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啟亮：人性中的善、惡與自然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世說新語?傷逝》當山簡說了「何至於此」，我們便可以將其歸入「聖人」或者「最下」其中之一，而他最後「更為之慟」，又不得不說是我們看走眼了。而言歸正傳，王戎所言一點也沒有不合時宜，今時今日我們聽了還是一樣會「服其言」，喟然嘆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誠然，每個人都有喜怒哀樂，所以我們才說，「人之常情」。而這「喜怒哀樂」不消說動物也是有的，只是它們未必會說「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語言是文明的代表之一，在我們看來，動物是沒有語言的。而究竟是動物沒有還是我們人類聽不懂呢？可惜歷史上只有過一個「公冶長」，雖然他也有後（據我猜測），但卻沒有把能與「鳥類」溝通的技藝遺傳給後代。而有一點作為人獸最大的區別則是無疑的，那便是動物只會本色演出，而人類卻「世界即舞台，人生即表演」。我們說以上的二點區別（有無語言；是否擅長表演）便別開了人和動物，我們還說這人和動物之別即文明和野蠻之別。但人始終是動物的一支，人類的祖先領導我們獨立了，所以可以說，人類是被人類的祖先「馴服」（這自然是個漫長的過程）了的動物。所謂馴服，指的就是擁有了理性。而「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信心十足」就得到「啟蒙運動」了。而啟蒙之前、之後是不是就真二分得「楚河漢界」，又不能太絕對了。所以，本文只討論人和動物是否擁有理性，這又是絕對的了：動物是不理性的，它們擁有的不過是自然，人類曾經和動物一樣，不過很久之前便已經自我馴服了。在我看來，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由非理性（動物性）走向理性（信仰科學）再由理性走向偽性（又回到了非理性，但卻與動物性根本不同）的歷史。動物因為具有自然性，所以沒有善惡之分，一切的動物都是憑著本能在生存。而人呢，在被馴服之後，便將自然藏到內心的深處，如今個個都是文明人，但卻有了善惡的分野。弗洛伊德將「我」分成了三個，其中「本我」是指與生俱來的本能，服從於「快樂原則」，「超我」是指人格道德的維護者，是社會文化的意識反映，認定「道德原則」。不言而喻，「本我」便是我們心中隱藏著的動物性，「超我」代表的則是理性，也可以理解為社會契約。所以我以為，正是由於社會契約的存在，人類雖然文明、進步了，善惡卻也降臨到人類頭上了。而更為嚴重的是，大多數人表面服從於道德原則，背地裡服從於快樂原則，偽性也就此產生了。而這一偽性顯然是蔑視法律和宗教的。「自然」不具備「善惡」的屬性，因此，我們不應該說動物的野蠻是惡的。野蠻只是殘酷罷了，正如我們殺死一個人，如果我們只是想「咬」人，而且咬死人了。惡應該是醜陋的，是伴隨內心的慾望得不到滿足而來的，還是正如我們殺死一個人，如果不是出於正義的目的，不管使用何種手段，那便是惡了。雖然野蠻不是惡，但野蠻卻是落後。而有的人卻還在妄想，在今天如此高度「文明」的狀態下，回歸到自然（一種從未在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或者只出現過一瞬間的理想狀態），真可謂天方夜譚（如果說回歸到野蠻，那更是天方夜譚了）。可以說，自從人類從動物中獨立出來，人便喪失了回到過去（只能將人類的妄想定義為回歸「過去」了）的資格。因為，一方面，文明的累積越來越重，不可能輕易拋棄，而在不拋棄文明的前提下回歸過去又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人的偽性得到相當大的發展，也就是說，人內心中的自然已經越來越少了，所以，儘管提倡「回歸自然」的思想家大有人在，但怕是引不起強烈的共鳴了。人類是動物的一支，內心深處隱藏著最為原始的動物性，但在社會契約之下，我們全都視而不見。誠然，理性是動物性的死敵。但啟蒙運動已經過去很久了，人類是否又困在了「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之中，敢問，人類的未來到底是「無能為力」，還是「有勇氣」卻還是「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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