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其章：甲午戰爭中的「速戰論」與「持久論」（10）

核心提示：「速戰論」提不出什麼克敵制勝的具體措施，只能設想採用「奇攻」的辦法以獲得速勝。「速戰論」者愛國之情可掬，動機是好的，但其主張是完全脫離實際的，絕對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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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東京市中心的日本銀行（日本央行）總部「本館」。該建築於1890年開工，1896年落成並使用至今。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國內物價上漲，導致建造費用大為增加，但戰爭結束後，日本獲得巨額賠款，財源不再成為問題。1897年，日本利用中國賠款作為準備金，建立了日元的金本位制度。（資料圖片）

文化觀念妨礙現代國家建構

值得進一步追究、深思的是，中日兩國分別於1840年和1853年被西方列強以暴力打開國門，被強行拖入「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還比日本早十餘年，然而為何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時，日本已基本建成現代國家，而中國仍是前現代國家。有關研究汗牛充棟，各種觀點林林總總，難以盡道。中日現代化道路的遲速因素多多，其中重要一點是文化、觀念的作用，即如何面對現代性挑戰。

第一次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的開始，然而清王朝對這種根本性變化全然無知，甚至拒絕了解與自己作戰的敵國，拒絕了解外部世界，仍堅持中國是「天朝上國」的觀念。1842年至1843年間，林則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囑託，編成《海國圖志》，對「夷情」作了詳細介紹。魏源在此書中雖仍堅持傳統觀點，認為中國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中心，但他認識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層面尚有所長，中國可以師法，所以對其先進的製造輪船火炮之術、練兵養兵之法有專門介紹，並明確提出要「師夷長技以制夷」。然而，林、魏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卻被斥責為罪莫大焉的「潰夷夏之防」。結果，對中國人具有啟蒙意義的《海國圖志》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受到朝野上下的強烈批判，因此對中國的影響非常有限。

然而這本書傳到日本後卻產生了極大影響，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幾次，日本朝野正是通過這本書對世界大勢有了更多的了解，這部著作對日本明治維新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啟發中國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國備受冷落，卻在異邦大受歡迎，啟發了異邦的改革，且異邦反過來不斷侵略中國，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諷刺，是中國的悲劇。

清王朝第一個駐外使臣郭嵩燾1877年初赴英國就任，應總理衙門的要求，將自己從上海到倫敦途中的日記稍加整理潤色，定名為《使西紀程》，抄寄一份給總理衙門，1877年春，由總理衙門刊印出版。由於書中讚揚了英、法等國現代物質文明與制度文明，此書剛一刊行，立即引來朝野頑固守舊者一浪高過一浪的口誅筆伐，一時間群情洶洶。最後，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對總理衙門下發將此書毀版的諭旨。《使西紀程》的遭遇，令有識之士感到「中土必無振興之期」。

1887年夏季，曾以參贊身份出使日本的黃遵憲完成了書稿《日本國志》。黃遵憲坦承，寫作動機是日本對中國的了解比中國對日本的了解多得多。《日本國志》40卷約50萬言，從各個角度深入系統地研究了日本的歷史和現狀。這本書對日本明治維新後所實行的各項制度作了特別介紹，詳細記述了明治維新的過程，反覆強調維新的重要舉措是宣傳民權學說，要求召開國會，認為「庶人議政，倡國會為共和」是日本轉向強盛的關鍵之處。日本的經驗使他相信「萬國強由變法通」，明確希望中國也學習日本實行變法。

寫完此書，黃遵憲便想迅速出版。首先他想將此書呈送主管涉外的總理衙門出版，由官方出版影響最大，最有可能影響國家政策。但他的級別低，且已回鄉家居，無資格向總理衙門呈遞公文，於是先後請李鴻章、張之洞二位重臣推薦。雖然李、張二人對總理衙門推贊此書，但仍未獲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閣。因為此時距《使西紀程》風波雖已十年有餘，然而當時的政治環境並未改變，總理衙門對朝廷的政治態度瞭然於胸，根本不敢印行與《使西紀程》類似的《日本國志》。

直到1895年秋冬，《馬關條約》墨跡未乾，《日本國志》才由廣州一家民間書局刊印，頓時風行天下，洛陽紙貴。人們驚訝地發現，中國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統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年就已成書，卻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不明情況，指責黃：如果此書早出版，國人了解日本，戰爭賠款「償銀二萬萬可省矣」。

甲午戰前，中國朝野對日本的了解仍停留在「東夷」、「蕞爾島國」的認識，拒絕了解、認識敵國，確是戰敗的原因之一。廣而言之，鴉片戰爭後因為清廷堅持「天朝上國」、「嚴夷夏之防」的觀念，是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重要障礙。對外部世界深閉固拒，啟蒙者備受打擊，與明確提出「求知識於世界」的日本明治維新形成鮮明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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