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 | 從「社會建構」到「科學實踐」

原載《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7年第4期

作者：蔡仲 鄭瑋

20世紀90年代後，社會建構主義內部出現了分化，從SSK 轉向了後SSK 研究，或後實證研究，其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從「作為知識的科學」轉向了「作為實踐的科學」，正如在這一轉向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皮克林所編輯的《作為實踐與文化的科學》一書中標題所表明的那樣。這種轉向暴露出社會建構主義的內在矛盾，顯示出「社會建構」向「科學實踐」轉向的內在必然性。本文著重分析了這種轉向的哲學內涵及其文化意義。

一、作為社會建構的科學知識

科學的社會建構理論始終認為其尊重和維護科學。愛丁堡學派的創始人、「強綱領」的倡導者大衛·布魯爾非常嚴肅地強調:「我們的研究對象是科學和科學知識。那麼究竟應該如何研究和分析這樣的知識呢? 我們的回答是：用科學本身的方法分析和研究科學和科學知識。，，我們所做的一切絕不意味著批判和反對科學。用科學的方法分析科學知識，恰恰是對科學的崇尚，而不是對科學的詆毀和否定。」[1] 科學的社會建構崇尚科學的方法和路徑就是用自然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研究方法對科學知識進行實證性的社會學研究，並以此昭示「真實的科學」的面目。

科學的社會建構的學術努力，在兩個方面最為有效地挑戰了傳統的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

第一，科學社會建構理論的革命性首先體現在研究內容上。它突破了「科學知識內容」不容、也無須社會學染指的禁區。非但如此，科學的社會建構理論還用社會性因素解釋所

有的科學要素,「科學知識社會學(SSK) 研究的最大的成就,就是把科學的人類和社會的維度置於首要位置。我們可以這樣認為，SSK 使科學中的人類力量主題化。認為科學知識的生產、評價和使用，受制於人類力量的約束和利益」[2] ，進一步，他們明確地宣稱:「科學是一種解釋性的事業，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自然界的性質是社會地建構起來」[3] ，基於這樣的對科學的解讀,「科學研究」( Science Studies) 展現了「科學知識製造的偶然性、非正式性、情境性」。[ 4]

第二，科學知識社會學( SSK) 對傳統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哲學的強大的衝擊力度還在於其強調並付諸實踐的自然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法直接針對邏輯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及認識論的規範性質和超驗特性及其默頓式的制度科學社會學。在科學的知識社會學看來，規範的科學社會學及其相一致的科學哲學中所表述的科學僅僅是一種事先的理想「設定」和好的「安排」，這種設定和安排都基於一個超驗的前提，即科學= 實證自然科學= 客觀性= 真理性=理性= 進步性。認為這種「設定」和「安排」人為地構造了科學文化與其他文化，科學知識與其他知識的不對稱性，帶有極強的強制性和虛假性。科學知識社會學聲稱自己就是要用自然主義而非規範主義、經驗主義而非邏輯主義的方法完全描述性地展現和說明科學，繼而揭示什麼是「真實的科學」。「強綱領」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四原則，尤其突出的是其中的「公正性」和「對稱性」原則，目的就是要對科學知識提供一種恰切的、自然主義的描述。

然而，科學的社會建構理論何以以「崇尚科學」為出發點，最終成為「走向瘋狂的解構的一種典範」，並招致「反科學」的罵名? 一句話，科學的社會建構理論何以陷入「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理論困境，其出路何在?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研究進路，在方法論上遭遇到「反身性難題」，即：在「反身性」原則約束下的「對稱性」與「公正性」原則，如何保證「強綱領」科學知識社會學本身對科學所作的說明的合法性?「強綱領」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所有學術努力，就是通過對真實科學的研究，瓦解傳統科學的自然實在論基礎，繼而瓦解科學理性和科學真理，最終瓦解科學的文化霸權。但是，用「社會利益」致因要素全方位地解釋和說明科學實踐，最終的走向竟是用對科學的「社會實在」解釋，取代了對科學的「自然實在」解釋，在一定意義上從科學的「自然決定論」，走向科學的「社會決定論」，使得自身和自身的批判對象「兩極相通」,於是，在面對「反身性難題」( reflexivity puzzle ) 的同時，又陷入「方法論恐懼」(methodological horror) ，即：對科學實踐中單一的、持續不變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強調，使自身走向其反面，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暴露出「科學的社會建構」綱領的二元矛盾。

從本體論的角度來看，社會建構主義還沒有擺脫由康德賦予自然與社會的兩分狀態,「在一般意義上，這種思維方式是現代思想的核心」[ 5]。自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科學哲學家與科學社會學家幾乎都毫無疑問地以這條界線作為自己工作的出發點。科學哲學家一直以自然一極作為其認識論基礎,在其中，物自體被留給它們自己，沒有主動性、活動，被各式各樣強加在它們身上的模式或範疇所塑造。它們唯一的任務就是確保我們知識的超驗的非人類特徵，以避免唯心主義的譴責。而社會建構主義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把科學視為一種以人類為中心的事業。布魯爾在《知識與社會意象》用塗爾乾的社會結構( 利益) 來取代康德的自我，要求用同樣的社會學術語來對稱性地解釋科學的真理與謬誤。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進步。然而，對稱性原則的這種成功偽裝了布魯爾論點中的不對稱性，即社會應該被用來解釋自然，結果，社會建構主義開始從自然軸轉向了社會軸。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SSK 認為由於任何研究現象領域都是易變、複雜與混亂的，社會科學家，就像自然科學家一樣，就是透過混亂與易變的表面，去揭示背後的隱藏秩序。遵循著這種思想線索，社會學家的任務就變成如何超越表象去揭示現象的本質，因此，SSK 追隨著塗爾乾的理論，突出了實驗室的豐富的混亂現象中的兩個組成部分。一部分是可見的：知識，在這方面，SSK 是一種認識論的綱領，繼承了知識的哲學傳統。另一部分是社會，社會被理解為隱藏的秩序，如利益、結構、習俗或其他類似的東西。同時SSK 認為社會是某些先驗的、確定性的東西，能夠決定尚存疑問的知識。SSK 尋求隱藏秩序的動機一直深深受到歐洲啟蒙運動思想的影響。幾個世紀以來，揭示隱藏真理的做法一直是西方科學的標誌。因此，像傳統的科學哲學家一樣，SSK 關注的不是直接可見的社會因素，而是試圖挖掘隱藏的社會結構。

二、作為實踐建構的科學

正如皮克林在《作為實踐與文化的科學》一書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樣：在20 世紀80 年代晚期，情況開始發生變化。SSK 內部出現了新的研究方向，進入了後SSK 的研究，其最為突出的特點是轉向「科學實踐」的分析。首先出現在歐洲大陸，一個關鍵性的標誌就是布魯諾·拉圖爾和斯蒂文·伍爾伽《實驗室生活》。隨後，拉圖爾與邁克爾·卡倫提出了科學的文化研究的「行動者網路」理論，這個理論奠定了巴黎學派的基礎。另一部實驗室生活的研究著作是《製造知識》，獨立地出自於另外的一個歐洲大陸國家的作者：卡林·諾爾- 塞蒂娜。在英國愛丁堡的皮克林發表了其博士論文《建構夸克》，突出了科學實驗中儀器的意義。馬爾凱和奈傑爾·吉爾伯特進入「反身性」和「新文學形式」研究，這些研究使SSK 返回到對其自身的研究。與此同時，在美國，哈羅德·伽芬克爾，邁克爾·林奇和埃里克·利文斯通把他們獨具特色的常人方法論研究與實驗室生活研究聯繫起來。科學哲學家伊恩·哈金，南希·卡特賴特，亞瑟·范則在他們自身的領域內發展了一種經驗性研究方向。莎倫·特拉維克則在斯坦福線性加速器中心對粒子物理學家進行了人類學的研究。

後SSK 研究中，較為成熟的有三個學派：林奇的常人方法論、拉圖爾的行動者網路理論與皮克林的「衝撞理論」。常人方法論產生於伽芬克爾在20 世紀60 年代對「科學的」社會學的一種激烈的批判，其立場是明確反對尋求隱藏的社會學變數，反對把行動者描述為一個「文化傀儡」。林奇關注在科學中採用的可見圖像，通過它們來表明科學家是如何進行知識生產的。常人方法論還關注人類的行動者如何共同地維持一種意義的社會秩序( 而不是把社會秩序視為先於人類活動而存在的東西) 。作為對科學的社會與文化研究的擴展，它考察在實驗室中社會秩序與自然秩序是如何被維持。常人方法論對科學實踐進行了非常詳細的經驗解釋，然而,由於其關注的焦點不是傳統的科學哲學或社會學研究中某些中心的問題，如實在論與反實在論，因此，它在後SSK 研究中引起的反響並不大。不像常人方法論,「行動者網路理論」與「衝撞理論」關注像實在論與客觀性之類的哲學主題，兩者提倡一種經驗研究來挑戰二元論的哲學，傾向於從本體論的角度來理解科學實踐。它們把對科學的研究放在一種真實的與操作的平台上，放在正在發生的實踐過程中。但行動者網路理論關注的中心還是表徵，它對人類與非人類的討論受到了符號學的語言的歪曲。在《我們從來沒有現代過》中，拉圖爾基本上把現代性描述為一種心靈的符號狀態，因此，拉圖爾繼續在STS 中保持表徵主義的語言。而皮克林的衝撞理論則在操作的語言中把科學實踐描述為一種力量( agency)的阻抗與適應的辯證史，其分析的對象是機器或思想，而同時認可機器、思想與社會關係所有都交織在一起，共同進化。另一個差異是皮克林把時間置於實踐中的顯著位置，比拉圖爾更加突現出時間的作用，認為二元論問題與賽博科學要在時間的術語中才能得到真實的理解，而拉圖爾則在談論(符號的) 行動者、人類、非人類或雜質體的話語中來簡單地解決它們。

從本體論的角度來看，後SSK 打破了諸如主體/ 客體、自然/ 社會之間的根本界線。對稱性的對待自然與社會，把主體、客體、自然、社會視為各種行動者，與各種物質儀器( 也為行動者) 一起，在實踐中共同博弈性地建構了科學。這就是拉圖爾的廣義對稱性原則，它取代了社會建構主義的真與假的對稱性原則。拉圖爾認為這是自康德以來的最重要的哲學進步。林奇用「實驗實踐」設計了這種在實踐製造或社會製造的實驗中的活動。拉圖爾用「聯盟」、「共同結果」、「行動者」、「網路」描述了這種物與人的相互作用。在行動者網路理論之中，拉圖爾試圖消除社會與自然、社會與技術之間的差異，因為一種網路是由不同的行動者與它們的相互作用所構成。拉圖爾的「行動中的科學」強調的是行動中的科學的知識的網路的建造與擴散，這種建造與擴散突出的是空間上的網路王國的建立，這種網路王國的建立依賴於異質性要素的耦合、聯結和擴張，以網路強度、網路長度、網路範圍等這些概念，對主觀與客觀、社會與自然、價值與真值、理性與非理性、體制的與知識的二元對立進行了消解，強調了在人類活動與非人類活動的領域中，各種力量之間不斷地生成、消退、轉移、變化，循環不已。突出了科學的實踐特性、行進中的特性以及去人類中心化特性，使科學、技術以及科技文化處在一個開放的空間。拉圖爾的「行動者網路理論」對科學的說明，體現出人類力量與非人類力量是完全的對稱性。皮克林則用「衝撞」一詞來描述實踐過程中各式各樣行動者之間的辯證的博弈過程。在這種本體論中，自然( 如微生物、門) 、儀器與技術都被視為製造知識的致因，具有與科學家同等的建構能力，最終的科學理論就是所有這些力量的博弈結果。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後SSK 關注可見的東西：試圖把科學理解為一種實踐過程，是各種異質的文化因素的建構。不像SSK，它並不會去獲取表象後面隱藏的秩序，而是尋求可見的科學文化的多樣性構成了一種「內在的動態發展」空間，這種空間中並不存在著什麼隱藏的秩序。【6】如果關注可見的因素，暗示所感興趣的是在實驗室之中與實驗室之外的所有可見的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這會導致人們走向技術、社會與工業生產領域( 因此，「科學的社會與文化研究」就變成「科學與技術的社會與文化研究」STS) 。伊恩·哈金，他的《表徵與干預》一書是聚焦科學哲學向實踐問題轉向、強調科學既是做(干預) ，又是知(表徵) 的標誌性著作。約瑟夫·羅斯把這種干預概括為儀器的建造，試驗的計劃、運行和解釋,理論的說明以及與實驗室管理部門、出版部門、基金提供部門的談判等。在可見的領域中，人們能夠發現自然、社會與文化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的驚人的多樣性，為真正的社會學研究打開了一個空間。這裡，一個重要問題是作為博弈過程中的社會因素是不穩定的，它不能作為某種能夠解釋其他事件的工具，而是在與其他層次的科學與技術文化因素（物質的、概念的或其他任何因素）的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它不斷地變化、進化與生成著。正是在這一點上，後SSK 與SSK劃清了界線。

皮克林指出：上述工作「促使我們刪除SSK 中的K 和第一個S，因為，新的科學圖景中的主題是實踐而不是知識，因為在理解科學實踐和科學文化中無須指定社會性因素具有致因優勢」。【7】也就是說，SSK 研究的社會維度( 第一個S) 已經消亡。當然，作為理論(K) 維度的科學也已經消失，僅留下一個作為實踐維度的科學(第二個S) 。

同時，在視科學為文化和實踐的研究中，科學實踐本身的辯證法得以顯現。用對行進中的科學的考察取代對科學的回溯式說明，用干預視角的科學的說明取代用觀察或描述視角的科學說明，用對科學的操作性語言描述取代對科學的表徵性語言描述，即完全的動態的實踐過程去刻畫和理解科學，是顯示科學實踐中「辯證法」的有效途徑。操作性語言描述強調科學實踐的過程而不是結果; 強調科學實踐中的異質性要素融合而不是某種單一要素的持久作用; 強調科學實踐的歷史性和開放性而不是科學實踐的完全自主性和自洽性;強調科學實踐的一切要素的不可逆的歷史生成，而不尋求任何永恆、穩定的要素對科學實踐的基礎性說明。在這種辯證過程中，開放性的、過程性的、異質性要素融合的、歷史性的科學實踐，成為刻畫科學文化的主題。在這種描述中，只有科學的實踐範疇才具備最突出的總體性特點，它包容了諸如理性-非理性、主觀-客觀、主體- 客體、物質- 精神、可說- 不可說，，等等一系列矛盾的辯證運動，實踐範疇因而具有不可還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過程客觀性。一方面，科學實踐中所融入的所有的異質性的文化因素( 自然的、人文的、政治的、經濟的等) 都在實踐的開放性過程中歷史性地注入科學實踐的過程，並成為科學文化的內在組成; 另一方面，科學文化具有其專註於對自然的認識的固有屬性，這種固有屬性( 包括科學文化中的科學信念、科學方法、科學的認識論原則等) 本身也在與其他文化的共生中歷史性的( 不可逆地) 擴展自身，從而具有任何其他的人類文化不可替代的特性和作用。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中具有社會屬性的那部分，人的自然演化就是人的社會演化，人的社會演化也就是人的自然演化。科學是人類關於自然的科學，科學是關於自然問題的人類解決，科學是人和自然之間無窮無盡相互作用和相互塑造過程中的開放式終結的解決。與這種哲學相對應的是，後SSK 認為科學已經進入了一個賽博科學( Cyborg Science) 階段。它意味著科學進入了一種人類與物的混合本體論。通過對二戰後西方科學的分析,皮克林指出科學認識是認知主體與認知客體相互作用，人類與機器強化的結果，相應的賽博科學與賽博對象之間的出現，就構成了二戰後文化的一個關鍵特徵。【8】賽博科學的出現有著深刻的思想背景。前面指出，自德國哲學家康德給自然立法後，科學哲學的研究幾乎就沿著作為現代性標誌的主客體兩分的思想線索發展,其結果就是所謂「現代性危機」，即機械論世界觀的出現，科學喪失人性，兩種文化的分裂與對抗，還有中西文明的隔閡。許多偉大的思想家，如馬克思、恩格斯、懷特海、普里高津、李約瑟等人從不同的角度分析過這種危害，指出要擺脫現代性的危機，必須向辯證的或有機的自然觀回歸，並從本體論、認識論、思想史、科學史等不同的角度指出了這種回歸的具體途徑。後SSK 則是從科學實踐這一角度闡述了這種回歸道路。這一分析角度也與科學哲學的傳統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繫。如上所述，在康德的自然與社會的兩極中，邏輯實證偏向於從自然極的機械論來解釋科學理論，其方法論是絕對主義，而20 世紀70- 90 年代在科學哲學研究中佔主導地位的社會建構主義卻偏重從社會(利益) 極來解釋科學理論，其方法論是相對主義，並由此發展到對科學進行意識形態上的批判，從而導致了20 世紀末的科學衛士與社會學家的「科學大戰」。皮克林等人指出，這種主客兩分的思想不僅會造成人類文明的危機，而且還與二戰後，特別是冷戰時期的「大科學」研究的實踐不符。科學哲學從作為知識或理論的科學轉向作為實踐的科學的研究後，科學哲學進入了後實證研究階段，它關注於實驗室中的科學活動與社會活動，關注於實驗室與其外部的社會與文化環境的相互作用。在科學實踐中,各式各樣自然物、社會關係、地域因素、傳統文化資源、科學儀器等的介入，使得最終的科學理論是這些因素在科學實踐中不斷相互博弈的結果。皮克林稱科學理論是各種因素在衝撞的「阻抗與適應」的辯證過程中產生的。在這種衝撞中,自然與社會、物質與人類、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界線消失，從而進入一種後人文主義( Post humanism) 階段。目前，賽博科學的研究已經走出了實驗室，進入更為廣泛的哲學、社會與文化的分析空間。

【參考文獻】

　　[1] 巴里·巴恩斯，大衛·布魯爾，約翰·亨利. 科學知識：一種社會學分析[ M] .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序1.

　　[2]Andrew Pikering. Mangle of Practice[M] . 1996.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9.

　　[3]Micheal.Mulkay.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M] . 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79. 95.

　　[4]Steven. Shapin. Her e and Everywhere：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J]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305.

　　[5][7] Pickering，A. ( ed.) ( 1992)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M] .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14.

　　[6]見A. Pickering,「Time and a Theory of the Visible」 [J] .Human Studies，1997，20：325-333.

　　[8]A. Pickering,「 Cyborg History and the World War II Regime 」[J] .Perspectives on Science，1995，3(1)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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