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社會治理的實踐與啟示

當前，我國正處於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時期，以北京、上海、廣州為代表的大城市出現的「城市病」與東京在不少方面存在相似之處。

東京作為日本的首都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重要的「世界城市」之一，其社會治理具有社區管理自治化、居民參與常態化、參與方式組織化、治理手段法治化和治理關係網路化等世界城市社會治理的共性特徵。在應對21世紀後出現的少子老齡化進程加快、民眾公共服務需求日益複雜等問題的過程中，東京因地、因時、因勢制宜，在治理主體、治理方式和治理規划上開展了頗具特色的創新實踐。

東京社會治理的做法

構建「多中心」，強調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總體來看，東京的社會治理形成了以居民為主角，地方自治體、非營利組織、志願者團體與企業等積极參与的主體多元化態勢。比如，新宿區在《城市建設基本構思與綜合計劃（2008—2017年）》中提出，區民是區政的主角，以「區民的、以區民的，為區民的區政」為目標，充分發揮町內會、非營利組織、企業、學校等機構以及當地精英分子的重要作用。澀谷區在《培養和支持下一代行動計劃（2010—2014）》中形成了以區役所在內的行政部門，保育園和學校等教育單位，非營利組織和志願團體等民間組織，以及家庭和企業等多元主體積極合作的局面。可見，東京的社會治理中，多元主體的參與協作越來越重要，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已成為東京社會治理的重要特徵。

凸顯「新公共」，強調社會治理方式協動性。所謂「新公共」，是指致力於構建「互助和有活力的日本社會」的市民們所共同擁有的「協動」場所。這一理念強調要建設人與人、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紐帶，使市民之間、地區之間更好地協同配合，共同建設富有活力的社會，特別是在教育、治安、防災、社會福利等領域重視民眾的協動。當前，越來越多的日本地方自治體開始關注社會治理領域中的「協動」。東京轄內幾乎每一個區都會在其區政經營和社區營造中強調「協動」，為推進當地居民、民間組織與政府共同承擔地區治理事務產生積極影響。比如，荒川區在營造「安全安心都市」規劃中，強調區民、町內會等地域團體、防災與防止犯罪相關政府部門以及企業間的協動。葛飾區在其社會治理整體規劃中，強調通過居民、政府和企業三方協動，推進文化、環境、交通、衛生、社會保障、學校教育等各項事業，進而全方位推進當地社會的發展。

著眼「地域力」，強調社會治理規劃的長期性。「地域力」泛指一個地域社會所擁有的綜合能力，主要包括地域資源蓄積力、地域自治力和民眾對地域的關心力。大田區將「地域力」界定為：以每一位區民個體為力量之源，包含自治會與町內會、企業、非營利組織等民間團體的合作，來解決預防犯罪、預防自然災害、社會福利、兒童保健、教育事業、產業發展、國際交流等地區問題，進而持續創造當地的吸引力。為推進當地「地域力」發展，東京及其轄內各自治體均重視社會治理規劃的長期性。杉並區於2012年確定了「杉並區基本構想：十年展望」，其中包括建設「抗災能力強，能安全放心生活的城區」「適宜居住，舒適而有力的城區」「綠意盎然，環境優美的城區」「健康長壽和相互支持的城區」，以及「培養人才，互相緊密聯繫且心靈豐富的城區」五個目標。基於以上「基本構想」，制定了為期10年的「綜合計劃」和具體的「實施計劃」，以此指導各項事業開展。

對我國社會治理的啟示

當前，我國正處於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時期，以北京、上海、廣州為代表的大城市出現的「城市病」與東京在不少方面存在相似之處。借鑒東京社會治理實踐中的有益經驗，創新合作形式、治理理念與頂層規劃，有助於妥善應對城市社會治理遭遇的諸多問題。

創新合作形式，推進多元治理。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大刀闊斧地推行了行政體制改革和基層民主制度創新，不斷提升社會治理能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多元化的社會治理主體也隨之逐漸興起。現代社會治理方式強調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社區和個人，通過構建平等合作的夥伴關係，依法對社會事務、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進行規範和管理，促進公共利益最大化。我們可以借鑒東京社會治理中提出的「新公共」「協動」理念，在環境保護、養老服務、防災減災等事關民生進步的諸多領域，建立起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之間的多樣化合作關係，不斷培育多元主體間的協同合作精神。充分激發公民的主人翁意識，發揮社區自治、村民自治的優勢，創新合作形式，引導公民將關注點從相對狹窄的個人生活領域擴展到社會公共領域中，提升公民參與公共生活的意願，逐漸搭建暢通公民、社會組織與政府合作的通道，推進政府主導的社會管理向多元主體協同的社會治理轉變。

創新治理理念，提升服務質量。隨著社會發展進程的加快，人民群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加，且更為複雜化多樣化。為有效滿足人民群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可以借鑒東京社會治理中的「匹配」理念，在治理過程中注重「共同目標、綜合視角、多角度溝通和協同合作」四個要素，積極服務區域衛生福利、城鄉發展、教育事業，促進信息集約化、協作常態化和地域活躍性提升。目前，許多省區市在改善民生的實踐中已經開展了有益探索。比如，廣東省多個社區在落實民生改善過程中，以社區居民需求為導向，探索在社區黨工委指導下，在社區居委會主導下，通過社區和諧共建，促進居民議事會討論民生事項，從「政府為民做主」向「政府與民共建」轉型的民生改革創新實踐，做到公共服務供給側與人民群眾需求側密切匹配，供給側發力，著眼需求側，不斷提升社會治理與公共服務供給水平。

創新頂層規劃，謀劃長治久安。我們已經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時期，要打好這場扶貧、發展攻堅戰，實現決戰決勝，一個重要基礎是發展的可持續性。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中強調，「可持續」是增加公共服務供給的重要方向，是檢驗公共服務質量的重要手段。要重視頂層規劃設計，著眼規劃的長期性，明確規劃構想，確定規劃目標，制定詳細計劃。從保證「基本規劃」可制定著眼，到推進「綜合計劃」可執行入手，最後到實現「實施計劃」具體化落腳。要聚焦精準化和經濟化，把規劃計劃細化為不同領域、類別和主題的實現路徑加以貫徹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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