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家的眼光和修辭

托克維爾（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近代法國重要的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他出身貴族世家，經歷過五個「朝代」（法蘭西第一帝國、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前期熱心於政治，後因反對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國而被捕，獲釋後對政治日益失望，從政治舞台上逐漸淡出，之後主要從事歷史研究，直至1859年病逝。主要代表作有《論美國的民主》、《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自由的貴族源泉》

作者：呂西安·若姆

版本：三輝圖書/灕江出版社 2017年2月

現代世界被民主構造出了一種秩序，也因此留下了諸多困惑、不解或迷茫。它在使個人權益獲得極大滿足之時，也在讓所有人處在一種競爭逐利的焦躁不安之中。「平等社會」的來臨似乎並沒有消滅不平等，反倒使試圖去超越於他人的慾望變得更為強烈。

在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先後出版於1835年和1840年的兩卷本的《論美國的民主》（上下卷）一書中，托克維爾向法國乃至整個世界去介紹美國的民主制度，這種制度似乎是一種有別於法國自1789年以來所實行的那種不再可能有專制君主存在的民主制度，在這中間，人民成為這個新國家的主人，他們在生活的社區之中積極體現著自己的價值，把古希臘的民主觀念真正落實在自己帶有功利性的日常生活實踐之中。但托克維爾筆下所寫的美國並非美國自身，而是他更為熟悉的歐洲或者法國。

作為一名當代法國政治學者，呂西安·若姆試圖去追溯托克維爾這位政治學家其思想形成的軌跡，以反省當下所處的法國或者歐洲。通過對托克維爾兩部最為重要的著作《論美國的民主》（上下卷）以及《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全新的探索式閱讀，特別是對前一本書的上下卷不同版本乃至手稿本的比較分析，而揭示作為一個可以和馬克思、尼采以及弗洛伊德這樣一些現代懷疑論者比肩齊名的托克維爾其真實的寫生像。將近四百頁的著作《托克維爾：自由的貴族源泉》都在集中討論這個問題。

掙扎在保守與自由之間

顯然在今天，托克維爾成了受到左右兩派政治思想家都會排斥的對象。對於持一種右派立場的人而言，托克維爾屬於不折不扣的進步論者，藉助《論美國的民主》而聲稱一種人權、進步以及政治上的道德訴求。托克維爾對於這些都似乎持接受與肯定的姿態。為此，右派人士會稱其為「作惡者」；而同樣，左派似乎也不滿意於他的作為。遷怒於托克維爾所強調的自由乃是任何經濟發展基礎的論調，而且他也似乎在暗示藉助於物質的享受而實現人人平等。但是，托克維爾一樣在擔心，且無法真正去面對一種在一個追求平等的社會中人們慾望的過度膨脹這樣的難題。也無法應對來自左派的有關於在一個平權的社會中的中央集權、細緻的規章條例以及國家和個人之間的普遍性監視回歸的那種困境。

對這兩派而言，托克維爾是一位徹頭徹尾的中間道路上獨自行走的斯芬克司，讓人充滿了各種的迷惑，同樣也讓作者若姆迷惑不解，而稱這是「自由的貴族源泉」，是因為貴族文化的傳承者的恐懼所致。但無論怎樣，若姆有一點是說對了，托克維爾有著一種道德家的眼光和修辭，由此而透視出來人類自身社會所具有的掙扎和混淆。人不再相信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力量在左右著自己的命運，而轉去相信並臣服於與自己同類的人的統治，這時，不見有君主存在的專制主義也便悖論式地存留於自稱是自由的社會之中。

作為昔日法國貴族團體中的一員，托克維爾無疑處在一種保守與自由的選擇性掙扎之中。他因此而想成為一位他極為陌生的社會的醫生，為此衝口說出，「因為我不是民主的敵手，所以我願意真誠地談論它。人類絕不會從自己的敵人那裡獲得真理，而人的朋友也不會向他提供真理；因此我才將它說出口」。這樣一種多少帶有自傲口吻的表白，對於那時已在歐洲本土以外轟轟烈烈展開的追逐平等觀念的熱情而言，將是一盆突然潑上來的冰水，不過這既是一種阻礙也是一種提醒，他要藉此而去補救一種平等之惡，也就是一種基於平權而造就下來的集權，這恐怕是基於人民主權的民主制度創立之初所未曾真正預料到的，而作為貴族的思想家他熱切期待著一種「溫和的專制主義」。在這一點上，托克維爾無疑是畏懼一種所有人平等的現實，他作為一位貴族的道德家深信，「隨著平等的增長，對平等的慾望也變得越來越難於滿足」。

「社會性權威」保障基本的生活秩序

19世紀30年代初，在基於新教的美利堅合眾國的遊歷經驗使得托克維爾總是在思考同樣一個問題，即「為什麼擁有了舒適的物質生活的美國人仍然看起來如此不安」，他清楚地注意到那時的法國會有高的自殺率，但是美國卻是有更高的精神錯亂疾病發生。換言之，優越的物質生活也一樣帶不來個人層面的精神安寧。這個問題由他自己做了一種回答，在托克維爾看來，原因或許便是在消除了社會中的特權的種種障礙的同時，卻無意之中引入了一種所有人之間的競爭。

1879年的法蘭西無疑是為貴族制以及君主制的覆滅唱起了輓歌，但無疑一種社會混亂的氣氛也在一瞬間出現。換言之，人們在把作為統治者的君主國王送上斷頭台之時，實際也由此而剝奪了社會當中原本就存在著的節制手段。人們會因此而有比原來獲致滿足的更為強勁的新慾望湧上心頭，毫無止境可言。托克維爾為有此觀察而心存焦灼，嘗試著用一種所謂新自由主義的途徑對舊制度和大革命做一種徹底的替代。這種新自由主義會更為強調一種托克維爾政治觀念意義上的權威，即社會性權威。這種權威保障了社會可以有一種基本的生活秩序的存在。

新英格蘭之行讓托克維爾真正看到了美國社會中一種由分散權力所帶來的人民主權意識的地方性的實現，在這其中，最為重要者還在於公眾行使真正權威的方式，這種權威若使用不當便可能會出現托克維爾所謂的「多數人的暴政」，而如果行使得當，便成為一種具有約束力的公共輿論，甚至是一種引導人們行為的公共信仰。這裡遭遇到了隱藏於托克維爾書中卻未曾為人所清晰意識到的社會政治問題，那就是古典自由主義對於完全由國家來代表的專制的危險性的擔憂，轉為對存在於人民主權在統治自身時的一種自我護衛方式上的專制的擔憂。

他的幽靈對現代人而言難於擺脫

這些潛伏在人民主權之中的危險以及托克維爾的擔憂，被一個多世紀之後的若姆看成是托克維爾身上所留存下來的貴族文化的反映。似乎在托克維爾的心底，或借《論美國的民主》的寫作而隱藏了其骨子裡的、對於可以平衡保守與自由的兩種對立趨勢的一種君主制的回歸。這裡由此而出現了兩種的專制形式而非一般人誤解的兩種民主。一種便是在1840年出版的《論美國的民主》下卷中所稱謂的作為集中起來的凌駕於所有彼此平等之人身上的有似霍布斯所說利維坦一般的力量的制約，這種巨大的外在力量「是一種無邊無際的守護力量」。而在此之前的1835年所刊發的《論美國的民主》上卷中，托克維爾對於這種專制所強調的乃是一種多數人的暴政、基督教引入的穩定性因素以及美國人的行為與影響自己的方式，這些實際是在討論一種具體化了的專制權力。

而《論美國的民主》下卷所論及的專制則是一種社會對其自身的壓迫。在托克維爾看來是一種更為寬大、溫和的專制，「它使人未受折磨便陷於墮落」。這種看待專制權力的看法便與他五年前出版的《論美國的民主》上卷之間出現了一種斷裂。或者說，在間隔了五年之後，托克維爾似乎改變了一種對於社會秩序的提問方式，開始去思考「專制主義變成了關心國民的安逸舒適的和極端中央集權的受託國家」這樣的問題。

對此，若姆說得也乾脆：「托克維爾的思想中的確並不存在兩種民主，而是存在兩種專制，一種是君主專制，另一種則是民主專制，後者並不是另一種民主，而是民主的墮落」。而此種民主必然是建立在一種更為自然與堅固的基礎之上，因為它特彆強調的乃是「一切皆平等」這一點，對每一個人而言都變得無可抗拒和反駁，關涉到了每一個人的利益，但卻又不能保證每一個人都能夠得到。但這樣做的結果卻是，由此而在社會之中再也不見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個性以及因材施教的柔性文化的施展，都擠在了一個平台上去做競爭，到達同一個目的地。這種局面恰恰也是托克維爾在對以美國民主為代表進而去反觀法國大革命之後的對於那種未來民主的擔憂。這使得未來的民主成為一種斯芬克司之謎，難於有一個確定以及前後一致的解答呈獻給這個世界，這就是肉體已經死去了的托克維爾在精神上最為擔憂之處，因此也就在思想上變得更顯深刻，在此意義上，他的幽靈一直存在著，並且對現代人而言難於擺脫。 □趙旭東（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

【延伸閱讀】

《論美國的民主》

作者：托克維爾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13年2月

這部著作的上卷和下卷，相隔5年。上卷是闡明美國的民主、自由、平等是如何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體現的；下卷以美國的民主思想和美國的民情為背景分析了美國人的哲學觀念、宗教思想、科學理論、文學、藝術、社會心理、民族性格等方面。同時，與英法等國為代表的西歐國家的類似問題作了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