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日本戰略研究需要大格局

07-10

　　最近，由於安倍政權在國內遭遇連番打擊，支持率大幅下滑。在這一背景下,我國不少有識之士紛紛議論起了安倍政權如何面臨著內憂外患，似乎在傳達這樣一種「喜訊」，不受中國人民待見的安倍政權終於攤上大事了。誠然，安倍政權由於各種原因正面臨著國內外的挑戰，對此，中國老百姓樂意看個熱鬧、做個吃瓜群眾也是無傷大雅。但就知識界來說,對於當代日本戰略研究如果停留在向大眾宣揚「日本某某首相、某某大臣如何做錯事了、如何要倒大霉了」這樣的層次上，則是缺乏對日本社會的大局觀，更是對我國外交戰略研究的不負責。

　　1安倍政權與中日關係

　　僅以此次安倍政權支持率下滑而言，一個容易被忽視的事實是，雖然安倍所在的自民黨受到民調衝擊，但其他在野黨在此期間的民調沒有任何上漲勢頭，最大在野黨的民進黨的支持率竟然也在同一時期下降至可憐的5.8%。這才是我們必須要拋出的第一個疑問，除了在野黨擺爛這一原因外，為什麼安倍政權最近在政治上不斷失分，但日本民眾也沒有去支持其他政黨?

　　(日本主要政黨支持率，數據：NHK)

　　雖然西方政黨普遍強調所謂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觀，但是維繫政權的根本要素仍然在於經濟。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在歐洲爆發後，倡導本國經濟優先的歐洲右翼政黨大面積崛起;又如，提倡美國優先的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也體現了處理經濟問題對政黨生命的決定性作用。日本自民黨的根基也恰恰是由經濟政策支撐起來的。國內媒體往往更關注「安倍經濟學」是否遇到了困難這一話題，但事實上，自民黨執政以來，日本經濟的好轉雖然緩慢，但卻實實在在體現在了數據上。除了近年來日本大企業收益上升這一耳熟能詳的話題外，還有如，日本大學生的就業率連續數年呈增長態勢，今年3月份的內定就業率高達97.3%，整體就業率也是持續上升，完全失業率則是持續下降。日本重要智庫如三菱UFJ研究所、瑞穗銀行研究所、日本綜合研究所等近期都對日本2017至2018年度的經濟情況給出了正面評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經濟狀況好轉的原因不僅包括其內部的經濟改革，今年以來世界經濟的復甦勢頭，特別是今後以中國和美國為中心的全球經濟發展，恰恰推動了作為出口型國家的日本的經濟恢復。再加上2020年即將召開的東京奧運會所帶來的經濟效益，自民黨的執政根基至少在未來數年仍然是穩固的。

　　由此，我們進一步的疑問是，如何判斷安倍政權的長期執政對中國的利弊?大肆宣揚安倍政權危機的背後，無疑存在著這樣一種受眾的需求,即安倍晉三是右翼，而且參拜過靖國神社，他要是下台了，那真是大快人心。但國與國之間交往的現實可能恰恰與普通民眾的情感相反，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沒有國家會願意與一個政權不穩定的國家交往。因為政權的更替，極有可能意味著決策部門人員的大規模更替，這就會對其他國家的外交戰略判斷造成困擾。最明顯的例證就是特朗普政權上台後,徹底推翻了TPP構想，對相關國家的外交戰略造成嚴重衝擊。就中日關係而言，安倍政權無疑存在著遏制中國的意圖，但也正因為此，安倍政權的對華政策具有了可預測性，中國的決策部門可以作出中長期的評估,以制定相應的對策。而在過去民主黨(現民進黨)執政期間，雖然日本政權體現了親華的色彩，但過於頻繁的內閣輪替，事實上中日雙方很難推動一些重大議題，比如當時熱炒的東亞經濟共同體就因為提倡者鳩山首相的迅速下台而消聲遺迹;又如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失控也正是發生在不穩定的民主黨(現民進黨)執政期間。因此安倍政權下台對中國來說，首先不能保證上台的就是一個親華的政權，其次，即使是親華政權，是否就意味著我們要改變以往的對日政策?顯然，研究我國對日本戰略，不能著眼於這種「一城一池」的得失。

　　2對日本戰略的長期視角

　　筆者認為，在中國崛起這一時代背景之下，就「如何正確看待日本」、「如何理解日本外交」等關係到我國對日本戰略研究的問題上，絕不能從反華、右翼、歷史修正主義等意識形態角度出發，而是要圍繞日本國內外的客觀事實，從大格局上進行探討。

　　第一，日美同盟長期穩定。無論日本政權發生何種變化，日美同盟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保持穩定，甚至一體化。2016年日美兩大重要智庫笹川和平財團(SPF)和美國戰略國際問題研究所(CSIS)發表題為《2030年的日美同盟》的研究報告，明確將崛起中國列為最重要的地緣政治課題，強調日美要採取更多主動的同盟戰略應對中國。同時，日美雙方堅持推動所謂的「民主主義」、「自由」、「人權」等西方價值體系，決定了其不可能在根本上接納中國。再者，日本防衛裝備廳長官渡邊秀明在近期的一次演講中透露了許多日本和美國軍事合作的細節顯示了雙方今後向軍事一體化發展的可能性，這對於我國存在的「美國軍事技術不會對日本開放」、「中美關係好轉必然帶來美日關係變化」的心態無疑敲響了警鐘。同時，日美合作的加深伴隨著日本在議題提出方面的主動權的提升，這與我國輿論常常談論的日本攀附美國、美主日從等觀念是存在差異的,輕視日本今後在日美同盟上的話語權將會對我國的外交戰略帶來不利影響。

　　第二，日本國家正常化可能在2030年前後完成。雖然我國對於日本修改憲法報以極大警惕，但從日本方面看，作為國家正常化最後一步——自衛隊軍隊化是不可避免的。從國際上看，聯合國維和行動的需求、朝鮮半島問題、釣魚島問題等形成了「扶正」自衛隊的外部條件，從日本國內看，自民黨執政根基穩固，只要擁有議會多數席位，修憲的法律程序就不存在問題。目前已經有消息傳出,安倍將利用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氛圍來減少民眾抵抗情緒，由此宣布對憲法第九條進行部分修改，先明確自衛隊的憲法地位。在此基礎上，逐步將自衛隊提升為正規軍隊，完成國家正常化。在這一過程中，也必然包含著日本歷史修正主義勢力的愈發活躍，特別是在美日歷史和解的大背景下，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將成為常態。因此,幻想日本內閣或政黨更替就會帶來日方在歷史問題、右翼問題上的改變是不可取的。評估日本國家正常化對中國的風險是對日戰略近階段必須要開展的工作。

　　第三，中日將長期保持「政冷經熱」、「官冷民熱」的冷和平關係。近年來,從日本政府官員在不同場合都對中國表達同一種態度，即歡迎中國崛起，絕沒有遏制中國的意圖，而是希望規範中國的行為。其言下之意是日本在政治上絕不會接受一個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崛起中國，而中國也不可能去迎合日美同盟所要制定的單方面的國際規範。從歷史上看，日本也並非如謠言所說是中國的朝貢國,真相則是日本自己建立了朝貢體系與中國競爭，作為中日雙方朝貢國的琉球就是最好的例證。就當今而言,警惕台灣琉球化是中國要面臨的重要課題。因此，「中國強大了，日本就會迎合中國」的錯誤思想可以休矣。而維持雙方冷和平的關鍵，就是中日關係之間不可逆的「經熱」、「民熱」現象。根據日本各大智庫的對日本發展的長期評估看，到2030年的日本經濟，由於人口減少導致的內部需求不足必須依靠強大的外需市場來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因此，在中國完成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的轉型後，日本對於中國的依賴會進一步加深。同時，多年來雙方在技術、文化、旅遊等方面已經開展了深入的交流，年輕人一代由於沒有中日戰爭體驗且世界環境總體和平，這些因素導致雙方民間的往來不會因為政治關係而被打斷。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日本會在政治上對中國讓步，如果沒有發生歷史性的地緣政治變故，比如19世紀開始的帝國主義對華入侵，中日關係間千百年來總體上都在維持著冷和平結構，今後也會持續。

　　綜上所述，安倍政權的危機並不意味著中日關係的轉機或者得到多大改善，也不意味著中國在對日戰略上必然迎來多大優勢。關注安倍個人或者日本右翼的一時得失，只能得到意識形態上的滿足，甚至可能帶來對日本政策的誤判。只有在大格局上把握住日本的方向，才能更好地為我國對日工作的開展提供有意義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