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弼:清王朝的最後一匹「良駒」
良弼:清王朝的最後一匹「良駒」
1912年1月26日,農曆辛亥年臘月初八。是日深夜,北京紅羅廠附近已進入夢鄉的人們,被一聲猛烈的爆炸聲驚醒。爆炸發生在清宗社黨領袖良弼宅第門前,擲出炸彈的革命黨人彭家珍當場犧牲。良弼被炸斷左腿,於29日夜身亡。
良弼之死震動朝野,使得在南北議和期間擁護清室的宗社黨諸大佬聞風喪膽,驚呼革命黨已經潛入京師,乃不再過問清室存亡,紛紛作鳥獸散,潛往天津、大連、青島等租界自保。宗社黨隨之瓦解。
至此,主戰派銷聲匿跡。1月29日隆裕太后再開御前會議時,到者屈指可數,連慶親王奕?也告病不來,清廷統治集團已成樹倒猢猻散之勢。
良弼身死半個多月後的2月12日,清帝下遜位詔書,表示:「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
入關260多年的清朝至此遂亡。
宗室翹楚,延攬士官生以抗北洋
良弼(1877―1912),愛新覺羅氏,字賚(音賴)臣,隸鑲黃旗,是清末親貴中膽識過人、才情卓著的軍事人才。他是清初攝政王多爾袞的後代。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和耆英一起代表清政府同英國代表璞鼎查簽訂《南京條約》的伊裡布,是他祖父。其父在四川做官,他於1877年出生於成都。少年喪父的他,對母親非常孝順,且刻苦好學。
良弼後至湖北,由該省官派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留學期間,結識了張紹曾、吳祿貞等許多漢族士官生。吳祿貞等倡言革命,身為滿人的他便進行針鋒相對的反駁和苦口婆心的勸說。
1903年,良弼畢業回國即投奔清室效力,由於「根正苗紅」而漸獲重用。先在練兵處任職,該處為清廷採納袁世凱建議而設,領導全國新軍編練事宜,是清廷當時整頓軍事的要圖之一,清廷希望藉此舉將軍權集於中央,加強宗室對全國軍隊的控制。故命慶親王奕?為總理練兵大臣,袁世凱為會辦大臣,鐵良襄辦。
奕?雖有總理練兵大臣之名,卻並無其實,鐵良的資望與才具均不足以同袁世凱抗衡,練兵處實際由袁世凱一手主持。
練兵處的設立使袁世凱的北洋勢力在小站練兵之後再上層樓,成為繼曾國藩湘軍和李鴻章淮軍之後的又一個新興的武裝集團。
袁世凱的野心是通過編練的新式陸軍為後盾,使自己成為左右朝局的實權人物。這一點當然逃不過滿族親貴良弼和鐵良等人的眼睛,在他們看來,軍權在握的漢人袁世凱是清室的最大威脅。
1904年良弼任練兵處軍學司監督,專管軍事教育和訓練。1905年,被提升為練兵處軍學司副使,後歷充第八標統帶官、軍學司副使及長校閱參議、太湖秋操北軍審判長、考試陸軍遊學畢業提調官等職。
像職位一樣不斷上升的還有他對袁世凱的戒心。他對袁世凱培植親信勢力、擁兵自重的做法極為不滿。他對那些八旗膏粱紈絝親貴,以及專事吃喝玩樂的貝勒們,更是深惡痛絕。
滿人親貴多頑劣不堪、甚少可用之才的現實,使良弼清醒地認識到,欲加強清室軍權,對抗袁世凱的北洋勢力,唯有利用在其時漸次由日本歸國的漢人士官生。良弼也常在親貴中遊說,要以士官生做班底,以抗衡袁世凱的北洋勢力。
1906年6月,良弼推薦留日同學張紹曾擔任新設貴胄軍事學堂學監。他明知吳祿貞的革命思想,還是對他說二人如同兄弟,「如攜手練兵以御外侮,左提右挈,天下事大可為。尊主庇民,何必革命」?
吳祿貞在練兵處任職時,曾巡視蒙古、陝甘等地邊防形勢,在駐軍中鼓吹革命,遭到陝甘總督升允的構陷,幸有良弼在京城進行營救活動,才免於一死。由於良弼在載濤面前大力保薦,吳祿貞得以在1911年出任新軍第六鎮統制。
鐵良、良弼是皇族集權的捍衛者,他們大力起用士官生為新軍中的將領,不僅希望可以藉此對抗袁世凱,還希冀以此消弭士官生的革命思潮,以收一舉兩得之效。蔡冠洛在《清代七百名人傳》中稱良弼「尤留意人才,自將帥以至軍士莫不延納,思有所建樹」。良弼一視同仁、不分滿漢延攬人才的做法可謂用心良苦。
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隨筆》中明確點出良弼這些做法的目的是「利用漢人以防漢人,以為高官厚祿僅足以駕馭英才,入彀者多,即足以制反側而延帝祚。革命黨中多知名士,苟縻以好爵,聯以感情,亦不難潛移默化」。
良弼「汲引黨人,實具深心」,但是士官生中的革命黨人自有打算。他們的目的在於通過排袁以取得軍權,故良弼之策,收效甚微,反而為革命黨人進入北洋六鎮並傳播革命思想打開了方便之門,這是良弼等人始料未及的。
眾所周知,新軍尤其是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對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作用至大,武昌起義後,「各省風從,以新軍將領多黨人或與黨人通款曲者,故一呼眾應,共和迅建」。
籠絡黨人之策,本想固清朝邦基,反而給清廷內部撒下了毀滅的種子,促成了清廷的迅速滅亡。因此徐一士感嘆革命之成,「微良弼之力,弗能如是之易也」。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隨著清末新政的開展,鐵良、良弼等滿族親貴同袁世凱的矛盾在步步升級。
1906年秋,清廷議論改革官制時,在削減督撫許可權問題上,鐵良與袁世凱爭論激烈,良弼主張殺掉袁世凱,但怕慈禧太后不允許,又怕北洋系軍官起來造反,未敢遽(音聚)然下手。
11月,清廷頒布上諭,設陸軍部,以鐵良為尚書,統轄各省新軍。練兵處撤銷,良弼所在的軍學司併入陸軍部。接著袁世凱在內外壓力下被迫交出了四個鎮的兵權給鐵良。1907年7月,丁未政潮之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調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明升暗降,失去了最後的軍權。
1908年11月,光緒帝和慈禧太后雙雙駕崩,攝政王載灃終於迫不及待地向袁世凱出手了。1909年1月初,袁世凱被載灃以「足疾」為由開缺回籍。親貴紛紛出台大掌軍權,良弼一貫的集中軍權於清室的主張得到了載濤的欣賞。1909年7月,軍諮處從陸軍部分出,清廷先委毓朗管理,後又派載濤管理,載濤依靠良弼出謀劃策。1910年2月,良弼隨載濤赴歐美考察軍政事務,成為載濤的心腹臂膀。
身為禁衛軍訓練大臣的載濤並不懂軍事,故禁衛軍日常操練和管理實際上由良弼負責。「禁軍一切章制計劃悉出其手,而全國重要軍職之進退,亦多待其一言而決」。
沒有袁世凱的這段時間,對良弼而言,稱得上是如魚得水,愜意非常。
生性剛強、不吃賄賂且富軍事思想的良弼無疑是清末皇族中的翹楚,得到了攝政王載灃和滿洲貴族的信任和擁戴,在親貴中顯得鶴立雞群。
鼓吹君憲,組織宗社黨以衛清室
良弼在骨子裡維護清王朝的統治,竭力鼓吹君主立憲。1911年3月,廣州將軍孚琦被革命黨人溫生才炸死,良弼憂心忡忡地說:「長此不變,禍在眉睫。」提出要釋放被關押的革命黨人,開國會,儘快實行君主立憲等,以消弭革命風潮。
是年10月10日,部分新軍在武昌發動起義。消息傳到北京,滿族親貴束手無策,「王公貴人皆氣餒,莫知所為」。良弼「獨與三數才傑朝夕規劃,外聯群帥,內安當國,思以立憲弭革命,救大局。上下皆恃以為重」。
良弼的主張是一手武裝鎮壓革命,一手搞君主立憲以籠絡民心。他為軍諮府制定了武裝鎮壓的計劃,並請命往前線督軍,欲奮戰而死,幻想以此支撐危局。在寫給友人廉泉的信中,他稱自己仍堅持君主立憲宗旨,「非到天荒地老,必立持不易」。
當起義各省屠殺滿人的謠言傳到北京後,有滿族親貴宣稱把北京內外之漢人盡數捕殺,以報復泄憤。良弼知道後,急忙向軍諮府大臣載濤陳述此計之謬,他說:「這種種族偏狹之見,恰好激動全國民憤,不特各地滿人無活路,而且自速亡國之慘。請即轉奏,把這種狂妄的蠻動取消了,本人等著聽候消息,如果是決而必行,那麼我便率同本協軍隊獨立了,不願與這班救亡無辦法,臨事只會搗亂的庸碌豎子們同遭奇禍。」
良弼說這些話時涕淚交下,載濤為之動容。
當清廷迫於形勢、欲起用袁世凱時,良弼曾堅決反對。他還暗自聯絡各旗軍都統上疏諫阻,條陳袁世凱不可用的理由,但沒能阻擋住袁世凱的復出,只有無奈地感嘆「亡清必袁」。
在袁世凱以內閣全體辭職要挾清廷接受退位條件時,良弼即主張批准袁世凱內閣辭職,組織皇族戰時內閣,自為全權大臣,總攬滿漢文武內外事宜,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為內閣總理,鐵良為大將軍,統率「討伐軍」南下鎮壓起義。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袁世凱與臨時政府的和談也在進行中。在1月12日清廷王公親貴的秘密集會上,奕?承袁世凱之意提出清帝退位的建議時,良弼與鐵良、載濤等堅決反對。
18日御前會議,奕?說除了在優待條件下自行退位,別無辦法。隆裕太后失聲痛哭。會後,良弼糾合30餘名皇族親貴,齊赴慶親王府包圍奕?,表示強烈反對清帝退位。
良弼看到袁世凱挾議和以自重,想用清室的退位來換取他的大總統寶座,而當權者又無所作為,便聯合一群王公貴族,組織宗社黨,並被推為首領。
他後來在遺言中說:「上年我奏請釋黨人,開國會,皆不我聽;今秋變起,請以禁軍赴前敵,又不我用,而委之蔭昌;內廷紛爭,外環四起,我宗社之亡將無日矣!我見政府不可為,始組織宗社黨。」
據日人宗方小太郎在《一九一二年中國之政黨結社》中所述,宗社黨「乃清帝退位以前,以清朝之皇族宗室及旗人為核心,以及食清朝之祿之義士為挽救宗社而組織之政治團體」。宗社黨的主要成員有軍諮使良弼、恭親王溥偉、肅親王善耆、貝勒載洵、鎮國公載澤、原陸軍部尚書鐵良等少數清室王公親貴,另有蒙古王公那彥圖和陝甘總督長庚、署陝西巡撫升允等蒙族重臣。
宗社黨的主要鬥爭對象是正在加緊進行逼宮活動的袁世凱。
19日,宗社黨甫一成立即用君主立憲維持會的名義,發布宣言《北京旗漢軍民函啟》,稱袁世凱「蔑視綱常,損辱國體」,「其居心更不可問」。
時人廖少游在《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中記載道:20日,「傳聞宗社黨運動成熟,京中將有暴動,袁內閣已處於危地」。;23日,「宗社黨上書袁內閣,其詞旨極為嚴厲,略謂欲將我朝天下斷送漢人,我輩決不容忍,願與閣下同歸澌滅。袁內閣覽之,恍若芒刺在背,意不自安」。
良弼曾說:「袁世凱脅迫朝廷,從中壟斷,這種其壞無比的東西,我們便叫他滾蛋,怕他真敢篡逆不成?」又向隆裕太后說:「太后把國事盡託付袁總理,還要我們旗人做什麼?袁世凱負國不忠,圖謀私利,要他何益?還不如罷斥回籍。」宗社黨還計劃當袁世凱再以內閣總理辭職相要挾時,便乘機斷然解散內閣,再由毓朗、載濤等出來組閣,由鐵良統帥清軍南下與革命軍決一死戰,良弼也自請隨軍南下作戰。如果戰敗,則遷都熱河,退保東北。良弼把這個秘密計劃告訴了馮國璋,馮國璋立即向袁世凱告密。
袁世凱由此更加確定了良弼和宗社黨是其逼宮道路上的最大阻力。良弼身為宗社黨的領袖和靈魂人物,袁世凱必欲除之而後快,遂指使其黨羽在北京街市散布說帖,有「先刺良弼,後炸鐵良,二良不死,滿虜不亡」等語。
袁世凱親自除掉良弼,並非難事,但袁、良之爭,舉朝皆知,袁若為此舉,則為下策中的下策,非但攸關個人名譽,還會激怒宗社黨,恐變生不測。於是老謀深算的袁世凱將良弼等宗社黨人對他逼宮和接受共和所產生的阻力,經相關渠道透露給了革命黨人,希冀借刀殺人。
對革命黨人而言,有軍事知識且思想頑固的良弼無疑是共和之路上的攔路虎。同盟會京津支部軍事部部長彭家珍決計刺殺良弼,他曾憤然對其同志說:「良弼,梟雄也,此獠不除,終為革命大患,吾不除之,人其謂我何!」
被袁世凱和革命黨人盯上的良弼,已經在劫難逃。
末世孤臣,一身終為清朝殉葬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人,畢業於四川武備學堂。曾被派赴日本考察軍事,在日本加入了同盟會。在刺殺良弼前,他是同盟會京津支部軍事部部長。
彭家珍為了刺殺良弼,事先做了周密細緻的準備工作。他弄到了一張良弼的照片和良弼好友奉天講武堂監督崇恭的一張名片。然後又派人去奉天,假借崇恭的名義打電報給良弼,說是要來北京共商大計。
26日夜,即臘八晚上,彭家珍以崇恭之名乘車先至軍諮府及良弼舊宅,均未遇見良弼,再到西城紅羅廠良弼宅前,出示崇恭名片求見。但因此日北洋將領聯名通電清廷請求「共和」,良弼為此正在肅親王善耆府中商議對策,並不在家。
彭家珍等候至深夜11時左右,仍不見良弼歸來,失望之餘,乘車離去。剛走出不遠,即迎頭遇見良弼歸來,彭家珍遂高叫一聲「賚臣」,但馬車去勢甚猛,良弼未應。彭家珍急忙掉轉馬車跟進,到大門外後,良弼下車,彭亦下車,口內喊:「崇恭拜會良大人。」良弼見彭家珍面生,且神色有異,心中便產生警覺,喝問道:「深夜至此,胡匆迫乃爾!」彭家珍也不回答,迅速從懷中掏出炸彈擲向良弼,轟然一聲,階石盡裂,逃避不及的良弼當場被炸斷左腿,暈倒在地。因距離太近,彈片觸石反擊彭家珍頭部,彭家珍當場犧牲。
良弼暈厥兩個時辰後醒來,對刺客彭家珍卻沒有恨意,有的是對烈士的惺惺相惜。他對母親說:「殺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又對幕僚說:「我死不足惜,惟清廷宗社從此滅亡為可慟耳……我死,清廷亦隨之亡也。」
良弼知道刺殺他之事絕不簡單,長嘆曰:「今日之害我者,即來日之奪國者。」他自知命在旦夕,於是口授遺折,稱自己「舉凡陸軍章制、教育規劃,靡不悉心贊劃」。請清廷「尊重信條,實行憲政,以挽將傾之國勢,而收已渙之人心」。29日夜,良弼在痛苦中死去,時年36歲。
坊間傳言,良弼的最後身死與袁世凱有關。當良弼被炸之時,家人請日本醫生搶救,良弼左腿被鋸掉,手術情形良好,生命可保。韓鋒在遺稿中說,良弼被炸後,到良宅慰問的新任民政部部長、袁世凱的心腹趙秉鈞,推薦了一位中醫,替良弼解除火毒,良弼服藥後,傷處巨痛,輾轉呼號而死。「外人傳說袁世凱忌良弼梟雄,故買囑醫生,以對攻之葯死之」。
真實情形究竟如何,恐怕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了。
良弼之死,客觀上非常有利於袁世凱的逼宮活動。梁士詒講述其時隆裕太后的恐懼情形道:「良弼被炸之日,京師風雲至急,入朝行禮後,隆裕太后掩面泣云:『梁士詒啊!趙秉鈞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們回去好好對袁世凱說,務要保全我們母子二人的性命!』趙秉鈞先大哭,誓言保駕。我亦不禁泫然。」
良弼死後,擁護清室的宗社黨解體,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15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大總統,辛亥革命的果實被篡奪,吳玉章甚至說:「袁世凱的逼宮竟因彭家珍刺殺良弼而獲成功。」
良弼在言行中顯出了落落不群的氣度,又頗有知兵之名,「有學有術」的端方稱讚他「才猷敏練,學術精深」,「其宅心忠亮,足備武學顧問之選」,時人將其與吳祿貞、藍天蔚並稱「士官三傑」。
但是良弼置身其間的清朝卻早已是千瘡百孔,顯出風雨飄搖的衰頹氣象,康乾盛世已成遙遠夢憶。慶親王奕?父子站在袁世凱一邊,對良弼行事多所掣肘。連鐵良後來都對良弼多有微詞,曾對人說良弼華而不實。如此看來,良弼在清室親貴中的真實處境其實也不容樂觀。
金梁《光宣小記》對良弼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權貴皆畏葸無遠志,君以一身撐拄其間」。然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良弼死後,「親貴喪膽,遜位議定。嗚呼,君其瞑哉!」
清朝的喪鐘早已敲響,而良弼卻裝作充耳不聞。他想促成朝廷儘早採用君主立憲政體,轉旋補救,以對抗共和革命。他的事業和人生最終因彭家珍的炸彈而倉促地畫上了句號,成了清王朝退場之前的無謂犧牲。
最終,良弼留給世人評說的,不過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徒勞和帶著一抹血色的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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