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無法告別的

中國具有悠久歷史傳統，在過去數千年為人類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長時間領先於世界，成為世界楷模，直至利瑪竇來華，甚至直至馬戛爾尼來華，西方智者但凡知道中國情形的，無不對這個古老的國度充滿著敬仰。看看利瑪竇之後兩百年來華傳教士寫給他們同胞的大量信件和報告，看看德國哲學家的論述和法國啟蒙思想家的討論，那時的中國真有值得中國人引以自豪的地方。

近代中國的問題確實是外部的

然而到了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後，到了法國啟蒙運動發生後，中國沒有實現同步轉身，依然固守著傳統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於是中國在很短的時間裡，就落後於世界，更重要的是，中國落後世界一個時代，人家已經進入工業社會、近代社會，中國仍然在前近代農業社會徘徊。

中國沒有及時隨著西方工業革命的發展調整自己，當然並不意味著中國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根據比較可信的記載，中外之間的貿易往來文化交流並沒有因為滿洲人入關定鼎中原而中斷，中外之間的貿易衝突也因種種原因時有發生。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英國政府派遣一個龐大的代表團漂洋過海來到中國。

馬戛爾尼使團的目的有兩個：一是解決中英之間的貿易失衡，因為中國的市場發育不充分，英國人從中國進口了大量的茶葉、瓷器等初級產品，而中國對英國工業品卻需要甚少，貿易嚴重失衡；二是英國作為近代重商主義國家，隨著其貿易活動全球化，英國迫切需要與中國建立正常的近代國家關係，以便保護英國商人在遠東在中國的利益。

馬戛爾尼訪華是中外關係的轉折點。此前，西方人在傳教士的影響下，對中國文明懷有一種敬仰之情，以為中國文明即便不是世界文明的未來，至少也是世界文明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資源。法國啟蒙思想家、德國哲學家等都對中國文明發出由衷讚歎。然而馬戛爾尼訪華失敗後，西方人對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改變。

中國無意著手解決中英貿易失衡問題，或許有著自己不得已的苦衷。然而清廷不願解決問題的消極態度無疑激怒或者說惹惱了英國商人。這些早期資本家還處在原始積累的初級階段，於是他們用「罪惡的鴉片貿易」去化解中英貿易失衡問題。

無限制的鴉片走私帶給中國毀滅性的打擊。用林則徐的話說，就是鴉片走私再不控制，將使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於是，在林則徐等強硬派主導下，中英之間爆發了這場以鴉片命名的戰爭，斷斷續續打了兩年，時戰時和，最終還是在英國人兵臨城下之時簽署了那份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江寧條約》，這個條約後來被習慣稱之為《南京條約》。

知恥而後勇，是中國往聖先哲的一貫教誨，但要做到這一點確實太難了。在清廷統治者看來，《江寧條約》的簽訂換來了持久和平，五口通商、香港割讓，好像並沒有根本改變傳統中國對外貿易官方管制的基本格局。殊不知中國不痛下決心進行改革，更大的危機就在後面。

鴉片戰爭時，比較清醒的中國人就發出睜眼看世界的呼籲，就有「自改革」的呼聲。在過去很多年，我們不知道睜眼看世界的真實意義，我們很多人都覺得那時的中國人很愚昧，竟然不知道世界在哪兒，中國在何方？這個解讀其實是不對的。中國很早就知道世界有多大，中國在哪兒，還在很久遠的時候，中國人就有大九州小九州的區分；也是在很早的時候，中國人就漂洋過海與世界交流，到過歐洲到過美洲，到過非洲到過南洋。直至鴉片戰爭爆發，中國人都沒有中斷與外國人的交流，沒有終止與外國人的貿易，這些貿易既有合法的管制的通商口岸的官方貿易，也有管制經濟下必然出現的非法貿易，明清時期所謂倭寇，就其本質而言其實就是武裝走私，是經濟高度管制後的走私貿易。所以，到了鴉片戰爭，到了中國人說要「睜眼看世界」的時候，這句話的真實意思不是中國應該開放，應該與外國進行交流，而是中國人應該看清中國在世界上的真實位置，弄清中國究竟與世界主流存在著怎樣的多大的差距。這才是睜眼看世界的真意義。

睜眼看世界強調中國應該向西方學習，應該積極主動的「自改革」，不要被動地「被改革」。向西方學習，甚至向敵人學習，在傳統中國文明看來並沒有什麼問題沒有什麼恥辱。儒者以一事不知以為恥，不恥下問，學習一切不知道的東西。這些都很正常，是中國文明發展的正途。然而或許是因為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可能根本沒有被漢化，根本不知道中國文明的真諦，或許因為他們承平太久了，對鴉片戰爭這點損失這點衝突太不以為然了。總而言之，中國並沒有在鴉片戰爭之後迅速改變，清廷依然沒有向西方學習的意思，渾渾噩噩度過了十幾年。

1850年代中期，英國、法國以及美國都不再滿足1840年代的五口通商，他們先後向清廷提出修約要求，期望中國全境開放，自由通商，期望建立近代國家關係，互派外交使節。對於列強的要求，清廷依然以天朝上國自居予以拒絕，於是引發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打的確實不是時候，清廷不僅要與西方人作戰，還有已經發生的太平天國內亂尚未平定。內外交困的清廷在與西洋人交手之後產生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即西洋人的堅船利炮徹底震撼了中國人，堅船利炮無疑是熱兵器時代的基本武器，反觀清廷的軍隊，還是大刀長矛，還是冷兵器，以冷兵器去對熱兵器，無疑死路一條。痛定思痛，清廷在一批漢大臣的主導下，在慈禧太后和恭親王相對比較寬鬆的政治統治下，終於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歷程。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洋務運動，或洋務新政，或同治中興、同光中興。

由軍事工業起步的洋務新政使清廷嘗到了學習西方的好處，洋務新政確實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國的實力，這對於打敗洪秀全太平軍起到了很大作用。由此開始，清廷逐步有意識有計劃將軍事工業向民用工業擴展，有意識在比較宏觀的視野向西方學習，創辦同文館，派遣留學生，很顯然是希望將西洋文明比較全方位地引進中國。這無疑是中國人的一個重要覺醒。

中國人踏上向西方學習的道路確實很不容易了，決心也是很大的，然而當我們拿中國與同時代的日本相比，我們又看到中國的洋務新政所要的西方化是遠遠不夠的。日本人與中國面臨的是同樣問題，都是西方化的壓力，但是日本人在較中國遲了七八年之後開始起步，他們上來就強調要學習西方，就要像過去千年學習中國一個樣子，不學則已，要學就要徹底地學，完整的學，他們的口號是脫亞入歐，是要在遠東建立一個西方意義的近代國家。一百多年後回望日本人與中國人同時代而不同的選擇，我們不能不感慨日本明治維新那一代政治家的老道成熟與精明。

與日本人相比，中國人的洋務新政就顯得太小兒科了。中國人太功利了，在學習西方之始就強調只學人家的長處，不要人家的問題。問題是人家的問題是什麼呢，誰來決定哪些是西方的長處，哪些是西方的問題呢？那時的中國人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一廂情願地相信中國自古以來聖聖相傳的道德倫理觀念，中國人兩千年來所構建的政治體制，都是當時世界的最優選擇，西方人優於東方優於中國的，只是他們的堅船利炮，只是他們的雕蟲小技，所以，中國人學西方，不必像日本人那樣盡棄其學而學焉，中國既然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就堅守自己的底線，學人之長補己之短。

中體西用的口號，當然也不是上來就這樣反動，這個口號在1860年代早期還是具有相當進步意義。這個口號其實是告訴那些比較頑固比較守舊的人，列位放心好了，我們向西方學習只是學習他們的長處，並不是要徹底西化，更不會去除我們的根。從這個意義上說，中體西用在其早期是有意義的。

中國革命起源

如果一定要說中體西用有什麼問題的話，那就是這個口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趨反動，走向自己的反面，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障礙。

大約到了1870年代中晚期的時候，中國經濟在適度寬鬆的政策下，已經獲得了新的活力，洋務新政重點建設的軍事工業軍事工程也有了很大成效，在這個時候，主持朝政的恭親王如果能夠因勢利導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適度在社會及政治層面進行一些改革，中國的問題或許會有相當改善。然而，那時的恭親王，還有其他洋務新政的領導人都太滿足於經濟的軍事的成就了，他們認為這就是中國近代化的全部，中國只要將西方之用之末嫁接到中國之體之本，那一定是優勢互補強強聯合。結果，中國白白錯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機遇，一個畸形的近代化差不多將中國帶入一個死胡同。

經濟的片面發展，使清廷有力量在1880年代創建一個比較強大的海軍。如果從海權意識維護國家權力的目標說，構建一支強大的海軍並不為過，問題在於，清廷沒有與強大軍事力量相匹配的政治架構，即便在軍事架構指揮系統上說，中國那時也沒有多大長進，是一個擁有現代化武器的舊人，因而也就無法使這些現代化武器的功能充分發揮出來，而且遇到關鍵時刻，這些現代化的武器不是給帝國長臉而是跌份而是掉鏈子。

一個貌似強大的軍隊使清廷統治者產生了虛驕，一個不明所以的軍事強大也使許多言官許多清流成了狹隘的愛國主義者，由此終於導致了一場不該發生的戰爭，一場局部的可控制的戰爭將中國打回原形。

自從中國被迫面對西方的壓力後，中國確實有意識地調整了自己的政策，逐步向近代國家過渡，逐漸放棄了先前天朝上國的氣派，逐漸接受了周邊尚未真正融入中原帝國的那些族群走向獨立。這對中國人來說，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其實也是一種逃避，一種對責任的放棄。因為在幾千年的歷史上，中國文明從來就是滾雪球一樣的將周邊族群不斷收容進來，現在因為西方的壓力，中國就將這些周邊尚未完全開化的族群自生自滅，或聽任西方的宰割，其實就是放棄了中原帝國宗主國的責任。暹羅、越南、緬甸等南部西南部的這些族群在戀戀不捨中離開了中國，有的走上了獨立，更多地則轉投西方，甚至有的乾脆淪為西方的殖民地。中國的南部屏障在短短几十年喪失殆盡，中國奉行另一種「光榮孤立」，只將心思用在自己的強大上。

但是由於中國地理環境的制約，中國對周邊藩屬並不是一律放棄，比如東北亞的朝鮮半島，由於比鄰清廷的龍興之地，而且距離政治心臟北京太近，清廷在對待朝鮮半島問題從一開始就與對待南方藩屬的情形不太一樣。1880年代，當中國力量還不足以與覬覦朝鮮的日本人較量決戰時，清廷在恭親王、李鴻章等人主導下採取了妥協方針，適度容忍日本人對朝鮮問題插手。這一方面避免了局部戰爭影響清廷大局穩定和強國強兵的戰略目標，另一方面其實也為朝鮮問題的複雜化埋下了伏筆。朝鮮原本就是與中國親近的屬國，中國如果從一開始拒絕日本對朝鮮問題的干預，不給日本留下任何想像的空間，中國繼續承擔朝鮮的安全保障，繼續將朝鮮作為自己的屬國看待，那麼朝鮮問題就不會像後來那樣惡化，一發不可收拾。

恭親王、李鴻章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外交不僅給日本人可乘之機，而且使朝鮮內部的反華勢力逐漸坐大，逐漸與日本人結盟，於是到了1894年，中日之間因朝鮮問題勢必開戰，幾十年的和平局面就此結束。

外交的失誤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中日勢必戰場上論勝負決雌雄，也是因為先前幾十年不明所以的經濟成長與虛驕，言官們、清流們被自己編造的謊言所蒙蔽，它們根本分不清大清國的經濟發展軍事力量究竟到了如何偉大的程度，外國人的力捧使他們信心滿滿，使他們真誠相信中日一旦開戰，勝利就在揮手之間，號稱世界第幾、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就是他們討論一切的基礎，任何一個反對者確實都沒有辦法否定中國不強大，都無法阻止中國走向戰爭，一決雌雄。

從大歷史的背景說，那時的中國確實陷入了一個發展的誤區，如果沒有一個局部的可控制的戰爭，中國經濟成長軍事強大的神話還要繼續吹下去。甲午戰爭在不知不覺中終於戳穿了這個巨大的增長泡沫。中國在日本軍隊還沒有怎樣深入中國本土作戰的情形下及時止損，《馬關條約》雖然使中國付出了巨大代價，但清廷的政治威望並沒有太多流失，中國的知識階層甚至新知識階層都沒有因為這場戰爭拋棄清廷，大家反而因這場戰爭的失敗同仇敵愾，發奮為雄，發誓幫助朝廷進行改革，學習敵國日本走上維新道路。這是時代思潮的主流。

主流之外當然有支流，這就是孫中山排滿革命思想的發生，也就是中國革命的起源。

按照孫中山原先的構想，他好像並不是一開始就要反對滿洲人，就要排滿就要革命。他在留學期間確實接受了許多西方新思想，具有傳統中國士大夫不一樣的政治情懷，但他畢竟還是中國人，所以在他從香港醫學院畢業後，在他從事了一段時間專業後，孫中山還是想進入體制，因為在中國這種威權體制下，大約只有體制內最保險最有把握。

基於這種設想，孫中山在1894年春天起草了一份上李鴻章書。這份重要文獻現在完整留存，我們可以從看出孫中山的政治思想和改革主張並沒有多少新奇的地方，或為老生常談，或為政治常識，對李鴻章這樣的大臣來說，孫中山的這些建議沒有一點兒新鮮感。孫中山沒有中國體制所需要的功名，他之所以寫這份上李鴻章書，說實在的，也不是真有真知灼見要表達要建議，孫中山只是期望通過上書這種形式引起李鴻章的重視，能夠出於同情出於禮賢下士而給他一個機會。

像孫中山這樣偏峰取勝的年輕人在傳統中國社會所在多有，不足為奇，同時代的康有為在沒有獲取功名之前也曾不止一次上書言事，尋找機會。康有為為此奮鬥了好多年，終於獲得了回報，而孫中山僅僅經過一次挫折，就改弦更張另起爐灶。孫中山的這個重要改變不僅重塑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當孫中山攜帶鄭觀應等上海灘一批名流的推薦信引薦函於1894年抵達天津時，中日之間因為朝鮮而引發的緊張局勢一觸即發。李鴻章原本就是一個不要戰爭的兵法高人，他之所以建設一支強大的北洋艦隊，其實就是不要用這支艦隊去打仗，而是一種威懾，一種制衡，是不戰而屈人之兵，讓敵人望而卻步。現在由於中國先前幾十年的增長和胡吹，中國人的浮躁暴露無遺了，隱忍了幾十年的委屈被一個描繪的巨大泡沫刺激起來了，不願再隱忍了。中日之間只能通過戰爭去解決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當時其實也需要一場戰爭，一場局部的可控制的戰爭，否則國內激進的民族主義情緒無法安撫，不是向外而是向內可能導致的結局更可怕。於是，朝廷責成李鴻章全權負責指揮這場戰爭，一個反戰者做了自己最不願意做的事。

戰前的緊張是必然的，所以孫中山在天津逗留的那些日子根本沒有機會見到李鴻章，更不要說李鴻章能夠將他收到門下，或者拉進體制了。孫中山帶著些微遺憾離開了天津，在周遊了北部中國之後轉身向東，跑到檀香山鬧革命去了。

現在可以比較有把握地說，孫中山在天津時並不知道中日之間的緊張局勢，不知道中國當時處在什麼樣的形勢中，那是因為中國一直消息比較閉塞，人們根本不清楚中國與外國的真實關係。但當孫中山重回檀香山之後，一個開放的社會環境和毫無限制的媒體環境使孫中山大吃一驚，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節節敗退一簣千里望風而逃更是震動了孫中山，聯想早些日子在天津的觀感，孫中山很快意識到中國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現在的中國不是中國人的中國，現在中國統治者滿洲貴族只是周邊一個異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所以在孫中山的政治概念中，中國已亡兩百多年，滿洲人入主中原，其實就是對中國的殖民統治。由此，孫中山萌發了排滿思想，萌發了革命意識，他認為中國要想改變目前在國際上被動挨打局面，要想像其他國家一樣在國際上享有地位和應有尊嚴，第一步就是要驅逐韃虜，將滿洲人從中原趕出去，恢復中華，這是重建中國走向復興的第一步。

革命無法告別

孫中山的排滿革命思想與其在李鴻章那裡受阻有一定的關係，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還是因為清廷的政治腐敗，歷史給了清廷上百年的機會，但都被清廷不知不覺放棄了。中國沒有踏准工業革命的節奏，沒有在近代國家的建構上作出積極準備，三十年洋務新政只是造成了一種虛假的畸形繁榮，中國沒有在政治體制、社會重建等方面做一點積極的工作，這是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根本原因，也是孫中山排滿思想革命思想得以發生的背景。從這個意義上說，孫中山在近代中國先知先覺者的角色定位是對的，確實是他第一個看到了中國問題的癥結。

更重要的是，孫中山不僅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發現了問題，而且試圖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他的排滿革命就是為中國尋找出路。孫中山還是一個行動家、宣傳家，他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癥結，他就按照自己的認識去落實去發動。1894年底他就在海外鼓動華僑參加革命，明確告訴他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將滿洲人趕出中國，重建中國人的天下。第二年，孫中山就著手發動了一場武裝起義，這雖然不可能從根本動搖清廷的政治根基，但毫無疑問，孫中山是在遵循孔子的教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在孫中山的鼓吹、行動影響下，意識到中國必須革命必須排滿的人越來越多，參加革命追隨革命的人也越來越多，革命的影響急劇擴大，自然引起清廷的關注。

按理說，孫中山排滿革命的興起，是體制外力量對體制的反抗和徹底失望，清廷如果是一個發憤圖強知道未來的政府，那麼面對這種反抗，其實應該反求諸己，應該反省自己的體制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有哪些可以改進應該改進。然而，正如所有統治者一樣，清廷面對孫中山這樣的政治反抗尤其是武力反抗，本能的反應第一是鎮壓，第二還是鎮壓。統治者到了這個時候，都不明白早期儒家反覆陳述的一個道理，即馬上可以得天下，馬上無法治天下。武力或許是奪取政權的工具，但武力絕對不是維護政權的利器。1896年，清廷在倫敦將孫中山秘密綁架，弄巧成拙，這個國際事件將孫中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造反者塑造成了世界級政治領袖。孫中山雖然在此後歲月中長時期流亡海外，有家不能回，有國歸不得，表面上看這對孫中山是一種折磨和摧殘，其實際後果則是幫助孫中山擴大了革命的影響力，幾年後，孫中山和他的革命黨，名正言順成為中國政治格局中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

對於龐大的清帝國來說，孫中山領導的武裝革命當然不可能很快從根本上威脅帝國的安全，革命的真意義是以革命促動了清廷的變革，並為這種變革提供了一個持續不斷的外部推動力。在此後十年，只要清廷的自改革有懈怠跡象，革命就凸顯，革命與清廷的改良成了蹺蹺板的兩端，這才是革命在那個時代的真意義。

實事求是地說，清廷在甲午戰爭失敗後很快就意識到了改革的必要性，《馬關條約》簽訂後很快就進入了一個維新時代，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維新運動。從維新運動這個名字就可以看出，清廷的目的是期待向日本明治維新學習，進行體制改革，在深度與廣度上肯定與先前幾十年的中體西用不一樣了。

清廷主導的維新運動在1895年後確實做了不少事情，政治上的言論空間打開了，新的社會團體、新的傳播工具如同雨後春筍一樣全面開花健康成長，一代新知識分子也就在這樣的環境中不知不覺形成，這為後來的政治變動社會發展提供了助力；在經濟上，清廷根據《馬關條約》的約定，幾乎全面放開對國際資本的管制與限制，國際資本潮水般地湧入中國，全面開花，鐵路修築從無到有，也就幾年時間，中國就利用國際資本構建了一直影響到現在的基本路網。在礦產資源開採方面，清廷也對外資全面放開，各地的礦產資源利用國際資本和國際技術廣泛興建，許多影響深遠的大型煤礦、鐵廠及各種特色資源的礦產，都在這個時候被發現被利用，中國經濟不僅出現一個先前幾十年洋務新政不曾有的規模，更重要的是，維新時代的經濟增長是一種健康的增長，經濟增長主要在重工業和製造業。

維新運動打開了中國與國際交往的空間和渠道，中國在那幾年與各國重建了一種比較和諧的近代國家關係，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往來都為中國的全面發展提供了保障和機會。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但由於中國人的世界理念還沒有發生根本變化，許多中國人對外國人覬覦蠶食中國的主權還是非常敏感。隨著經濟交往的擴大，列強需要在中國徵用土地修建港口，以便他們的貨船以及保護貨船的軍艦能夠得到及時維護，海員能夠有一個休整的地方，由此發生了膠州灣事件，德國人在協商未果的情形下強佔了膠州灣，要求租借一百年。

膠州灣事件的由來並不蘊含主權流失問題，但由於這件事情牽涉列強之間的利益紛爭，隨著各國按照利益均沾原則紛紛要求租借港口和土地，這就被一些人渲染為一次滅亡中國的行動，於是激起1898年急劇的政治變革。

1898年急劇的政治變動是維新運動的延續和高潮，也是維新運動的終結，急劇的政治變動及其各方面的反對，而維新派不知妥協不知天高地厚竟然異想天開籌劃兵變擴大光緒帝的權力，結果使這場原本具有希望的政治變革瞬間毀滅。新知識階層對此深表失望，而列強也對清廷的解釋不再信任，中外之間的互不信任加劇終於引發了1900年的義和團戰爭。

義和團戰爭無論如何都是中國發展的一股逆流，及至《辛丑條約》簽訂，在列強建議和壓力下，清廷重啟政治改革，至1903年，這次新政在地方自治、司法改革、教育發展等方面取得了相當成就，人民逐步淡忘清廷幾年前對政治改革的壓抑，重新燃起政治改革的熱情，中國的政治改革面臨新的機遇。

然而到了這個時候，清廷的政治改革其實又遇到了一個瓶頸，下一步往哪兒走，清廷自身也處在困惑與焦慮中。一部分人主張中國應該大刀闊斧像日本那樣實行君主立憲，一個有限責任的政府和一個半御用半民選的議會，一定會對政治改良有幫助；而另一部分認為，中國問題的關鍵不在君主的權力過大，而是地方諸侯的權力嚴重削弱了中央的及皇帝的權力，中國的未來不是將君主的權力過分分散，而是應該像俄羅斯那樣加強中央集權，重建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君主享有至上權威，這樣就能儘早帶領中國踏上世界一流強國的道路。

就理論而言，正反兩方的爭論都有道理，都有政治學的基礎，只是第二年即1904年的日俄戰爭給了中國一個正面的極大教訓，「小日本」戰勝了「大俄國」，所有爭論隨之煙消雲散，君主立憲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惟一選項，經過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至1906年清廷正式宣布，中國終於在政治改革方面找到了一條大致合乎國情的道路。由此既凝聚了國人共識，也使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在經歷了1905年高潮之後迅速陷入困境，革命的希望日趨渺茫，國家極有可能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所以在那前後發生吳樾捨身炸五大臣、徐錫麟捨身刺殺安徽巡撫恩銘，以及同盟會內部紛爭及分裂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大背景就是中國踏上了一條新路。

1908年，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制定了君主立憲路線圖。稍後，清廷雖然發生兩宮相繼突然死亡的大變故，但政治變革的既定安排並沒有因此而中斷，君主立憲依然在比較健康的軌道上前進，革命也就在這種情形下日趨落寞，1911年春天發生的黃花崗起義，與其說是革命高潮的到來，不如說是中國在向革命告別。一旦中國進入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革命或許一點希望都沒有了，所以孫中山、黃興等領袖好好籌划了這次起義，但依然失敗，他們也就心灰意冷，在失敗之後各奔東西，聽天由命去了。

天無絕人之路，革命也是如此。黃花崗起義失敗後一個多月，清廷宣布了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引起軒然大波；緊接著，清廷又宣布鐵路幹線國有，更是激起全國範圍的反抗。原本毫無希望的革命因清廷的錯誤起死回生，重新活躍。及至10月10日湖北新軍武昌首舉義旗，革命再次成為中國人的一個重要選項。

武昌起義後，清廷並非沒有迴旋餘地，湖北軍政府也並非一定要推翻清廷，重建國家。只是清廷重犯過去的錯誤，對自身問題沒有絲毫反省，一味相信武力相信鎮壓。無奈這一次並非孫中山革命黨人單方面起義，而是革命黨、新軍及立憲黨人的全面聯合，甚至有整個民族覺醒聯合的意思，因此到了灤州兵諫發生，清廷發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以平息動蕩，幾乎全面接受了自5月宣布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之後所不曾答應不願答應的條件。可惜的是，此一時彼一時，清廷如果在一個多月前答應這些條件的一半，機會都有，現在全部答應了，也未必有機會。這就是機不可失失不再來的真實意思。只有經過了這樣的痛苦經歷，清廷主政者、滿洲貴族才知道時不我待的意義。

從皇室立場和利益說，重大信條十九條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君主立憲，而簡直就是將君主弄成了一個端拱無為的虛君。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的精神不必說了，但儘管這樣，皇室並不再刻意反對，因為保全一家一姓的大清帝國，保全愛新覺羅家族萬世不替，即便是名義上的，也是極有意義的，甚至也是當時比較合乎中國國情，是各方力量最容易接受的。然而，皇室同意，並不意味著滿洲貴族統治集團都同意，這個時候，皇室之外的滿洲貴族統治集團與皇室的利益似乎並不一致，似乎還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衝突。

按照重大信條十九條的制度設計，除了皇室享有名義上的至上地位外，皇族、滿洲貴族都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權，他們可以和一般百姓同台競爭，可以從政，可以經商，當然也可以做官，只是不再享有特權，沒有辦法利用皇族貴族身份官商勾結，更不可能享有從事政治的天然優先權，新的政治形態不會刻意排斥皇族、貴族從事政治，但其政治起點及晉陞步履與平民無異。這大概就是儘管皇室同意了虛君立憲，儘管南北和談也談出了大致線索，但南北和談的協議無法執行，虛君立憲的希望實際上因滿洲貴族統治集團的反對而成為一紙空文。清廷究竟以什麼樣的方式繼續存在，成了各方爭執的焦點，最後還是革命佔了上風，只有走上共和，才能結束南北紛爭，才能重建統一與和平。這就是革命的意義，也就是為什麼說「革命是無法告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