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思】貧窮：光榮還是恥辱——西方歷史中的經濟生活與道德倫理

　　經濟生活與人類的物質需求密切相關，也是道德倫理一直關切的一片領域。20世紀有兩本把精神文化同社會經濟發展聯繫在一起進行研究的經典著作，一本是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另一本是亨利·托尼的《宗教與資本主義興起》。後者對前者做了一些批評及補充，共同梳理了西方歷史上經濟生活與道德倫理的互動、成因及其後果，其中涉及有關貧窮的價值觀念的轉變，可以給予我們一些啟示。

　　西方封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即基督教會的思想觀念)不贊同在經濟生活中謀利，因為貿易特別是追求過高利潤的交易在道德上有所虧欠。在經院哲學家的言論中，執著於追求更多的財富是貪婪的、有罪的表現。獲利是人的一種本性，但它就像好鬥和性本能一樣，是人性不完美的表現，不值得提倡和縱容。當時的法律雖然也承認和保護私有制，但這是對現實情況的妥協，而不是把它當作一種美好的制度。人們可以用合法手段獲得財富，前提是必須負起相應的責任：服務社會、供養窮人、隨時準備與其他需要的人分享財產。進一步說，救濟窮人不僅是富人的義務，還可以幫助富人完成自身使命、慰藉他們的靈魂。因為正如《聖經》中所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聖徒們(如聖弗朗西斯)不但為窮人濯足以示謙卑，甚至還會散盡家財、化身為一貧如洗的乞丐。然而，這種對貧窮的憐憫和推崇雖然能讓窮人受到一些安慰、庇護和恩惠，卻未能有效地改變中世紀社會階層固化、普遍貧窮的問題。

　　16世紀及其以後的宗教改革是西方價值觀念的一個分水嶺。宗教改革的先驅路德反對教會的放縱和腐敗，加爾文嘗試建立一個純凈的理想社會，其實他們更強調道德倫理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指導意義。不過，在宗教改革之後的一兩百年里，特別是隨著清教(基督新教的一支)的發展，對貿易和財富的警惕態度確實有所轉變。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清教徒們開始相信，以積聚財富為標誌的事業成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一個人是有福的選民;二是有一部分清教徒背井離鄉來到陌生的美洲大陸，在全新的環境中為了生存必須銳意進取。因此，儘管此時的新教倫理依然認同世間財富是為了實現精神追求的一種手段，強烈反對縱慾、炫耀和濫用財富，卻不再反對財富增長和資本積累。這就為現代資本主義精神鋪設了道路，塑造了資產階級的鮮明特質：他們致力於自己的「天職」，崇尚理性、個人奮鬥和井然有序的生活方式。以洛克為代表的思想家們開始強調私有制的現實意義，把保護私有權當作國家最重要的職責之一。

　　於是，在如何看待貧窮這一問題上，兩個時代的兩種觀念相去甚遠：封建社會鼓勵親自濟貧、行善積德，至少在理論上並不歧視窮人——他們與富人在靈魂上是平等的，甚至比富人更有可能被天國所接納;而資本主義時代忽視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不願原諒犯錯之人(例如《悲慘世界》中因偷竊麵包入獄多年的冉阿讓)，把貧窮當作是懶惰或其他道德缺陷的結果，對窮人表現出傲慢、鄙夷而非同情的態度。此時的社會風氣鼓勵人們通過奮鬥和勞動治癒由懶惰引起的疾病，用財富的增長證明自己事業的成就，進一步證明自己人生的價值;它不認同隨和、慷慨的援助是種美德，因為每個人都應對自己負責，過度的救濟於人於己都無有裨益。

　　如上所述，資本主義時代並非在經濟生活中摒棄道德的影響力，而是接納並進一步培育一種有利於它心安理得快速發展的「新道德」。這種新道德投射到立法之中，一個直接的產物是19世紀英格蘭的《新濟貧法》。它懲治「懶惰」的貧民，把救濟當作是最後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解決貧窮問題的辦法。其原則有兩點：第一，受救濟者必須在強制下勞動，且在工資和生活水平上低於普通勞動者;第二，只能在男女分開、管理嚴格的濟貧院內部接受救濟。這種摒棄對弱者同情之心、剝奪窮人尊嚴的做法顯然偏離了法律應當表現出來的正義與愛的原則，客觀上如同《共產黨宣言》所說，「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因而受到狄更斯和恩格斯等人的強烈批判，激勵他們寫出《霧都孤兒》《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樣的傳世之作。從19世紀至今，歷史又往前推進了一兩百年，在工人運動和世界大戰的洗禮下，西方世界的民主、人權等理念進一步完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經濟生活中都不再那麼匱乏溫情。不過，托尼所說的「對強者，它給予了無節制行使他們力量的自由;對弱者，它讓他們期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變成強者」的價值取向從未被徹底扭轉。

　　儘管梳理的是西方歷史上的現象，卻不難發現，有關貧窮的價值觀念及其轉變似乎並不陌生。傳統社會在道德上貶低經濟活動、警惕它危及人類的靈魂，而現代社會看重經濟生活、把貧富當作評價人生成功與否的最重要標準，這是東西方歷史的共性。從一方面來說，誇耀貧窮、將正常的經濟活動意識形態化，或是對它進行過多人為的、不切實際的干預，都被歷史證明無益於人們對幸福的追求。畢竟物質需求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物質上的富足有利於人類在精神上獲得進一步發展。因此，保障經濟生活健康有序地發展，確實是黨執政為民的必當之責。另一方面，經濟生活在任何時代都不是真空地帶，不可能與道德倫理相割裂，而是會受其牽引和影響。在一個西方世界都已經對百數年前資本主義精神進行反省的時代，尊重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通過依法治國維持經濟生活的正常秩序，應該是對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一個最基本要求，甚至可以說是最低要求。如同托尼所說：根本的問題並不在於禁止何種規則，而在於究竟尊重並且培育哪種品德;必須先有崇高的原則，才能指望良好的實踐。因此對於一個社會主義執政黨來說，更重要的是，在經濟建設之中必須體現我們的終極信仰，讓我們的核心價值觀貫穿其中，用它來引導經濟生活真正為民發展、成果與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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