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基督教十大焦點回顧(六):"基督教中國化"的探討
引言:人類歷史如同一趟趟列車,載有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一千多年來,基督教與中國這兩趟不同的列車,曾有過多次短暫的交集,卻又都轉瞬分開。兩百多年前,這兩趟列車終於再次相遇,並且至今未再分開。
不過,它們並行的過程,也就是基督教與中國本土文化磨合的過程,也摩擦出許多火花,雖曾幾度綻放光芒,卻也的確灼傷了不少人,直至今天這些火花仍未完全止息。2014年,"基督教中國化"仍是國內基督教界和學術界所廣泛關注的話題。
"基督教中國化"在基督教界和學術界引關注
無論如何,2014年對於中國基督教兩會來說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一年。整整一個甲子(甲子為中國古代紀年法,即60年)之前的那個8月,第一屆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正式成立。60年後,仍然是在8月份,基督教全國兩會在上海舉行了60周年紀念活動,並將紀念活動重要內容之一命名為""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
將"基督教中國化"提上重要議程,顯然並非基督教全國兩會一時之舉,早在今年7月18日,他們就已經召開了一次座談會,邀請全國各地教會、神學院近20位教牧同工,就"基督教中國化"的議題進行了探討,為8月份所要舉辦的"研討會"做準備。緊隨著全國兩會的步伐,江蘇省、河北省、湖北省、陝西省、福建省、北京市、天津市、浙江省等地基督教兩會,紛紛以紀念為契機,以"基督教中國化"為主題,開展了討論,試圖進一步推進"基督教中國化"。
在基督教內部探討"基督教中國化"這一主題的同時,學術界也對這一話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10月26日至27日,第二屆"基督教中國化"學術座談會"在京舉行。來自社科院宗教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等學術、科研機構的40餘位專家、學者就"基督教中國化"的諸現象、基督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等問題展開討論。10月底,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還在浙江樂清柳市基督教調研基地(溫州基督教會柳市堂)舉行"基督教中國化"專題研討會。11月18日至19日,第四屆"基督教在當代中國的社會作用及其影響"研討會在河北省石家莊市舉行,此次研討會主題為"社會變遷中的宗教研究與宗教教育"。
"回眸"基督教與中國的四次相遇
如果說基督教和中國文化本是兩趟不同的列車,那麼在它們彼此交融的過程中,到底誰更主動一些呢?是基督教這趟列車駛入中國文化的軌道之中,還是中國文化納入基督教的車廂之內呢?抑或是兩趟列車真的能夠合併在一起呢?
早在一千四百年前,唐朝時期駛入我國的景教,曾一度試圖走進中國文化,其教義甚至一度佛教化,經典也多採用佛教用語翻譯,甚至《四福音書》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稱呼,例如"馬太"被稱為"明泰法王",教堂譯做"伽藍(寺)等。景教曾在貴族中有一定的傳播,對皇室依賴性較強,雖曾有過150年的發展,後來卻因唐朝滅佛浪潮遭受殃及,趨於式微。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這兩趟列車,在擁有短暫的交集之後迅速分開。
幾百年後,當歷史年輪駛入我國元朝之時,基督教的車輪也再次走進了中國,被稱為"也里可溫教"。不過,這次的傳入與唐朝景教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對元朝皇室的依賴性非常強,雖後來發展有3萬信徒,只是多為色目人,未能傳於漢人,後來就隨著元滅明立而再次退出了中國歷史的舞台。
相比唐朝和元朝的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以及與中國文化的碰撞程度而言,明末清初基督教再次駛入中國之後,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這兩趟列車發生的衝撞則相當激烈。事實上,明末清初這批傳教士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溝通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中國孝文化"與"敬拜獨一真神"的基督教教義之間建立起一個互相交流的橋樑。只可惜後來因著著名的"禮儀之爭",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裂痕無可彌補,最終兩趟列車幾乎是迎頭相撞,"基督教"被撞得原路退回,--大量傳教士被"驅逐出境",更多的傳教士則再也不能走進中國的大門。"中國文化"也因著這次衝撞變得更加封閉固守。
不過,基督教與中國似乎有著不解之緣,或許中國是上帝所特別眷顧的國家之一。19世紀初,基督教這趟列車第四次駛入中國,將她再次帶來的是那位至今仍被許多中國基督徒紀念的年輕人馬禮遜。不過,馬禮遜帶給中國的與之前唐朝、元朝、明朝的傳教士有所不同,他帶來的是基督教新教。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很大的不同在於,基督教這次駛入中國之後,雖然將要面臨著與中國文化更大的磨合和碰撞,卻終究在中國站住了腳跟。
馬禮遜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溝通做了很大的貢獻,可以說如果有一天基督教真的能夠與中國文化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的話,馬禮遜實在功不可沒。他是第一個將《聖經》全文翻譯成中文並予以出版的人,他獨自編撰了中國第一部《華英字典》,編寫了《中國一覽》、《廣東省土語字彙》(1828年)等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作品。他還和另一位傳教士米憐創辦了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開辦了第一所傳教士中文學校英華書院,按立了中國第一位牧師梁發。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碰撞
19世紀初這段時間,當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這兩列車在不斷碰撞的過程中,一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結合體產生了,那就是"太平天國運動"。洪秀全從梁發手中得到一本福音冊子--《勸世良言》,從中吸取了某些基督教教義,後來自行洗禮,創辦拜上帝會。洪秀全將《聖經》的《舊約》和《新約》加以篡改,成為拜上帝會的教條,並實行政教合一制度,發動金田起義,後來更是一度佔領半個中國,最後因為內外原因被北洋軍隊所滅。儘管太平天國在歷史上曇花一現,但是作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一種結合方式,對於研究"基督教中國化"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至今,在我國許多農村教會裡面,基督教信仰往往容易變成其他種種民間信仰的替代品,村民對基督教信仰和其他民間信仰的態度往往是"哪個靈就信哪個",這種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結合之後的產物,與太平天國實有太多"異曲同工"之處--都對基督教信仰一知半解,都把基督教信仰當做一種工具,都沒有真正講解清楚基督教信仰最核心信息……
不過,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這兩趟列車不斷磨合的過程中,所碰撞出的火花並不僅僅是"太平天國",還撞出了另一個影響多年的火花,灼傷了中國基督徒幾十年的時間,那就是基督教當時被稱為"洋教"。之所以被稱為洋教,一方面與中國人將西方人稱為"洋人"、把西方進口物品稱為"洋貨"有關。不過,"洋教"一詞與"洋火"、"洋車"這些"洋貨"有一點不同之處,那就是"洋教"本身就含有輕蔑之意,而"多一個基督徒就少一個中國人"這一說法也由此而來。
基督教之所以被稱為洋教,還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著難以分割的關係,因為基督教第4次傳入中國,跟西方列強以武力轟開中國大門幾乎是同時進行的。對於很少見到外國人的中國人來說,想要分辨清楚哪些外國人是傳教士,哪些外國人是侵略者,就像讓西方人分辨中國人與日本人的不同一樣,是相當困難的事情。何況,但凡外國人都能在這塊本屬於中國人的土地上,享有比中國人要多很多的權利,怎麼能不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呢?
"基督教中國化"在基督教兩會的探討
事實上,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成立,本身就與基督教在中國被冠上"洋教"這頂帽子有著關係。"三自"就是"自治、自養、自傳"的簡稱。中國基督教協會前會長曹聖潔牧師的觀點頗具代表性,她是60年前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親歷者和參與者,她認為,當19世紀基督教由西方傳教士傳入中國時,立刻就碰上東西方文化碰撞的難題;加上傳教運動在殖民主義文化的推動下,基督教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成了帶著侵略色彩的宗教,因此,"如何在中國的社會中做基督徒,怎樣的行為才是榮耀上帝,這是中國的基督教無法避免的問題。"
2014年,基督教兩會在探討"基督教中國化"這一話題時,所關注的核心已經不再是"洋教"的問題,而是神學思想建設的話題。用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傅先偉長老的話來說,"基督教中國化"的關鍵是通過神學思想建設,建立中國基督教自己的神學思想體系。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高峰牧師在談到"基督教中國化"這一話題時,則在細節操作上談了5個需要努力的方面,其中第一條也是有關神學思想建設。對於神學思想建設的具體內容,傅先偉長老的觀點是,基督教神學思想建設要指導教會事工的開展、信徒靈命的培養和教會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高峰牧師認為,要以神學思想建設為實現中國化的核心,它將為"基督教中國化"提供源源不斷的思想保證、理論指導和智力支持。
高峰牧師所談到其他4個方面分別是文化、教會建設、服務社會和信仰表達形式。關於文化方面,以前是中國將基督教當成"洋教",高峰牧師則強調現在的基督徒不能把中國文化看成"異教文化",而要"以中國優秀文化為土壤,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使基督教文化成為中國文化的有益組成部分"。教會建設方面他則認為今日的中國教會要探尋"既遵循教會傳統又適應處境"的教會論。在他看來,服務社會是"基督教中國化"得以實現的重點,基督徒可以在服務社會的過程中得到社會的尊重和接納。他還認為,當今基督徒應當探索適合中國基督徒的信仰形式,以此作為"基督教中國化"的載體。
"基督教中國化"在中國學術界的討論
如果說基督教兩會主要是站在基督教這趟列車的一節車廂上思考"基督教中國化"的話,那麼學術界則是站在中國文化這趟列車的一節車廂上研究"基督教中國化"這一話題。如果說基督教兩會這節車廂內表面上是聲音一致的話,在學術界這節車廂內部則發出不同觀點的碰撞之聲。這些不同表現在基督教是否需要中國化上,以及怎樣中國化之上。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認為,"基督教中國化"符合聖經的教導,是必須要堅持和發揚的。他認為,使徒保羅早就說過:在什麼地方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就要體現什麼樣的特色(參見林前9章)。所以,保羅在《聖經》中已經定下了適應地方傳統文化這樣一個基本的教會生存的原則。他還指出,本土化就是要符合我們今天的社情、國情,要複合目前的社會結構,要為中國社會、尤其現在的新城鎮建設作貢獻,弘揚基督教的傳統。
不過,山西大學哲學系西方哲學與基督教研究教授安希孟所持有的觀點則不同,他認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有著根本差異。基督教原本是標舉世界主義和"人類一家"的旗幟的,但到了中國,卻被歪曲為民族的、國家的宗教,被迫掛起民族主義和邦國主義的旗幟,這可以說是基督教在中國的不幸命運,是對基督教從內部所做的人為鬮割。他認為,基督教教義同中國固有封建傳統文化是勢不兩立的。過早地使基督教適應和屈服於中國文化,磨去其鋒芒,只會造就一種與中國舊禮儀妥協的變質了的不倫不類的宗教。
對於安希孟教授的這類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副主任唐曉峰曾加以反駁。他認為,這一觀點忽視了基督教"普世性"與"本土性"(即中國化)之間的辯證關係。無可否認,"傳福音給萬民聽"讓基督教擁有了普世傳播的傾向和特徵,但這種普世傾向必須與特定的文化、特定的社會脈絡相互結合才能產生效力,否則這種宣稱為"普世性"的存在只能成為一種"特殊另類",只是徒有"普世"之名。因此,普世性是建立在特殊性、即本土化之上的,建立在中國的社會文化處境中,即基督教的"中國化"。中國基督徒應該有其解讀基督事件、詮釋基督教經典、表達基督崇拜的獨特角度、方式。
安希孟則認為,把基督教在世界傳播的全部歷史歸結為"福音與各民族文化融合的歷史",而這一過程又是"按照各民族的思維方式,哲學思想來理解福音的精神。這種看法同歷史的真實相去甚遠,它忘記了基督教曾經使一些原始的、幾乎沒有哲學思維、沒有語言文字、生活於不毛之地的民族進入文明狀態。
不過,安希孟也並非反對所有形式的"基督教中國化",他引用世界知名神學家漢斯孔的話說,"基督教的本色化尋求的不應當是單純把西方神學譯成中國概念,而應當追求在當代中國社會文化環境中,在一個獨立的教會框架內反映基督教的概念。"他認為基督教在中國的本色化一方面是一種進步,另一方面也包含著許多混亂。他認為今天世界已經聯成一體,教會的出路和前途在於,使中國基督教走向世界、走向未來,使中國教會匯入世界共同文化潮流,而不是簡單地套用"民族化"公式。
山東大學哲學和社會發展學院謝文郁教授則認為,基督教本身不是一種文化,但它必須通過一定的文化形態來表達自身。耶穌傳教時是通過希伯來文化來闡發教義的。後來保羅在希臘化世界傳播福音時,則使之和希臘--羅馬文化結合。基督教傳入中國時首先表現的形態是西方文化。然而,這種結合是以基督教本身不是一種文化作為前提的。我們是通過西方文化來接觸、了解,並進入基督教的。當基督教進入一種文化後,這一文化的現有形態一如既往,但它的未來形態必然變樣。
上海大學文學院執行院長陶飛亞認為,自從基督教進入中國,以漢語向中國人傳播以來,就已經自覺不自覺地開始了中國化的進程。從歷史和現實來看,它始終是涉及到基督教界、中國社會和中國政府三個方面的一個交叉互動的過程。基督教界是"基督教中國化"的主角,除了探討"基督教中國化"的理論,還應關注信徒對教義、禮拜儀式、組織形式、聖樂、教會建築等方面認識和轉變;中國非信徒群體特別是世俗主義的知識界應該理性地認識基督教,積极參与到推動基督宗教中國化的進程中;中國政界的努力應當包括,梳理和總結歷史上處理政教關係的經驗得失,在新形勢下與時俱進的制度創新,為"基督教中國化"提供政治和政策上的條件,使得"基督教中國化"得到推進。
尋找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交叉點
在教會界和學術界在討論基督教中國化的同時,還有一些學者另闢蹊徑,尋找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交叉點,其中之一就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何光滬教授。何教授指出,在周朝之前,中國人是敬拜上帝的,只是在周朝出現了"不王不禘"的規定,意思是說不統治天下、不當王,就不能祭上帝,就讓中國人在制度上同上帝隔絕。此外,在孔子所編撰的《尚書》和《詩經》中曾多次提到"帝",武王伐紂則以"帝"命為由,先秦之人無人自稱為"帝",可見"帝"乃"上帝"專用詞語,之後後來人們用"天"或"天帝"一詞代替了。
何教授的這一觀點與明末清初耶穌會的傳教士們不謀而合。利瑪竇來華傳教,把《聖經》中的神譯作"天主"、"天"、"上帝"、"天帝",並在《二十五言》中說:"上帝者,生物原始,宰物本主也。他發現儒家追求的上帝就是基督教中的上帝,儒家認為上帝啟示聖人,基督教中上帝也是啟示先知,他便開始傳揚他的發現。不過,這種觀點並沒有引起當時中國儒士的贊同。
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石衡潭博士則致力於他所發起的《聖經》與《論語》對讀活動,將《聖經》與《論語》中不同的句子對照閱讀,探討中國文化與基督教之間的關係,希望為中國文化和基督教之間做修橋補路的工作。近年來,這一活動不僅進入江蘇、山東、北京、湖南等地教會和神學院,並且還走進華中科技大學和武漢大學等高校。不過,這一活動也充滿了爭議,儒學界與石衡潭展開了激烈的論爭,教會內也有牧者和信徒堅決反對。在種種爭議之下,石衡潭於今年4月份出版了新書《論語遇上聖經: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正面交會》,系統介紹《聖經》與《論語》對讀活動的課程。
小結:時至今日,從基督教首次傳入中國算起,已經1400多年了;即使從基督教最後一次傳入中國來算,也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了。如今,儘管基督教在中國仍會受到部分人群的排擠(例如今年12月24日,西安某高校還以封校的方式禁止學生過聖誕節);不過總體來講,大部分人已經不再將基督教當做"洋教"來看待了。福音的種子在中國這片土地種下之後,已經漸漸地紮下了根、結出了果;然而,如何將根扎得更深,如何結出多的果實,基督教如何在具有特殊文化背景的中國更好地發展,是需要我們不斷反思和探討的話題。
愛很抽象,卻又很實在,比如對於魯甸地震災區的村民來說,愛是只需實現他們吃一口熱飯和安睡於一張床的願望。整個2014年,中國基督徒們如何實踐了信仰中的"服務"?中國基督教會參與社會服務還存在哪些挑戰?讓我們一起回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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