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文學成就及其影響

徐志摩的文學成就及其影響

作為出身於鉅賈名門的富家子弟,又在劍橋那樣貴族化的學校受到深刻熏陶的人,徐志摩的思想性格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感召、對於西方文化的嚮往、深入頻繁的中西交往活動、活潑好動的個性和廣泛的社交生活,造就了徐志摩開闊的世界性文化視野。他的性格單純、熱情、衝動,思想駁雜、浮泛又多變化,既執著於對理想的追求又不免常常失望和痛苦,但始終不失快樂的基調。朱自清曾說,徐志摩「是跳著濺著不舍晝夜的一道生命水」[1],他也形容自己的性格:「我的心靈的活動是衝動性的,簡直可以說痙攣性的」(《落葉》)。正由於徐志摩性格的單純、透明的特性,其矛盾、駁雜的思想在創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而且,這種矛盾和駁雜還使他的詩作形成了一種多面體的結晶。

徐志摩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在他的不少作品裡都滲進了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為被壓迫者呼號的內容。面對黑暗腐朽社會底層民眾的痛苦生活,詩人吶喊著,要開放「寬闊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蠻的大膽的駭人的新歌」,鼓勵讀者「到民間去,聽衰老的,病痛的,貧苦的,殘毀的,受壓迫的,煩悶的,奴服的,懦怯的,醜陋的,罪惡的,自殺的」「靈魂的呻吟」(《灰色的人生》)。但徐志摩在本質上是一個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者。他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們的性靈。他的理想是個人的性靈得到最大自由的發展,並宣稱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只知道個人,只認得清個人,只信得過個人」,[2]並為尋求自由、愛、美而不停地歌唱。

他對理想是狂熱而堅執的,但思想又常常是矛盾、混亂的。尤其當嚴酷的現實與玫瑰色的理想形成尖銳對峙時,他失望、憂憤、痛心疾首,更因理想的狂熱、愛的深沉,使隨之而來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彆強烈。他卻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他曾讚美列寧的精神,卻又聲稱「不希望他的主義傳布。我怕他」;他曾歡呼冬宮的紅旗,稱那紅色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代表人類史里最偉大的一個時期」,「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落葉》),轉而又抨擊十月革命為「人類史上最慘刻苦痛的一件事實」[3]。這使他在創作中總是同情多於批判,傷感多於憤怒,憂嘆多於吶喊,頹唐多於昂奮,詩稿多呈「殘破的花樣」。

徐志摩複雜而認真的藝術實踐,創造了迷人的藝術奇觀。駁雜的主題表現、濃烈的情感抒發、多樣的形式嘗試、華麗的詞藻和靈動的韻律,是徐志摩詩歌創作的風格特色。在其十年創作歷程中,這種藝術風格又經歷了一個發展演變過程,其詩歌的情緒由早期的和諧、單純、昂揚、樂觀,到中期的複雜多元,失望、激憤與憂鬱日漸濃重,信心開始動搖,在希望與絕望的交戰中,矛盾與猶疑成為這一時期的特色;再往後,詩人的理想、信心趨於崩潰,終於跌入消沉的深淵,凄涼、頹喪、孤獨、恐懼、自卑和危機感、宗教神秘以及宿命意識合成了寒氣逼人的氛圍。在尋找解脫的努力中,徐志摩實際上完成了其詩情由浪漫主義的生機勃勃向西方「世紀末」乃至現代主義氣質的過渡。在這由暖而寒,由春色盎然到寒氣襲人的詩歌世界裡,惟一貫穿全部三個時期的主題是對美的禮讚。相對來說,展示自然美的詩歌多出於前兩個階段;情詩則大量集中在第三階段。同時,詩人的視野也隨著情緒的更替,經歷了由外而內的轉換,即從早期的朝向廣闊天地的眼光,轉變為後期的自我內心的觀察和體味。從詩歌藝術的角度看,他經歷了從早期的「情感無關闌的泛濫」到中後期的對詩歌形式的嚴謹而多樣的探索嘗試,創作了如《沙揚娜拉》、《為要尋一顆明星》、《再別康橋》和《雲遊》等一批融詩情、畫意、樂韻和建築形式美於一體的經典之作。

徐志摩對新文學的貢獻,還體現在其文學活動方面。作為新月詩派的代表作家,作為新月派的「盟主」,徐志摩的創作及其影響,總與新月派連在一起。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與他發生著密切的關係,他參與了新月派的整個活動,他的創作體現了新月流派鮮明特徵。

首先,從新月社成立到逐步形成一個文學流派——新月派,歷時約十年,徐志摩始終在其中起著重要的核心作用。他是前期新月詩派的核心成員,更是後期新月派的主要旗幟。1923年春,從英國回來不久的徐志摩就在北京辦起了新月俱樂部,俱樂部組織同仁舉行聚餐會,編戲演戲,吟詩作畫,逢年過節舉行年會、燈會。出於對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崇敬,徐志摩借用其一本詩集名字,提議以「新月」二字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得名。不過,在1925年以前,新月社仍屬沙龍性質的團體。1926年《詩鐫》的創辦,以及其撰稿人努力於中國新格律詩的創作和詩藝的探討,標誌著新月詩派的形成。除第三、四兩期由聞一多編輯,第五期由饒孟侃編輯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編,創刊和終刊時所發表的《詩刊弁言》和《詩刊放假》也是徐志摩執筆。1927年春,部分新月社成員因政局變化及其它種種原因,紛紛聚集上海。在徐志摩積極努力下,與聞一多、胡適、邵洵美、梁實秋、余上沅等作家一起,創辦了新月書店,新月派也進入了後期。1928年3月,徐志摩在光華、東吳、大夏大學等校任教的同時,又創辦了《新月》月刊。《新月》至1933年6月終刊,共出刊4卷43期,不僅刊出新月派成員的作品,也發表非新月派的郁達夫、巴金、丁玲、胡也頻等的作品。後期新月派的成員雖各有差異,但從事詩歌創作,研討新詩的傳統一直得以延續。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與陳夢家、邵詢美等又創辦了《詩刊》季刊,共出四期。同年9月,陳夢家從《詩鐫》、《新月》和《詩刊》選了18位詩人的80首新詩,編成《新月詩選》一書,從中大致見出新月詩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而在徐志摩因飛機失事去世後不到兩年,隨著《新月》的停刊,新月派的整個活動也就中止了。

其次,徐志摩不僅在理論上積極倡導,更在創作中努力實踐新月詩派的創作追求。自郭沫若的《女神》徹底衝決了傳統的詩詞形式,為新詩的發展開闢道路之後,確立新的藝術形式和美學原則,是新詩走向「規範化」,「使詩的內容及形式雙方表現出美的力量,成為一種完美的藝術」[4]的任務日漸迫切。於是,新月派詩人提出了「理性節制情感」的美學原則與詩歌形式格律化的主張。

1926年,聞一多借《詩鐫》提出了著名的新詩格律理論,包括「樂音的美(音節)」、「繪畫的美(詞藻)」和「建築的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5],被公認為新月派詩歌特色的一個標誌。徐志摩對聞一多十分尊崇,在《猛虎集·序文》里,更是坦誠地告白世人:「這五六年來,我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響」,在《詩刊弁言》中也聲稱「完美的形體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現」,詩人應當為新詩「搏造適當的軀殼」,尋找「詩文與各種美術的新格式與新音節」。同時,也對聞一多的格律化理論和創作上的偏向做出部分修正,認為「一首詩的字句是身體的外形,音節是血脈,"詩感』或原動的詩意是心臟的跳動,有它才有血脈的流轉」,而「單講外表的結果只是無意義乃至無意識的形式主義」[6],堅持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統一。

在詩歌創作中,徐志摩一方面繼續《志摩的詩》已經開始的體式探索。在《大帥》、《罪與罰(二)》中,引入戲劇對話和獨白,採用合乎人物身份的土白方言,通過具有一定戲劇性的情節,表現人物的獨特命運與感情,由此反映軍閥統治下下層民眾的不幸。另一方面努力剋制早期那種「像是山洪暴發,不分方向的亂沖」的情感,有意識地改變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努力將情感的抒發與意象的營造、節奏的控制和音韻的選擇和諧地結合,創作出如《再別康橋》這樣近乎完美的抒情篇章。

朱自清曾說過:「現代中國詩人須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7]但正因為徐志摩的詩名太大,往往使人們相對輕視了其散文成就。其實,同時代的不少作家如周作人、沈從文、梁實秋、楊振聲等,都對徐志摩的散文給予了高度評價。周作人在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卷》時,所收徐志摩的作品最多。他將徐志摩的散文歸於「流麗輕脆」的一類,「彷彿是鴨兒梨的樣子」,認為其特色是在白話的基礎上加入古文、方言和歐化成分,從而使引車賣漿之徒的話成為富有表現力的文章,僅就文體而言就是一個很大的貢獻。徐志摩散文的特色在於坦誠率真,在情感及其表達上沒有絲毫的做作和矯飾,哪怕按照習俗認為是丟臉的事,他也會在文章中直捷地說出;同時,其想像力的闊遠超脫、無羈無束,其詞藻的華麗秀逸,其音韻的富於節奏和旋律感,都在現代文壇上獨樹一幟。若按照內容來分,他的散文可分為寫景抒情、描述所崇拜的偶像及其創作、自我剖析、議論時政和懷悼親友等五類。這五類散文各具特色,而又尤以第一類最能體現其散文的特點。所有這些散體文字,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其詩歌情感的另一種形式的表達。楊振聲描述徐志摩的散文特色道:「那用字,有多生動活潑!那顏色,真是"濃得化不開』!那聯想的富麗,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態度與口吻,夠多輕清,多頑皮,多伶俐!而那氣力也真足,文章里永遠看不出懈怠,老那樣像夏雲的層涌,春泉的潺湲!」。[8]

徐志摩短短的一生,為中國新文學留下了一份獨特的遺產。他以一顆單純到透明的童心,把對自然的執著愛戀,對自由、美和愛的熱烈追求,對生命的真摯崇拜,對人世悲歡的感慨,對性靈的讚美歌唱,用豐潤優美的詩的語言,嚴謹又多樣的詩的形式,幽遠含蓄的詩的意境,奇麗不羈的詩的想像,親切又洒脫地表達出來,喚取了幾代讀者的美的情感。儘管由於意外的早逝,徐志摩的詩藝還沒有來得及在整體上達到完美的境界,但其大膽多樣的探索精神,已經取得的詩藝成就,已經在中國現代新詩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1]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第八集)導言,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出版。

[2] 徐志摩:《列寧忌日——談革命》,見《落葉》北新書局1926年出版。

[3] 同前注。

[4] 於賡虞:《志摩的詩》,載《晨報·學園》1931年12月9日

[5] 聞一多《詩的格律》,載《晨報副刊·詩鐫》第七號,1926年5月13日出版。

[6] 載《晨報副刊·詩鐫》第1號,1926年4月1日出版。

[7]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第八集)導言,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出版。

[8] 楊振聲:《與志摩的最後一別》,載1932年1月《新月》第4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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