語史材料的佐證就覺得不踏實、不舒坦，覺得只有在「變在」中才能把握語言的真諦。

從語言出發歸納中西方的兩種範疇觀，有助於我們從哲學的高度更簡明到位地闡釋中國概念，擺脫「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的尷尬狀態。

這是中國哲學裡一個極其重要的命題，根據張岱年、湯一介等人的論述，「天人合一」的確切含義是，「天」和「人」之間是天包含人的關係，是「一生二」的動態「變在」關係。儒家和基督教的不同在於，儒家並不設定一個外在的「上帝」，人怎麼「超凡入聖」完全靠你自己。這就是說，在西方上帝和人的關係是分立關係，在中國聖和人的關係是包含關係、「變在」關係，聖人也是人，人人可以入聖，「入聖」是中國哲學的精神所在。

語言學裡「語法」和「用法」二者的關係在哲學裡相當於「體」和「用」的關係。從中國哲學的主流看，哲學家大多肯定「體用不二」，「體用不離」，反對分離或割裂體用。從程頤、朱熹到嚴復、熊十力等人的論述看，所謂「體用不二」實際是「用體包含」的意思，用包含體，體在用之中，用之外無有體，因此不存在體用之間的交界，「體用無間」。「道」和「器」的關係也一樣，朱熹說「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

「有」和「無」也是中國哲學的一對重要概念，「有生於無」是老子作為一個獨立命題提出來的，意義重大。按照馮友蘭的詮釋，「道」是「無」或「無名」，是萬物之所從生者，邏輯上是「有」之前必須是「無」，由「無」生「有」。已有人明確說出這是一種動態「變在」的包含關係：「無」不是什麼都沒有，而是指無限的可能性；「有生於無」的真正含義是「『無』包含著規範著『有』」；「無包含有、有生於無」的觀念就是老子所謂的「道」。

（4）物猶事也。

中國哲學很早已注意到「物」與「事」之間的聯繫，鄭玄在界說《大學》中的「物」時便說：「物猶事也。」這一界說一再為後起的哲學家所認同。這種「物-事」觀跟漢語有直接的關係，漢語的動詞用作名詞（做主賓語），中國人根本不覺得是一個問題，理所當然，而名詞用作動詞（做謂語）如「以衣衣人，推食食人」才作為一個問題提出，說是「實字虛用、死字活用」。這是因為漢語的名詞包含動詞，動詞屬於名詞，所以事當然是物，屬於物，「事物」一詞的構成就表明這一點，因此對中國人說「事即物也」是沒有意義的，說「物猶事也、物即事也」才有意義（make sense）。

以上種種，天-人，人-聖，用-體，器-道，無-有，物-事，這些中國哲學最重要的成對概念，都是動態的、由一生二的「甲乙包含」關係，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這種包含關係、變在關係是常態而不是非常態或過渡態，世界本來就是這個狀態。從這個角度可以將中國哲學「和」這一重要概念闡釋得更清晰，「和而不同」正是視「甲乙包含」為常態的範疇觀背後的中國哲學意蘊，中國人心目中的世界圖像不是二元分裂，而是和諧一體。

語言學家一般都認為，語言跟語言之間總體上沒有高低優劣之別。印歐語和漢語在表情達意上各有各的長處和短處，印歐語好在精確和規整，漢語好在單純和靈活，甚至可以說它的長處也就是它的短處，兩種語言應該互相取長補短。事實上現代漢語正在吸收西方語言精確規整的表達方式，只要做得不過分，這是有積極意義的。

中西方的兩種範疇觀同樣都是人類思想的結晶，一靜一動，一正一負，也沒有高低對錯之分。中國人範疇的「有」觀是在運動中把握真理，歷史理性佔主導地位，西方人是在永恆中把握真理，邏輯理性佔主導地位，可參考劉家和（2003）的論述。按照馮友蘭（2013[1948]）的觀點，西方是一種「正」的範疇觀，好在它的清晰性，一定要格出個「是一是二」來才滿足，中國是一種「負」的範疇觀，好在它的單純性，不追究是一是二，知道「一生二」已「有二」就及格了。西方從來沒有形成充分發展的負的範疇觀，跟「離散範疇觀」對立的「連續範疇觀」雖然親近負的範疇觀（淡化了「分立」），但還不是充分發展的負的範疇觀。近代中國從西方獲得一種新的思想方法即正的範疇觀，意義重大，負的需要正的來補充。然而正的並不能取代負的，正像簡潔的漢語正在吸收印歐語精確規整的表達方式，但是不會被後者取代一樣。

引用文獻

劉家和，2003，論歷史理性在古代中國的發生。《史學理論研究》第2期。

馮友蘭，2013 [1948]，《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沈家煊，2016，《名詞和動詞》。商務印書館。

沈家煊，2017，漢語「大語法」包含韻律。《世界漢語教學》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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