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精英教育四百年（上篇）

07-10

一、理想主義的鞭子

從邏輯上說，社會改良或改革的權利是屬於精英人群甚至統治者的。掌握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人才有資格、機會與能力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至於普通人所能做的，只是支持、配合或者反對精英的行為。如有民間的、在野的、不掌握政治權力的人稱自己為改良派，多少有點荒謬——無權者沒有這樣自稱的資格。

但精英階層卻並不總是有改良的意願和能力的。在中國歷史上，那些掌握了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的精英人群，往往囿於帝國傳統而缺乏改革的想像力，即便到了近代轉型時期也未能塑造起改革的傳統，而每每還是以中國人最熟悉的「革命」的方式去完成朝代的更迭與制度的巨變。綜觀中國近現代以來改革之路之所以走得艱難，不得不一再以上下階級之革命對決來解決問題，精英階層固步自封、缺乏社會改革意願，實在是決定性的原因。當下的中國再次走到改與不改的十字路口，精英的選擇便又成了國家何去何從的關鍵所在。

美國歷史上的情況比中國要好得多：改良的動力直接來自於精英階層，並主要由精英階層來領導和執行。在獨立戰爭、西進運動、南北戰爭、進步主義運動、羅斯福新政、偉大社會、乃至今天奧巴馬改革等歷史階段，有一點顯現得很清楚：美國的精英階層、尤其是政治精英不但不懼怕改變，甚至把改變本身作為終身的事業。以美國19世紀末開始的進步主義運動為代表。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經歷了多年的經濟繁榮，但在繁榮的背後，卻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和各種罪惡，社會的不滿在悄悄滋生。1896年，查爾斯·斯帕爾在一項調查中發現，佔全美國人口1％的人擁有的財富佔全美財富的一半以上，12％的人擁有全美國財富近90％。在當時美國2900萬勞動者中，竟有175萬人是10到15歲的兒童。但就在這樣的兩極分化伴隨政治腐敗的時期，精英階層開始對自己操起了手術刀：《反壟斷法》在此時出台，洛克菲勒石油公司這個壟斷集團被歷史性地肢解；新聞記者的「扒糞運動」懲治了大批官吏，讓政治重歸清廉；總統老羅斯福以打擊托拉斯和對煤礦工人實行「公平待遇」而著稱；至於這一時期的食物衛生和藥品立法、工會立法、女性普選權落實、教育改革等都對精英階層的既得利益進行了極大限制，但卻從根本上改善了美國的市場經濟文化。所以桑巴特在解釋美國為什麼沒有社會主義的時候，談到社會主義在歐洲最主要的訴求——社會公正——在美國有著自上而下實現它的有效手段。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但有以精英為主導、以改良為主題的進步主義。

實際上，不僅進步主義時期，在美國歷史上的每個時代你都能發現這樣一群人：他們動輒援引憲法精神，批判當下政治，並總是呼籲現實生活向文本理想（憲法）看齊，為此甚至不惜犧牲社會精英群體的利益。他們的存在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生態，在此種政治生態中，改革已經不是階段性、偶然性的歷史訴求，而成為一種日常化的政治行為。亨廷頓將美國歷史上這種總是試圖把現實拉近理想的衝動命名為「裂痕意識」（意即試圖彌合理想與現實之差距），並認為此是美國政治社會進步的最大動力。按理說，理想主義者可以在任何國家任何文化中出現，這本來並不奇怪。但在以商業立國的美國，理想主義卻有兩個特點值得一提：一是美國歷史上的理想主義綿延不絕，從建國之初到當代政治，均不難發現此類人物不絕如縷；二是這些理想主義者一般出於美國的上層和中層，多為受過理性主義教育的既得利益群體成員。這些來自社會中上層的理想主義精英每每能夠喚起澎湃的社會運動，因應社會變革的要求，自下而上地以非暴力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改變美國。每次運動發起的動因和要解決的問題都不一樣，但理想主義精英的所作所為卻如出一轍。美國的精英、特別是政治精英和社會精英，似乎是永遠被某種理想主義的鞭子所驅趕著，在改良社會、尋求公正的道路上不能停下來。這個過程是一個現實和理想不斷接近的過程，也是這個國家進步的最直觀的動力。

肯尼迪說美國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強者公正，弱者有所保障」的社會。那麼所謂「強者的公正」又從何而來？傳統上的解釋當然是由於這個社會的中層和下層也同樣強大、下層人民奮起，因此政治和經濟精英的行為才不得已受到了限制。但問題是，社會強大而國家衰朽的國度在非洲和東南亞也是屢見不鮮，所以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力量對比似乎並不能完全解釋他們各自自我剋制的行為。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相互之間基於共同政治倫理底線的對話是如何達成的？在這對話中雙方為什麼都說著彼此能夠理解的話語？

英美等國民主政治的穩固和精英的節制不僅僅出於如多黨制、權力制衡等制度設計上的功效。事實上世界上大多數民主國家都無法制止政客們陷入腐敗，菲律賓、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的政體結構和美國差別並不大，甚至有的國家憲法直接照搬美國，但多年以後，這些國家仍然貪腐橫行，政局動蕩，經濟不振，而美國仍然是美國。歐洲的德國更在民主政治的歷史上書寫了納粹通過選舉和民主政治程序奪權的一幕。這些都說明制度對精英的制約有限——如果精英階層一心想突破民主政治的限制的話，那麼在實踐中總是能夠想出辦法來擺脫這種制約，逞其私慾的。最成功的民主政治其實來自於那些精英階層不但拒絕嘗試突破民主政治為權力所設下的藩籬、反而試圖維護這些藩籬，把作為權力者的自己自覺地關進籠子里的國家。古羅馬將軍巴布利阿斯在統兵征戰取得勝利之後，馬上就向元老院交還兵權。此一之後成為慣例的舉動，和2000多年後華盛頓將軍在贏得獨立戰爭後即將軍權交還美國國會的情景如出一轍。

一個社會的強者不是天生地就有服務社會的理想和習慣的。這些都需要文化上的漸進養成。而改變人心和文化的最直觀能量存在於教育過程中。亞洲和美國的歷史對照表明：一個天才的人物不能挽救一個國家，一個單獨的聖人也不能挽救一個國家。前者如晚清風雨飄搖時的曾國藩；後者如竭盡全力仍未能阻止印巴分裂和教派衝突的甘地。一個國家之所以能夠經常性地產生天才人物和「聖人」，實際上是因為這個國家有一大批這樣的人，而由他們中產生同樣類型的統治者，其概率自然要大很多。所以，在精英行為普遍趨向公正的國家之中，總是存在著批量產生這類精英的教育體系。可以說，在現代歷史中信奉和平的社會改良的國家，一般都存在著用理性主義教育精英的傳統。正是這種精英教育催生出了一個群星璀璨的年代。而在美國精英輩出的歷史中，以理性主義為特徵的博雅教育可以提供出一個重要的答案，如果不是最重要的答案的話。

二、博我以雅：理性主義的精英教育

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起源於歐洲的大學傳統，發展於歐洲和美國中產階級整體上升的階段。特別是在封建貴族和中產階級進行權力更替的上百年時間裡，博雅教育的發展大大提速，原本被少數貴族和僧侶所享有的教育開始擴展到中產階級人群。在歐洲和美國的中產階級曾經被貴族認為是粗俗的代表，屬於「下等人」範疇。但大革命後阻止中產階級的崛起已不可避免，草根群體更廣泛的參政也勢在必行，那麼如何教育正在形成中的統治階層，就成了貴族和知識分子們所關心的問題。這一點在馬修·阿諾德的著作中被直言不諱地提了出來：「要對粗俗的中產階級進行希臘化教化。」在這個背景下，原來主要以貴族和僧侶為對象的精英教育擴展了其範圍。許多精英學校多成為那個時代有錢有權人的子弟學校，而這些學校培養的學生又成為新一代的社會精英。英國首相絕大多數都畢業於溫莎堡近旁的伊頓公學；而哈佛大學更成為美國政治經濟領袖的搖籃。這也不難理解：在一個出身、血緣等先天差別已經被刻意淡化、後天的能力和努力卻被著重強調的「民主」時代，誰掌握了教育，教育的內容是什麼，就顯得史無前例的重要了。

美國建國的歷史有200年，但博雅教育的歷史至少有400年。在這裡，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Arts用的是複數，指的是「skill acquired by experience,study, or observation」和「a branch of learning」的合成詞，教育學者認為，這些「通過經驗、學習、觀察所獲得的技藝」和「學問的領域（複數）。」是指素質、能力和思想之類。所謂「未有美國，先有哈佛」。哈佛大學的核心課程就是典型的博雅教育，內容包括自然科學（Sciences），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和人文學科（Humanities），涵蓋了宗教學、哲學、科學、文學、希臘文化、歷史和社會分析、道德推理等廣泛的文科教育。博雅教育的教育宗旨為理性思維的培養，即著重於思想而非學術。按紐曼的說法，「大學是一個訓練和培養人的智慧的機構，大學講授的知識不應該是對具體事實的獲得或實際操作技能的發展，而是一種狀態或理性的訓練」。（紐曼《大學的理念》）。

那麼所謂「智慧」是如何養成的呢？從博雅教育方式來看，其通過學術研究和課堂辯論尋求真理的做法，是一種非常適合於精英人群的教育模式。專業融合、師資優質、小班教學、社團教育這四方面可視為其教學過程中最重要的特色。「專業融合」指的是學生在前兩年不確定專業，到第三年才挑選專業，以培養學生的綜合知識和廣泛興趣。「師資優質」是指這些學校由於工資高待遇豐厚，經常能夠延請到畢業於名校的老師，這些老師通過學術規範等的訓練，幫助學生提升閱讀、寫作和語言表達能力，並為其終生學習打下基礎。在這些學校里，班級教學人數一般不能超過25人，由於規模小，方便課堂討論、辯論、師生間互動密切，有助於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和領導能力。同時這些學校的社團組織活躍，公益活動頻繁，在弗吉尼亞的一所1400人的博雅學院，社團組織就有70多個，還不包括宗教組織。美國的家長和老師普遍認為：學校需要做的是培養學生的理性思維能力，這種能力是學生以後能夠成功地做任何事的前提。所以上述安排都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出於思維訓練之目的。

2009年和2010年，我有機會在美國弗吉尼亞的一所博雅學院任教。補充一句：學校對師資的重視達到了這樣的程度——為了得到一名研究東亞問題的學者，居然在全世界進行遴選，我是在和一位日本學者PK之後才得到教席的。而整整一年的任教經歷讓我深深體會到的是：人的理性思維不只是一種習慣，更是一種非經專門訓練就無以養成的能力。在專門的博雅學院或者大學的課堂上，人們經常討論一些涉及人類根本價值觀的問題，並讓學生自己尋求屬於自己的答案。在《國際政治經濟學》課上，我給他們的問題就包括「你認為功利主義的政治哲學對美國的制度設計有什麼影響」「美國能否單獨領導世界？」「誰對伊拉克戰爭負有責任？」「中美的匯率爭端的各自國內因素是什麼？」「你認為今天避免戰爭的最好辦法是什麼？」等等。這些問題在課堂上都沒有標準答案，但正是這些問題促使學生們思考人類命運，使他們自覺地走向人道主義的思維習慣，同時也讓他們學會從根本上、全局上思考重大問題，通過關心而自然地形成對世界和他人的責任感。此外，學校每年有一個月的時間到不同的國家去旅行並撰寫考察報告，由教授帶隊，這是學生們接觸和了解不同文明和文化，形成多元主義文化觀的好機會。在與來自他人的不同意見的交流中，受教育者會把異議看做常態，以溝通和尋求共識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所謂社會改良而不是社會革命的習慣，是在去除了絕對主義的思維方式之後才變得可能。

除理性思考能力的培養外，博雅教育更有價值的地方在於其服務大眾的精神的培養。這種自由文科教育曾經因背後有宗教信仰作為支撐而獲得內在的力量，但在現代社會，這種味道已經漸漸淡化，轉而以現代文明準則，如人權、平等、自由、公正等作為其核心內容。而博雅教育所提倡的社區服務和公益活動、以及到非洲等地出國考察，以親眼看到其他國家人民的苦難，這無疑能夠激發起年輕人偉大的同情心。而當個人獻身於某項不為謀取私利為目的的事業中時，同時也獲得了道德和精神的完善。以此方式培養出來的精英，對社會當然會負有責任感。同時也使自己免於成為《芭芭拉上校》裡面說過這種人——「他們除了明辨是非一無所能。」當然，美國的經驗不是特殊的，即使是在那些沒有民主政治的國家裡，現代人本教育所產生的精英人群仍然對社會發揮著引領和提升的作用，並在關鍵的時候並提供變革的領導力。但沒有哪個國家象美國這樣，數百年以來總是一以貫之地對其精英人群實施人本教育。

一個國家精英的自覺，正來自於他們從小所受的教育。在這方面，美國不但把全世界的精英人才都吸引到美國，它自己也很善於培養精英。在這個總是強調平等的社會裡，比任何其他國家都重視對精英階層的精神培育。電影《蜘蛛俠》所宣揚的「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典型的精英文化理念之所以在美國被廣泛接受，是因為這個社會從小就接受著這方面的教育，不但精英階層和中產階級如此，就連草根群體也是在這種教育和文化影響下長大的。實際上，平民和草根更需要掌握精英文化，原因很簡單——平民需要以此標準來要求他們的精英。

培養能力、確立信念，是美國精英教育最有成效的兩個領域。用這種方式培養出來的社會精英在社會上能夠勝任領導者的角色。我在最初研究美國史的時候總有個疑問：這個國家怎麼就能夠在每個時代都挑選出最合適的人來領導國家呢？從建國之初，華盛頓沒有借軍隊之手行獨裁之事；「國父」們也沒有因為權力分配而大打出手；至於後來進步年代堅執公正的老羅斯福總統；經濟危機時期大膽改革的小羅斯福總統；刺激自由經濟重新發展的里根；領導並擴展經濟全球化的柯林頓…這個國家政治精英的決策似乎總在正確的軌道上進行，即使偶爾犯錯，也很快有糾偏機制將其改正。對此，記得幾年前有機會和資中筠女士聊到這個問題時，她就慨嘆道：「美國對人力資源的提升和使用，已經到了非常充分的地步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在這方面都難以超越它，這恐怕是美國曾經強盛並將繼續領先的奧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