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評說古今人物 王陽明

　　「我最初就很得益於王陽明『知行合一』哲學的心傳，王陽明的《傳習錄》闡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學做事的根本。」

　　（蔣介石：《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1941年7月）

　　「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強的原因，不是得力於歐美的科學，而是得力於中國的哲學。他們日本自立國以來，舉國上下，普遍學我們中國的是什麼？就是中國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學。他們竊取『致良知』哲學的睡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統一了支離破碎的封建國家，竟成了一個今日稱霸的民族。」

　　（蔣介石：《中國的立國精神》，1932年6月6日）

　　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知，同王陽明所講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知，其為知的本體雖有不同，而其作用是要人去行，就是注重行的哲學之意，完全是一致的。

　　（蔣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價》，1932年5月）

　　〔王陽明〕（1472—1528）即明代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今紹興）人。弘治年間進士。武宗正德初，以論救言官載鐵等，忤劉瑾，謫貴州龍場驛丞，後稱廬陵知縣，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平漳南、大帽山諸役，定宸濠之亂，升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卒謚文成。其學始以默坐澄心為主，晚年專提致良知之學，世稱「姚江學派」。著有《王文成全書》。

　　〔解讀〕

　　王陽明是宋明理學唯心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心學」思想對後世思想影響至深且巨，為封建統治階級歷來所頌揚。「致良知」，「知行合一」是其心學思想體系的主體。他的「心學」也浸淫了蔣介石，成為其「求學做事的根本」，以及他「力行哲學」的基礎。蔣介石一生最崇拜的儒家人物，首推王陽明。

　　蔣介石稱：「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我是自18歲，從讀顧葆性先生時候起就開始研究的；以後五十年來，更曾讀了再讀，研究了再研究，他的《傳習錄》與《大學問》這兩個小冊子，真是使得我百讀不倦，心向神馳，不知其樂之所止。」又說，對他曾產生重大影響的有三本書，其中之一便是王陽明的《傳習錄》。他說：「我最初就很得益於王陽明『知行合一』哲學的心傳，王陽明的《傳習錄》闡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學做事的根本。」

　　蔣介石推崇王陽明，除了對其哲學思想的認同外，還主要基於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蔣介石把王陽明的心學奉作是中國的立國精神。這在他1932年5月的一次演講中說得很明白。他說：「日本從明治維新到現在，經過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兩個戰役之後，割我台灣，占我琉球，並我朝鮮，現在來侵佔我們的東三省，居然在世界上稱為五強之一。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強的原因，不是得力於歐美的科學，而是得力於中國的哲學。他們日本自立國以來，舉國上下，普遍學我們中國的是什麼？就是中國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學。他們竊取『致良知』哲學的唾餘，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統一了支離破碎的封建國家，竟成了一個今日稱霸的民族。我們中國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國，拋棄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我們要復興中國，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復興中國，抵抗日本的緊要武器，拿住在我們手裡」。

　　二是出於反共和維護蔣家王朝的需要。蔣介石所鼓吹的「力行哲學」，就是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與孫中山的「知難行易」思想的演繹和曲解。他將孫中山的「知難行易」思想與王陽明哲學作了附和比較，得出二者一致的結論。他說：「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知，同王陽明所講『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知，其為知的本體雖有不同，而其作用是要人去行，就是注重行的哲學之意，完全是一致的。」這裡，蔣介石目的是強調一個「行」字，即是號召中國的老百姓——「後知的人，以及不知不覺的人們，只是跟著先知先覺的人們去行，就可以節省時間，完成革命」。一句話，就是不要另外再去求知，求知是很難的，只要跟著蔣介石的國民黨去行就是了。對王陽明心學的倡導與頌揚，其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思想，為鞏固其統治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蔣介石晚年在台灣創辦「革命實踐研究院」，提倡「實踐運動」，就是當年「力行哲學」的翻版。

　　王陽明心學對蔣介石思想浸淫之深不謂不大。為了表示對王陽明的尊崇，他到台灣後，將所居草山改為陽明山，在其晚年的著述中，除了反共之著，就是對王陽明哲學研究進行進一步訂正的著作；甚至在給蔣經國的信中，都要教蔣經國用王陽明哲學去「齊家治國平天下」，完成他「反共復國」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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