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文學成就及其影響
作為出身於鉅賈名門的富家子弟，又在劍橋那樣貴族化的學校受到深刻熏陶的人，徐志摩的思想性格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感召、對於西方文化的嚮往、深入頻繁的中西交往活動、活潑好動的個性和廣泛的社交生活，造就了徐志摩開闊的世界性文化視野。他的性格單純、熱情、衝動，思想駁雜、浮泛又多變化，既執著於對理想的追求又不免常常失望和痛苦，但始終不失快樂的基調。朱自清曾說，徐志摩「是跳著濺著不舍晝夜的一道生命水」[1]，他也形容自己的性格：「我的心靈的活動是衝動性的，簡直可以說痙攣性的」（《落葉》）。正由於徐志摩性格的單純、透明的特性，其矛盾、駁雜的思想在創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而且，這種矛盾和駁雜還使他的詩作形成了一種多面體的結晶。
徐志摩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在他的不少作品裡都滲進了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為被壓迫者呼號的內容。面對黑暗腐朽社會底層民眾的痛苦生活，詩人吶喊著，要開放「寬闊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蠻的大膽的駭人的新歌」，鼓勵讀者「到民間去，聽衰老的，病痛的，貧苦的，殘毀的，受壓迫的，煩悶的，奴服的，懦怯的，醜陋的，罪惡的，自殺的」「靈魂的呻吟」（《灰色的人生》）。但徐志摩在本質上是一個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者。他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們的性靈。他的理想是個人的性靈得到最大自由的發展，並宣稱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只知道個人，只認得清個人，只信得過個人」，[2]並為尋求自由、愛、美而不停地歌唱。
他對理想是狂熱而堅執的，但思想又常常是矛盾、混亂的。尤其當嚴酷的現實與玫瑰色的理想形成尖銳對峙時，他失望、憂憤、痛心疾首，更因理想的狂熱、愛的深沉，使隨之而來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彆強烈。他卻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他曾讚美列寧的精神，卻又聲稱「不希望他的主義傳布。我怕他」；他曾歡呼冬宮的紅旗，稱那紅色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代表人類史里最偉大的一個時期」，「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落葉》），轉而又抨擊十月革命為「人類史上最慘刻苦痛的一件事實」[3]。這使他在創作中總是同情多於批判，傷感多於憤怒，憂嘆多於吶喊，頹唐多於昂奮，詩稿多呈「殘破的花樣」。
徐志摩複雜而認真的藝術實踐，創造了迷人的藝術奇觀。駁雜的主題表現、濃烈的情感抒發、多樣的形式嘗試、華麗的詞藻和靈動的韻律，是徐志摩詩歌創作的風格特色。在其十年創作歷程中，這種藝術風格又經歷了一個發展演變過程，其詩歌的情緒由早期的和諧、單純、昂揚、樂觀，到中期的複雜多元，失望、激憤與憂鬱日漸濃重，信心開始動搖，在希望與絕望的交戰中，矛盾與猶疑成為這一時期的特色；再往後，詩人的理想、信心趨於崩潰，終於跌入消沉的深淵，凄涼、頹喪、孤獨、恐懼、自卑和危機感、宗教神秘以及宿命意識合成了寒氣逼人的氛圍。在尋找解脫的努力中，徐志摩實際上完成了其詩情由浪漫主義的生機勃勃向西方「世紀末」乃至現代主義氣質的過渡。在這由暖而寒，由春色盎然到寒氣襲人的詩歌世界裡，惟一貫穿全部三個時期的主題是對美的禮讚。相對來說，展示自然美的詩歌多出於前兩個階段；情詩則大量集中在第三階段。同時，詩人的視野也隨著情緒的更替，經歷了由外而內的轉換，即從早期的朝向廣闊天地的眼光，轉變為後期的自我內心的觀察和體味。從詩歌藝術的角度看，他經歷了從早期的「情感無關闌的泛濫」到中後期的對詩歌形式的嚴謹而多樣的探索嘗試，創作了如《沙揚娜拉》、《為要尋一顆明星》、《再別康橋》和《雲遊》等一批融詩情、畫意、樂韻和建築形式美於一體的經典之作。
徐志摩對新文學的貢獻，還體現在其文學活動方面。作為新月詩派的代表作家，作為新月派的「盟主」，徐志摩的創作及其影響，總與新月派連在一起。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與他發生著密切的關係，他參與了新月派的整個活動，他的創作體現了新月流派鮮明特徵。
首先，從新月社成立到逐步形成一個文學流派——新月派，歷時約十年，徐志摩始終在其中起著重要的核心作用。他是前期新月詩派的核心成員，更是後期新月派的主要旗幟。1923年春，從英國回來不久的徐志摩就在北京辦起了新月俱樂部，俱樂部組織同仁舉行聚餐會，編戲演戲，吟詩作畫，逢年過節舉行年會、燈會。出於對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崇敬，徐志摩借用其一本詩集名字，提議以「新月」二字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得名。不過，在1925年以前，新月社仍屬沙龍性質的團體。1926年《詩鐫》的創辦，以及其撰稿人努力於中國新格律詩的創作和詩藝的探討，標誌著新月詩派的形成。除第三、四兩期由聞一多編輯，第五期由饒孟侃編輯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編，創刊和終刊時所發表的《詩刊弁言》和《詩刊放假》也是徐志摩執筆。1927年春，部分新月社成員因政局變化及其它種種原因，紛紛聚集上海。在徐志摩積極努力下，與聞一多、胡適、邵洵美、梁實秋、余上沅等作家一起，創辦了新月書店，新月派也進入了後期。1928年3月，徐志摩在光華、東吳、大夏大學等校任教的同時，又創辦了《新月》月刊。《新月》至1933年6月終刊，共出刊4卷43期，不僅刊出新月派成員的作品，也發表非新月派的郁達夫、巴金、丁玲、胡也頻等的作品。後期新月派的成員雖各有差異，但從事詩歌創作，研討新詩的傳統一直得以延續。
其次，徐志摩不僅在理論上積極倡導，更在創作中努力實踐新月詩派的創作追求。自郭沫若的《女神》徹底衝決了傳統的詩詞形式，為新詩的發展開闢道路之後，確立新的藝術形式和美學原則，是新詩走向「規範化」，「使詩的內容及形式雙方表現出美的力量，成為一種完美的藝術」[4]的任務日漸迫切。於是，新月派詩人提出了「理性節制情感」的美學原則與詩歌形式格律化的主張。
1926年，聞一多借《詩鐫》提出了著名的新詩格律理論，包括「樂音的美（音節）」、「繪畫的美（詞藻）」和「建築的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5]，被公認為新月派詩歌特色的一個標誌。徐志摩對聞一多十分尊崇，在《猛虎集·序文》里，更是坦誠地告白世人：「這五六年來，我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響」，在《詩刊弁言》中也聲稱「完美的形體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現」，詩人應當為新詩「搏造適當的軀殼」，尋找「詩文與各種美術的新格式與新音節」。同時，也對聞一多的格律化理論和創作上的偏向做出部分修正，認為「一首詩的字句是身體的外形，音節是血脈，"詩感』或原動的詩意是心臟的跳動，有它才有血脈的流轉」，而「單講外表的結果只是無意義乃至無意識的形式主義」[6]，堅持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統一。
在詩歌創作中，徐志摩一方面繼續《志摩的詩》已經開始的體式探索。在《大帥》、《罪與罰（二）》中，引入戲劇對話和獨白，採用合乎人物身份的土白方言，通過具有一定戲劇性的情節，表現人物的獨特命運與感情，由此反映軍閥統治下下層民眾的不幸。另一方面努力剋制早期那種「像是山洪暴發，不分方向的亂沖」的情感，有意識地改變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努力將情感的抒發與意象的營造、節奏的控制和音韻的選擇和諧地結合，創作出如《再別康橋》這樣近乎完美的抒情篇章。
朱自清曾說過：「現代中國詩人須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7]但正因為徐志摩的詩名太大，往往使人們相對輕視了其散文成就。其實，同時代的不少作家如周作人、沈從文、梁實秋、楊振聲等，都對徐志摩的散文給予了高度評價。周作人在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卷》時，所收徐志摩的作品最多。他將徐志摩的散文歸於「流麗輕脆」的一類，「彷彿是鴨兒梨的樣子」，認為其特色是在白話的基礎上加入古文、方言和歐化成分，從而使引車賣漿之徒的話成為富有表現力的文章，僅就文體而言就是一個很大的貢獻。徐志摩散文的特色在於坦誠率真，在情感及其表達上沒有絲毫的做作和矯飾，哪怕按照習俗認為是丟臉的事，他也會在文章中直捷地說出；同時，其想像力的闊遠超脫、無羈無束，其詞藻的華麗秀逸，其音韻的富於節奏和旋律感，都在現代文壇上獨樹一幟。若按照內容來分，他的散文可分為寫景抒情、描述所崇拜的偶像及其創作、自我剖析、議論時政和懷悼親友等五類。這五類散文各具特色，而又尤以第一類最能體現其散文的特點。所有這些散體文字，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其詩歌情感的另一種形式的表達。楊振聲描述徐志摩的散文特色道：「那用字，有多生動活潑！那顏色，真是"濃得化不開』！那聯想的富麗，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態度與口吻，夠多輕清，多頑皮，多伶俐！而那氣力也真足，文章里永遠看不出懈怠，老那樣像夏雲的層涌，春泉的潺湲！」。[8]
徐志摩短短的一生，為中國新文學留下了一份獨特的遺產。他以一顆單純到透明的童心，把對自然的執著愛戀，對自由、美和愛的熱烈追求，對生命的真摯崇拜，對人世悲歡的感慨，對性靈的讚美歌唱，用豐潤優美的詩的語言，嚴謹又多樣的詩的形式，幽遠含蓄的詩的意境，奇麗不羈的詩的想像，親切又洒脫地表達出來，喚取了幾代讀者的美的情感。儘管由於意外的早逝，徐志摩的詩藝還沒有來得及在整體上達到完美的境界，但其大膽多樣的探索精神，已經取得的詩藝成就，已經在中國現代新詩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1]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第八集）導言，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出版。
[2] 徐志摩：《列寧忌日——談革命》，見《落葉》北新書局1926年出版。
[3] 同前注。
[4] 於賡虞：《志摩的詩》，載《晨報·學園》
[5] 聞一多《詩的格律》，載《晨報副刊·詩鐫》第七號，
[6] 載《晨報副刊·詩鐫》第1號，
[7]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第八集）導言，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出版。
[8] 楊振聲：《與志摩的最後一別》，載1932年1月《新月》第4卷第5期。
推薦閱讀：
※他的「毒舌」讓徐志摩都招架不住，可百年來的中國卻真得感謝他
※徐志摩的那些傷 那些話
※徐志摩在巴里坤一首詩！
※《再別康橋》徐志摩
※文學作品-古典文學------徐志摩與梁啟超的師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