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門慶重讀《金瓶梅》

　從西門慶重讀《金瓶梅》

　　《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金瓶梅》都是說不完的古典名著。其中《金瓶梅》因其對性行為的敘寫而長時期遭禁。改革開放後，各種版本的《金瓶梅》問世，《金瓶梅》研討會也開過多次，對《金瓶梅》的研究成了一門「金學」，「金學」已成當代顯學。

　　在「金學」中，《金瓶梅》的主要人物西門慶又成為研究的熱點。自《金瓶梅》批評家張竹坡(1670—1698)謂「西門慶是混賬惡人」起，西門慶是「惡霸」、「地痞」、「壞蛋」等幾成定論。1960年出版的北京大學中文系師生編著的《中國小說史稿》則把西門慶定性為「官僚、惡霸、富商三位一體的封建勢力代表人物」。現代學者吳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一文(《文學季刊》創刊號，1934年1月)中說《金瓶梅》：「透過西門慶的個人生活」，「以批判的筆法，暴露當時新興的結合官僚勢力的商人階級的醜惡生活」，「告訴了我們當時封建階級的醜惡面貌和這個階級的必然沒落」。從此，西門慶是「新興的結合官僚勢力的商人階級」的代表人物的說法，在《金瓶梅》研究中佔有了一席之地。「金學」成為顯學後，有學者認為「西門慶是16世紀中國的新興商人」，「是在朝向第一代商業資產階級蛻變的父祖」；「如果中國的歷史繼續按照自己的方向正常運轉，他們就將是兩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的掘墓人」。(《〈金瓶梅〉——十六世紀一個新興商人的悲劇》，《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3期)此說一出，在金學界被廣為傳播。西門慶究竟是十惡不赦的大壞蛋，還是充當「中國封建社會掘墓人」的「新興商人」的代表，這關係到對《金瓶梅》思想意義和社會價值的整體評估。明清小說研究專家石鍾揚在其新著《致命的狂歡：石鍾揚說〈金瓶梅〉》（以下簡稱《石說〈金瓶梅〉》）中力持新論：西門慶乃流氓的典型。

　　「流氓」這一詞語在社會上流行，當在晚清、民國以後。《石說〈金瓶梅〉》從《金瓶梅》文本的實際出發，以《金瓶梅》對西門慶的藝術描寫為依據，在五個層面上用確切不移的論據闡明：《金瓶梅》中的西門慶確是明代流氓的典型。一是在性的層面上揭示西門慶是流氓。在《金瓶梅》中的西門慶是個色鬼，在性愛層面上他的流氓特性暴露無遺。二是在拉幫結派的層面上顯示西門慶是流氓。舉凡中國的大小流氓，善於拉幫結派是他們的拿手好戲。西門慶所結十兄弟，都是幫閑之輩，俱是勢利小人。他們麇集在西門慶的麾下，極盡沾光揩油之能事。這幫流氓正是西門慶的社會基礎，而西門慶則成了這幫流氓的頭子。第三，《石說〈金瓶梅〉》從貪官污吏的層面上展示，西門慶是流氓氣十足的貪官污吏。西門慶通過行賄，買通當朝太師蔡京，就輕而易舉地由一介流氓當上了金吾衛副千戶，開始了他貪官污吏的仕宦生涯。流氓型的貪官污吏，既是《金瓶梅》的獨特創造，也是西門慶區別於其他貪官污吏的本色所在。第四，《石說〈金瓶梅〉》再從官商的層面上顯示西門慶是流氓。他是官商。不過，這個「官商」並非通常意義下的「一身而二任」的官商，而是流氓官商。第五，《石說〈金瓶梅〉》在價值觀、道德觀的層面上揭露西門慶是道道地地的流氓。西門慶不甚讀書，識字不多，連讀個邸報還那麼費事(第四十八回)。但西門慶自有他的價值觀、道德觀。他在奴才面前為主子，在主子面前為奴才，在衙門，在相府，他各有一套話語，雅得那麼俗，俗得那麼雅，似乎都各得其所。但這些都是表象，西門慶有他的價值觀與道德觀。在西門慶眼裡，「(金錢)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曾肯埋沒在一處?」因而不管碰上誰，也不管碰上什麼事，他都捨得，都敢於並善於用金錢去砸。金錢是法律的主人，法律是金錢的奴僕，一切都是錢權交易，這就是西門慶的價值觀。西門慶以這樣的流氓價值觀和流氓道德觀「加速了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一個政府的全面的墮落、腐敗與崩潰。這就是一個流氓的神話」。

　　就這樣，《石說〈金瓶梅〉》在五個層面上展示了、表現了、塑造了西門慶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流氓的典型。但它並不對西門慶一概否定。在與李瓶兒的交往中，特別是在李瓶兒病死前後，西門慶對李瓶兒還是表現了一定真情；他也曾周濟過窮得無米下鍋的常時節；他的坐騎令同僚夏提刑艷羨，於是他慷慨送夏提刑一匹黃馬(彼時一匹好馬的價值，相當於今日之一輛高級轎車)；等等。但這些藝術敘寫，恰好使流氓典型西門慶的思想藝術內涵更加複雜，更加豐富，更加栩栩如生，活靈活現地站在讀者的面前。石鍾揚總結說：「塑造出這麼個流氓的典型形象，是《金瓶梅》對中國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化史的重大貢獻。」

　　自然，《石說〈金瓶梅〉》對潘金蓮的思想藝術分析也是新意迭出，可圈可點之處甚多。但我認為，該書最有價值、最有創意的就是「破」舊說，「立」新論。假如蘭陵笑笑生地下有知，他也會笑著說：西門慶這個人物典型，是石鍾揚這位批評家和我共同創造的。嚴格說來，一部文學傑作或一個藝術典型的產生，都並不是單純地出於作家個人主觀的藝術創造，還跟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尤其是跟深刻的文化背景分不開。《金瓶梅》所塑造的潘金蓮形象及其悲劇，就跟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相聯繫，包含著不可忽視的文化內涵。

　　下面分五個方面來談談潘金蓮這個形象和她的悲劇意義。

　　一、《金瓶梅》開闢了一個婦女成群結隊進入長篇小說藝術殿堂的新紀元《金瓶梅》的藝術描寫以西門慶的家庭生活為中心，小說主要是寫他的發跡、罪惡、荒淫、敗亡。西門慶是這部小說真正的主人公。可是小說圍繞著這個有獨特身份和地位的男人，卻寫出了一個女人世界，一個完整的涌動著生命活力的女人世界。在這個女人世界中，生活著處於中國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的形形色色的市井婦女，演出了一幕幕令人驚心駭目的人生悲劇。

　　中國婦女在文學作品中的地位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中國婦女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最早得到表現是在詩歌中，雖然多數是由男性作者來代筆。在小說中，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有很大的區別。在短篇小說中，唐傳奇和宋元話本就已出現了一系列閃耀著思想光彩和藝術光彩的女性形象，如大家熟悉的《鶯鶯傳》中的崔鶯鶯，《霍小玉傳》中的霍小玉，《李娃傳》中的李娃，《虯髯客傳》中的紅拂，《飛煙傳》中的步飛煙，以及宋元話本《碾玉觀音》中的璩秀秀，等等。但在《金瓶梅》之前，女性在長篇小說中始終沒有自己的地位。《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不是沒有寫到女性，但不是充當反面角色，就只是一種可有可無的陪襯和點綴。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和正統文化思想，確定了女人在社會生活中的位置，也確定了女人在小說中的位置。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中國正統文化，是歧視和輕賎婦女的，「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論語?陽貨》)，女主內、男主外，這被看成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三國演義》是描寫戰爭和政治鬥爭的，寫的是男人們征戰殺伐打天下，演出的是威武雄壯的歷史劇，女性只是政治鬥爭的工具，自然派不上正經角色。至於上西天取經這樣的神聖事業，女人就只會起到阻礙和破壞的作用，心猿意馬的豬八戒，因為貪戀女色就很不堅定，蜘蛛精、白骨精一類的女性都是些破壞取經事業的搗亂分子。難得的是《水滸傳》中也有幾把交椅留給了女性，如母夜叉孫二娘，母大蟲顧大嫂，一丈青扈三娘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莊嚴隆重的排座次，她們都以「娘」、「嫂」稱呼，連正經的名字也沒有。顯而易見，如果沒有她們，梁山大聚義照樣演得有聲有色。而且不要忘記，潘金蓮淫婦的惡名，原本就是在《水滸傳》中被確定下來的。到了《金瓶梅》，女性形象開始成群結隊地走進長篇小說的藝術殿堂，女人世界構成了整部小說中最重要的內容。離開了女性和她們的活動，《金瓶梅》所構建的藝術大廈就將要坍塌，甚至連書名都不復存在。

　　一個充滿生機的色彩絢麗的女人世界在長篇小說中的出現，是《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傑出的藝術創造。然而這並不說明作者婦女觀的高明。這樣一個藝術新天地的開拓，從根本上說來，並不是簡單地僅僅是作家個人意志和藝術追求的產物，而主要是社會生活的歷史變化所引起的小說題材轉變的結果。明中葉以後，隨著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思想觀念也開始發生了變化，長期被壓抑和被抹煞的人的自然本性，人的情慾和物慾開始得到重視和肯定。明末進步思想家李贄就鮮明地肯定人的自然慾望的合理性，他說：「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如多積金寶，如多買田宅為子孫謀，博求風水為兒孫福蔭，凡世間一切治生產業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習，共知而共言者，是真邇言也。」(《焚書?答鄧明府》)人類活動的重要場所家庭，同樣敏銳地反映出社會文化觀念的變異，因而引起了思想家和文學家們的重視；而中國封建社會以男性為本位的宗法制度，以及以男尊女卑為重要內容的正統文化思想，又都確定了婦女活動的主要天地在家庭。傳宗接代、侍奉丈夫和公婆，成了女人的天職，賢妻良母成為社會所肯定和讚美的婦女范型。中國封建時代的社會生活確定了家庭是女人活動的主要場所，是她們實現自身價值的場所，也是女人生命的歸宿。因此，當長篇小說的題材由歷史、政治、神話等轉向現實的日常家庭生活的時候，一個女人世界便合乎邏輯地在《金瓶梅》中出現了。然而，歷史現象常常是十分矛盾的，即使是社會思潮湧動的變革時期，社會文化觀念的改變在普通人中也還是非常緩慢的。當女人活動的那個十分重要然而又十分狹小的天地——家庭，被文化人攝入他們視野之內的時候，女人在社會生活中充當的角色卻絲毫沒有改變。重視了她們的存在，卻又更加鮮明地顯現出她們在社會生活中的輕賎和卑微。在明後期，小說題材的拓展，小說寫作藝術的進步，其實是同中國女性的歷史悲劇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

　　詞話本書前有一首《四貪詞》，講的是酒、色、財、氣，這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四貪中，最主要的是色和財，這成為明中葉以後人們（尤其是統治階級和新興的商人）普遍追求和關注的內容，這種追求和關注直接影響到許多家庭的悲歡離合，也影響到不少男人和女人的命運。男人們瘋狂的色慾追求，使得許多女性已不能按舊軌道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循規蹈矩的正統婦女。妻妾成群的家庭里很難誕生標準的賢妻良母。妻妾間的爭寵演變成無情的生存競爭，女性間相互嫉恨、爭鬥乃至殘害，成為屢見不鮮的事實。女性的智慧和生命的活力，畸形地也是異乎尋常地在這種爭寵的生死之戰中表現出來。這種鬥爭的形態及其特點，雖然與當事人的思想性格有關，但也同樣不完全是某個女性自身的心性或個人意志所能決定的，而是歷史生活和正統文化逼迫她們不得不如此。即使是具有剛強性格和意志的女人，在那樣的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下，也很難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這是極其可悲的。

　　《金瓶梅》真實地展現了婦女的聰明才智和生命的活力，這在過去的長篇小說中是從未有過的。但由於歷史生活的制約，也由於作者自身婦女觀的落後，在他的筆下，婦女仍然只不過是滿足男人淫慾的玩物和生兒育女的工具。她們的愛和恨，歡樂和痛苦，都跟這一點分不開，都是從屬於男人並由男人的好惡來決定的。《金瓶梅》的作者敏銳地感受到婦女的智慧和才幹並不弱於男性的生活真實，但他卻還是背負著父權社會傳統文化思想的沉重包袱，因而他也還只能從負面來展示女人的聰明才智和生命的活力。這些女人們圍繞著男人(在小說中就是西門慶)，互相嫉妒、爭寵、爾虞我詐，你死我活，目的只不過是求得穩穩噹噹地佔據一個被西門慶所寵愛(實質上就是玩弄和洩慾的同義語)的位置而已。這些婦女生活追求的目標本身就是悲劇性的。這悲劇是中國封建時代男尊女卑的傳統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因而是必然的，是個人的抗爭很難改變的。

　　蘭陵笑笑生首次在長篇小說中具體生動地展示出封建時代中國婦女悲劇命運的生活圖景，在具體描寫中包含著豐富的社會內容和深刻的文化內涵。生活在今天，我們要想了解中國封建社會特別是它的後期，在男性占統治地位的一夫多妻制度下，婦女的悲劇命運及其生活風貌，了解婦女的肉體和人格是怎樣被蹂躪和被侮辱的，靈魂是怎樣被腐蝕和被污染的，人性是怎樣被異化和被扭曲的，了解她們過人的聰明才智和生命的活力是怎樣被消解在庸俗無聊的爭寵鬥爭中的，就不能不讀《金瓶梅》。

　　二、潘金蓮是一夫多妻制的男權社會所孕育出來的一朵惡之花在某種意義上，《金瓶梅》是為西門慶立傳的，是這個富商、惡霸、官僚三位一體人物的發家史、罪惡史和衰敗史。西門慶是統治《金瓶梅》中女人世界的「班頭」和「帥首」，是這個女人世界的中心。這是以男性為中心的中國宗法制度最真實的縮影。在西門府內外，上上下下、形形色色的女人們，都是在直接或間接地跟西門慶的關係中，才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才得以展示其性格風貌和生活命運的。西門慶離不開女人，發家致富，為官做宦，荒淫享樂，無一不依靠女人，利用女人。沒有圍繞在他周圍的女人世界，西門慶的家業、權勢乃至整個生活，就很難想像能繼續存在。可悲的是，這些女人也離不開西門慶，她們必須依附於他，而且心甘情願地做被他玩弄和取樂的工具。能得到西門慶的寵愛，或者換一個角度說，即能夠佔有西門慶，成為這個女人世界中眾多女性的奮鬥目標，由此而展開的一系列尖銳激烈的明爭暗鬥，嫉恨、傾軋、陰謀、陷害等等，無所不用其極，有時簡直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就是在這種嫉妒和爭寵中，小說展示了形形色色市井婦女那種卑瑣、無聊、可憐、可悲的人生和命運。在這個女人世界中，讀者可以看到一顆顆痛苦的靈魂，一個個充滿血淚的慘淡的人生。

　　《金瓶梅》這部書的男主人公是西門慶，女主人公至少有三位，就是書名中所列的三個人物，潘金蓮、李瓶兒、春梅。潘金蓮是第一女主角。在《金瓶梅》所描寫的眾多的女性形象中，潘金蓮具有獨特的意義，是這部小說中最具生命活力，同時也是思想性格比較複雜的一個人物。按小說中所寫，潘金蓮這個人物的遭遇大概是這樣的：她是清河縣一個裁縫的女兒，父親早死，家裡很窮，九歲時就被母親賣到一個官僚之家王招宣府里學習彈唱，實際就是做一個供有錢人家取樂的丫頭。後來王招宣死了，母親又將她賣給另一個財主張大戶做丫頭。張大戶姦汙收用了她，把她變成一個侍妾。但是那家的大老婆很厲害，在一頓苦打之後，把她趕了出來，將她嫁給了賣炊餅的武大郎。張大戶給武大郎賣炊餅的本錢，並給他們房子住，實際上還是繼續佔有她，成了他的外室。武大郎個子很矮，又長得很難看，潘金蓮對這個婚姻很不滿意。她看到武大郎的弟弟打虎英雄武松長得很英武，就去勾搭，被拒絕後，一個偶然的機會又遇到了西門慶，在西門慶的勾搭下兩人很快成奸。為了去除障礙，他們合謀毒死了武大郎，嫁給了西門慶做了第五房妾。到了西門慶家後，在妻妾爭寵中，她使出種種手段，先後害死了宋惠蓮和李瓶兒母子。其間又同小廝琴童私通，同女婿陳經濟調情。為了滿足自己的淫慾，又使西門慶服淫葯過量而死。西門慶死後，她同女婿陳經濟通姦，事發後被大娘子吳月娘趕了出去。最後，慘死在為兄報仇的武松的刀下。

　　對潘金蓮這個人物評價的分歧，主要不在她有沒有這樣一些惡德和惡行，而是怎樣看待和認識這些惡德和惡行，她的行為和遭遇有沒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作者對她的態度只是揭露和批判呢，還是也有同情的一面？應該說，從潘金蓮一生的行事和表現來看，說她是一個淫婦，是一個壞女人，是一點也不錯的。在她的身上確實是集中了許多令人憎惡的惡德，如淫浪、陰險、狠毒等等，都表現得非常突出。表現在她行動上的這些特點，不僅令人吃驚，也令人害怕。

　　前面說過，我們讀《金瓶梅》，如果僅僅從感情出發，或者說僅僅以某種倫理道德信條做標準，那麼，不論加給潘金蓮什麼樣的惡名都是並不為過的。然而要認識和闡釋這個形象所包含的社會歷史內容，理解作為一個藝術形象所體現的思想文化意義和和藝術價值，僅僅停留於或滿足於福善禍淫的一時痛快就很不夠了。《金瓶梅》是一部富於寫實精神的書。作者並不是描寫抽象的人性的惡，而是描寫具有社會歷史內容的人生悲劇。小說的藝術價值在於，它不只是寫出了潘金蓮是一個壞女人，同時更重要的，是寫出了她為什麼是一個壞女人和怎樣成為一個壞女人。也就是說，它在無情地揭露這個壞女人的惡行惡德的同時，還寫出了與這個壞女人的種種惡德惡行聯繫在一起的她周圍的生活條件，以及由這種條件所決定的她所經歷的種種屈辱、悲苦和辛酸。從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和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潘金蓮形象，可以這樣說：她是一夫多妻制的男權社會所孕育出來的一朵惡之花。她身上的惡反映了社會的惡。她的悲劇意義在於，是惡社會造成了這樣一個惡女人，而惡社會又徹底地毀掉了這個惡女人。

　　三、潘金蓮是一個悲劇人物，她的悲劇是一個追求者的悲劇潘金蓮的一生算不算一個悲劇？潘金蓮算不算一個悲劇性的人物？這是有不同看法的。說她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當然就包含著某種悲憫和同情在內，可是在有的人看來，潘金蓮這樣的人是不應該對她有什麼同情的。老一輩的詩人和劇作家孟超先生(就是因寫了著名的崑曲劇本《李慧娘》而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曾經寫過一本小冊子，書名叫做《<金瓶梅>人物》，其中第一篇的題目就是《千古悲劇人物潘金蓮》，文中說她是「《金瓶梅》裡邊被糟蹋得最厲害的一個，被迫害得最殘酷的一個」，因而認為她是一個「千古悲劇人物」。但這本書在孟超先生過世20多年後的2003年重新出版，為新版寫序的牧惠先生就明確地講了他不同意孟超先生的看法，他說：「可以預料，孟超對潘金蓮的評價會碰到反對意見。愚見以為，《水滸》中的潘金蓮，多少讓人同情；《金瓶梅》中的潘金蓮，則實在罪惡滔天，招人厭惡。」我是基本上同意孟超先生的看法的，雖然他所說的「最厲害」、「最殘酷」、「千古」等等，不免說得有點過分和絕對化，但不論從小說描寫的客觀實際來看，還是從作者本人的主觀態度來看，潘金蓮都確確實實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作者對她也是確確實實帶有某種同情心的。下面我們就結合作品的藝術描寫來作一些具體分析。

　　潘金蓮的一生是悲劇性的一生，她的悲劇是一個追求者的悲劇。這是我對潘金蓮這個形象的一個總的認識和評價。

　　潘金蓮與正統文化所要塑造的那種賢妻良母型的婦女完全不同。她並不是一個很軟弱的，安分認命、逆來順受的，願意昏昏噩噩地度過自己一生的女人，也不是一個很膚淺的、沒有思想、無所追求的女人，而是一個富於生命的活力、不安分的、有自己的人生追求的、進取型的女人。她的人生追求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既然生而為人，就應該像人那樣活著，享有人生的歡樂與權利（包括當時社會最不能容忍女人有的情慾和性慾在內）。這種追求，在她那個時代和具體的生活條件下，像她那樣身份和地位的市井婦女，可以說是一種最低的人生追求，但同時也是可能有的最高的人生追求。潘金蓮的悲劇在於：她想成為一個人，過一種正常的人的生活而不可得，那個污濁的、罪惡的社會蹂躪她、摧殘她、擠壓她，同時又浸染她、腐蝕她、鑄造她。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以潘金蓮本來有的資質(主要是她的聰明和潑辣)，如果有一個正常的健康的環境，她是有可能成為一個女強人，或甚至成為一個女中英傑的。但她終於成為一個貨真價實的淫婦和壞女人，或者如清代的《金瓶梅》評論家張竹坡所說――「不是人」。問題就在於，單憑潘金蓮那過人的聰明和潑辣的個性，她是無力抗拒也無法逃脫歷史加給她的悲劇命運的。《金瓶梅》的藝術描寫表明，潘金蓮並不是一個天生的壞女人，她的惡德惡行是罪惡的社會造成的。她不能容忍生活的不公平，不能容忍社會加給她的欺壓和凌辱，便以惡抗惡，終於自己也成了一個惡人，並最後被惡所呑噬。她的悲劇不僅表現在她一生的苦苦掙扎，失敗，屈辱，以致最後的被懲罰而慘死；更重要的還表現在，是罪惡的社會扭曲了她的靈魂，鑄造了她的惡德，她是害人而最終又害了自已。應該說，在人生的舞台上，潘金蓮的悲劇是演得有聲有色的。在她的身上釋放出長期被壓抑的中國女性的生命活力，但這種活力又被社會的邪惡所控制。

　　從我們前面的簡單介紹可以看出，潘金蓮既沒有好的家庭背景，又沒有財富(這兩點對封建社會的婦女要嫁一個好男人，過上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是很重要的條件)。她有的只是天生的聰明和美麗。當然單憑這兩點，如果有好的環境和機遇，經過努力，她也是可能生活得像個人樣的。但是很可惜，也很可憐，她從小就失掉了人身自由，失掉了獨立的人格，失掉了做人的尊嚴。小說里寫她「自幼生得有些顏色，纏得一雙好小腳兒，因此小名金蓮。」小說在後文還多次寫到她的這雙小腳(她第一次與西門慶勾搭成奸，就是從西門慶借撿筷子去揑她的小腳開始的)，這裡特意點出連名字也同她的這雙小腳有關，這樣的描寫不是毫無意義的。古代的男人欣賞女人的小腳，是一種變態的畸形的審美觀，一種非人性的惡趣，這裡寫她的名字也用她那雙被男人欣賞的小腳來命定，這就帶有一種象徵的意義，象徵著她供男人欣賞、玩樂的地位、身份和命運。事實正是這樣，因為父親早死和生活貧窮，九歲就被母親賣到王招宣府里，學習彈唱，供人享樂。因「他本性機變伶俐，不過十五，就會描鸞刺繡，品竹彈絲，又會一手琵琶。」九歲就被當成商品賣掉，失去了人身自由。這是她走向人生的開始，也是她悲劇命運的開始。關於她在招宣府中的生活情況，書裡邊沒有仔細描寫。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後面的情節寫到了招宣府中的寡婦林太太，公然把西門慶招到府里去通姦，則潘金蓮少女時期在這個富貴豪華的官僚府第中受到的最初影響和浸染，就可想而知了。難怪她那樣幼小年紀，就學會了「描眉畫眼，傅粉施朱，梳一個纏髻兒，著一件扣身衫子，做張做勢，喬模喬樣。」什麼叫做「扣身衫子」呢？就是一種能夠顯現女性身體曲線的緊身衣服，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很性感的衣服。再加上裝模作樣，當然是一種不安分的、放浪的、勾引人的表現。這樣的描寫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說明，她還在年紀很小，不知世事的時候，就企圖以搔首弄姿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但還來不及一試身手，王招宣就死了，她又以三十兩銀子的價錢被賣到了張大戶家。像是一件不值錢的商品，在市場交易中，她又被轉移了一次。這次遇到的男主人是一個色鬼，女主人是一個潑婦。她十八歲被張大戶背著家主婆姦汙收用，事發而為家主婆所不容，一頓毒打之後被強迫嫁給了武大郎為妻。寫到張大戶背著主家婆收用姦汙了潘金蓮時，作者禁不住發出這樣的感慨：「美玉無瑕，一朝損壞；珍珠何日，再得完全？」作者將潘金蓮本來的質地比作美玉和珍珠，他的同情是非常明顯的。令人悲嘆的是，這顆被污被損的珍珠，由此便墮入了污穢、罪惡和不幸之中，再也無緣恢復她純凈無瑕的本來面目了。

　　《金瓶梅》作者的可貴之處在於，他雖然對潘金蓮懷著同情，期待她能夠變好，恢復原貌，卻仍然嚴格地忠於生活，無情地寫出了她的墮落和毀滅。

　　潘金蓮對生活的明確的不滿和反抗，是從對婚姻的不滿開始的。她在失掉了自由的情況下被強迫嫁人，這本身就是極大的不公，就是可以反抗和應該反抗的。再看武大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小說寫他是「為人懦弱，模樣猥衰(即猥瑣)」，因「身上粗躁，頭臉窄狹」，人稱「三寸釘，谷樹皮」。總之是既矮又丑。武大與潘金蓮不般配，在這個意義上這樁婚姻也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她不滿、怨恨，從內心發出這樣的呼喊：「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何故將奴嫁與這樣個貨？」她常常在無人處彈唱一首《山坡羊》來抒發內心的感受，其中有這樣的句子：「他烏鴉怎配鸞鳳對？奴真金子埋在土裡，他是塊高麗銅(指一種質量很低的銅)，怎與俺金色比？」這裡，潘金蓮唱出了她對自己的評價，唱出了她內心的怨恨，也唱出了她對生活的憧憬和希望。作者的態度怎麼樣呢？在這段描寫之後，作者有兩句話評論說：「自古佳人才子相湊著的少，買金偏撞不著賣金的。」他將潘金蓮與武大的婚姻，與從古以來才子難與佳人相配相提並論，對潘金蓮不滿自己的婚姻並「憎嫌」武大，表現了明顯的理解和同情。對這樣不般配的婚姻，要是換成另外一個生性懦弱、聽天安命、對生活無所追求的女人（在舊時代這樣的婦女何止千萬），也可以跟武大（他很老實，人並不壞）湊湊合合地過一輩子，日子或許也可能過得平平穩穩、和和順順，但也一定緊緊巴巴、窩窩囊囊，十分悲苦。這樣逆來順受地湊合著過日子當然也是一種悲劇，但卻是另一種類型的悲劇，這種悲劇在封建時代非常普遍，人們早已習以為常。可是潘金蓮卻是一個極有氣性的女人，她跟多數安分聽命的婦女那種卑怯的心理不同，她自視甚高，很不安分，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她既然認定自己是鳳凰，是金子，當然就要另擇高枝，就要閃現出金子的光亮來。她不屈服於命運的安排，她要奮力反抗。她的反抗是合理的，比之無數逆來順受的女人來也應該說是可貴的。

　　可嘆可悲的是，她的人格意識的覺醒卻同她的奴隸身份不相稱。強嫁給武大本身就是她奴隸身份的證明，何況在嫁給武大後她的命運還是被緊緊地抓在張大戶的手心裡。這裡有一段描寫是很值得我們重視的。張大戶雖然被悍潑的主家婆逼得將潘金蓮嫁給了武大，可是他仍然早早晚晚偷著與潘金蓮「廝會」，這種關係由於張大戶給了武大賣炊餅的本錢，住房也不要他給房租，因此為武大所默認。小說里寫：「武大雖一時撞見，亦不敢聲言。」大家注意，這種態度與後文寫武大從鄆哥那裡知道了西門慶與潘金蓮偷情就要去捉姦，態度和表現是很不一樣的。這說明，武大雖然是個老實人，但在那個具體的社會環境里，他也很自然地不免把女人看成是可以換錢的工具。這一系列的描寫都表明，潘金蓮想要求得一個做人的機會，要追求幸福，但是社會卻剝奪了她的人身自由，更剝奪了她選擇愛情婚姻的自由。她的掙扎是非常艱難的。

　　潘金蓮是一個失掉了人身自由的孤女，她被剝奪得一無所有，惟一可以憑藉來進行反抗的就是她的姿色。按小說里所寫，她長得很標緻。小說多處寫到潘金蓮的標緻，最突出的是第九回，是很多研究者都常常引用的，寫潘金蓮初嫁到西門府，借另一個婦女，而且是很容易產生嫉妒心的婦女，就是西門慶的大老婆吳月娘，從她的眼睛裡大加渲染：這「吳月娘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小廝們家來，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不曾看見；今日果然生的標緻，怪不的俺那強人愛他。』」連女人都會動情，嫉妒心都會因此而得到抑制，可見她的美麗對男人的吸引力了。有這樣天生的過人姿色，按理應該是潘金蓮的幸運，但由於她的身份地位，卻竟成為造成她悲劇人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她以自己的姿色作為資本來進行反抗，但生活卻逼迫她一步步走向墮落和犯罪。

　　潘金蓮並不是生來就淫蕩，是一個天生的淫婦。《金瓶梅》藝術描寫的高明表現在，它很準確、很細緻地寫出了這個市井婦女淪落為一個淫婦的的原因和過程。有兩段描寫我們可以對比起來分析。一段是潘金蓮在與西門慶勾搭成奸之前，一段是與西門慶勾搭成奸到正式嫁給西門慶之前。這兩段描寫是一個過程，前後是連貫的，同時又是有分別的。這兩段描寫表現了相當的思想深度。

　　先看第一段。小說寫她的各種行為和表現，確實是相當放浪的，但還夠不上稱為淫蕩。放浪與淫蕩很相近，但還是有分別的：放浪是指她不守禮法，或不遵守世俗的規矩，而淫蕩則是指性放縱，是沒有情感基礎和情感內涵的純肉體的尋歡作樂。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的描寫是相當準確的。

　　小說第一回，作者在感嘆她的婚姻遭遇不幸(就是所謂「自古才子佳人相湊著的少，買金偏撞不著賣金的」)以後，就寫她用自己的姿色來勾引男人：武大出門賣炊餅去了，「婦人在家，別無事干，一日三餐吃了飯，打扮光鮮，只在門前簾兒下站著，常把眉目嘲人，雙睛傳意。」還寫她「常常站在帘子下面磕瓜子，故意把一對小金蓮露出來」。但是這一大段描寫，連同後文寫她勾引武松，小說都寫得很有分寸：第一，她雖然打扮光鮮艷麗，眉目傳情，招花惹草，但是她並沒有亂來。你看，那一幫浮浪子弟想用各種辦法來挑逗她，勾引她，她不為所動，並不理睬。相反，在武大為了避免這些人的騷擾提出「要往別處搬移」，同她商議時，她毫不猶豫，馬上答應，還提出為了避免「小人啰唣」(這是她的原話，表現了她對這些浮浪子弟引誘、挑逗她的一種反感)，不能再住這裡的「淺房淺屋」，要去「典上他兩間」大房來住，並主動把自己的「釵梳」(首飾)拿出來，真的去典得一套「上下兩層，四間房屋」，還有「兩個小小院落」的大房子居住。這絕不是專事勾引男人的淫婦所能有的表現。第二，她後來看見武松，見他「身材凜凜，相貌堂堂」，就動了心，小說寫她是這樣想的：「奴若嫁得這個，胡亂也罷了。」「誰想這段姻緣，卻在這裡!」很自然地是從婚姻，從嫁人出發來考慮問題的，想到的並不是勾引男人來使自己得到一時的性滿足，這種心理顯然也與一般所謂的淫婦不一樣。對武松的態度，也可以說明她對那些浮浪子弟不屑一顧的原因，因為她要選擇的是生活伴侶(婚姻)，而不是性伴侶(性慾的滿足)。也就是說，這時的潘金蓮，追求的主要是要改變不滿意的婚姻狀況，希望嫁一個稱心如意的好男人。詞話本在這回書中有這樣幾句：「這個婆娘在屋裡，風流伶俐，諸般都好，為頭的一件好偷漢子」。如果真的是好偷漢子，那這時就該真是一個淫婦了。但在她勾引武松和與西門慶成奸之前，小說並沒有具體寫到她偷過哪一個漢子，相反她有不少機會，卻都置之不理。已經有學者指出，崇禎本(或稱為繡像本)沒有她「好偷漢子「這句話，如果崇禎本確是後來的改本，應該說這個地方是改得很好的。

　　再看看第二段，小說寫她同西門慶的關係，也是寫得非常準確和富于思想深度的。雖然是寫兩個人偷情，但男女雙方的心理和所要追求的目的都是很不相同的。寫西門慶，有這麼幾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是，小說在這個時候介紹說他是一個「自幼常在三街四巷養婆娘」的男人，這就無異於告訴我們，他同潘金蓮勾搭，也不過是「養婆娘」，是為了滿足他的淫慾。二是，王婆深知其人，所以在二人初次成奸後，就特意問西門慶潘金蓮的風月手段如何(她不問別的，如性情如何，容貌如何等等)，西門慶回答說：「這色系子女不可言!」色系就是絕字，子女就是好字，意思是絕好，好到了極點，到了不可言說的程度。可見他的淫慾追求確實從潘金蓮那裡得到了充分的滿足。所以小說寫，在這之後有兩個多月的時間，西門慶是「常時三五夜不曾歸去，把家中大小丟的七顛八倒，都不喜歡。」。可是第三，很奇怪，對這樣一位令他如此滿意的女人，從端午節相聚之後，竟有兩個多月的時間冷落和疏遠她，不再到她家裡去，而且音信杳無。這其間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出乎潘金蓮的意料之外，也出乎讀者的意料之外，西門慶在這段時間內娶了孟玉樓做為第三房妾，並且「燕爾新婚，如膠似漆」。再加上女兒西門大姐也在這段時間出嫁，就完全把潘金蓮忘到腦後了。他這樣做，除了我們這裡講到的純然把潘金蓮當作自己洩慾的工具這一點之外，也還有別的原因，這個等到我們講西門慶形象的時候再作分析。

　　但潘金蓮就不一樣了，這次與西門慶勾搭，小說雖然沒有明確寫到她有婚姻的考慮，但她所期望的卻是要找到一個能夠依靠的男人。這一點小說是寫得非常清楚的。第四回里寫西門慶以揑她的小腳來挑逗她時，她這樣說：「官人休要啰唣!你有心，奴亦有意。」這句話從表面上看只是姦夫淫婦互通心聲，沒有什麼太深的意義，但聯繫到潘金蓮的身份和具體處境，以及兩個人後來關係的發展來看，卻有值得我們注意之處，就是其中隱含著潘金蓮的一種心理，一種內在的要求，就是兩個人應該是「情投意合」。「情投意合」的關係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無論是就情還是就性來說，都是一種對等的關係。但既然西門慶是把潘金蓮看作是滿足自己淫慾需求的對象，而潘金蓮並不是，那在他的心目中兩個人的關係就不會是對等的。潘金蓮隱隱約約地感覺到這一點，所以她總是擔心西門慶會負心，把她忘到腦後，因而幾次提出來希望西門慶不要負心(對比來看西門慶就沒有這種擔心，對他來說，潘金蓮即使負心他也不在乎，他要的是性伴侶，他的性伴侶很多，可以隨時更換)。第五回，在毒死武大後，潘金蓮就對西門慶說：「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你做主!休是網巾圈兒打靠後(這就是比喻忘到腦後的意思)!」第六回，又再次表達說：「蒙官人抬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是必過後休忘了奴家!」為什麼有這樣的擔心，並且一再地表示？就是因為她想找到一個能夠靠得住的男人，但她已經感到這個男人是不大靠得住的。西門慶想找的是一個能滿足自己淫慾的對象，就是性伴侶，而潘金蓮期望的則是能得到一個情投意合的情人。所以在兩個人成奸之後，各人的表現是很不一樣的。一邊是西門慶與孟玉樓燕爾新婚，把潘金蓮忘得乾乾淨淨；一邊卻是，已經沒有了丈夫的約束可以自由行事的潘金蓮，在被冷落孤寂難耐時，並沒有去偷別的漢子，而是苦思苦戀，盼望著西門慶的到來。第八回里的描寫頗具深意：她「每日門兒倚遍，眼兒望穿。」她不能忍耐，於是脫下兩隻繡花鞋來打相思卦，看看西門慶幾時能來。書中引了兩首《山坡羊》，傳達了潘金蓮的心聲：「他，不念咱；咱，想念他!」「他，辜負咱；咱，念戀他。」後來從玳安那裡得知西門慶娶了孟玉樓時，她幾次痛哭流淚，還寫了一首《寄生草》托玳安帶去，其中說：「將奴這知心話，付花箋，寄與他。」她不是在西門慶的面前流淚，而是偷偷一個人流淚，可見並不是裝給人看的，而是內心痛苦的表現。此後，「每日長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一般」，在百般寂寞痛苦之時，獨自彈琵琶，唱一曲《錦搭絮》，裡面唱道：「奴家又不曾愛你錢財，只愛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輕情性兒乖。」

　　她的這些表現和所唱的曲子，至少說明兩點：第一，她與西門慶不同，西門慶只有淫慾，而這時的潘金蓮是淫慾與情慾相混，而以情慾為主。第二，在她的心中，或者說在她的希望中，與西門慶的關係應該是一種對等的關係，平等的關係。我思念你，你也應該思念我，如果你不思念我，就是負心，就是辜負了我。這裡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要求在兩人的情愛(注意不是純肉慾的性愛)關係中是對等的，平等的。西門慶曾經對潘金蓮賭咒發誓，說如果負心了，就會如武大那樣慘死(第五回)，但他還是很快就把這個讓他感到極大滿足的潘金蓮拋到了腦後。前面我們說，小說對她與西門慶關係的這段描寫，表現了相當的思想深度，主要表現在：在那個時代，對於像潘金蓮這樣出身卑賤的市井婦女來說，就連偷情也是不平等的。她追求、期望，並且熱切地呼喚這種平等，但是她得不到。《金瓶梅》對潘金蓮這樣的婦女的生存狀態及其心理，描寫得如此精細和真實，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是並不多見的。作者真實地寫出了這樣的現實，也就自然地表現出了他的同情。理解了這一層，我們就不難看出，小說從第四回到第八回，情節的安排和布局，作者也是很有講究，很有匠心的。寫西門慶娶孟玉樓做妾，什麼時候不可以寫，安排在什麼地方不可以，偏偏要安排在他與潘金蓮偷情期間，作者是有用意的：這就與潘金蓮對他的苦苦思念和苦苦等待形成對比，說明了：西門慶對潘金蓮和跟潘金蓮的關係是不當回事兒的，而潘金蓮對西門慶和跟西門慶的關係，是很當回事兒的。在對比中顯現出兩個偷情人地位的極不平等。

　　因此我們有根據說，至少在進入西門府之前，潘金蓮還不是一個完全的真正的淫婦，雖然她已有不少醜惡的和罪惡的行徑讓人痛恨。只是在嫁到西門慶家以後，由於西門慶梳籠李桂姐而再次使她受到冷落和侮辱，她與小廝琴童通姦，以及後來與女婿陳經濟的亂倫關係等等，才完全為淫慾所控制，墮落成一個不折不扣的淫婦。《金瓶梅》的藝術描寫，充分地呈現出現實生活和人物思想性格的複雜性，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但不管怎麼說，她參與毒死武大郎，在任何時代，任何條件下，都是一種犯罪，都是不能饒恕的。反抗不公平的命運，反抗不合理的婚姻，追求幸福美滿的生活，本來是合理的，值得同情的。但可悲的是她以惡抗惡。她是一個生活於下層的市井婦女，雖然讀過幾年書，卻既不受封建禮教的羈絆，也沒有道德觀念的約束。為了維護自己做人的權利，竟至不擇手段，去剝奪跟她同樣可憐的人的做人的權利。毒殺武大郎，這是潘金蓮一生中的第一樁罪案。她一開始反抗人生就走上了邪惡的道路，手上染上了無辜者的鮮血。對她的身世遭遇不無同情的作者並不饒恕她，到後面的第八十七回里讓她吃了武松的刀子，連心肝五臟都被掏了出來。但如果我們只是從她最後被殺的結局來理解潘金蓮的悲劇，就把《金瓶梅》的藝術描寫看得太淺了。

　　她以殺人的手段除掉了武大郎，經過一番曲折，終於做了西門慶的第五個妾。到了西門府，潘金蓮才算真正登上了人生舞台，淋漓盡致地發揮出她的聰明才智，施展出種種風情手段，有聲有色地演出她的人生悲劇。但從此，她的人生追求也就變得更加畸形和邪惡了。她一生都在追求，在追求中一步步走向墮落和犯罪。

　　四、在妻妾爭寵中充分地表現了潘金蓮的陰險與狠毒在西門慶的家裡，潘金蓮憑著她的聰明和機敏，準確地判定自己不高不低、既貴且賤的身份地位，也準確地判定自己的長處和短處，清清楚楚地意識到，要在這個大家庭中爭得自己的一席之地，進而實現壓倒身邊所有女人的理想，最根本的就是要籠絡和討好西門慶，得到他的寵愛。小說第二十四回里，寫她花一兩銀子（她不像李瓶兒有錢，花一兩銀子也是一個大數）求劉理星替她「回背」（道家一種用鎮書符水為人消災免難的法術）時，便吐出了她的隱衷：「奴不求別的，只願得小人離退，夫主敬愛便了。」所謂「小人」，就是指跟她爭寵的對手，因此，博得西門慶的寵愛，壓倒跟她爭寵的別的女人，就成了她主要的生活目標和主要的生活內容。圍繞著這個中心，小說展開了栩栩如生的描繪，令人驚心動魄。通過一系列有關她恃強爭寵的場面和細節，小說生動地展示了她嫉妒、潑辣、陰險、狠毒等個性特徵，同時也一步步深刻地揭示出她的悲劇命運，以及這悲劇命運所包含的社會內容。

　　爭寵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潘金蓮的人生之路充滿了艱險。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為西門慶是一個貪財好色、淫浪無恥、殘暴粗俗的傢伙，女人對他來說只不過是滿足他淫慾的工具，不存在真正的愛，更不存在專一的愛，因此潘金蓮要求得到他對自己的專寵，實際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再一方面，是因為西門慶有一妻五妾，外加上一些受寵的丫頭、妓女、姘婦，關係錯綜複雜。她面臨的對手不只一個，而其中有的人（例如李瓶兒）某些方面的條件又顯然比她更優越。還有一方面，是因為她生活在那個充滿污穢和罪惡的黑暗王國中，淫慾不斷膨脹而不能自制，一再干出淫亂醜行，自輕自賤自戕。她先是拉攏討好大娘子吳月娘，挑撥西門慶毒打在妻妾中身份地位都比較低賤的孫雪娥，很快就得了手，顯示出她不同尋常的心計和手段。

　　但不久就遭受挫折，吃了苦頭。西門慶梳籠李桂姐以後便冷落了她，甚至半個月也不跟她見面。潘金蓮內心十分苦悶，她寫了一首《落梅風》，讓小廝玳安送給西門慶，傳達她內心的思念之情和和孤凄的處境，期望西門慶由此能恢復對她的寵愛。誰知西門慶正沉迷於李桂姐的姿色，為了討得李的歡心，竟然當著李的面將潘金蓮送來的柬帖扯得稀爛，還把送信的玳安也踢了兩腳。以後潘金蓮還被迫將頭髮剪下來，讓西門慶拿去送給李桂姐墊在腳底下每日蹝踩。這對潘金蓮來說，當然是無法忍受的奇恥大辱。與此同時，潘金蓮為了滿足自己難耐的淫慾，竟勾搭上了小廝琴童，事發後被西門慶剝光了衣服，罰跪在地上抽馬鞭子。對潘金蓮的這種遭遇，作者也是流露出他的同情的，書中有兩句詩道：「為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潘金蓮的這種遭遇，一方面是由於西門慶的淫縱與肆虐，另一方面也是妻妾爭寵帶來的必然結果。她結怨於孫雪娥和李嬌兒，她跟琴童的姦情便是她們去向吳月娘和西門慶告發的，挨打受辱也是由於她們從中挑唆的。

　　但潘金蓮是一個要強的、進取型（或者說是進攻型）的女人，她並不因為受到挫折失敗就灰心退卻。她既已確定的目標是要千方百計一定要實現的。自此以後，她在妻妾爭寵中幾乎發揮出全部的聰明才智，各種手段都施展了出來。對西門慶，她摸透了他的習性和心思，採取軟硬兼施的辦法，一方面賣弄風情，儘力滿足他的淫慾需要，百般獻媚，曲意奉迎，甚至連醉鬧葡萄架、承溺呑精一類極其污穢卑賤的行徑都能心甘情願地干出來，屈身忍辱，無所不至。另一方面，她又很有分寸地對西門慶進行挾制和管束，甚至夾槍帶棒尖酸刻薄地對西門慶進行冷嘲熱諷。有時西門慶也確實有些怕她。有一次竟至「慌得裝矮子，跌腳跪在地下」，笑嘻嘻向她央求。她對西門慶的態度，有時大膽得連吳月娘也替她揑一把汗。但什麼時候該軟，什麼時候該硬，她都心裡有數，分寸掌握得極好。由此可以看出她過人的心計、膽識和手段。

　　對跟她爭寵的對手，她卻毫不留情，為了保護自己，壓倒別人，她施用了十分陰險狠毒的手段去打擊陷害，無所不用其極。書中寫了兩次可以稱得上是驚心動魄的她跟對手的較量，一次是對宋惠蓮的，一次是對李瓶兒的。

　　按身份與地位來說，宋惠蓮只是一個僕婦(她原名宋金蓮，就因跟潘金蓮重名而犯諱，才改名為惠蓮的)，原不構成對潘金蓮的威脅，只因她「生的黃白凈面，身子兒不肥不瘦，模樣兒不短不長」，尤其是有一雙比潘金蓮的腳還要小的小腳，更兼她「性明敏，善機變，會妝飾」，很快就把貪淫好色的西門慶迷住了。這就引起了潘金蓮對她的嫉恨。尤其在她竊聽藏春塢後，便敏銳地感覺到，如果任隨宋惠蓮同西門慶的關係發展下去，自己就有被她「撐下去」的危險。她絕不能容忍宋惠蓮成為西門慶寵愛的第七房妾。於是潘金蓮決心要剪除宋惠蓮。這時的潘金蓮，比之嫉恨李桂姐凄孤難耐而與琴童私通時，要變得聰明機巧多了。她玩弄的是兩面派的手法，通過西門慶來制伏宋惠蓮。欲奪之而先予之，她不急不躁，很有耐心。她先利用宋惠蓮畏懼她、討好她、依附她的心理，籠絡住這個婦人的心。有時宋惠蓮單獨同她在一起，恰好西門慶來撞上，四下無人，她就「教他兩個人苟合」。一方面討得西門慶的歡心，一方面也贏得宋惠蓮對她的好感和信任。明敏機變如宋惠蓮者，竟也輕易被她瞞過，以為潘金蓮確是對她「寬恩」，便格外貼近她，後來竟至敢於提出要在潘金蓮的房裡同西門慶苟合。潘金蓮心裡恨得咬牙切齒，表面上卻不動聲色，她很有耐心地在等待和尋求機會。當宋惠蓮的漢子來旺知道了老婆同西門慶通姦，趁酒興大罵西門慶和潘金蓮，並揚言要殺死西門慶時，她立即抓住機會挑唆西門慶設計陷害來旺。在如何處置來旺的問題上，潘金蓮跟宋惠蓮之間為了爭奪西門慶展開了一場尖銳激烈的拉鋸戰。西門慶是一會兒聽宋惠蓮的，一會兒又聽潘金蓮的，徘徊游移於兩個寵婦之間，顯得耳軟心活，優柔寡斷。書中的有關描寫十分精彩，生動地展示了在以男性為中心的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生活中妻妾爭寵的生活圖景。機敏過人的潘金蓮，抓住並利用了西門慶想完全佔有宋惠蓮的心理，調唆西門慶「不如一狠二狠」，剪草除根，置來旺於死地，終於擊敗了宋惠蓮。來旺被解徐州後，宋惠蓮得知被騙，氣得尋死覓活，此時潘金蓮又挑唆孫雪娥去跟她大吵大鬧，終至於使宋惠蓮一氣之下自縊身亡。其後，宋惠蓮之父宋仁因跟西門慶論理，又被西門慶買通官府毒打致死。潘金蓮聲色未露，順順噹噹地就假西門慶之手剪除了一個同自己爭寵的對手，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勝利，卻害了兩條人命。

　　害死李瓶兒，用的又另是一種手法，更進一步表現了潘金蓮的陰險與狠毒。比之宋惠蓮，李瓶兒佔有比潘金蓮要好得多的條件，她不僅有色，而且有財，都是西門慶所貪戀的；她還有不在潘金蓮以下的賣弄風情、取悅男人的手段；她更有潘金蓮不具備的討人喜歡的溫柔性兒。因為這一切，李瓶兒得到西門慶特別的寵愛，成為威脅潘金蓮的主要對手，引起了她的強烈妒恨。加之李瓶兒懷孕生子，竟成為西門慶家族的血脈所存，地位更是非同一般。由此李瓶兒便成為潘金蓮的眼中釘，不拔掉這顆釘子，就沒有她潘金蓮在西門慶府中的地位。目標首先落在李瓶兒所生的官哥兒這個無辜的小生命上。她幾次三番驚嚇尚不足以泄她的心頭之恨，後來見官哥兒愛穿紅衣服，便日日訓練那隻兇猛的「雪獅子」貓兒，讓它抓食用紅絹裹著的肉食，終於用這個最陰險狠毒的辦法害死了官哥兒，活活地將李瓶兒氣死。一貫忍辱溫厚，並多次在西門慶面前替潘金蓮掩蓋罪惡的李瓶兒，在臨死前終於識破了她的奸計，悄悄地對吳月娘說：「娘到明日好生看養著，與他爹做個根蒂兒，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算了。」潘金蓮在爭寵中又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勝利，卻又害死了兩條人命。

　　封建社會大家庭中的妻妾爭寵，是一場戰爭，沒有硝煙，卻一樣你死我活，充滿了血污。潘金蓮在這場戰爭中大顯身手，充分地表現出她那被罪惡的慾望所控制的聰明才智。

　　五、潘金蓮悲劇的社會內容和《金瓶梅》的寫實風格潘金蓮在爭寵之戰（實實在在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中一連擊敗了兩個對手，毀掉了四個人的生命。潘金蓮勝利了，但她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勝利者。潘金蓮的勝利只是證明了而並沒有改變她的人生悲劇。說潘金蓮的一生是一個悲劇，主要還並不在於她最後的慘死（她的死只是讓人感到是罪有應得），而首先在於她處心積慮、費盡心機、不擇手段所追求的目標本身就是悲劇性的。作為一個女人，她追求的人生目標實在是十分可憐的，不過是：穩穩噹噹地佔據被男人玩弄侮辱的地位，成為男人發泄淫慾的工具。一個聰明美麗在正常的環境中本應有所作為的女性，卻將她過人的智慧和精力，用來全力爭取成為無恥男人手中的玩物。這樣的人生追求不是太可悲也太可憐了嗎？而這正是中國封建社會男尊女卑、一夫多妻制度下妻妾爭寵中無數悍妒型婦女悲劇命運的真實寫照。在這方面，潘金蓮的形象具有很高的典型意義。

　　潘金蓮的悲劇還在於，她雖然戰勝了兩個對手，但她所追求的東西並沒有真正得到。她是拚命地想穩穩噹噹地成為男人手中的玩物而不可得。潘金蓮所能做到的，僅僅是以她的色相和風情，取悅於西門慶，滿足他肉體上的一時之快。她始終只是西門慶洩慾的工具，而且還只是暫時的工具。她想求得「夫主敬愛」不過是一種幻想。她既沒有能像李瓶兒那樣得到西門慶的真正寵愛，也沒有能像吳月娘那樣的正妻的地位而得到西門慶的尊重。其實潘金蓮對這一點並不是沒有認識的。她很早就對宋惠蓮說過：「十個老婆買不住一個男子漢的心」。但她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可是，等到她真正體嘗到這種人生的苦況時，她的內心真有說不出的悲哀。第七十三回「潘金蓮不憤憶吹簫」，寫潘金蓮從西門慶點唱的曲子中一下子就聽出了西門慶對被她害死的李瓶兒的思念之情。於是便醋意大發，在席上便忍不住冷言熱語地對西門慶投以諷刺。她殘忍地害死李瓶兒，巴望著西門慶能將對李瓶兒的那份寵愛轉移到她的身上，但西門慶偏偏不給她。在這個時候，潘金蓮體驗到的並不是勝利者的歡樂，而是一個失敗者的悲哀。作者的描寫挖掘到了人物的靈魂深處，而且表現出深厚的社會歷史內容。從本質上看，潘金蓮的悲劇是一個社會悲劇，她的悲劇性格是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賦予她的。

　　在同吳月娘的關係上，小說進一步更深刻地表現了潘金蓮的內心痛苦和悲哀。在害死李瓶兒之後，潘金蓮也確曾驕縱過一陣子，以為她從此會受到西門慶的寵愛，會得勢，因而竟敢跟大娘子吳月娘對立和較量。一場尖銳的矛盾衝突雖由春梅辱罵申二姐引起，種因卻很久遠，而核心仍是所謂「把攔漢子」。潘金蓮大撒潑，又是撞頭，又是打滾，向吳月娘示威，並發泄內心的痛苦和怨恨。較量的結果自然是潘金蓮的慘敗。究其原因，不外兩條：一是吳月娘是正妻，而她不過是小妾；二是吳月娘正懷著胎，為西門慶百般珍重愛護，而她卻是想盡一切辦法也總不受孕。用潘金蓮自己的話來說，是：「娘是個天，俺每是個地。」這個位置也是封建制度排定的，潘金蓮再潑辣再要強也動搖不了，改變不了。地位懸殊，天差地別，這場風波最後當然只能以潘金蓮的失敗而告終，她忍氣吞聲，下跪磕頭，向吳月娘陪禮道歉，這才使這場風波最後收場。她本來是為了「把攔漢子」而同吳月娘爭鬥的，可爭鬥的結果卻是西門慶反而被吳月娘所「把攔」。這是她不願看到，卻又是她無力改變的。有一陣子，由於吳月娘的阻攔，西門慶竟不敢到潘金蓮的房裡去；甚至在她從薛姑子那裡討來坐胎的葯，選定了壬子日服用，也因此而落了空。可以想見她內心是何等的悲哀。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她害死了李瓶兒之後，險惡的用心由此敗露，死者終於醒悟，生者也得了教訓。這就成為她在西門慶死後被吳月娘逐出門外的重要原因。這個結局同時還說明，一旦男人死了，她也就沒有了依靠，處於正妻位置的吳月娘就可以隨意處置她。她是為男人活著的，也是依靠男人活著的，沒有了男人作為依靠，她也就失掉了立足之地。這實在是非常可悲的。

　　潘金蓮的悲劇更重要的還表現在，在她可悲的人生追求中，她的靈魂被扭曲，人性被異化，孳生、發展、膨脹了各種惡德穢行。她是一個被男人玩弄的女人，同時也是一個玩弄男人的女人。西門慶就是因為她為了滿足自己的淫慾讓他過度地服用了淫葯而死在她的手中。小說的這種描寫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她是一個害人的人，而實際上她也是被社會所害。潘金蓮是由惡社會所造成而又被惡社會所毀掉的一個惡女人，是一個封建社會以男性為中心的一夫多妻制度下產生的具有獨特個性的悲劇性人物。對她的結局，作者一面從「一命還一命」的因果報應觀念出發，用鋪張的筆墨寫她被為兄復仇的武松殺死，同時又對她悲劇性的一生深致悲嘆：「堪悼金蓮誠可憐，衣服脫去跪靈前。誰知武二持刀殺，只道西門綁腳玩。」不僅流露了對潘金蓮慘死的同情，同時也表現了作者在創造這個形象時明確的悲劇意識。

　　潘金蓮是《金瓶梅》所創造的女人世界中一個獨特的女性形象，這個形象的悲劇意義，是不能簡單地以「淫婦」和「壞女人」就可以加以概括和抹煞的。她自有她不能替代的悲劇意義和悲劇價值。她是在西門慶所統治的以男權為中心的一個黑暗王國里，在充滿罪惡、污穢的環境中開出的一朵惡之花。從潘金蓮一生的惡行惡德中，我們看到了女性所經歷的靈魂的躁動和痛苦，也看到了《金瓶梅》的寫實精神和寫實風格。

　　《金瓶梅》的特點，是將罪惡的人生和悲慘的人生如實地展示給人看，不加遮飾，沒有美化，脫盡了迷人的詩意和理想的光彩。《金瓶梅》描摹世情，主要是寫世情之丑和惡，寫得很具體，很真實，很充分，不留情面，不留餘地。作者用筆十分冷峻，很鋪張，淋漓盡致，卻又不動聲色。除了因果報應的結局和一些詩詞韻語，作者幾乎將自己的褒貶愛憎感情完全掩藏了起來，好像他的任務就只是描摹刻畫，讓人物自己去表演、現形。但這並不能證明《金瓶梅》的作者毫無同情心。重要的是，作者不是孤立地寫一個一個的人，也不是抽象地表現人性，而是從社會來寫人，又由人來反映出那個社會。作者寫潘金蓮的惡，展示的是由正統文化和墮落的世風所造成的悲劇人生；這惡不僅僅是做惡者的罪孽，也是做惡者的不幸，這惡裡帶著做惡者本人的痛苦和眼淚。從社會悲劇的角度來認識潘金蓮形象，我們就能體會到用筆冷峻苛嚴的《金瓶梅》的作者，也是懷著同情心的。

　　主持人：周先生為我們深入分析了潘金蓮形象的悲劇意義，使我們了解，女性以群體形象第一次出現在中國小說中，是在《金瓶梅》。它的作者生動豐富地展示了封建社會後期婦女的生活命運和悲劇圖景。在群像中最具活力的是潘金蓮，這個形象之所以成功，在於作者刻畫出她的複雜性，寫了她的惡德惡行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因此，把她寫成一朵一夫多妻的男權社會所孕育出來的惡之花，並由此顯出具體社會歷史內容的人生悲劇，也正是小說的藝術價值之所在。同時，周先生認為潘金蓮是一個追求者的悲劇形象，並賦予了相對的同情。從作為一個追求者的角度來看，潘金蓮的女性追求，甚至在今天，都有著現實性，不是嗎？現代女性要想先第一成為人，然後才是女人，不仍然是何其難嗎？

　　另外，如果說潘金蓮的淫蕩是她被惡的社會壓迫的一種反照，可她同樣在壓迫著其他的女性，像對宋惠蓮、對李瓶兒，是那麼的陰毒、殘酷。若拿《紅樓夢》做個不是是否合適的比對，我覺得，《金瓶梅》似乎一切都在一個「性」字，一切因「性」而起；而《紅樓夢》則似乎一切都在一個「情」字，一切因「情」而生。「情」與「性」兩相對比，在揭示人性隱秘的痼疾上，倒好像《金瓶梅》的筆墨更犀利甚至恣肆，將人性人情人慾剝得體無完膚，真是一點兒面子都不給。這也是《金瓶梅》的寫實風格，即淋漓盡致地展示了罪惡與悲慘的人生。拿潘金蓮來說，她情慾膨脹，人性扭曲，似乎只有在情慾里才有自我的存在。所以，她只要享受無邊無際的情慾，任情慾之火燒死兩任老公，任情慾之火燒死自己，最後死在夢中情人武松的尖刀之下。

　　其實，女性在中國小說中形象塑造的發展變遷，是從古至今女性生命軌跡的一種記錄，也是一種文學的歷史真實。當我們從史書中無從找尋更多對女性生存狀態和命運記錄的時候，小說就成了最好的透視女性在社會、思想、文化等諸多貌相的最好折射。這會讓我們思考很多，以女性的生命價值為例，是否成為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就是女性最好的定位呢？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依然沿襲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有許許多多的中國婦女，仍然是男性的生育機器和洩慾工具。相反，在一些發達的大城市，又有一些現代的知識女性，覺醒了主題意識，個性張揚，敢愛敢欲，甚至有的把男人當成玩物，成為西門一族中的女傑。同時，也還有些現代女性又在重複著《金瓶梅》中女性的悲劇命運。所以，才會有潘金蓮式的以惡抗惡，丈夫出軌了，為了報復，找男人偷情，自我墮落，自我毀滅。女性要活得自尊自重自愛，僅僅以色立身終不能長久。單從男女感情來看，女性最怕的莫過於當她全身心地為男人付出一切以後，男人成了負心漢。這是是一本水滸隨筆集。全書共三十一篇，對林沖、武松、宋江、潘金蓮、李師師、閻婆惜等水滸主要人物做了與眾不同的解說。與以往解說水滸的著作多站在男性立場上去詮釋人物不同，本書主要以女性眼光，以獨特、現代、感性的視角，去解讀《水滸》人物的性格、情感、命運、人生價值……尤其是對水滸眾多女性的分析、評論，不拘泥，不牽強，很有趣味。比如對潘金蓮的評價。

　　與西方人愛用一個玻璃瓶，亂鬨哄地插一大把顏色鮮艷的花不同，中國人插花向來講究，一截花枝，上面開著艷艷的紅梅，再配以一個細長頸的青瓷凈瓶，橫斜欹側都可以，從而顯得花有許多態。在魚氏看來，潘金蓮就是這樣一枝花，被不同的作者插來，所引起的觀感自然是不一樣。

　　在施耐庵的筆下，潘金蓮為愛情而作出的努力觸目驚心。可是，從一出場開始，她就生活在逆水撐舟的狀態中，悲劇的命運也在被不斷地暗示。因此，無論她再如何努力折騰，似也逃脫不了厄運。

　　電視版的《水滸》，通過對潘金蓮這個角色的修正，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觀眾對她的好感。而且魚氏看來，王思懿飾演的潘金蓮，在與西門慶接觸前的形象，一直是飽滿、圓潤，有著亮麗的青春與不管不顧的韌勁。這種與常規對抗的頑皮始終沉澱在她生命的底色上。可是，自打遇到武松之後，她就陷入了暗戀的不劫之地。毛姆在他的《刀鋒》扉頁里有句話，大意是:慾望是刀鋒，越過，便得救。但是想想，誰能在越過這樣鋒利的刀鋒的時候不受傷呢？慾望之門一經打開，再想關上，便很難。畢竟因為壓抑的久，所以爆發起來分外有激情。實際情形是，潘金蓮寧肯選擇與狼共舞，也不願再退回原路。金瓶梅妙語》一書，深感此書在眾多的x學術若作中，別其一格.不同流俗。

　　說心裡話，讀過這本書之後，我感受最深的首先是傅先生在樸學方面的功力。樸學是清代學者的盛業，他們不僅憑藉自已在經史和小學方面的深厚修養訓釋古代典籍中的疑難字句.而且從其開山祖師顧炎武開始，便倡導博學於文和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臆度者，在所必擯。」(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特別注意旁徵博引，以豐富翔實的資料為根據、歸納，總給出自己的學術見解。傅先生也顯然精於此道。一方面，先生憑藉自己在小學方面的修養，說文解字、訓釋眾多的難解之語，如對「博浪」「波答子」「風月窩」等等難語的訓釋便是如此;另一方面，在考核文字之時，先生又常常是綜合語言學、文字學、音韻學、民俗學、史學、哲學以及戲曲、飲食、農業、水利、植物、動物、宗教、倫理等等多方面的知識和翔實的文獻資料、曲證旁通、博及群籍、言必有據、信而有證。因而他所得出的結論大都精當不移。同時，更讓人敬佩的是傅先生嚴謹求實的治學精神。如書中對「炊餅」一詞的訓釋便是典型的例子。《金瓶梅》中寫武大郎賣的「炊餅」，就是蒸餅，也就是今天的饅頭。這一點對多數讀者來說並非疑難問題，只有少數人認為「炊餅」是燒餅。但為什麼把「蒸餅」說成「炊餅」呢?有人說在《青箱雜記》中找到了所謂根據:「仁宗廟諱貞(趙禎)，語訛近蒸，今內廷上下皆呼蒸餅為炊餅。」於是下斷語說:「讀蒸為炊，以字近仁宗諱故也。」意思是改「蒸」為「炊」是人們為避宋仁宗廟諱而致。此說本非篤論，但長期以來沒有通達的解釋。為2解決這一問題，傅先生不僅詳察《金瓶梅》這一文本，找出了內證，即該書第31回和第59回等許多地方又直呼「蒸餅」而沒改為「炊餅」，說明本書無意於所謂避諱;同時，傅先生又博征南北朝一直到清代的眾多典籍，詳加印證，尤其從宋明兩代典籍中找出大量稱饅頭為「蒸餅」而不用「炊餅」的可靠材料，精心考辨，證明「炊餅」不是因諱而稱，「乃從俗之音」。完稿後又不斷地修改、補充，以至於三易其稿還覺言猶未盡。中間曾因排字問題造成文字錯接，先生輾轉反側，通夜未眠，第二天清早親自到出版社來進行更正。其求真求實的治學態度於此可見一斑。

　　當然，盛於清代的樸學也有其局限，即一般學者在材料的取捨上往往不能割愛，或者不能去蕪取精，因而經常出現羅列材料、冗繁雜蕪的現象，進而文章流於煩瑣，造成只見材料堆積，淹沒學術觀點的弊端，文筆也顯得滯澀，質本無文。傅先生此書在考據方面不僅沒有蹈此覆轍，而且大都以文字省凈、考據精審見長。這主要得益於先生的厚積薄發，以博返約:一方面善於歸納和選擇，即先博採文獻窮其枝葉，後化繁為簡取其精華。如「狗奶子花」「海東青」「胡博詞」等博及群籍，綜合文學、史學、醫學、植物學和民俗語言學等諸多方面的文獻資料，爾後經過歸納選擇，便去粗取精，化繁為簡，以少總多;另一方面在表達文字和徵引文字上更精益求精，寧少勿濫，壓縮到最低限度，所以「語釋」部分繭然條目眾多，但多是百字文，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沒有由博返約的真功夫，不會有這樣的境界。

　　不僅在考據方面以簡馭繁、以少總多，在總體的治學方法和研究手段上，傅先生也表現出對傳統的超越。

　　樸學家們的拿手戲是「由宇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其長處是求真求實，言之有據，持之有故，但其短處也十分明顯:不僅有前面所說的填塞材料、流於煩瑣考證，而且還往往停留在個別字句的考釋之上，不能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層次的發掘，更不能在微觀考據的基礎上進行高層次的宏觀把握，達不到理性思辯的高度，出現掉書袋式的流弊。博先生雖然浸漬於傳統學術日久，對清代樸學頗有研究並多有繼承，但卻沒有抱殘守缺，而是在「商量舊學」的基礎上不斷「培養新知」，兼融考據與思辯之長，傳統治學方法與新的科學方法綜合運用，由此便左右逢源、觸類旁通，治學手段上進入更高的層次。在這本書中，其具體表現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多種視角綜合運用，又別開生面，不落俗套。縱觀全書，先生在解決問題之時，既有文學的視角，又有史學的視角，還有語言學、文字學、音韻學、民俗學、發生學、文化生態學、美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甚至於自然科學研究上的多種視角，又常常在解決一個但多是百字文，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沒有由博返約的真功夫，不會有這樣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