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的特點

西方文化是西歐、北美人民長期歷史活動的產物。它起源、發展並成熟於歐洲,由於19世紀列強勢力的向外擴張,到20世紀初擴展到了南北美洲,澳洲和南非的廣大地區並影響全世界,是一種具有擴張性的文化。西方文化源於古代希臘、羅馬文化和希伯萊文化,中世紀的近千年時間都處於基督教文化的統治之下並融進了阿拉伯文化。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於14世紀出現了歐洲歷史上影響深遠的文藝復興運動,16世紀又出現了宗教改革,西方文化逐漸定型。17世紀又出現了科學革命,18世紀開始了思想啟蒙運動,發展到19世紀的工業社會,西方文化日趨成熟完善,並開始隨著資本主義的向外侵略而向世界擴張。總體來說,西方文化以人為中心,強調人是萬物之靈,認為人可以認識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其出發點是人文主義,其核心是理性和科學;重視個人的發展,重視人與自然的鬥爭,崇尚民主法制意識,擴張征服意識和冒險精神等,概括起來,西方文化有如下主要特點: 1.天人相分與征服自然在對自然的認識上,主張「天人相分」,將人與自然的關係看成是一種對立的關係,西方文化注重認識自然、征服自然。人要生存,必須從自然界獲取物質生活資料。由於其發源地古希臘的地理環境不像中國是寬廣的大陸平原,提供的天然生活資料就不是那麼充裕,人們必須努力探索自然的奧秘,儘可能多地從自然界獲取財富,因而探索自然界的奧秘,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服務於人類就成了歐洲精神的主流,這種對自然界的探索欲、征服欲促進了自然科學的誕生。西方文化重科學精神。古希臘、羅馬時期,許多人都是集科學家、哲學家於一般。注重對自然的探討,注意深入事物的內部,探究本質上的東西,尤其重視理論上的總結思考。在擺脫中世紀神學的束縛後,科學更是開始發出燦爛的光芒。17世紀英國的自然科學革命,宣告了現代科學的誕生。18世紀的工業革命顯示了科學技術的巨大威力,伴隨著科學技術革命的是思想啟蒙無能無力。從此科學在西方開始獲得蓬勃發展,展現出無與倫比的威力與廣闊的發展前景,引起了人類生活、生產方式與價值觀念的劇烈運動。現代科學的出現是西方社會從傳統走向文明的轉折點。此後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並列,共同構成了西方社會的主要特徵。西方文學,從荷馬史詩《奧德賽》到18世紀笛福的《魯賓遜飄流記》、19世紀雨果的《海上勞工》、20世紀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都表現了人與自然的主題:人怎樣在對自然的征服中證明自我的價值。2.理性精神由於征服自然的需要,在征服自然、培養科學意識的過程中,西方人特別重視發展理性思維,理性成了西方文化的典型特徵。哲學是人的理性發展的產物。3.個人本位西方文化的另一個主要特徵是以個人為社會本位,以自我為中心,注重人格的尊嚴。西方人強調突出自己,從其姓名中就可以看出來。西方人的姓名是先名後姓,而不像中國人那樣先姓後名,親人間利益界限劃分明顯,子女幫父母幹活可以領取報酬,子女成人須脫離父母,獨立生活,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空間,互不干涉。古希臘文化中對人類力量極為崇拜,形成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的思想特徵。只是到了中世紀,西方文化處於封建教會和神學的控制之下,人本精神遭到扼制。文藝復興運動則重新舉起了「以人為中心」的大旗,宣傳科學、反對神學,倡導人權、反對神權,以人的現世利益為最後原則,呈現出科學、自由和個性解放的人本精神,為西方文化個人本位的社會特徵打下了基礎。啟蒙運動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特徵。個人本位強調個體的獨立意識和創新意識,對個人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和個體創造價值的實現有積極的意義,但缺乏人與人之間的友愛互助和親情,以自己為出發點,人和人的關係是僵硬的、機械的。西方民族以個人為本位,以戰爭為本位,決定了它必然強調主要通過道德來約束自我、維護社會的穩定。民主觀念、法制觀念成了社會全體成員的共識。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啟蒙思想家在批判封建專制的同時,倡導政治上的三權分立,強調以法治國,以法律為準繩,認為自由並不是以個人的意願任意行事,平等也不是否定命令和服從。真正的自由是法律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真正的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罪感傳統西方文化還是一種「罪感文化」,它沿襲基督教的原罪說,認為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基督教教義認為人生來是有罪的,這與以人為中心的世俗的世界觀看起來相矛盾,事實上又並行不悖,相互補充。前者鼓勵人的創造性,大膽地向自然索取;後者起著行為的作用,以上帝的懲罰來制約人的恣意妄為。《聖經》中亞當和夏娃因違背上帝的意旨,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園的故事和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形像為基督教的教義定下了基調:人一生必須不斷懺悔自己的罪過,靈魂才能得救,才能在死後升入天堂。塵世肉體的受苦受難就是為了贖罪以求死後靈魂的安寧與幸福。在靈與肉的分裂中,精神的折磨與肉體的折磨是相伴的,甚至更甚於肉體的折磨,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所描寫的「靈魂的拷問」。中國文化大多預設「人之初,性本善」,人的為惡是烏雲遮蔽了善性,因而儒家向人指出了一條通過修身而實現內在超越的道路,將社會的完善全部寄托在道德的修鍊上。西方哲人則對人性之惡有一種自覺。克服惡的途徑,一為教義的訓導,一為世俗化的制度建設。基督教的「原罪說」、「教贖論」為人提供了一條自我超越之路;而制度建設,則是在預設人性之惡的前提下,為克服「惡」提供一個外在的制度保障。西方由此得以建立較完備的民主政治、法制休系,與中國的人治傳統形成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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