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治通鑒》評論（十三）

第三十三卷 宋紀三十三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丙辰，公元1016年）

辛亥，飛蝗過京城……執政有袖死蝗以講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帝顧謂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下笑邪！」

居士曰：趙恆自欺欺人一至於是！遇到蝗災時，第一時間反應的不是如何救治災民，而是如何祈禱。蝗蟲剛死時，不是去想如何替沒有秋收的百姓善後，而是如何向上天表功。蝗蟲再來時，想到的不是百姓再度陷於苦難，而是自己保住了面子。而王旦所做的也只不過是講出常識，阻止了荒誕事情的發生，而並沒有提出為百姓解決民生的辦法。宋朝政府，自趙恆、王旦以下，集體瀆職，能夠認識到常識的官僚已經成了珍稀物種。

眾議皆謂及非守邊才，祕書監楊億以告旦，旦不答……億見旦，具道其知人之明，旦笑曰：「禁軍戍邊，白晝為盜於市……及厚重，必能謹守瑋之規而已。」

居士曰：曹瑋在秦州已經因地制宜地制訂了政策，並且頗見成效。繼承他的人需要的不是具體的方法而是宏觀的態度，不是制定規矩而是將問題落實。李及的最過人之處就是知道自己是誰，所以能在宏觀上掌握法令的寬嚴程度，使人信法、守法，同時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所以不折騰，保持秦州的穩定——於是能無往而不勝。

宋真宗天禧元年（丁巳，公元1017年）

初，有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佔問吉凶簡尺，帝怒……王旦具請以歸，翼日，白帝……帝令就旦取書，旦曰：「臣己焚之矣。」由是獲免者眾。

居士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趙恆先生崇尚祥瑞，大臣必然迷信吉凶，如果貿然追究這些大臣的迷信，就等於只許皇帝迷信不許官僚迷信，必然會引起大臣的非議，從而對趙恆的崇尚禎祥的思想進行討論。並且由於這討論的緣由是出自政治鬥爭，其發展也必將不是回歸理性的道路，而是走向政治混亂。王旦焚燒這些書信，不但是為了保全那些官員，也是為了保全趙恆和他的帝國。

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帝悅。

居士曰：取之於帝國用之於帝國，用錢者就是錢的所有者，怎能談「借」？趙恆先生之所以用「借」字，是他把國庫中的錢看作自己可以分配的財產，把支出的財政當成部門領導隨意支配的工資。而這正是造成貪污的原因。

有貨玉帶者，子弟以為佳，呈旦，旦命系之，曰：「還見佳否？」曰：「系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

居士曰：自己負擔重量別人卻看不見的事情，除了玉帶之外，還有宰相的事業。王旦不指望別人對看不見的東西叫好，恐怕是他做宰相以來最大的心得。

（王旦）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節，為過莫贖。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斂。」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

居士曰：僅就個人品行來說，王旦能夠接濟貧窮的朋友、胸懷寬廣、且能反思自己，不失為一個有道德的人。從個人素質而言，王旦能說一些實話、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和底線，並且有識人之明，也不失為一個有才華和骨氣的人。但好人、有才華、有骨氣跟成為一名稱職的宰相不是同一個概念。合格的宰相必須能讓帝國有序地、正常地發展，然而王旦先生並沒有做到。他罷黜賈邊，使思想獨裁；堵人們訴訟之路，使法律成為空文。他的一生，連同沒有阻礙天書在內，都是在為粉飾太平而努力。他是帝國忠誠的官僚，卻不是合格的政策制定者。不過，就整個趙恆時代的歷史來說，這又不能獨獨歸咎於王旦。因為趙恆時期的帝國問題太多，官僚們都爛作一團，而王旦則是所有官員中最不算壞的一個。

壬辰，遣使緣汴河收瘞流屍，從淮南轉運使薛奎請也。

居士曰：汴河流經當時的首都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此河上出現流屍，標誌著因粉飾太平造成的饑荒已經波及帝國中心。趙恆絲毫沒有反應，連收屍都是根據薛奎的請求而做出的批示，這皇帝做的簡直毫無心肝！

第三十四卷 宋紀三十四

宋真宗天禧二年（戊午，公元1018年）

宗道每月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宗道因對，自訟曰：「陛下所以任臣者，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愧尸祿，請得罷斥！」帝慰諭良久。它日念之，因題壁曰「魯直」。

居士曰：後代學者黃庭堅字魯直，想來典故就在於此。

秋，七月，甲子，遼主命翰林待詔陳升寫《南徵得勝圖》於上京五鸞殿。

居士曰：「南徵得勝」指的是什麼？如果是追溯以前的對宋、對夏戰爭，則一方面反應時間似乎過長，另一方面則容易開罪宋、夏兩國。而近五年來，遼與宋、夏之間均沒有交戰紀錄，或許是史料失載，亦未可知。

壬申，以星變赦天下流以下罪，死罪減一等。

居士曰：由於盲目浮誇，帝國已到多災之年，生民無路可走，盜賊頻發。此時雖不應該嚴刑峻法，卻也不能寬恕罪行。趙恆因為星變減罪，可見他毫無治國之能。

甲辰，立升王受益為太子，改名禎，大赦天下。

居士曰：趙恆崇尚禎祥已經到一定程度，連為太子改名都免不了改為「禎」字。不過這也許是一個姿態，將「禎祥」的寓意和即將即位的君王捆綁在一起，並提醒他和他的官僚，日後登基不許否定祥瑞，清算與祥瑞有關的官員，否則就是在清算趙禎本身。

宋真宗天禧三年（己未，1019年）

時寇準鎮永興，能為巡檢，能詐言天書降。帝訪諸大臣，或言准素不信天書，今使准上之，百姓必大服；乃使懷政諭准。准始不肯，其婿王曙詒書要准，乃從之。是月，准奏天書降乾祐山中。

居士曰：寇準大概受到趙普獻出金匱之盟的啟發，認為自己獻出「天書」之後就可以官復原職。但他卻不知道這背後是會有副作用的：一、「天書」只是趙恆為了封禪泰山臨時製造出來的祥瑞，在泰山封禪之後便成為了一個紀念性的符號（紀念的不是「天書」本身，而是封禪泰山這一事實），再次出現的「天書」便沒有了實際的意義。二、祥瑞無非是美化政治的功能，但趙恆封禪泰山已經極大美化了朝政，百姓和百官需要看到的是他的政策能夠配得起這種美化，再多的祥瑞只會使人覺得趙恆一心只求虛名而沒有實際做事的願望。三、趙恆親手炮製「天書」，並且講述一大串神話使人相信（參考公元1008年），但他自己對天書的來源心知肚明，寇準上呈天書，無異於告訴趙恆自己掌握了天書的製造方法和趙恆謊言背後的真相，這會使趙恆感到不滿。四、趙恆的神話中有神仙託夢的情節，可見具有帝王的專一性和至高性，而寇準的「天書」上呈則是對這種唯一和至高的一種侵犯。五、臣子所轄地區出現祥瑞難免受到君王猜疑。公元1045年正月，山東有民眾作亂，皇帝趙禎派人巡視，那人回來說：「盜賊不足憂慮。兗州杜衍、鄆州富弼深受百姓愛戴，倒是可憂慮的。」趙禎立即想將二人調往淮南，幸好有吳育勸阻，事情才終止。受到民眾愛戴已經觸犯君王大忌，更何況是轄區出現祥瑞？所以寇準上呈「天書」只能使皇帝得到一時的寬慰（畢竟不信天書的寇準開始服軟），但長久看來仍非明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