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份大腦：數碼不朽的時代
作者：西蒙·帕肯 Simon Parkin
你想怎樣被人記住？西蒙·帕肯（Simon Parkin）發現，我們或許將最終能夠世代保存我們全部的思想——你會這樣做嗎？
它能夠改變我們和死亡的關係，給只有寂靜的地方帶來一點聲息。——亞倫·森夏恩（Aaron Sunshine），永恆之我（Eterni.me）用戶
在她去世前數月，我的祖母做了一個決定。
鮑比（Bobby），她的朋友這樣叫她（她們那一代人愛用昵稱），是一個農民的妻子。她不僅挺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從中找到了理由去發揮她天生的儲藏才能。自從英格蘭從打到只餘下廢銅爛鐵的戰爭中恢復起來，「物盡其用」就是她長久以來信守的準則。她留著舊信封和麥片盒子的硬紙板，用來做筆記、列單子。她收著來自20世紀50年代的散了口的毯子和積了灰的襯衫，以備她縫縫補補的時候需要材料。她還是個一絲不苟的年代記錄者。她保存著家庭成員的相簿。她把我已故祖父隨商隊去世界各地時寫給她的航空情書都放在一個盒子里。她家中充滿了記憶的遺骸。
不過在她去世前的幾個月里，重心從儲藏轉到了分享。每次我去祖母家都會帶回一車的東西：成箱的、沒開過的橙汁，磨損的羊毛球，散發著濕氣的舊書，空的玻璃罐。總之就是所有她在面對死亡時需要重新安置的東西。記憶也開始搬走。她把褪了色的照片送給子女、孫輩、朋友，那些生動詳細地描述了各種經歷的信件也一樣。
四月九日，她過世前的那個下午，她給亡夫的一個朋友寄了一封信。她在信封里放了我的祖父和他的朋友童年時一起玩耍的照片。「你非拿著這些照片不可。」她在給他的信里寫道。這是要求，也是懇求。或許這樣這些東西就不會被丟掉或忘記，在她幾小時後從她最喜愛的扶手椅上滑下之後。
（Thinkstock）
在死後能被記住的期望是原始而普遍的。在他1916年的詩作《諾言》（Troths）中，詩人卡爾·桑迪伯格（Carl Sandburg）捕捉到了這一共同感受：
黃沙在大黃蜂翼上，
灰色的光在女子詢問的眼神中，
紅色的廢墟在變換著的夕陽餘暉里：
我將你帶走，記憶高高堆起。
在我的收藏之上，死亡之爪也將折斷。
這首詩是一首對於記憶潛能滿懷希望的讚歌。只有還未受到歲月摧殘的年輕詩人才會擁有這樣的浪漫想法：記憶顯得如此持久，似乎可以帶給它的擁有者不朽。
不過，儘管桑迪伯格的記憶沒能夠從死亡手中拯救他，它們卻在他死去後留存了下來。自從在山洞岩壁上刮划出第一幅畫，人類就開始力圖使記憶免於最終湮滅。口述歷史，日記，回憶錄，照片，影響，詩歌：一切人們用以和時間的清洗作鬥爭的工具。今天我們將記憶存進互聯網神秘的伺服器里，在遙遠的南方北方，那些保管庫藏在經冷卻的空氣里嗡嗡作響。Facebook時間線記錄著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Instagram賬戶儲藏著我們的喜好，Gmail收件箱記載著我們之間的對話，而Youtube頻道則散播著我們如何活動、說話、唱歌。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全面地收集、管理著我們的記憶，在任何情況下抓住某種不朽。
這就夠了嗎？我們保存下我們認為重要的東西，但如果我們遺漏了某些決定性的東西會怎麼樣呢？如果對我們的言語或照片而言必要的語境丟失了怎麼辦？如果我們能留存下一切，那該多好，不僅僅是隻言片語或生活片段，而是整個的思想：所有我們知道的和記住的，情愛，心碎，成功，失敗，說過的謊言，學到的道理。如果你能像電腦硬碟那樣保存你的思想，你會那樣做嗎？這個問題很快就將擺到我們面前。一些工程師們正致力於研發可以製造我們思維、記憶整體拷貝的技術。拷貝可以在我們被火葬或土葬後繼續存在。如果他們成功的話，這項技術一定會對我們如何生活、如何愛人、如何死去產生深遠而且可能令人不安的影響。
副本
我把祖母寫給我的信放在桌邊的一個文件夾里。她寫得頻繁，信也都很長。我還在廚房的牆上放了一張她的照片。那些舊書，現在已經乾燥，依然堆在那裡沒有讀過。這些是我記住她和她的記憶的方式：以實物的形式。不過我是否能更好地留住她呢？
舊金山居民亞倫·森夏恩的祖母不久前也去世了。「她留下的東西少得令我訝異，」30歲的他對我說。「只有幾件東西。我有一件她的舊襯衫，我在屋子周圍的時候常穿。她留下了些錢，但錢是沒有自己面目的。它們並不比其他的美元帶有更多她的個性。」祖母的死亡啟發了促使森夏恩註冊了「永恆之我」。這項網路服務致力於保證在人們死後，他們的記憶仍能被保存在網上。
它是這樣運作的：當你還活著時，你授權這項服務查看你的Facebook、Twitter、郵箱賬號，你上傳的照片，你的定位歷史，甚至Google眼鏡記錄下來的你的所見。數據被收集起來，經過篩選、分析，然後轉換生成你的人工智慧化身。這個化身試圖模擬你的樣貌、性格。你在活著時與它互動，它還能對你了解更多，時間越久，它越能準確地反映你。
「這項服務是想創造互動式的遺產，創造避免自己在未來被徹底遺忘的方法。」永恆之我的創始人之一，馬呂斯·烏薩赫（Marius Ursache）說道。「你的曾曾孫輩可以使用它來了解關於你的信息，而不是通過搜索引擎或者大事年表。這些信息可以是家庭活動的照片，可以是你對某些話題的看法，也可以是你寫了卻從未發表過的歌曲。」對於森夏恩來說，他也許能夠和祖母留下的、能反映她性格的化身交流，這一理念令他欣慰。「我昨晚夢到了她，」他說，「當前這是我能和她說話的唯一方法。但是，如果有一個她的模擬形象呢？那樣的話，她好像就不會離開我的生活那麼遙遠了。」
(ethermoon/Flickr/CC BY-ND 2.0)
儘管烏薩赫對永恆之我服務雄心勃勃（「它可以成為人類的虛擬博物館」），這項科技目前還處在嬰兒時期。為了使模擬儘可能的準確，他預計使用者將需要與他們的化身進行數十年的互動。他已經收到了許多臨終病人的留言，他們想知道這項服務什麼時候能夠投入使用——他們是否能趕在去世之前用這種方法記錄自己。
「我很難給他們一個答案，因為也許要花費數年才能使科技達到可以使用、具有真正價值的程度，」他如是說。但森夏恩對此持樂觀態度。「對於有人能夠反向地創造出令人滿意的人格模擬，我深信不疑。」他說道。「它能夠改變我們和死亡的關係，給只有寂靜的地方帶來一點聲息。它能夠製造對逝者更真實的記憶，取代我們如今僅有的那些模糊的故事。」
我想科技是可以做到這些的。但如果提供服務的公司有一天倒閉了怎麼辦？伺服器關閉的瞬間，住在其中的人們又會再一次死去。
當我的祖母老去，她的一些記憶仍舊鮮活，每個細節都清晰到位。有些記憶則變得令人困惑：在每次複述中，情節不知怎麼弄串了。永恆之我和其它類似的服務可以彌補人類記憶的不可靠。他們提供了在時間流逝後依舊能夠確定生活細節的方式。但任何模擬只能近似一個人。而且，如任何Facebook用戶所知，在社交媒體上記錄下的生活是有選擇性的。人們或許修改了細節，或許改變了重點，或許為了適應當下情況而抹去了整段關係。換句話說，我們常常給了自己一個不可靠的賬戶。
全面回憶
如果有可能全面記錄腦中的內容，而不是簡單地選取我們願意用數碼形式記錄下來的東西，那會怎樣呢？這項工作並不是科幻小說的情節，也不是過於野心勃勃的科學家們的孜孜以求。理論上說，要實現這一過程，需要三大關鍵突破。科學家必須先發現如何在人去世後保存他們的大腦，並且不造成破壞。然後被保存的大腦中的內容要能夠被分析、捕捉。最後，人腦中被捕獲到的信息要能夠在一個模擬人腦中被重新創造出來。
（Thinkstock）
首先，我們要製造出人工大腦，人類記憶備份要能在其中「運行」。這一領域的研究涉獵面很廣。麻省理工為新生科學「神經連接組學」開設了一門課程，這項研究的目標是畫出完整的人類大腦神經連接圖。美國大腦計劃致力於通過上百萬的神經元記錄下腦活動，而歐洲大腦計劃則試圖根據腦活動建立綜合模型。
在2008年一篇名為《全腦模擬：路標》的論文中，來自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所的安德斯·桑迪伯格（Anders Sandberg）將這些項目描述為通往能夠完全仿製人類大腦的「進身之階」。
「大腦模擬的關鍵在於重建原先大腦的功能：『運行』時，它能像原來的大腦那樣思考、反應」，他說道。進展緩慢但穩定。「現在我們能夠提取小的腦組織樣本，並對它們進行3D繪製。這樣的『地圖』非常精細，解析度很高，每一個『街區』只有幾個神經元那麼大。我們可以在超級電腦上進行對老鼠大腦那樣尺寸的模擬——但我們還沒有掌握所有的連接點。隨著科學手段的進步，我期待看到被掃描的組織可以自動轉換成可以運行的模型。雖然已經有了這一技術所需要的不同部分，但目前還沒有發現從大腦到模擬的傳輸途徑。」
不過，一大波對於這一領域的投資好像正在靠近。Google就對大腦模擬技術投下重金。2012年12月，該公司任命雷·科茲威爾（Ray Kurzweil）為Google大腦計劃工程學主管。這一計劃致力於模擬人類大腦的方方面面。科茲威爾是一個引發話題的人物，也是這一科學家群體的名義領袖：他們相信，在有生之年，有可能製造出人類大腦數字備份。幾個月後，Google公司僱傭了英國計算機科學家傑夫·辛頓（Geoff Hinton），他是神經網路系統領域的世界頂尖專家之一，特別是在關於人類思考記憶的環路方面。
在這條路上，Google並不孤單。2011年，俄羅斯企業家德米特·伊茲科夫（Dmitry Itskov）創立了「始於2045」，這一名字源於科茲威爾的預測：2045年，我們將能夠對我們的思想進行雲備份。迄今為止，儘管大部分這項工作的成果都尚未公開，在這方面的投入的努力已很明顯。
神經系統科學家、「始於2045」的科學主管蘭德爾·孔尼（Randal Koene）堅信，製造出人腦可以工作的複製品是可以實現的。「神經假體的發展已經證明了運行大腦的功能是可能的。」他說道。這並非誇大其詞。南加州大學神經工程學中心教授泰德·博格（Ted Berger）已成功製造出了可以運行的大腦海馬體假體。2011年，海馬體假體在活老鼠身上得到了成功概念驗證。2012年，該假體被成功試驗於非人靈長類動物。博格和他的團隊準備今年在人類身上試驗該假體，以證明我們已經能夠重建大腦的某些部分。
信息轉儲
仿造人類大腦是一件事，創造人類記憶的數碼記錄則是另一種挑戰。桑迪伯格對於這個過分簡化的過程的可行性並不看好。「根據電腦里的文件可以建立一個可供搜索的索引，記憶的儲存方式卻不這麼井井有條。」他說，「記憶包含關聯網路，而這些網路在我們記起的時候才會被激活。大腦模擬需要複製所有這些東西。」
誠然，人類從大腦的多個部分重新獲取信息的方法是受到我們現有信念和偏見影響的，而所有這些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用電腦為了方便獲取而記錄數據的相同方法來儲存記憶的努力，與這一結論南轅北轍。如一位希望保持匿名的懷疑論者對我說的，這樣的努力建立在「錯誤且過時的、『佔有』式的記憶觀」之上。
如何在不損壞大腦的情況下提取人們的記憶也令人大傷腦筋。「我對我們能夠完成非破壞性掃描這個觀點存疑，」桑迪伯格說，「所有能夠達到所需高清晰度的掃描神經組織的方法都是有攻擊性的。我估計要達到效果，不把大腦弄開來都很難。」不過，這位教授相信，只要能夠「運行」模擬的完整大腦，上傳可搜索的、數碼化的特定個人的記憶是可行的。
「我認為這很可能可以在現實中實現，並且能在本世紀內實現。」他說，「但我們也許需要把所有東西模擬到分子層面，這樣的話計算需求就會過於龐大。問題可能在於大腦用的是量子態（這一概念為一些物理學家所相信，但很少被神經系統科學家接受）之類很難掃描的數據，或者軟體無法有意識或智力（這一概念為一些哲學家所相信，但很少被計算機科學家接受），如此種種。我不認為這些難題都會產生，但我是否正確還未見分曉。」
如果人類記憶可以保存，那麼，這對於我們的生活方式意味著什麼呢？
有人認為那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好處，一些好處甚至可能使僅僅為了子孫後代而延長生命相形見絀。比如，倫敦未來學派主席戴維·伍德（David Wood）認為，人類記憶的數碼備份是可以被研究的，這也許能給理解人類如何思考、記憶帶來突破。
另外，如神經系統科學家安德魯·A·弗拉基米羅夫（Andrew A Vladimirov）所說，如果在當事人還在世時，他的思想就能被以數碼形式儲存下來，那就有可能對這些數據進行精神分析。「你可以在你的整個人生歷程上運行特別製作的演算法，這會幫助你優化行為策略。」他說道。
(Getty Images)
不過，技術之外，還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道德倫理問題需要考慮。許多這類問題才剛剛開始顯現。「早期，主要的倫理問題僅僅在於：仿製失敗的話，我們可能製造出在電腦中受罪的實體。」桑迪伯格說道。「還將會有選擇志願者的問題，特別是在掃描可能有毀滅性後果的情況下。」招聘願意用這樣一種方式捐出他們思想的人是有難度的，比這更為複雜的問題在於一個仿製的思想將享受哪些權利。「仿製人很可能應該擁有和普通人一樣的權利，但保證這些將需要立法方面的改變。」桑迪伯格說。「也許他們會需要新型的權利。比如，仿製人被實時運行的權利，這樣他們就可以參與社會活動。」
在第三方企業和政府前所未有地深入掌握個人信息的2015年，確定個人隱私的邊界已經成為了人類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對於仿製的思想，隱私和數據所有權問題則變得更為錯綜複雜。「模擬是弱勢的，他們的隱私和完整可能遭到非常嚴重的破壞。」桑迪伯格說。他加了一句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小說中的話：「我們需要保衛他們的權利。」比如，他建議道，法律制定者需要考慮是否應該使傳訊記憶成為可能。
物權法
「特定記憶的所有權是讓問題變複雜的根源所在。」孔尼說。「回憶錄里，你可以選擇想寫下哪些回憶。但如果你沒有決定哪些記憶可以被別人看到的權利，問題就變得十分棘手了。」能夠懷有秘密是否也是一項人權？
這些很大程度上未被深究的問題，也開始觸及更多關於何而為人的基本論題。模擬大腦也可以被看作人類嗎？如果這樣，人性是否存在在記憶里，或是在模擬大腦所運行的硬體上？如果是後者，那問題就變成了誰擁有這個硬體：個人，企業，還是國家？如果上傳了的思想需要通過特定的軟體來運行（假定是Google大腦之類），軟體許可證的所有權問題又將引起爭議。
知道一個人的大腦可以在完整的情況下被記錄，這件事本身也可以也可能造成人在生活中表現得不同。「我想這就和知道你的行為將被相機記錄下來產生的效果一樣，」桑迪伯格說，「對有些人來說，知道這個會讓他們傾向於去遵照社會規範，對另一些人來說這則會讓他們叛逆。如果人們相信大腦模擬可以複製出自己，那就相當於可以期待額外的、身後的人生。」
即使以數據行事記錄人類思想的內容和精神歷程成為可能，它還是會無可否認地帶來複雜深遠的影響。但在此之上，還有一個問題：這是否是所有人都真正想要的？人類渴望保存他們的記憶（或者，忘記一些）因為它們提醒著我們自己是誰。如果我們的記憶遺失了，我們就不再知道自己是誰，我們曾做過什麼，一切都意味著什麼。但同時，為了創造符合自己某一時刻身份的生命敘述，我們修改、變更著我們的記憶。把所有的東西不分輕重地記下來未必有用，不管是對於我們自己，還是對我們的後來者。
如此努力的真正價值到底是什麼？讓人們知道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將不會消失無跡，真的會令人舒懷嗎？全部的生命都有生存本能：我們吃，我們睡，我們奮鬥，最為亘古不變地，我們繁殖。通過我們的後代，我們達成了某種不朽，找到了在我們身體死亡後繼續活著的方法。所有的父母都加入了和時間賽跑的盛大接力賽，將基因的接力棒代代相傳，傳過了許多個世紀。我們的生理特徵，那些眼睛、頭髮、氣質，以某些轉變了的方式繼續存在。我們的非肉體屬性，也許也會同樣存在下去（如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在他1956年的詩作《阿德蘭爾墓》（An Arundel Tomb）中試著描寫的：我們將存活下來的部分是愛）。但那只是對不朽的效仿罷了。沒有人能夠永生，我們死後會存留的只有我們生活的殘影。那些照片里玩耍的孩子是我們，那些老舊的書籍是我們讀過的，那件襯衫是我們曾穿過的，如此種種。
(Getty Images)
我問森夏恩，他為什麼希望他的人生以這種方式被記錄下來。「坦白說，我也不清楚，」他說，「我人生中真正美麗的事情，比如我辦過的派對，做過的愛，擁有過的友誼，它們都太稍縱即逝，無法用任何有意義的方式保存下來。我的一部分想為自己建紀念碑，另一部分卻希望自己徹底消失。」也許對於所有人來說都是如此：想要被記住的渴望，但我們只希望一部分的自己被記住，餘下的就可以丟棄了。
儘管我自己的祖母在去世前細心地將她的照片分發出去，仍然有許多照片留在她的家裡。這些永遠微笑著、褪了色的、不知名的面孔顯然對她的生命意義深遠，但如今，沒有了她記憶的框架，這些照片只剩下了最膚淺的含義。它們以一種奇怪的方式，變成了我們這些後人的負擔。
我父親問過我祖母的牧師（一個和藹的男人，也是祖母多年的朋友），他應該如何處理這些照片，直接將它們扔掉似乎總有些輕率不敬。牧師的建議很簡單。拿起每張照片細看，在那一瞬間，你在表達對照片中人的敬意。然後你就可以沒有顧忌地將它丟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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