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從梁庄王墓出土文物說起

2015-04-02 王紀潮 考古匯

2001年4月至5月, 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鍾祥市瑜坪山(今龍山坡) 發掘了明梁庄王朱瞻垍( 1411~1441)的墓葬, 出土文物5000 余件, 其中僅金、銀、玉器、珠寶等就有4800件。以往考古發掘的明代早期的親王墓葬並不少見, 但卻很少像梁庄王墓這樣出土如此之多的珠寶玉飾。這批文物製作精美, 文化也十分內涵豐富, 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它們不僅是反映明代禮儀典章制度、宗教生活的珍貴材料, 更為重要的是, 人們從這批文物之中發現了不少與鄭和下西洋這段歷史有關的文物, 這在明代出土文物中尚屬首次, 對認識鄭和下西洋的目的。

鄭和下西洋路線圖

鄭和下西洋的背景 明朝建國之初百廢待興, 朝廷以發展農業和安養生息為優先考慮。朱元璋告誡官員說: 「天下初定, 百姓財力俱困, 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起羽, 新植之木不可搖起根。」明朝對於周邊國家也以仁政為主,不輕啟兵釁, 把當時的朝鮮、日本、安南、占城、蘇門答臘等十五國列為「不征國家」,對耗費較大的海外貿易也不鼓勵提倡, 特別是當海外貿易威脅到政治穩定的時候, 明朝政府也是堅決停止的。文獻記載, 朱元璋多次下詔限制海外的朝貢貿易, 直到永樂時期這一政策才有所調整。

朱棣上台後, 國內經濟已較明初改善, 但洪武中後期的海禁政策不僅影響了民間的海外貿易也直接導致了朝廷奢侈品消費的匾乏。在商品經濟的繁榮情況下, 貴族、富商等階層的消費慾望自然會迫使朝廷逐漸放鬆明初制訂的海禁政策。在政治上, 以「靖難」為名當上皇帝的朱棣對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存有疑慮, 建文帝的影子始終是對朱棣繼承皇位合法性的威脅。朱棣即位當年( 1403) 就命福建都司造海船13 7 艘做遠航尋找建文帝的準備。今天雖有人考證說朱棣完全知道建文帝已死, 此舉特為做樣子。但在王權繼承合法性是頭等重要大事的專制社會中, 朱棣派鄭和下西洋的初衷與穩固自己的地位是絕對有關係的。在對外關係上, 新登基的朱棣也亟需向周邊各國表明他已君臨萬邦, 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 在他派鄭和下西洋執行「宣德化而柔遠人」 的使命之前, 就已先後18次向海外派出了使者。如學者所言, 其目的不外乎是「要跟那些可能藏匿廢帝的番邦君主宣布: 我朱棣才是合法的天朝皇位擁有者。同時……帝國的財政已經在長期的內戰中消耗殆盡, 需要對外貿易來補充。」(Louise Levathes,《當中國稱霸海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 第71頁)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就足以促使朱棣派遣鄭和進行下西洋的大規模活動。鄭和下西洋的實際後果也的確為改善國內經濟狀況和促進明朝與各國的友好關係起了積極作用。從歷史發展的後果來看, 無論鄭和下西洋最初的目的是什麼, 它本質上是明王朝向海外各國宣揚中華教化, 有促進中國與海外各國貿易的作用,只是對其作用不能過高估計。

貴族奢侈品的需求是下西洋的重要動因 鄭和下西洋的遠航船隊規模宏大, 每次下西洋的活動都有百餘艘, 多時有2 0 0 艘參加, 其中最大的「寶船」有12 帆, 載重1000噸, 能載官校、旗軍、水手等27670名。《明史》本傳說其寶船長四十四丈、廣十八丈, 其公開的目的是要「循西海諸國昭示恩威。擴往聖之鴻規, 著當代之盛典」。流行的觀念認為鄭和下西洋的主要原因是進行和平貿易。但是朝貢貿易的本質是「厚往薄來」,像這樣的規模持續下西洋幾三十年, 每次行程數萬里, 其中的耗費自然巨大。雖然說西洋諸國對明朝的瓷器、布匹、紗羅、彩絹、錦緞、漆器幣等用品有需求, 下西洋的官船可以載運這些貨品到海外; 同時在返程中也可以購買或交換中國所緊缺的海葯香料、瓷器染料、金銀珠寶、象牙犀角和珍奇異獸等, 如兩頭都獲利, 的確可以彌補些耗費, 但與過於龐大的耗費數額相比, 恐怕是杯水車薪。當時僅建造一般船的費用就需千餘金, 鄭和的寶船遠過於此, 花費應該是天文數字了。 這樣大規模的、長期的、不計成本的遠航如果說僅僅是為了貿易, 是難以為繼的。對朝廷而言, 並沒有從中獲利。明朝就有人批評說: 「三保太監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 縱得奪奇寶而回, 於國家何益? 此特一弊政。」(嚴從簡:《殊域周諮錄》卷8,中華書局1993 年,第307 頁) 於商人而言也未必能夠從中獲利。明萬曆間, 做海洋貿易的人曾告訴士大夫王起宗說,「中貴人(宦官) 時,每歲橫索珍奇以獻胭下, 名為方物, 商人坐此破產。」(張燮:《東西洋考》自序,中華書局2000 年, 第14 頁) 事情雖然是在明後期, 也反映出有明一代官方海洋貿易的實質是不平等的貿易。那麼, 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動幾近三十年, 其中必然有非貿易因素在起作用。也曾經有學者認為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封建統治者的政治需要, 而不是出於貿易原因, 認為是下西洋的非經濟目的最終導致其終止。這些「 非經濟目的」人們熟知的如搜尋建文帝、宣揚天威、鄭和本人信奉伊斯蘭教促使其遠至天方等。然而,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因卻多少被忽略, 這就是官僚貴族集團的迅速膨脹和對珠寶之類奢侈品需求的不斷增長。梁庄王墓出土文物中發現了大量來自西洋的珠寶為此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在梁庄王墓出土的5300 多件各類文物中, 珠寶玉器就佔了3500多件, 主要是用於反映貴族身份品級的各色飾物, 如玉帶、帽飾、手鐲等, 其中不乏精品。這些珠寶多來自東南亞的爪哇、暹羅, 南亞的錫蘭、印度、孟加拉和西亞的波斯灣等地。在記錄鄭和下西洋的主要著作如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和鞏珍的《西洋番國志》中, 作者們多次提到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地忽魯謨斯國。忽魯漠斯即今天波斯灣的霍爾木茲, 是當時東西方珠寶貿易的一個集散地。《瀛涯勝覽》《西洋番國志》提到忽魯謨斯有「青紅黃雅姑石, 紅刺、祖把碧、祖母剌、貓睛、金鋼鑽、珍珠」等7 種珠寶和各種撒白( 即琉拍、美玉)。這些鄭和從西洋帶回來的珠寶究竟是什麼樣子, 過去無從知曉。有幸的是, 梁庄王墓出土的這些文物使們在6 00年後第一次確認這些多是鄭和下西洋帶回中國的瑰寶。

雲形金鑲寶石飾

鑲寶石帽頂

金錠

在梁庄王墓出土的大量由鄭和下西洋所帶回的珠寶之中, 一件刻有銘文的金錠非常重要, 銘文明確標明它是來自西洋的貢金。它是目前惟一一件考古發現有銘文記載的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文物。金錠長13厘米, 寬9.8厘米,1937克,刻有「永樂十七年四月日西洋等處買到/ 八成色金壹錠伍拾兩重」 銘文。永樂十七年( 1419 ), 正是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歸來之時。鄭和第五次下西洋的具體時間是141 7 年5 月至141 9 年8 月,可以確定,該金錠就是鄭和寶船用所買的一批黃金在返回途中製作的。由於明朝親王婚禮有朝廷賞賜「定親禮物」金錠五十兩的制度, 因此這件由鄭和帶回存於內庫的金錠後來就賞賜給了梁庄王。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是非常特殊的一次, 一是蘇祿東國酋長巴都葛叭答剌( 巴都葛叭答刺後在中國逝世, 明朝以王禮葬之)、蘇祿西國酋長麻哈剌葛馬丁等率三百四十餘人回訪中國。二是諸番獻珍禽異獸。後者在鄭和所撰《婁東劉家港天婦宮石刻通番事迹記》碑和《天妃之神靈應記》碑中都予以特彆強調。該金錠銘文的發現不僅為鄭和第五次下西洋與各國進行朝貢貿易補充了寶貴的材料, 而且為證實梁庄王墓中的珠寶是鄭和下西洋的產物提供了可靠的證據。(文章為節選,摘自王紀潮《鄭和下西洋的正面意義有多大?》,《博覽群書》2005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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