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你不了解的真相

今天技術領域的快速發展，讓我們想起1929年經濟崩潰前的那段歲月：技術趁著過去的發展勢頭，挾著不被人知的亞里士多德主義認識論的殘跡，陷入興奮而狂亂的擴張之中，卻忽略了其理論基礎早已被透支幹凈的事實——在自然科學理論領域，這一理論基礎無法整合或解釋他們自身的數據，科學家無異於助長了原始神秘主義的復甦。在人文科學領域，雖然經濟崩潰已經過去，但是經濟大蕭條開始，科學幾乎全然崩潰。

最明顯的例子見於如心理學和政治經濟學等新興學科領域中。在心理學中，學者們容易在忽略自身意識的事實情況下嘗試研究人類的行為。在政治經濟學中，我們也注意到，學者們企圖撇開人而研究和設計社會體系。

哲學的使命是界定和規範指導一般意義上的人類知識和個別意義上的具體科學的認識論標準。政治經濟學在19世紀後康德學派瓦解後進入鼎盛時期，當時沒有人想到要檢查其前提或挑戰其基礎。政治經濟學毫無保留地、不加批判地、錯誤得將集體主義的基本信條作為自身的公理繼承下來。

政治經濟學家——包括資本主義制度擁護者——將他們的學科定義為對一個「社會」（共同體）或一個國家「資源」的管理、指導、組織或操控的研究。所謂「資源」的本質並沒有定義；其公有產權被認為理所當然的，而且政治經濟學的目標就是研究如何利用這些「資源」實現「共同的善」。

最重要的「資源」是人本身，而人是具有特定才能和需求的特殊本質存在，但是政治經濟學對這樣的事實即使有所關注，也只是蜻蜓點水而已。人僅僅被當作生產要素之一，與土地、森林、礦藏一樣，是無足輕重的要素，因為人們研究得更多的是其他要素的影響和性質，而不是人的作用和性質。

政治經濟學，事實上是一門從中途啟程的學科。它觀察研究人的生產和交易，於是，它就理所當然地認為人總是在做這些事情，並將永遠做這些事情——它將這作為一個給定的事實接受，而無需進一步思考——並且，它致力於如何設計出最好的辦法來安排人類活動。

關於人的這種部落觀的原因有許多。其一，是利他主義的道德觀；其二，政治上的國家統治主義在19世紀知識分子中日益盛行。從心理學角度而言，主要原因是靈魂與肉體二分論，日益滲透到整個歐洲文化中：物質生產被認為是與智力無關的低層次工作，自人類歷史有文字記載以來，就是奴隸或農奴的工作。奴隸制度一直以這樣或那樣的形態持續到19世紀，只有到資本主義制度出現以後，才從政治上被廢止，但不是在思想上被消滅。

對歐洲文化而言，人作為自由獨立個體的概念是極為陌生的。追根溯源，歐洲文化是一種部落文化；歐洲人認為，部落是一個整體、統一體，而人只不過是其隨時可以犧牲的細胞。這種觀念同時適用於這樣的統治者和被奴役者：統治者只有在為部落服務時才擁有特權，這種服務被看作是一種高尚的命令，這裡的服務即提供武裝力量或軍事防禦。但是貴族也跟奴隸一樣：是部落的奴隸，他的生命和財產屬於國王。

我們必須記住：私有財產制度，作為完整法律意義上的專門術語，是到了資本主義時代才出現的概念。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存在著事實上的私有財產權，卻並不存在法律意義上的私有財產權，換而言之，私有財產權只獲得了傳統的默許，卻不是一種權利，也沒有得到法律上的認可。在法律和原則上，所有財產屬於部落首領、國王或者經他允許持有，但任何時候都可能因他個人意願而瞬間喪失這種權利。（在整個歐洲歷史中，國王能夠也確實可以隨時徵用那些桀驁不馴的貴族的財產。）

歐洲知識分子從來沒有完全理解美國式哲學中關於人權利的概念。歐洲關於人的解放的主流思想是，將由國王掌握絕對所有權的奴隸這種觀念轉變為由「人民」掌握絕對所有權的奴隸的這種觀念。也即，從部落首領的奴隸向整個部落的奴隸轉變。歐洲知識分子的思想中是無法接受「人不屬於部落」這種觀念的，他們把通過暴力統治物質生產者的特權看作是貴族階層的象徵。

由此，歐洲思想家沒有注意到這樣的事實：19世紀，划槳的奴隸已經被蒸汽船的發明者取代了，鄉村鐵匠已經被鐵爐的擁有者取代了，而他們仍以「工薪奴隸」之類的概念進行思考（如此矛盾的術語）如「僱傭奴隸制」，他們大談「工業企業家反社會的自私企自利，他們向社會大量掠奪，卻從不回報社會。」——他們仍然毫不懷疑的接受這樣的公理：即財富是無名的、屬於社會的、部落的產品。

上述觀念至今仍未受到挑戰；它是當代政治經濟學隱含的假設和基礎。

作為該觀點及其結果的例子，下面我將引用《不列顛百科全書》中關於「資本主義」詞條來說明這種觀點及其結果。這篇文章沒有對資本主義這個概念下定義；一開頭就做出了如下表述：

資本主義這一概念用以描述自封建制度瓦解後在西方世界佔主導地位的經濟體制的術語。被稱為資本主義制度的關鍵是除了人之外的生產資料（土地、礦藏、工業廠房等，統稱為資本）的私人所有和那些為僱主出賣勞力卻沒有資本的自由工人之間的關係。工資談判決定了勞動階級與資本主義企業家之間關於社會總產品的分配份額。

（我還想引用《阿特拉斯聳聳肩》中蓋茨描述集體主義信條的一段演講：工業家——停頓——沒有這樣的企業家。工廠是一種像樹、岩石或者泥巴一樣的『自然資源』。）

百科全書中是這樣解釋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功的：

社會剩餘?的生產性利用是資本主義制度超越之前其他經濟制度的特殊優勢所在。掌握社會剩餘的人沒有去建造金字塔和大教堂，而是將社會剩餘投資於船舶、商店、原材料、製成品以及其他物質形式的財富。社會剩餘由此轉化為生產能力的擴大。

這裡所說的是這樣一個時代，當時歐洲的人口處於貧窮之中，兒童死亡率達到50%，生存狀況，周期性的饑荒消除了前資本主義經濟時代無法供養的剩餘人口。然而，由於沒有區分通過徵稅獲得的財富與勤奮勞動獲得的財富之間的差別，百科全書強調，資本家「掌握」和「選擇投資」是以前的剩餘財富，而這正是後來引起那個年代巨大繁榮的根源。

什麼是「社會剩餘」？這篇文章未給出定義或解釋。意味著有個「標準」。如果長期疾病與飢餓水平上的生存與這個標準不同。這個標準是什麼？文章並沒有給出答案。

當然，並不存在所謂的「社會剩餘」這回事。所有的財富是某個人創造並屬於某個人的。「使資本主義制度超越先前所有的經濟制度的特殊優勢」是自由（百科全書中沒有解釋這個概念，自由這個概念意味深長），自由促使財富的創造而不是掠奪財富。

下面我將討論那篇可恥的文章（在許多方面都是可恥的，而不僅僅是在學理上）。在這一點上，我引用它只是為了簡要的說明當今政治經濟學背後所隱含的部落假設。這假設同樣存在於資本主義的反對者和捍衛者中；假設為前者提供某種內在一致性，為後者提供一種微妙卻引人注意的道德偽善光環，從而使他們喪失戰鬥力，因為他們企圖嘗試通過「公共物品」、「服務於消費者」或者「資源分配的最佳方式」 （誰的資源呢？）等等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

為了理解資本主義制度，就必須認真審視部落假設，並對其予以批判。

人類不是一個整體、一個有機體或者一座珊瑚叢。從事生產和交易的實體是人。所有關於人的科學研究必須從人開始，而不能把人作為「共同體」這種意義不明確的總量來進行研究。

這個問題代表了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在認識論上的重大差異，是前者屈居於後者的原因之一。物理科學不允許（至少目前還沒有）忽視或者不管其研究對象的性質。如果忽視了這一點，那就意味著：天文學不研究整個星空，卻不會研究單個的恆星、行星和衛星，或者醫學在沒有確定健康的知識或標準的情況下就研究疾病，它以醫院為整體研究對象，而不是關注於個體的病人。

通過研究人，我們可以深入地了解社會；但是這個過程卻無法被逆轉：只研究社會——研究我們從來沒有明確界定的實體之間的關係——我們不可能了解人，但這卻是大多數政治經濟學家採用的方法論。他們的態度可以總結成一句大家沒有明說明，但卻都能接受的話：「人是可以代入方程的某種東西」，而人當然不是這樣的，於是就形成這樣一個可笑的局面：政治經濟學家儘管強調其學科的實用性，但他們的抽象理論從來就與人的具體行為沒有多大關係。

這也導致一種他們看待人與事的令人困惑的雙重標準或者雙重視角：他們觀察一位鞋匠，容易得出他為了謀生而工作；但作為政治經濟學家，根據部落假設他們將之陳述為他的目的（或義務）是為社會供應鞋子。他們觀察一個沿街乞丐者，將之定義為懶漢；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他變成了「至高無上的消費者」。當聽到共產主義理論宣稱，所有財產歸國家所有，他們會斷然反對這種宣傳，十分忠誠地感到，他們要與共產主義鬥爭到底；但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他們認為政府職能是實現「財富的公平再分配」；並且，他們認為商人是國家「自然資源」最佳、最有效率的託管人。

這裡有一個基本假設（和哲學上的疏忽）：這就是部落假設。

要想拒絕這種假設，必須從頭開始——當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以及評價各種不同的社會制度的時候——我們必須辨別人的本，也就是，把人與其他生物區別開來的根本特徵。

（人的（理性）是他生存的基本手段）

人的根本特質是他的理性能力。人的理性是他生存的基本手段——是他獲得知識的唯一方式。

「人不可能像動物一樣純粹依靠知覺的引導而生存。如果沒有簡單的思考過程，就無法滿足其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他需要通過思考，以發現如何種植並收穫他的食物或如何製作狩獵工具。他的知覺可以指引他到一個洞穴，這個洞穴或許完全可以居住，但是他需要修建一座哪怕是最簡單的茅屋，他也需要經過一番思考。

感知和本能不可能告訴他如何生火，如何織布，如何製作工具，如何製作輪子，如何建造飛機，如何做闌尾切除術，如何生產電子管或晶體管或電子回旋加速器或者一盒火柴。然而，他的生活所需要的知識，只有通過一系列的意識選擇行動，即思考過程才能提供。」 （安·蘭德，《自私的德性》中「客觀主義道德」）

思考過程是一個高度複雜的辨析和整合的過程，只有在個體的心智中可以展開。世界上並不存在「集體大腦」。人們可以相互學習，但是學習需要經過每一個個體的思考過程。在新知識的發現過程中人們可以合作，但合作需要每個科學家獨立運用他的理性才能。人是唯一一種可以代代相傳並擴展其知識的生物，但這種傳承需要經過每個繼承者的思考過程。我們看到，在文明瓦解時期，在人類發展史上的黑暗時期，由於活著的人不能、不願或者不準思考，人類數個世紀的知識積累就消失殆盡了。

為維持自己的生命，每種生物都會遵循其本性所要求的特定行為規範。維繫人類生命最基本的活動是心智：人們所需要的一切都需藉助他的心智發現，通過努力去創造。生產就是把理性用於解決生存問題的實踐。

如果有人選擇不思考，他只能通過模仿和重複他人已發現的生活方式而生存——但是這也得其他人發現這種生活方式才行，否則誰也無法生存。如果某些人不思考或工作，他們可以通過搶奪他人所生產的物品而暫時生存，但是也得其他人創造出這些物品，否則誰也無法生存。在這個問題上，暫且不談某個人或者某些人做出何種選擇，不論他們的選擇偏好是如何盲目、非理性或者邪惡，事實依然是：理性是人維持生存的手段，而人類是繁榮還是衰落、是生存還是毀滅，取決於其理性的程度。

由於知識、思想和理性行動是個人才有的，由於是否選擇發揮理性的天賦取決於個人，人要維持生存就必須保證那些進行思考的人不受那些不思考的人干擾。由於沒有人是全知全能的，也沒有人永遠不出錯，因此，每個人都有根據自己的理性判斷自由地決定是贊成他人還是反對他人，是合作還是自己獨立行動。自由是人類心智的基本必要條件。

理性的心智不可能在強制之下運轉；它不可能使自己對現實的把握屈從於任何人的命令、指揮和控制；它不會為了他人的建議、威脅、願望、計劃、「福利」而犧牲其知識，犧牲其對真理的看法；這種心智可以被他人所拘束，可以被鉗制言論、被放逐、被監禁，或被摧毀，但是卻不可能被強制；手槍不是論據（這方面的例子和象徵是伽利略）。

正是靠這種心智的運轉和未遭破壞的完整性，靠毫不妥協的創新者，人類獲得了其一切知識和成就（見《源泉》）。正是靠這種心智，人類得以維持生存。（見《阿特拉斯聳聳肩》）

（個人權利的概念，是指社會對人的理性本質）

同樣的原則適用於所有人，適用於所有具有不同能力和抱負的人。如果一個人受其理性判斷的指引，他就可以獲得維持自己生存所必須的東西，因而也就可以成功地維持其作為人的生存並獲得幸福；如果他的行為違反理性，他就會自我毀滅。

個人權利的概念，是指社會對人的理性本質、以及他的生存與他運用理性進行實踐之間的關係的承認。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權利」一種界定並限制個人在社會脈絡中行動自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權利」一種界定並限制個人在社會脈絡中行動自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權利」一種界定並限制個人在社會脈絡中行動自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權利」一種界定並限制個人在社會脈絡中行動自 由範圍的道德原則，這些權利源自人本質是理性存在他按照己獨特模 由範圍的道德原則，這些權利源自人本質是理性存在他按照己獨特模 由範圍的道德原則，這些權利源自人本質是理性存在他按照己獨特模 式生存的必要條件。

生命權是包括財產權在內所有權利的源泉（有關權利的全面討論，建議參考附錄中的「人權」（Man』s Right）一文，和《自私的德性》(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一書中「集體權利」）

對於政治經濟學而言，有必要最後強調一點：人是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命而不得不從事工作和生產， 他不得不依靠自己的 努力，使用他們的心智來養活自 己。如果他不能掌握經過自身努力生產出來的產品，他就無法掌握自己努力； 如果他無法掌握自己的努力，也就不能掌握生命。沒有財產權，就無法行使其他權利。

（生命權是包括財產權在內所有權利的源泉）

我們應該記住上述這些事實，然後考慮下面這個問題：什麼樣的社會制度更適合於人。

一種社會制度就是蘊含於該社會的法律、和政府之中整套道德 —— 政治 —— 經濟原則，它決定著生活在既定的地理區域中人們內部的關係以及聯合的條款。顯然，這些關係有賴於社會承認人的理性本質，而他們是屬一個理性人 的社會，還是屬於蟻穴這套體制完全不同。顯然如果人都承認所有是自由、獨立的個體，都承認每個人是他自己的目的，這會是一 種情形；而如果人人都以為 所有是機器的一個零部件，每個人都將別人視為實現自己以及「作為一個整體的機器」目的的手段，就完全是另種情形了。

確定一種社會制度的性質，我們只需要問兩個根本問題（或者說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該社會制度是否承認人的權利？以及該社會制度是否禁止存在人際關係中使用暴力？對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是對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的實際運用而已。

人到底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個體，擁有自己的身體、心智、生命、勞動及其產品？還是部落（國家、社會、集體）的財產，部落可以隨意處置他，可以指定其信念，可以指導他的生活方向，可以控制他的勞動並徵用他的產品？人有權為自己而存在？還是生於枷鎖之中，只能成為部落的契約僕役（indentured servant），必須通過服務於部落才能贖回自己的生命，而永遠不能自由地掌握自己的生命？

這是第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剩下的問題是其產生的結果及其實際操作問題。最根本的問題是：人是自由的嗎？

在人類歷史上，資本主義是唯一能給出肯定答案的制度。

資本主義是建立在承認包括財產權在內的個人權利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在這樣的社會中，所有的財產都為個人所擁有。

承認個人權利必然意味著禁止在人際關係中使用暴力手段：大體上，權利只有可能被暴力手段所侵害。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沒有任何人或任何集團可以提出使用暴力對待他人。在這樣的社會中，政府的唯一職責就是承擔其保障個人權利的使命，也即保障個人不受暴力的侵害；政府乃是代替個人行使其自我防衛的權利，只能使用暴力進行報復，只能報復那些首先動用暴力的人；因此，政府仍然有目的地（objective control）使用暴力進行報復的手段。

（關於這一問題的全面討論，參考我的文章「政府的本質」 「The Nature of the Government」）

（尊重個人權利，禁止暴力強制承認個人權利必然意味著禁止使用暴力手段）

資本主義制度所承認並保護正是人的本質——關於他的生存與理性運用於實踐之間的關係——之基本的形而上學的事實。

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信念、利益自由地選擇合作還是單幹，是否跟別人打交道。他們可以依據並運用理性處理彼此間的關係，也即通過討論、說服和訂立契約的方式，通過自願選擇，實現互惠互利。在任何社會中，同意的權利都是不成問題的，不同意的權利才是至關重要的。正式私有財產權制度保護了不同意的權利並向行使此項權利提供了手段，從而使個人可以運用其最珍貴的品質（不管對個人、對社會還是客觀地看，都是彌足珍貴的）；創造性精神。

這就是資本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最根本的差別。

決定社會制度的形成、變革、演進、破壞的力量是哲學。在這裡，機會、偶然事件及傳統的作用，與其在個人生命中的作用是相同的：他們的力量與文化的

（或者個人的）哲學素養成反比關係，其力量隨著哲學的瓦解而增長。因此，我們可以根據哲學來界定、評價一個社會制度的特徵。與哲學的四個分支相對應，資本主義的四大基本原則是——形而上學層面：人的本質及其生存的必要條件；認識論層面：理性；倫理層面：個人權利；政治層面：自由。

事實上，這才是正確地研究政治經濟學、理解資本主義的基礎，而不是從史前傳統中繼承下來的部落假設。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人與人的關係是自願合作的）

資本主義的「實踐的」正當性並不存在於集體主義者所宣稱的它能實現「國家資源的最優配置」。人不是「國家的資源」，他的心智也不是「國家的資源」，而如果沒有人的理智的創造性力量，原材料純粹是毫無用處的原材料。

資本主義倫理的正當性不在於利他主義者所宣稱的它是實現「共同的善」的最佳途徑。資本主義確實能做到這一點——如果這一口號還有什麼意思的話——但這不過是次要的結果而已。資本主義的倫理正當性在於它是唯一符合人的理性本質的體制，它保證人之作為人的存在，其根本原則是正義。

每種社會制度，或明確或含蓄地建立在某些道德倫理基礎之上。帶有部落色彩的「共同的善」概念被人們用以論證歷史上絕大多數社會制度——包括所有的君主統治——的正當性。社會的被奴役或自由程度與其利用還是拒絕部落口號相一致。

「共同的善」（或公共利益）是一個不明確的，也根本無法下定義的概念：並沒有「部落」、「公眾」這樣的實體；部落（公眾、社會）就是指大量的個體。對部落來說，是沒有什麼善或不善可言的，「善」或者「價值」只對活生生的有機體——對於一個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才有意義可言，而不可能針對脫離個體的各種關係的總和。

「共同的善」是毫無意義的概念，只有完全從字面上說，它僅有的可能意義在於：所有個體的善的總和。但是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概念作為一種倫理標準是毫無意義的。它沒有回答以下問題：什麼是個體的善以及如何確定個體的善。

然而，人們通常並不是在其字面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的。人們接受的恰恰是其可以隨意伸縮，不能明確界定和充滿神秘感的性質，人們並不是用它作為道德

指南，而是為了逃避道德。因為善並不適用於脫離個體的抽象實體，這一概念就賦予了那些自以為代表群體的人士自由支配他人的權利。

如果社會的「共同的善」被看作脫離並高於其成員個人的善的某種東西，那就意味著，某些人的善優先於其他人的善，於是後者就淪為犧牲品了。在這裡，隱含著一個默會的假設：「共同的善」就是與少數或個體相對立的「多數的善」。我們必須特別注意，這個假設是默會的：即便是那些最堅持集體主義的人士似乎也覺得，不可能從道德上論證其正當性。然而，「多數的善」也不過是個借口和幻覺而已。因為，事實上，對一個人權利的侵害，意味著侵犯所有人的權利，它賦予沒有獨立性的多數以幫派組織的力量，從而宣稱自己是「社會的代言人」，進而以暴力手段進行統治，直到被另外一個幫派組織以同樣的方式取而代之。

如果我們首先界定個人的善，那麼，我們就會認為，一個可使個人實現其善的社會是唯一正當的社會，而如果我們將「共同的善」看成公理，認為它是個人的善的先決條件，而不是其必然結果（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未必如此），那麼，我們最後得到的，就是蘇聯那樣的非常荒唐的國家，它一心一意追求「共同的善」，除了少數統治者外，整整兩代人都過著一種非人的悲慘生活。

究竟是什麼使這些受害者，更可拍的還有這些觀察家坦然接受歷史上那樣的殘暴行徑，而依然執守「共同的善」神話？答案在於哲學，關於道德價值的哲學理論。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關於善的本質存在著三大思想流派：內在論、主觀論和客觀論。內在論認為，善是某些東西或行動所內在固有的，與其背景和後果無關，也與其對主體及其所涉及的客體對象有害還是有益無關。這種理論把「善」的概念與受益者分開，把價值與評價者及其目的完全分割，並宣稱，善就是善，善之所以為善，就在於它自身是善。

主觀主義理論則認為，善與現實中的事實沒有關係，而是人的意識的產物，是他的感覺、慾望、「直覺」或衝動所創造出來的，因為它是「任意的假設」，或者是「情感的投入」。

內在論認為，善，存在於某些現實對象中，獨立於人的意識；主觀主義理論則認為，善，存在於人的意識中，而獨立於現實。

客觀論則認為，善，既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某種屬性，也不是人的心理狀態，而是人的意識根據某種理性的價值標準對事實的一種評價（這裡的理性是指它源於客觀事實，並由理性的過程所確認）。客觀論認為，善是與人有關係的現實的一個方面，它只能被人發現，而不能被發明創造。客觀價值理論的一個根本問題是：對誰有什麼價值？客觀論，不允許剝離背景，或「偷換概念」；它不允許把「價值」與「目的」分割，把善與其受益者相分割，把人的行動與其理性分離。

在人類歷史上所有的社會制度中，資本主義制度是唯一一種基於客觀價值論的制度。

內在論和主觀主義理論（或兩者的混合）是專政、暴君和形形色色的絕對國家的必要基礎。不管是有意識地堅持這些理論，還是無意地遵循這些理論——可能是公然採取某個哲學家的論著，也可能反映在普通人的情感世界中——都可以使他們相信：善可以獨立於人的心智，可以通過暴力手段實現。

如果一個人相信，善內在於某種特定的行動中，那麼，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強迫他人這樣行事，他相信這種行動，無論給人帶來好處，還是帶來傷害，根本無足輕重，因為也會覺得，血流成河算不了什麼。他相信，這種行動的受益者是誰無關緊要（或者說可以彼此替代的），他也就會認為，為了實現「更高尚」的善，而把他們全部屠殺是自己的道德義務。正是內在價值論催生出了如羅伯斯庇爾、列寧、斯大林之流。艾希曼（Eichmann）是康德的信徒也並非偶然的。

如果一個人相信，善是任意的、主觀選擇的問題，對他來說，善或惡的問題就變成了這個問題：我的感覺還是他們的感覺？在他看來，溝通、理解、交流是不可能的。理性是人們進行交流的唯一手段，而可以客觀認知的現實則是他們唯一共有的參照框架；如果在道德領域中，這些都是不確定的（也即人人互不相干的），暴力就成為人們處理彼此關係的唯一手段。如果主觀主義者想追求他自己的某種社會理想，他就從道德上覺得自己有資格強迫人們「追求他們自己的善」，因為他覺得，他是正當的，除了他們被誤導的感覺之外，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駁斥他的。

於是，在實際生活中，內在論和主觀主義的鼓吹者就融為一體了（他們的心理學方法論也是相一致的：主張內在論的倫理學家如果不利用某種特殊的、非理性的直覺和神的啟發，也即通過他們自己的感覺來發現那些超驗的「善」，還能有什麼辦法呢？）人們是否可以把這兩種理論作為一種可以信奉（即使是錯誤的）的信念，實在值得懷疑。但他們兩者都可以用來對權力慾望或殘暴統治者進行辯護，用來替潛在的獨裁者辯護，消弭其犧牲者的反抗意志。

客觀價值理論是唯一一種與暴力統治不相兼容的道德理論。資本主義是唯一一種隱含地建立在客觀價值論基礎之上的體制，而歷史的悲劇在於這一點從來沒有明確彰顯過。

如果我們知道善是客觀的，即使由現實所決定的，而由人的心智所發現的，我們就會明白，通過暴力來實現善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它從根本上摧毀了人辨別善的能力，也即他進行評價的能力。暴力使人失去判斷的能力，失去反對暴力的意志，因而使他陷入道德癱瘓狀態。個人以放棄自己的心智為代價而被迫承認的價值，根本就不是價值；在暴力之下喪失思想的人，既不能進行判斷，也不能進行選擇，更不能做出評價。企圖藉助暴力實現善就彷彿讓一個進入畫廊，條件卻是挖掉他的眼睛。價值不可能存在（不可能進行評價）於人的生命、需求、目標和知識的語境之外。

客觀價值觀滲透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整個結構中。

承認個人權利就意味著承認，善不是超自然世界中某種神聖的抽象實體，而只是與現實、與個體生命（具有追求幸福的權利）有關的某種價值。它意味著，善不能與其受益者分割，不能認為人是可以相互替換的，任何人或部落都不得以犧牲他人的利益為代價實現某些善。

自由市場就是將客觀價值論應用於社會。價值只能由人的心智發現，因而人必須有發現價值的自由，即思考的自由，學習的自由，將他們的知識轉化成物質行動的自由，用其產品進行貿易的自由。對物品或觀念，對一塊麵包或一本哲學專著做出判斷，進行選擇的自由。由於價值只能在具體語境中確定，因而每個人都是根據自己的知識、目標和興趣自己做出判斷。由於價值是由現實的性質所決定的，現實乃是人的最終裁決者：如果一個人的判斷是正確的，就可以得到報酬；如果判斷失誤，唯一受害者是他自己。

區分內在論、主觀論、客觀主義價值觀，對於理解自由市場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產品的市場價值並不是其內在價值，不是懸在真空中的「自身具有的價值」。自由市場永遠不能迴避這樣的問題：對誰的價值？在寬泛的客觀性領域中，產品的市場價值不是反映其哲學意義上的客觀價值，而只是反映其社會意義上的客觀價值。

（讀雨果的書還是讀《真情告白》？)

所謂「哲學上的客觀性」，是指最完美的人所做出的評價，也即根據在給定的地點、時間和給定的背景下（如果沒有明確界定的背景是不可能做出評價的），擁有最充分知識的、最理性的心智的標準評估出來的價值，比如，我們可以合理地證明，客觀地看，對人（對最完美狀態的人）來說，飛機要比自行車具有更大的價值；客觀地說，雨果的作品比《真情告白》雜誌（註：一種愛情雜誌）具有大得多的價值，但是如果一個人的理解能力只夠理解表白詞，那麼，我們就沒有理由要他把自己微薄的收入、他的努力的成果花在他根本讀不懂得書上；或者，如果她的交通範圍不會超過自行車行程的範圍，我們有什麼理由要他補貼飛機工業（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限制其他人必須跟這個傢伙具有同樣的文學趣味、工程師天賦和收入。價值不能由命令或多數投票來決定。）。

堅持某種觀念、閱讀某本書或使用某種產品的人數多寡，並不能證明該觀念的對錯，這本書的優劣或者該產品的效率高低，因而，自由市場中的商品或服務的價值，未必是其哲學上的客觀價值，而只能是社會客觀價值，也即交易中所涉及的所有人在特定時間內做出的個人判斷的總和，他們在自己生活的背景下做出的評價的總和。

因此，口紅製造商會比顯微鏡製造商創造出更多的財富，儘管我們可以合理的證明，從科學角度講，顯微鏡要比口紅更有價值，問題是，對誰有價值？

對於維持生活而奮鬥的速記員來說，顯微鏡毫無價值，而口紅更有價值，對她來說，有一支口紅，意味著有自信心，有魅力。沒有口紅，那她就會學會更好地安排自己的收入；自由市場是她的老師：她沒有辦法因為自己的失誤懲罰別人，如果她的預算安排比較合理，那麼，當她有使用顯微鏡的需要的時候，總是有顯微鏡可以滿足她的需求，只要能達到這一步，她是不用考慮別的事情的：她不需要納稅以維持整座醫院、研究室或往返月球的太空飛船。當她自己需要用到顯微鏡的時候，她在自己生產能力的範圍內，就已經承擔科學研究的一部分成本，她並不負有「社會責任」，她唯一的責任就是維持自己的生命，而資本主義體制要求於她的唯一東西就是大自然所要求於她的：理性，即她根據自己最好的判斷來生活和行動。

在自由市場所供應的每類商品和服務中，以最低廉的價格提供了最好的產品或服務的人將獲得這一門類中最豐厚的金錢回報——不是自動地，不是立刻地，也不是通過命令，而是藉助自由市場。市場教會每個參與者都要在他自己能力允許的範圍內尋找客觀上最好的辦法，市場也會懲罰那些考慮不慎的人。

自由市場並不是把人們拉平到某種共同的水平——多數的知識標準並不能通知自由市場或自由社會——在這裡，多數是不可能壓制才能出眾者、創新者和知識巨人的。實際上，正是這些才能出眾的少數人在自己不斷提升的時候，也把整個自由社會提升到了與他們相當的水平線上。

自由市場是一個永續變動的連續的過程，是一個要求每個人盡最大努力（最理性）並按其貢獻分享報酬的不斷上進的過程。在大多數人還沒有完全理解汽車的價值的時候，他們已經造出了飛機。多數通過他人的示範而學習，少數則自由地進行示範。一種新產品「哲學上客觀的」價值是那些樂意發揮其理性天賦的人們的老師，每種新產品都可以擴展他的能力，那些沒有學習意願的人則沒有報酬——還有那些眼高手低的人命也得不到報酬。那些頭腦遲鈍的人、缺乏理性的人以及主觀主義者是沒有力量阻止他們不斷上進的。

（成年人中有一小部分人，並不是不願意工作，而是沒有工作能力，他們不得不依靠自願慈善救濟；不幸遭遇並不意味著你可以奴役他們。誰都沒有權利消費、控制、摧毀他人，沒有這些人，你是不可能維持生存的。至於大蕭條和大規模失業，並不是由自由市場導致的，而是政府干預經濟的必然結果。）

精神寄生蟲們——即那些企圖迎合公眾已知的趣味的模仿者們——總是受到創新者的打擊，創新者們生產的產品把公眾的知識和趣味不斷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正是從這一意義上來說，自由市場是由生產者控制的，而不是由消費者控制的。最成功的人總是那些發現新的生產領域的人，而在此之前，人們尚不知道存在著這一領域。

一件產品不一定會立刻得到人們的正確評價，尤其當這是一件太過激進的創新活動的話；然而，除非出現某些意外，從長期來看，它總是會被人們接受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市場不是由多數人的知識標準所掌控的，這種標準只能在某個給定的時候暫時處於上風；自由市場是有那些能夠洞悉並規劃長遠未來的人所主宰，他們的心智越出色，眼光也就越長遠。

在自由市場中，一個人的勞動的經濟價值取決於唯一的一個原則：那些願意以自己的勞動和產品作為回報與他進行交換的人們的自願同意。這就是供需規律的道德含義，它意味著必須徹底拒斥兩種錯誤的理論：部落假設和利他主義。

它意味著承認：人不是部落的財產和奴役，人之所以勞動是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命——從其本性來說，他必然如此——他必須受自己合理的利己主義之心指引；如果他想與他人進行交易，他就不能指望犧牲他人的利益，也就是說，他不能指望在不給予對方補償的情況下，獲得某些商品和服務。在這裡，他需要補償對方多少，完全取決於交易對方在自由、自願，在沒有任何強制的狀態下所作出的判斷。

部落心態從兩個貌似對立的角度出發攻擊這一原則：他們聲稱，自由市場對天才和普通人都是「不公平的」。第一個反對這種說話的理由通常體現在下面的疑問中：「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為什麼能比愛因斯坦掙更多錢？」答案是；人們之所以勞動，是為了維持和享受自己的生活，因此，如果很多人都覺得普雷斯利有價值，他們就有權利把他們的錢花在給你自己帶來歡樂的事情上。普雷斯利的財富並不取自那些不關心他的勞動成果的人士手中（我也算其中之一），也不是取自愛因斯坦，他也沒有妨礙愛因斯坦；在自由社會中，愛因斯坦也不會得不到正確的評價，在相應的知識層面上，也不會得不到充分的支持。

對於自由市場的第二種攻擊理由，則宣稱，能力平等的人在自由市場中「不公平地」處於劣勢：回頭看看歷史，你們就會哭訴，你們害怕與智力優越的人競爭，他們的心智對你們的生存構成了威脅，在自願交易的市場中，強者不會給弱者留下任何機會……當你生活在一個合理的社會中的時候，人們可以自由地進行交易，可以得到無窮無盡的紅利；你的勞動的物質價值不僅取決於你自己的努力，也取決於生活在你周圍的最有效率的人的努力。

機器，人的聰明才智的凝固型態，能夠提高人們的生產效率，從而是一種擴展人的生命潛能的力量……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上進，只要他能夠或願意，但是，正是他的知識水平決定著他上進的程度。體力勞動在時間序列中不能擴展多遠。那些除了體力勞動之外一無所長的人，只能消費與他為生產過程中作出的貢獻相當的物質價值，而不會為自己或他人留下更多價值。而那些在理性領域中創造出某種理念的人——發現新知識的人——則是人類永久的施惠者……只有觀念的價值是可以由無限多的個人分享的，能使每個分享者在不犧牲他人蒙受損失的情況下變得更富裕，提高他們所從事的勞動的生產率……

創造某個新發明的人投入了很大心思，但所獲得的報酬，如果用物質標準來衡量，只在其應得報酬中的一個很小比例，無論他掙了多少錢，也不論他是否成了百萬富翁。而在創造這一發明的工廠看門的人而言，與其工作要求他付出的心力相比，得到的報酬則高得不成比例。所有雄心勃勃和能力水平不同的人們之間，都存在這種情況。那些位於智力金字塔頂端的人士為，那些低於他們的人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除了自己的物質報酬之外，卻並不能得到別的，他也不可能由於提高了他人的效率而從中得到智力分紅。而那些處於智力底層的人們，如果單靠自己，可能就會在絕望的貧困中掙扎，他對智力水平在他之上的人沒有任何貢獻，但卻獲得了他人的智力分紅，這就是智力上的強者和弱者「競爭」的本質所在。這就是有些人所詛罵的強者所進行的「剝削」。 （《阿特拉斯聳聳肩》）

這也是資本主義制度與人的心智，與人的生存之間的關係。

在短暫的時間內資本主義所取得的輝煌的進步——人在地球上的生存條件的巨大改善——已是鐵的歷史事實，對此，資本主義敵人的種種宣傳時不可能掩蓋、迴避或者置之不理的。不過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這一進步是通過沒有犧牲任何人而獲得的。

進步不可能通過強制剝奪、榨取瀕臨餓死的受害人的「社會剩餘」而實現，進步只能來自個人的剩餘，也即只能出自那些創造性過剩的人士的勞動和思考，他們生產出的東西超出自己的消費需求；只能來自那些具有相當高的智力和財力，因而可以不斷創新、不斷改進、不斷追求上進的人士。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樣的人士可以自由地採取行動並承擔風險，進步並不是為了遙遠的未來而犧牲當下，它就是當下生活的一部分，這些人士在度過以及享受自己的生命的時候，就自然而然實現了進步。

下面我們來考察另外一種社會，部落社會。在這種社會中，人們把他們的努力、價值、雄心和目標投入到部落的池塘或共同的大鍋中，然後，就站在邊上苦苦等候著。而此時，掌勺的領導小集團則一隻手拿著刺刀攪者大鍋，一隻手拿著一張空白支票，要所有人在上面簽名。

這種體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蘇維埃社會至上主義共和國聯盟。

大約半個世紀以前，蘇聯統治者下令他們的臣民必須要忍受苦難，要承受國家的剝奪，要為國家的「工業化」做出犧牲，並承諾說，這是暫時的，工業化將為他們帶來物質的極大豐厚，蘇聯的進步將超過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

蘇聯解體前，蘇聯仍然不能養活他的人民，而統治者則漫無目的地模仿、引進甚至偷竊西方的技術成果。工業化並不是一個靜態的目標，它是一個具有很高淘汰率的動態過程。因此，在一個有計劃的部落制經濟中，悲慘的農奴們，以前是餓著肚子等候發電機和拖拉機，現在則是餓著肚子等著原子能發電站和星際旅行。於是，在一個「人民的國家」中，科學的進步成了對民眾的剝奪，每一個進步都是從不斷變癟的腰包里再掏一遍。

（人民國家的科學進步成了對民眾的威脅，每一次進步都來自對民眾的掠奪）

而資本主義的歷史卻不是這樣的。

美國的富足不是在公眾為「共同的善」付出犧牲後而實現的，而是在那些具有創造性天賦的自由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創造自己的財富的過程中實現的。他們並沒有要求大家餓著肚子掏錢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相反，他們發明的每種新機器，他們在科學領域的每個發現和每個技術進步，都給民眾帶來了更好的就業崗位，更高的工資水平，更廉價的商品。因而，整個國家都在進步，每一步大家都在發財，而不用承受痛苦。

但是，千萬不要顛倒了因果關係：國家之所以能夠變好，恰恰是因為國家沒有把這作為一種道德義務強加於每個人；國家變好只是結果，而原因時人們有權追求自己的利益。這種權利——而不是其後果——才是資本主義道德的正當性所在。

而這種權利是與內在價值論或主觀主義價值理論不相容的，也是與利他主義的理論和部落假設不相容的。顯然，如果我們不承認客觀性，就必然拒絕人的屬性；而很顯然，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利他主義倫理和部落假設聯合起來，反對人之為人的屬性；他們不承認人的心智，人的才智，尤其是不承認用於解決人的生存問題的才智，也即生產創造能力。

利他主義企圖搶走才智之上的報酬，它聲稱：才智出眾的人的道德責任就是服務於那些才能低下者，為他人的需要犧牲自己。部落假設又往前推進了一步：它拒絕承認才智的存在及其財富創造過程中的作用。

把財富看成是不屬於特定個人的，而屬於整個部落的產品，大談「再分配」，在道德層面是可憎的。有人以為，財富是某種無差別的、集體性過程的結果，大家一起做某些事情，不可能弄清誰具體做了些什麼，因而就需要某種平等意義上的「分配方案」，這種設想，或許是用於原始叢林狀態。在野蠻人的部落，所有人用勁才能撬動一塊巨石（即使當時也必然有人計劃或組織這種勞動）。

在工業社會（在這裡決定公共利益的是個人的成就）中，也堅持這種看法，就是逃避現實。如果據此對工業社會的好處也予以懷疑，那也就太令人不齒了。

任何人，只要當過僱主，或者當過僱員，或者曾經觀察過勞動的人，或者曾經老老實實地為自己干過一天的活，就能夠了解能力、智力、某種專註而勝任的心智的關鍵作用，不管從事哪種工作，最低級的也罷，最高級的也罷，沒有例外。他將會明白，在生產性過程中，有能力還是沒能力（不管是真的缺失還是），最後的結果是全然不同的。這方面的證據無所不在，理論上的，實際中的，邏輯的，「經驗的」，在歷史中，在個人日常生活中都能看到沒有人敢說他找不到這種證據，沒有人會臉不紅心不跳地犯這種錯誤。

如果大實業家在自由市場（也即不使用暴力，不需要政府的幫助和干預）中發了財，他們就是創造出了新的財富，而不是取自那些沒有創造它的人手裡。如果你懷疑這一點，那麼就請看看那些不允許這樣的人士存在的社會的「社會總產出」和生活水平。

我們看到，在部落-國家統治主義、利他主義理論家的著作中，對人的智力問題的探討是非常少的，也是不充分的。我們看到，在今天鼓吹混合經濟的人士在研究政治-經濟問題的時候，在他們的呼籲中、提出的要求中以及他們為搶奪「社會總產出」而展開的壓力集團鬥爭中，他們多麼小心地盡量迴避和逃避提及智力和能力。

人們常常問：儘管具有這麼無與倫比的優越性，資本主義為什麼還是遭到破壞？答案在於，維繫任何社會的生命線是某一文化中的主流哲學，而資本主義卻從來就缺乏這種哲學基礎。它是亞里士多德思想勢力最後（理論上）的不完整的產物。神秘主義的復古潮流席捲了19世紀整個哲學界，資本主義陷入思想的真空中，它的生命線被切斷了。

資本主義的道德本質，甚至政治原則，都沒有被人們充分的理解和界定。自以為在捍衛資本主義的人士認為，資本主義可以與政府控制（即政府干預經濟）和諧共處，而忽視了自由放任概念的概念和內涵。於是，在19世紀真正存在的。並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而是形形色色的混合經濟。而控制總是導致需要更多的控制，混合經濟中的國家統治主義因素使資本主義遭受嚴重損害，但受到責難的確是自由的、資本主義的因素。

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在神秘主義和利他主義、肉體-靈魂二分論和部落假設大行其道的文化中維持生存的。如果沒有道德基礎，任何社會體制都不可能維持生存的。在利他主義倫理佔據主導地位的社會中，資本主義必然——確實也是——從一開始就遭到咒罵。

（關於哲學家在資本主義問題上所犯的錯誤的討論，可參加我所著的《致新知識分子》一書中的同名文章）

對於那些沒有充分認識到哲學在政治-經濟問題中的作用的認識，我想進一步引用《不列顛百科全書》中論述資本主義的文章，作為今日思想狀態最典型的體現：

觀察家們很少能從作為一種生產機制的資本主義中找出缺陷。人們通常對資本主義體系中某些屬性從道德或文化角度予以非難，或者是對在長期進步中不斷

出現的短期波動（危機與蕭條）提出批評。

「危機和蕭條」是由政府干預造成的，而不是資本主義體制自身造成。但「道德和文化非難」是什麼意思呢？這篇文章沒有明確地解釋，但給出了清晰的暗示：

這些是「資本主義」的趨勢和實現，他們都打上了明明白白的商人利益以及商人精神的烙印。而且，不僅僅只是政策，還有國家和個人生活的哲學，文化價值的安排，也都打上了這種印記。它的物慾主義的功利精神，它對於某類進步的天真的自信，它在純科學和應用科學領域取得的成就，它的藝術創造的誘惑，也許都可以追溯到其源於商人辦公室中的理性主義。

這篇文章的作者，沒有「天真」到信奉資本主義（理性主義）的進步理念的地步，很顯然，他持有另一種信念：

中世紀歐洲所面臨的局勢跟20世紀很多欠發達國家的局勢類似：[也就是說，文藝復興的文化相當於今日剛果的文化；這也意味著，人們的知識發展水平與其經濟是沒有關係的。]在欠發達國家的經濟中，政治家面臨的最艱巨的任務是啟動經濟發展的過程，經濟一旦獲得某種發展動力，就會不斷發展，或多或少像是自動的。

這種觀念隱含在每種關於計劃經濟的理論中，蘇聯兩代人所堅守的就是這種精緻的信念，他們一直在等待著有一天會出現自動的進步。古典經濟學家試聽從部落立場論證資本主義的正當性，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實現了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他們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私人部門中資源配給的市場理論是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主旨。資源應該配給到公共部門還是私人部門，應該根據判斷資源配給的一般標準來確定，即社會從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資源邊際增加中獲得的滿足是等量的。很多經濟學家都指出，有很多重要的、也許是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在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把資源配給到公關部門——更多地配給到教室而非購物中心，更多地配給到公共圖書館而非汽車，更多地配給到醫院而非保齡球館——社會總福利會提高。

這就是說，有些人為了向他人提供學校、圖書館和醫院，自己必須苦度光陰，他們講不能享受適當的交通工具（汽車），失去選購自己所需上平的適當數量的場所（購物中心），失去休閑放鬆的去處（保齡球館）。

如果你想洞悉部落主義財富觀的最終結果和全部含義——私人活動與政府活動間、生產與暴力間的區別被完全抹殺了，「權利」的概念，個人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存在的概念也被完全抹殺了，取而代之的看法是：人是某種可以相互取代的完成某種義務的動物和「生產要素」——就請細看下面一段話：

資本主義對公共部門存有偏見基於以下兩個原因：首先，所有的產品和收入最初都是由私人部門自然形成，但所有資源卻通過令人心痛的稅收過程轉移到了公共部門手中。他們的代表準確地意識到了他們的選民對於稅收的敏銳感覺！人們比政府更加知道如何處理他們的收入這一觀念比它的相反觀念--人們從稅收中得到的益處比從其它任何類型的消費中所得的益處都要多這一概念更具有吸引力。[根據什麼價值理論？誰的判斷]

其次，私人企業的銷售壓力是他們建立起了一整套現代銷售體系，它能左右消費者的選擇，使消費者更看重私人消費的價值……也就是說，如果你希望自己花自己掙的錢，而不是人家把錢從你兜里硬搶走，人家就說你這是偏見。於是，有很多私人開支其實都用於滿足那些從根本意義上看不是很緊迫的需求。[緊迫——誰覺得緊迫？那種需求是「根本的」？洞穴？獸皮？還是一大塊生肉？]結果就是很多公共需求被忽視了，因為這些人為製造出來的低俗的私人需求，成功地擠兌了本來可以用於公共目的的資源。[誰的資源？]……

對於資本主義和社會至上集體主義制度下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資源配置進行一番比較是富於啟發意義的。[的確如此]在集體主義經濟中，所有資源都由公共部門經營，不用經過稅收轉移的過程就可以直接被用於教育、國防、醫療保健、福利以及其他公共需求。私人消費受到限制，只能提出社會產品所允許[被誰]的要求，這就好像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公共服務只能提出私人部門所允許的要求。在集體主義經濟中，公共需求享有資本主義經濟中心私人消費所享有的天然優先性。在蘇聯，教師是充裕的，而汽車卻是短缺的，正好跟美國的情形相反。

下面是這篇文章的結論：

預測資本主義制度存亡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如何定義的問題。人們可以看到，在資本主義的各個國家，經濟活動都從私人領域轉向公共領域……與此同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主義國家的私人消費似乎也在增長。然而，[比如小麥的消費之類？]兩種經濟制度在兩個不同方向發生變化，似乎正在不斷靠攏。但是，兩種經濟結構中仍然存在著重大的差別。我們可以進行合理的設想， 在人力資本上投資較多的社會將增長更快，並將佔有未來。在很多經濟學家看來，就這一重要方面而言，資本主義在與集體主義的競爭中處於嚴重的但並非不可避免的劣勢。

蘇聯農業的集體化是通過政府有計劃地製造饑荒而實現的，有計劃有目的的製造饑荒，從而迫使農民加入集體農場；蘇聯的敵對勢力曾聲稱1500萬農民死於那次饑荒；而蘇聯政府承認死了700萬人。

二戰末期，蘇聯的敵人聲稱有3000萬人在蘇維埃集中營內從事強制勞動（因營養不良而瀕臨死亡，人的生命比食物還廉價）；蘇聯的辯護者承認這個數字是1200萬人的數字。這就是大英百科全書中所提到的「人力投資」。

在說出這樣的話竟然可以免受知識界的責罰，還似乎具有道德正當性的這樣的文化氛圍里，過失最大的不是集體主義者；而是那些缺乏勇氣挑戰神秘主義或利他主義，企圖不顧理性和倫理問題，企圖根據理性和道德之外的原則為人類歷史上唯一理性和道德的體制，即資本主義制度進行辯護的人士。

（原題： What is Capitalism, 摘自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 CHAPTER 1. [1966]. 紐約: SIGNET.）

作者安·蘭德（Ayn Rand）， 俄裔美國小說家、哲學家， 客觀主義哲學創始人， 著有《源泉》、《阿特拉斯聳聳肩》等。

黃愛麗 王曉蓉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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