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日本病人

王南：日本病人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台後，經濟方面射出的第一支箭是寬鬆貨幣政策，設定2％的通脹率目標，強勢要求日本央行配合發鈔，兩年內將基礎貨幣從135萬億日元倍增至270萬億日元。第二支箭是財政刺激政策，2013年1月11日通過1170億美元、總數2267．6億美元的政府投資計劃。第三支箭是結構改革。6月14日，安倍內閣正式出台「日本再興戰略」，以結構改革、放鬆管制、投資和貿易自由為核心的成長戰略浮出水面。安倍經濟學收到了一些效果。日經225指數從去年12月的8000多點啟動，一度達到今年5月15900的制高點，累計漲幅超過80％，使此前的6個月成為近30年里日本股市上漲最快的一段時期；日本政府6月10日公布的數據，將一季度的經濟增長率從原來估計的3．5％，上調為4．1％；在日本國內生產總值中佔60％的私人消費，也出現復甦的勢頭。但日本身陷沉痾，失去的20年，財政是表，產業是里，心智與靈魂乃是根本。日本政府的債務餘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達到239％，為發達國家最高，背後的原因是產業競爭力下降。而產業競爭力下降，則源自失敗隨成功而至、淪喪繼驕傲而來的魔咒。這樣的處境在世界經濟史上並不鮮見，「英國病人」、「荷蘭病人」殷鑒不遠。但問題是，現在日本還遭遇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嚴峻挑戰：老齡化的烏雲已將日本列島籠罩，太陽之國到處是濃重的霧霾。創新力的喪失之後，推動「大和號」開拓萬里波濤的引擎已經熄火，不管駕駛室和甲板上的人們如何努力、如何改變位置，都無法改變順著湍急的河水漂流而下的命運。日本6年換了7位首相，就是這種無可奈何狀況的真實寫照。但是，比體質虛弱更可怕的，是心力的衰竭，最可怕的是病急亂投醫，即所謂理智的狂躁。戰後日本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蹟，「日本第一」甚囂塵上，但泡沫崩潰後，日本陷入了長期衰退的泥潭，猶如宿醉之後頭痛欲裂，先是「失去的十年」，後來又成了「失去的二十年」，至今也看不見隧道盡頭的亮光。曾經在日本通產省工作、現在創立民間工作室的學者津上俊哉認為，「迷失的20年」可分成「前期10年」和「後期10年」。在北京參加國際會議的間隙，津上向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闡述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前期的主要原因是類似這次歐美的金融危機，泡沫破滅帶來的「去槓桿化」，後期則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少子高齡化、人口減少。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研究員任哲也有同感。他認為在「失落的十年」里，日本面對的主要任務是泡沫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它的產業競爭力還是很明顯，製造業依然很強勢。而在「失落的二十年」里，日本的優勢產業開始面臨來自韓國、中國等周邊國家的挑戰，在一些領域尤其是大規模機械化生產的領域，像家電、中低端半導體，已經毫無優勢可言。在香港一家國際機構供職的松田小姐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現在日本在世界經濟中的情勢，確實是過去沒有過的：「日本病了。優越感沒有了，代之而起的是閉塞感。人們對政府政策的態度以及人間互信的關係，都發生了變化。」寺內則雄先生在伊藤忠商社工作多年，他也認為現在的日本人對未來充滿了不安，「經濟停滯，差距拉大，過去行之有效的經營模式分崩離析……」經歷了泡沫的狂歡和沉淪的苦痛，現在人們對日本政府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真正作用的反思，正在加深。一些學者已經認識到，從過往的經驗看，政策在製造問題方面往往立竿見影，而在解決問題方面卻不能手到病除，靈驗度要大打折扣。比如，日本學者增田悅佐就指出，真正終結高速經濟增長時代的，不是石油危機，而是田中角榮首相的列島改造計劃，正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大規模的公共投資造成的巨大浪費，給日本經濟埋下致命隱患。再比如，為應對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元對美元等主要貨幣急劇升值，對衝出口下降帶來的景氣低迷，日本實行了擴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泛濫的流動性湧入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產生了泡沫的盛宴。也正是後來大藏省財政和日銀貨幣政策的突然收縮，刺破了泡沫，使日本沉入深淵。泡沫崩潰之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也被政府當作危機治理的大旗祭出，但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幾任首相都曾用凱恩斯主義的辦法增加公共支出、刺激需求，導致財政赤字增加，國債規模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39％，為發達國家之最。而貨幣主義的供給，也遇到了流動性陷阱，企業致力於資產負債表的修復，不願借貸。安倍經濟學的實質，是重拾凱恩斯主義牙慧，而對日本經濟政策的遺產缺乏起碼的梳理和反省，「什麼也沒學到，什麼也沒忘記」。這些激進的政策收到短期的效果，類似給垂垂老者注射興奮劑。走在老路上，只是急躁和魯莽的程度登峰造極，結果是危險的，只會加快傾覆和沉淪的進程。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惠譽已將日本國債評級下調至「Ａ＋」，並將其評級展望定為負面。人們已經開始擔憂，日本會不會成為「東方的希臘」？局面也許更糟。日本股市近期的連續暴跌，只是劇烈地震之前的徵兆。真正的災難，還在後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泡沫推波助瀾，但日本「失去20年」的深層次原因，是產業競爭洋流的走向變了日本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泡沫的產生集聚推波助瀾，也正是政策的突然緊縮，刺破了任由膨脹必然吞噬一切的泡沫。但平心而論，將日本經濟潮進潮退的原因歸結為政策，恐怕既給了決策者過多的榮耀，也給予了過多的恥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政策只是加速了這個進程，起決定作用的是產業競爭洋流的走向。二戰以後日本經濟強大的競爭力，曾經使歐洲、美國等經濟體一度黯然失色，在形形色色的「貿易戰」中，日本扮演了進攻者和佔領者的角色。在經濟戰場上挽回顏面甚至揚眉吐氣的法寶是產業競爭力的強弱。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後，日元也經歷了升值過程，兌美元的匯率從360∶1到240∶1，在這個過程中還伴隨兩次石油危機的衝擊，但資源貧乏的日本經濟並未衰弱。產業引擎的動力太強勁了：50年代的「三神器」？穴黑白電視、洗衣機、冰箱？雪，60年代的「三Ｃ」？穴彩電、空調、汽車？雪，70年代鋼鐵、石油、化工等資本密集型產業崛起，並迅速向汽車、電氣、半導體、集成電路等高技術產業升級。一直穩坐世界頭把交椅的德國照相機產業，1965—1975年十年之間，被日本競爭者打垮。1965年之前沒有對手的美國家電和機械設備製造商，被日本逐出了市場。到1980年，日本的汽車產量達到1104萬台，不僅超過了美國，躍居到世界第一位，甚至超過了西德、法國和英國生產量的總和。外匯儲備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日本讓歐洲和美國嘗夠了「跛腳鴨」的滋味。日本企業充當了產業競爭的旗艦，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東洋之花核心和靈魂的作用堪稱驚艷企業：1988年的時候，按美國《商業周刊》排名，世界前30位大企業中，日本佔據22席。1994年美國《財富》雜誌評選的世界500強揭曉，從第一到第五都是日本的綜合商社。索尼憑藉彩電、隨身聽等產品，風靡世界。1987年，洛克菲勒中心被美國政府認定為「國家歷史地標」，以表彰它的存在對城市乃至整個國家做出的貢獻；1989年，日本三菱集團以13．7億美元收購了洛克菲勒中心之後，美國人的驚呼是：日本人要買下美國了。也正是在1989年1月，《日本可以說「不」》出版，索尼總裁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呼籲被慣稱為Ｙｅｓｍａｎ的日本人對美國說「Ｎｏ」。但是很快，正像世界製造業的洋流從佛羅倫薩轉移到阿姆斯特丹、再從曼徹斯特轉到紐約一樣，日本獨領風騷之後，也未逃脫「依著槳葉歇息」者的命運——「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腳，已站在門口」。津上俊哉曾在日本政府部門工作，在和筆者交流的時候，他對這種「轉換」感觸深刻：「日本那時有向國外學習的良好風氣，政府有關部門在醞釀製定政策時的首要任務就是對世界主要先進國家的相關政策進行調研。但是，當『終於趕上了』等沾沾自喜的情緒開始在社會上蔓延時，這種風氣就消失了。」曾一度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的部分製造業領域裡，許多公司滿足於過去所取得的成就，沒有及時從陳舊的交易方式中擺脫出來，導致與世界商務活動的開放式交易和高速運行相脫節，連金融、ＩＴ、農業、物流配送、教育、醫療等較落後的領域也沉浸在「世界第一」的氛圍中，阻礙了創新的步伐。90年代的ＩＴ革命成了分水嶺。在半導體、計算機、軟體等領域激動人心的肉搏，決定了國家競爭優勢的此消彼長：日本一度在半導體、硬碟製造上取得了當年在鋼鐵、汽車領域那樣的優勢，但在軟體方面，美國搶佔先機。新經濟的競爭結果締造了柯林頓時代的繁榮，而日本開始了沉淪的歷程。早稻田大學教授阿古智子認為，現在日本的落後是全方位的：「信息產業比不上美國，製造業也不行了，日本的家電已經完全沒有了競爭力。日本自由貿易政策決策速度太慢，對大公司的支持比不上韓國，自由貿易政策也比不上韓國。農業尤其需要改革……日本人，包括官僚、國會議員，必須接受現實」。曾經獨步天下的日本企業，現如櫻花在凄風苦雨中飄零。由於曼哈頓樓市不景氣和日本房地產泡沫的破滅，三菱最後以原來買進價的半價又賣回給了原主，三菱在這裡面賠得一塌糊塗；索尼連續四年虧損，2011財年的虧損額達到64億美元。2012財年靠大幅裁員、出售辦公樓和股權，五年來首次實現全財年盈利，但一時好景能否持續，尚不得而知；創始人有「經營之神」稱謂的松下，截至2013年3月，年度虧損額也達到7542億日元。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任哲先生認為，中小企業的萎靡不振，也是讓日本凋零的一個原因：「長期以來，中小企業支撐著日本在技術領域的優勢地位，可是現在優秀技工已經越來越少了。一個原因是後繼無人。年輕一代不願意去做技工這種苦活，嚮往更體面、有個性的工作。還有一個原因是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追趕以及技術人才向海外流失，退休的日本技術工人在中國以及東南亞非常受歡迎。」在ＮＨＫ電視台播放的電視節目中，介紹日本偉大業績的「Ｘ計劃」節目很受歡迎。但是津上俊哉認為，沉浸在美好的回憶中是沒有意義的。他建議電視台在回顧前人偉業的特集以後，緊接著播放批評現代人之失誤的專題片：「必須正視日本在許多方面已經落後的事實，重新找回虛心學習的精神，再度開始努力追趕先進國家的過程。如果做不到，我們就會成為丟臉的『敗家子』，無顏面對先輩」。安倍內閣14日出台的「日本再興戰略」，啟動以結構改革、放鬆管制、投資和貿易自由為核心的變革，試圖重塑產業競爭力。但要想救治「日本病人」，恐非易事。日出之國遇到的難題，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日本老了。日本猶如脫卻果實的空殼，生機勃勃的精神已經消失了。在劫灰餘燼中能否誕生新鮮活潑的生命，取決於他們對挑戰的應對……日本銀行進行過一項研究，2000年—2010年，日本的實際ＧＤＰ增長率約為0．9％，在發達國家中是最低的；而勞動人口人均實際ＧＤＰ增長率約為1．5％，在發達國家中仍然是最高的。ＧＤＰ增長緩慢的原因，主要是勞動人口的減少。曾經是世界上經濟最有活力的工業國家，現在卻陷入神話破滅的反思中。對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的衰退，人們的認識正在深入：起初關注的是「廣場協議」後，日元急劇升值和擴張財政政策的後果；隨後發現，產業競爭力的地基已經下沉；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深層次的病因是畸形的人口結構：由於勞動人口的缺少，日本逐步失去了創新能力，消費也開始萎縮……老齡化，才是影響日本經濟壽命的真正元兇！日本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了老齡化進程，現在已經進入「超老齡社會」：勞動力人口，即15—64歲的人，1995年達到最高峰的8700萬，2010年則減少為6590萬人；2055年將迎來老齡化頂峰，老齡化比率將高達40．5％，而75歲以上老人將佔到1／4；到2100年，日本人口總數為4959萬，較2010年減少61．3％；據日本東北大學研究小組預測，如果按照目前的趨勢，一千年後15歲以下的人口將降為零。這意味著，日本國將不國。為什麼出現嚴重的高齡少子化，人們的解釋不盡相同。記者諮詢在日本商社工作近十年的祁女士，她的答案是：大部分女性開始獨立工作，不再甘心做家庭主婦。她們或者在國外工作，沒有機會接觸到合適的日本男性，又不想嫁給外國人，一拖再拖，結果年紀大了就隨它去了；或者在公司日本總部，未婚女性也想結婚，但因為自己太能幹了，男人望而生畏，結果就情願或不情願地一直工作下去。另外，養育孩子也是一件辛苦的事，現在日本以核家庭為主，養育孩子的重任落在女性身上，壓力增大，精神緊繃，甚至出現了虐童等社會問題。儘管日本政府採取多種措施鼓勵生育，但不打算要孩子的還是很多。她的感覺是，日本的家庭制度正在慢慢崩潰……早稻田大學的阿古智子教授在和記者交流時，感受也很無奈：「現在的日本，跟過去不一樣了。經濟景氣低迷，貧富差距加大，教育、家庭、社區、醫療、養老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城裡無家可歸者明顯增多；一些低收入家庭，家長年輕時候沒受過很好的教育，對孩子教育更成問題，打罵、虐待，輟學率很高；一些公辦學校的老師素質低，教學質量差；鄰居之間很少來往；參與社區生活的積極性，也沒有過去強了。一些過去難以想像的事情，都出現了：一個單親家庭的母親，離家未歸，兩個小孩餓死在家裡……」對日本的未來，著名學者津上俊哉極度悲觀：「全部是老人的社會，沒有活力了，死氣沉沉。但如果鼓勵生育，也未必有效果，說不定又會面臨老人未減少，而需要撫養的人口急劇增加的困境。」問題不只這些。除了人口結構、形體衰老等層面，內在的精神氣質也許已經產生了質變。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任哲先生觀察到了國民精神層面上的變化老電影裡面的日本人為了擺脫戰敗的陰影，是那麼積極努力地去工作。一個汽車維修作坊的老闆說：總有一天自己的作坊能夠走向世界！雖然當時日本面臨著許多問題，但是那個年代的人對未來是充滿希望的。再看看現在的日本人，很多場合會讓你很失望。對於社會上和周圍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人與人的關係日趨冷淡。老人的孤獨死和電車上的不讓座現象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更嚴重的是年輕人缺乏上進心，不願意吃苦，也很少有勇氣到外面的世界去闖蕩。常聽日本商社的人說，現在的年輕人都不願意被派到國外去，理由居然是「ＩｌｏｖｅＪａｐａｎ」！曾經輝煌的國家一蹶不振，任哲認為精英階層負有主要責任。可一旦問及誰是日本精英的時候，日本人自己也說不清楚了。那麼日本的精英都到哪裡去了呢？一億皆中產的思維方式和極高的國民教育水準，難道埋沒了本該引領一個國家的精英階層？就像體質虛弱容易上火一樣，精神的虛弱也往往以極端的輕率、浮躁和魯莽表現出來。首相頻繁更迭，但缺乏政治家的遠見卓識，和應對滄海橫流的底氣。不管是前首相野田，還是現在的安倍，在津上俊哉看來是「日本沒有船長」，而中曾根康弘則斥之為「客廳里的膚淺爭吵」。至於希望在哪裡？阿古智子教授說她看不到：「日本需要偉大人物，但問題不是一個人能改變的。日本的制度需要重新建設，提高國民素質、改變國民的觀念，這都需要時間，不是一下子就行的。」日本歷史中不乏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先例：大化革新和遣唐使、黑船來襲和明治維新、敗戰廢墟和高速增長的奇蹟，日本一次一次化危為機，在即將沉入深淵的時候，開始升騰的歷程。現在是不是也需要這樣的轉機？但如果普通的日本人只想過安心、舒適的生活，對政府的不信任和對政治的漠不關心一味加劇，期待橫空出世的「騎士」、「英雄」給日本帶來嶄新的時代，恐怕也不現實。讓日本重新獲得生機，只有思想上的徹底開放，承認並保護社會的多樣性，接受多樣性進入日本社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日本需要更多的具有國際視野、銳意進取開拓的年輕人。但令人遺憾的現實是，政治上抬頭的是那些保守主義政黨，ｐｏｐｕｌｉｓｍ成為主流。希望尚在。在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任哲看來，年輕一代人有一個有趣的思維，那就是不當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ｅ，只想成為一個Ｏｎｌｙｏｎｅ。日本年輕人的個性和創造力還讓日本在時尚文化領域擁有地位。如果日本的製造業，能夠與年輕一代人的這種以個性和概念取勝的ｏｎｌｙｏｎｅ思維結合在一起的話，日本應該能夠繼續有所作為。在日本的「城市再造」過程中，像表參道等一些年輕人聚集的地方，可以看到傳統與現代、都市與自然的融合。當有一天日本重新認識到了自己的這種優勢，日本仍然是一個很有前途的國度。「葯醫不了的用鐵，鐵醫不了的用火」，這是希波克拉底的格言。現在的「日本病人」的挑戰與應戰，也將成為人類歷史上驚心動魄的章節。要像傳說中的鳳凰重生，必須忍受痛苦，在火葬的柴堆上焚燒自己，唯有如此，才能期望劫灰餘燼中誕生新鮮活潑的生命。這不僅需要洞見，而且需要毅然決然的執行力。但這是歷史哲學的任務，安倍經濟學到目前為止還無法破題。

「日本標準」大量製造「健康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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