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亮：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

　　原題：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研究

　　摘　要：政治民主化與社會風險存在交匯部位，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充滿了各種社會風險，這些社會風險會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產生重要的影響，若應對不妥，就有可能對民主化造成危害，如增大民主化成本、扭曲或中斷民主化進程。因此，要理性認識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並採取有效措施治理，以確保民主化進程的有序推進。

　　關鍵詞：現階段；民主化進程；社會風險；社會轉型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邁入社會轉型的急劇加速期，社會開始呈現複雜、多元的特性，「社會優化與社會弊病並生、社會進步與社會代價共存、社會協調與社會失衡同在、充滿希望與飽含痛苦相伴」[1]，現階段中國的社會轉型充滿了各種風險和變數。同樣，作為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民主化進程，也必然面臨各種社會風險。然而，目前學術界關於民主化研究與社會風險的研究大都單獨分離、缺乏關聯。即使一些研究略有涉及，也主要散見於相關著作和論文中，缺少系統性且較為有限。實際上，民主化與社會風險兩者是緊密相連的，存在一定的交匯部位：一方面，民主化進程中會存在社會風險，這種風險既有外部性的風險，也有民主化本身所誘發的風險；另一方面，不管是外部性風險還是自誘性風險，都會對民主化進程造成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對中國特色民主化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而若缺少從社會風險這一視角來分析民主化，或者不從民主化進程這一特殊背景來分析社會風險，那麼無論是對民主化的研究還是對社會風險的研究，都是不全面的。基於此，本文嘗試立足於社會風險這一視角來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展開分析，試圖揭示出政治民主化和社會風險的內在關聯性。

　　一、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面臨的主要社會風險

　　在結構要素上，民主化是政治結構層面的問題，社會風險是社會結構層面的問題，但兩者是緊密關聯的。社會結構的公正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民主化進程的狀況，一旦社會結構運行遇到障礙，社會結構預定的社會功能就會遭到破壞，甚至發生扭曲或嬗變，社會問題就會增多，相應地社會運行的風險也就增大，民主化進程由此會受到嚴重影響。依據社會結構的構成要素劃分，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主要包括制度性風險、階層性風險、組織性風險、心理性風險等，其他各種具體的社會風險都是這幾個層面風險的衍生物。

　　(一)制度性風險。制度是民主的重要保障。

　　通常情況下，一項良好的制度既可對政府權力進行有效規制，避免政府及工作人員濫用權力，侵害公民權利，又可規範公民行為，防止一部分人以「多數」、「民主」的名義來損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出現「多數人暴政」。但一項良好的制度得以建立和實施需要具備一定的主觀和客觀條件，如良好的政治素質、執法水平和必要的懲罰措施等。所謂制度性風險是指制度自身被預期的功能缺失或發生偏差而導致社會不穩定的可能性。對於正處於社會轉型加速期的中國而言，由於良治的主觀和客觀條件還不成熟，因而為制度性風險的出現留下了足夠的空間。當前中國社會面臨的諸多風險，更核心的來源是社會制度結構層面，表現為公權力的擴張、制度的不公正、制度的缺失、制度的失靈等，而權力腐敗、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保障滯後則是其具體表象。

　　(二)階層性風險。所謂階層性風險是指由於不公正的階層結構引發社會不穩定的可能性。一個公正的社會階層結構是現代社會穩定與發展的前提條件，也是民主化得以推進的社會基礎。一個社會如果形成一個公正的社會階層結構，有一個穩定的中產階層，就能有助於民主化的推進，可以有效防止民粹化。亞里士多德指出，「惟有以中產階層為基礎才能組成最好的政體。中產階層比其它任何階級都較為穩定」[2](p.206)。在他看來，中產階級是民主政體的天然盟友，古希臘民主的發達就與中產階級的崛起有很大的關係。而對於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確保要有一個穩定、壯大的中產階級，才不致讓民主淪為暴民政治。但若階層結構出現畸形化趨勢，就會影響競爭的公平，影響整個民主化的進程。目前中國社會階層性風險表現在三個方面：精英階層的內卷化、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和中產階層發育受阻。

　　(三)組織性風險。社會組織的作用在於可以為社會成員提供利益表達，及時、適當地宣洩其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從而在政府與公眾之間構建一個安全有效、雙向互動的社會安全閥，減少或避免社會衝突的爆發。民主的生機是以社會為基礎，更為完善地實行民主，要求一個範圍廣泛的、有自覺性的、團結的社會[3](p.53)。關於社會組織的作用，馬克思是這樣闡述的，「只有當現實的個人同時也是抽象的公民……只有當人認識到自己的『原有力量』並把這種力量組織成為社會力量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當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開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類解放才能完成」[4](p.443)。組織性風險就是指由於社會組織發育的不足和社會組織有效性的缺失而致使公眾利益表達渠道不暢而引發社會失序的可能。當前我國組織性風險主要表現在社會組織發育不足和組織有效性缺失兩個方面，前者反映的是社會組織的總量不夠，人均量更少；後者反映的是社會組織所發揮的社會性職能非常有限，難以滿足社會的需要。

　　(四)文化心理性風險。現代民主化進程的推進，必須要有一定的社會文化和社會心理作為支撐。文化心理是指人們基於一定的物質生產方式，在社會生活中由經濟關係、政治制度、社會結構以及文化習慣的發展變化而產生的思想、價值觀和心理現象等。社會文化心理會影響公眾對政治民主化的支持力度，也會影響公眾健全政治人格的形成，更為重要的是影響公眾政治參與的理性程度。文化心理性風險是指由於經濟增長的短視效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缺失和社會多元文化的衝突等多重原因所造成的文化的混亂和心理的扭曲，從而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當今社會存在著一些不適應甚至阻礙我國民主化進程的文化心理因素，主要表現為社會信任缺失、社會焦慮感加劇和社會隔閡加深等。

　　二、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社會風險的獨特性

　　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除了具有風險的一般特徵外，還具有一些中國社會自身所獨有的特性。

　　(一)社會根源的特殊性。在西方早發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中，勞資關係和貧富差距是引發各種風險的重要根源。而在中國現階段，社會風險的最主要根源在於官民關係，其次是階層結構。

　　根源之一：官民關係。與其他國家民主化啟動階段的社會風險相比，中國現階段因官民關係所引發的各種社會矛盾問題較為突出，相當一部分的社會風險是由官民關係所導致的。據2006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在全國28個省市130個區(市、縣)進行社會狀況綜合調查社會心態部分的數據顯示，民眾認為最容易產生矛盾、衝突的是幹部和群眾之間，其次是窮人與富人之間，其餘的群體被選擇的比例都很小[5]。再對近年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分析可發現，以代表公共權力的政府部門或權力機關為主要攻擊對象的事件不斷增多，如衝擊派出所、焚燒警車、打傷民警、圍攻黨政機關辦公所在地等。這些事件說明，在目前中國社會，「官」與「民」之間關係已出現了某種緊張狀況。

　　根源之二：階層結構。社會階層結構具有基礎性、深層性的特徵，它的公正程度極大地影響著社會的穩定與和諧。一個公正的社會結構至少具有兩個明顯特徵：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平等進入；社會各階層之間的互惠互利。目前，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精英階層和龐大的底層社會。據有學者估算，全國中低收入階層約佔總人數的80%左右。在這種階層結構的背後，便是「上層精英的社會資本可以互相交換，而下層群體則是一盤散沙，兩者之間的貧富差距逐漸被拉大，中國社會結構呈現『倒丁字型』，社會張力加大，十分脆弱」[6]。這就容易造成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缺乏互惠互利，出現上層精英結盟和底層群體弱勢化的風險，由此民主化進程中潛伏著安全的隱患。

　　(二)風險的並發性和高發性。社會結構各個層面的風險之間互相影響，相互疊加，潛伏著巨大的並發危險性，若處理不當，某種社會風險一旦惡化就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引發其他社會風險的全面爆發，演化成大規模的社會危機，造成社會的動蕩。即本屬於個案化的社會風險有時候就會演變成整體化的社會危機，對社會穩定造成嚴重的衝擊。如制度性風險帶來貧富分化差距，造成階層性風險加大，它們又阻礙著社會的組織化，導致社會不滿和衝突的增多，並最終促使社會危機的爆發。近年來，我國相當一部分群體性突發事件就是多重社會風險共同演化爆發的結果。以安徽池州事件為例，一起普通人車碰撞事件，既無嚴重的身體傷害，也無嚴重的經濟損失，卻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群體性暴力事件。社會風險的大量存在，導致社會風險演化成社會危機的比例較高。此外，我國存在社會規模龐大的因素，如人口基數大、人口高度密集等，增加了風險分攤難度；也有社會風險種類多、數量大的因素，使得社會危機存在更多的爆發可能性；還有雙重社會轉型的時空壓縮效應，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各個時期的社會問題都同時出現，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會危機的多發性。據有關部門統計，1993年中國發生社會群體性事件0.87萬起，2005年上升為8.7萬起， 2006年超過9萬起，並一直保持上升勢頭[7]。

　　(三)風險的集聚性和基礎性。從主體上看，社會風險涉入群體主要集聚在社會基礎階層群體，其他一些社會群體參與較少。作為人數最多的工人群體和農民群體中的成員，由於獲益最少、相對剝奪感比較強烈，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為當事人很容易捲入社會糾紛和衝突事件當中，而且是較大規模的捲入[8]。社會風險的集聚性與社會財富的集聚性成負相關，「社會財富在上層集聚，而社會風險在下層集聚」[9](p.36)。各種突發性的群體性事件表明，越來越多的社會基礎階層成員捲入群體性事件，特別是以「邊緣化」的社會弱勢群體居多，如下崗失業職工、失地農民、農民工等群體。

　　從客體上看，社會風險大多集中在與民生密切相關的基礎部位，即社會風險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民生問題未得到妥善解決而產生的，參與群體的需求主要是民生訴求而非政治訴求，如就業難、社會保障不足、收入差距拉大等直接大面積地影響到大多數社會群體的生存狀態。「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顯示，公眾認為最為嚴重的前五項分別是「物價上漲」(63.5%)、「看病難、看病貴」(42·1%)、「收入差距過大」(28%)、「就業失業」(26%)和「住房價格過高」(20.4%)，「養老保障」排第七位(17·7%)[10](p.24)。顯然，這些基本民生問題對於工薪階層和農民階層的生存和發展會產生十分不利的影響，引發社會危機的可能性大。據公安部統計，群體性事件大多是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因工資福利等基本生活費用引發的佔總數的23·8%，因征地搬遷及補償費等引發的佔18·1%，因企業改制、兼并、破產等問題引發的佔10.6%[11]。

　　三、社會風險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重要影響

　　社會風險是一種積極結果與消極後果的雙重結合體，它意味著機遇與挑戰並存。社會風險對民主化進程的作用主要取決於風險的嚴重程度。通常情況下，高度的社會風險對民主化進程具有很大的破壞性作用，易引發社會危機的爆發，損害民主化的社會環境，而中低度的社會風險對於民主化進程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

　　(一)社會風險對民主化進程的積極影響。適度的社會風險存在是促進民主化進程的重要因素，正如亨廷頓指出，「低度的社會暴力，低度的政治兩極化或政治極端主義」是進行民主化的重要條件[12](p.45)。

　　第一，有助於社會問題的暴露。社會風險的形成與演化過程，實質上就是社會問題不斷暴露的過程。從民主化的角度來看，社會風險所產生的社會經濟影響和政治壓力往往會轉化為變革的推動力和催化劑，從而推動民主化的進程。具體而言，社會風險的出現具有發現公共問題、推動公共問題進入政府議程、促使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解決公共問題的功能；也會促使政府重新評估其制度、政策和行為，改進政府管理之缺失的作用。一言以蔽之，風險既意味著災難和痛苦，但也是發展和創新的機會。正所謂，「風險不只是某種需要進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減少的負面現象，它同時也是從傳統和自然中脫離出來的、一個社會中充滿活力的規則」[13]。

　　第二，提高社會風險的應對能力。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是進行民主化的有利條件，但就實際而言，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是在完全沒有風險的社會中進行，充滿社會風險是民主化進程的常態。在一個充滿風險的社會中，政府和公眾的各種風險應對意識和能力都能夠得到提高，有助於化解民主化進程中的各種社會風險。經過數次風險的洗禮和考驗，可以激勵人們樹立風險意識，增強風險觀念，未雨綢繆，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做好風險的預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下一次危機的降臨[14]。目前無論是從風險預警到危機的應急處置，還是從信息的透明公開到事件的善後處置，都毫無例外地反映出我國政府的風險和危機應對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三，有利於穩定共識的形成。民主化進程需要在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中進行，而適度的社會風險則有助於社會穩定共識的形成。社會風險的放大和擴散往往意味著社會損失的可能性增大，也意味著社會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增大。對於每個人而言，都清楚社會危機的爆發意味著什麼，不但影響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更影響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當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推進迫切需要穩定的政治局面。正如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曾告誡人們：「安定是民主發展的前提，沒有安定，任何人都享受不到真正的民主，更談不上參政。」[15](p.91)

　　十年「文化大革命」對人們心理所造成的嚴重衝擊，以及蘇東劇變所帶來的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矛盾和衝突，使得我國人民對社會穩定尤為渴望，正所謂「前車之鑒，後事之師」。因此，從這個層面來講，適度的社會風險可以起到預警作用，讓政府與社會時刻注意化解與防範社會風險，從而有助於社會穩定的維持。

　　(二)社會風險對民主化進程的負面影響。社會風險在促進民主化進程的同時，也會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削弱民主化的社會環境、經濟基礎、公民社會基礎和公眾的參與等基本條件。

　　第一，損害民主化的社會環境。民主化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社會的穩定是民主的前提，沒有穩定的局面就無法進行民主的實踐[16](p.367)。在現階段的中國社會中，階層性風險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尤為嚴重。一方面，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意味著大多數社會成員無法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它是造成社會矛盾和衝突產生的重要根源，「越是社會地位較低的階層，越會比較強烈地產生社會衝突的意識」[17](p.245)。另一方面，精英內卷化會降低社會流動。一旦社會成員在體制內得不到正常的向上流動，就可能尋求體制外的渠道，甚至用非和平手段來達致目的。正如亨廷頓所言，「由於缺少流動機會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社會挫折同政治不穩定之間便產生了聯繫」[18](p.42)。這些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增加嚴重地阻礙了我國的民主化進程，很難想像，在一個動蕩的國家何以能順利有序地推進民主化進程。

　　第二，削弱民主化的經濟基礎。經濟發展可以為民主提供經濟基礎，從而促進向民主的過渡。李普塞特曾指出，一個國家越富裕，它准許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只有在富裕社會……才能出現這樣一種局面：大批民眾理智地參與政治，培養必要的自我約束，以避免盲目不負責任煽動的呼籲[19](pp.27-39)。而民主化進程中社會風險的大量存在，會嚴重削弱民主化的經濟基礎，阻礙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一方面，健全的制度可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保障作用，如健全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免去人們的後顧之憂，促進消費，從而拉動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社會階層的分化本是經濟發展的產物，但若這種分化超過合理的界限，反過來又會阻礙經濟的發展，削弱人們的經濟福利水平，從而嚴重損害民主化的經濟基礎，進而阻礙民主化的發展。在一個底層民眾占絕大多數而中間階層比例很小的社會裡，經濟內需的拉動力是非常有限的。

　　第三，阻礙公民社會的發育。衡量國家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代表不同社會階層和群體的公民社團發展狀況。大量社團組織的發育可以為公民提供多種形式的政治參與渠道，社團組織的利益表達能力明顯大於公民個體，它既是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條件，也是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結果[20]。正如赫爾德所指出，「民主要想繁榮，就必須看作一個雙重現實：一方面，它涉及到國家權力的改造；另一方面，它牽涉到市民社會的重構」[21](p.396)。西方國家民主化進程表明，市民社會確實是對國家權力的一種制衡力量，構成了對國家壟斷權力的一種制約[22]。目前中國社會結構的畸形化，嚴重影響了中國公民社會的發育和成長。同時，精英階層利用優勢地位壓制社會組織的成長空間，造成社會組織化程度不高和社團有效性缺失，如社會組織民間性不足，自治程度不高，整合資源作用的能力非常有限等問題，嚴重影響了公民社團作用的發揮。

　　第四，導致公民參與的不足。公眾參與是現代民主的核心要素，也是衡量民主政治的重要尺度，現代民主政治的進步就是公民政治參與的擴大，「沒有公民的積极參与，民主制度也就不可能產生預期的政策結果」[23](p.5)。缺乏公眾參與是當前中國民主化進程中所面臨的最大問題。社會基礎階層群體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疲於生活，無心顧及民主的參與，從而帶來政治上的邊緣化，導致民主化缺乏社會基礎。「如果社會中一部分人貧困化，這個社會中的民主是可行的，即使是不完美的；如果這部分人增加，這個社會中的民主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如果唯有少數享受繁榮而廣大群眾處於屈辱貧困之中，民主是不可能實現的，以民主為名，不過是盜名欺世」[3](p.111)。

　　第五，損壞民主的心理條件。民主所有的條件之中，心理條件是最基本的。社會心理的狀況會對其他民主化條件產生直接的影響。而社會風險的增多會損害這種心理條件，帶來一系列負面的心理反應。一是不公平感，即認為在起點、規則和結果方面受到不公正對待；二是相對剝奪感，即使總體收益增加，但由於同其他階層的人員相比收益增加速度緩慢，因此覺得自己的實際收益減少了；三是挫折感，即試圖改善自身現有社會地位而又未能如願時產生的失落心理；四是危機感，即由於社會保障不健全而使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貧困階層感到朝不保夕、前途暗淡[24](pp.140-141)。當這些階層人員把上述的認知歸咎於黨和政府的政策結果時，則會給政治穩定帶來隱患[25](pp.195-197)。

　　四、社會風險影響下民主化進程的幾種可能

　　社會風險一旦超過一定限度就會產生很大的負面效應，影響著民主化的發展。具體來說，若社會風險應對不當，則民主化進程可能會出現以下幾種發展可能。

　　(一)增大民主化進程的成本。現階段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若不能有效化解民主化進程中的各種社會風險，則必然會導致民主化的成本增大。

　　第一，政治成本。政治成本是指政府等政治主體在政治活動過程中所使用和消耗的政治資源的總和，這種資源包括合法性成本、政治穩定成本以及民心成本等。而政治性成本最關鍵的是民心成本，它包括民眾支持程度、參與程度等。民主化進程中社會風險增多意味著社會危機出現的可能性增多，更意味著社會的不穩定性因素的增加，政府就會面臨政府合法性的危機，同時社會風險也會削弱公眾對政府的認同。特別是當國家的權力無法保護甚至侵犯個人權利時，不但影響政府的執政合法性，還會嚴重削弱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從而導致民心成本的增大。

　　第二，經濟成本。社會風險的增多還會加大民主化的經濟成本。經濟成本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化解民主化進程中各種社會風險所必需的資源耗費；二是社會風險演化為危機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以及因風險而導致決策失誤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等；三是因民主化風險而導致的貪污腐敗、資源浪費等。這些經濟資源消耗的總和構成了民主化總的經濟成本。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公權力擴張所造成的經濟成本是當前中國社會最為主要和最為嚴重的。同時，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也影響著民主化進程，大量社會人群疲於生計，且綜合素質相對不高，他們無心顧及民主也缺乏參與能力，在這種情況下要擴大他們的參與，勢必就會增大成本。當前村民選舉中給選民發放誤工補貼不斷增加的事實足以說明這種物質激勵是難以長久的，只會不斷增大民主化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