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寅：清初詩壇對明代詩學的反思

　　 一　詩學的反思時代

　　 儘管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史的研究與編撰不斷對以王朝起訖劃分文學史段落的分期模式提出質疑，但我認為這種看似依附於政治史的文學史分期仍是有其理由的。改朝換代從來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年代學問題，它往往伴隨著複雜的文化認同、轉型以及人們相應的政治立場與價值觀的變遷。不難想見，在這場變遷中，文學作為記錄和表達人們心靈活動的意識形態，是必定要產生全面的、不同層次的變革的。不同的是，明清易代帶給士人的精神衝擊比歷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換代都要劇烈，所以明清之際的文學變革也比文學史上任何一次王朝更替所造成的文學變革更猛烈而深刻。亡國亡天下的悲哀激發了文化上興滅繼絕的緊迫感，也激發了思想上無比痛苦的歷史反思。人們普遍認為，陽明學的空談心性、不務實學，李贄等異端思想對儒學正統的顛覆，乃是明朝滅亡的禍根，而回顧經學，恭行實踐，務為經世之學，修復儒學傳統，就自然地成了清初思想、學術的主流。在這股傳統重整和文化救亡的思想潮流中，詩學也部分地扮演了旗手的角色，打出呼應時代主潮的旗幟和口號。清初詩學對明代詩歌創作和詩學的反思，對詩歌傳統的整合和重構，既是清初文化思潮的反映，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某種意義上，它也有力地參與了清初思想、文化和文學傳統的重建。

　　 每一個文學時代面對前代的遺產，或多或少都會感到一些壓力，從而產生「影響的焦慮」。擺在作家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考慮如何接受、揚棄前輩的遺產，如何利用和超越既有的文學經驗的積累，創造一種新穎的文學樣式。但文學史進入清代，對大部分作家而言，意外地沒有感覺到這種傳統的壓力。原因是清初的文學語境，基本上不存在前輩取得巨大成就的感覺。明朝雖是個文化發達的時代，但相對通俗文學而言，傳統文學或者說精英文學卻無特別令人矚目的建樹，直到今天的文學史敘述，明代都不能擺脫傳統文學創作中衰的形象，與之代興的清代如何看它就更可想而知了。面對明代詩文的遺產，清初作家不僅略無「影響的焦慮」，反懷有破落戶子弟式的強烈不滿。在他們眼中，明代是文學盲目模仿而迷失自我的衰落時代，不爭氣的上輩作家因不能自樹立而使文學傳統枯竭中絕。於是當他們重新尋找文學傳統之源時，首先就要反思明代文學創作的流弊，以弄清文學傳統亡失在何處。

　　 正是在這樣的詩學語境中，對明代詩學的反思成為清初詩壇最引人注目的焦點。強烈的反思意識，甚至使他們在學詩時一改傳統的擇善而從、不顧其他的習慣，要同時了解晚近詩歌的流弊。康熙八年（1669）八月，魏禧與孫枝蔚過訪陳允衡，魏禧說：「學古人之文者，縱不得抗衡古人，亦當為其子孫，不當為奴婢，譬如豪仆，失主人則倀倀無所之。子孫雖歷世久，必有真肖其祖父之處。」孫枝蔚卻說：「學古人詩，當知古人祖父，又當知其子孫。知祖父，則我可與古人並為兄弟；不知子孫，則不識其流弊所至。」① 魏禧的意思是學古必自樹立，不可寄人籬下；而孫枝蔚反過來強調知今，說不知今則不識末流之弊，兩人之說合起來正好是推源溯流之法的兩面。在這種意識主導下，清初詩家對明代詩學作了細緻的研究，類似宋琬《周釜山詩序》這樣的論述代表了當時對明代詩學流變的清楚認識：

　　 明詩一盛於弘治，而李空同、何大復為之冠；再盛於嘉靖，而李於鱗、王元美為之冠。余嘗以為前七子，唐之陳、杜、沈、宋也；後七子，唐之高、岑、王、孟也。萬曆以降，學者紛然披靡，於是鍾、譚二子起而承其弊。跡其本初，亦云救也，而海內之言詩者遂至以王、李為諱，譬如治河者不咎尾閭之泛濫，乃欲鏟崑崙而堙星宿，不亦過乎？雲間之學，始於幾社，陳卧子、李舒章有廓清摧陷之功，於是北地、信陽、濟南、婁東之言復為天下所信從。顧其持論過狹，泥於濟南唐無古詩之說，自杜少陵《無家》、《垂老》、《北征》諸作，皆棄而不錄，以為非漢魏之音也。②

　　 這段文字雖很簡略，卻梳理了從前後七子到雲間派的整個明代詩學歷程，對詩學的流變、階段性特徵及其得失都有深入的剖析。持更激烈的批判態度的，則可以王岱《張螺浮晨光詩序》為例：

　　 宋詩亡於理，元詩亡於詞，明之何、李亡於笨，七子亡於冗，公安亡於謔，天池亡於率，竟陵亡於薄。石倉，竟陵之優孟；雲間，七子之優孟。後生輩出，標榜雲間，貢高自大，土飯塵羹，餒魚敗肉，合器煎烹，使人敗腸而吐胃，並雲間故步亦亡矣。③

　　 冷靜的歷史回顧加深了人們對明代詩歌創作與詩學流弊的認識，多側面、多層次的反思和批評由此展開。這是個尚未見人討論的問題，本文姑就己見作一點粗淺的論述。

　　 二　明代詩學的三大流弊

　　 縱觀順、康、雍三朝的各種文獻，清初對明代詩學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即摹擬作風、門戶之見和應酬習氣。

　　 摹擬作風是明代詩文創作中最顯著也是最為人詬病的特徵，自李夢陽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之說，舉世風靡。嘉、隆以降，「王元美、李於鱗紹明北地、信陽之業而過之，天下學士大夫蘊義懷風，感慨波盪以從之」④，一代詩文創作遂籠罩在以摹仿剿襲為能事的擬古風氣中。間有特立獨行之士，不甘為風氣所左右，也難以扭轉舉世同趨的潮流。實際上，對這一味擬古的傾向，明人自己已有所警覺，有所批判。早在正德年間，景暘與陳玉泉論詩就說：「辭取達意，若惟以摹擬為工，尺尺寸寸，按古人之跡，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乎？」⑤ 到萬曆間，公鼐又就樂府中的摹擬之病，指出：「風雅之後有樂府，如唐詩之後有詞曲。聲聽之變，有所必趨；情辭之遷，有所必至。古樂之不可復久矣，後人之不能漢、魏，猶漢、魏之不能風雅，勢使然也。……近乃有擬古樂府者，遂顓以擬名，其說，但取漢、魏所傳之詞，句模而字合之，中間豈無陶陰之誤、夏五之脫，悉所不較。或假藉以附益，或因文而增損，跼蹐床屋之下，探胠滕篋之間，乃藝林之根蟊，學人之路阱矣。」⑥ 而到了啟、禎之間，朱隗更旗幟鮮明地宣言：「詩貴淵源風旨，不取蹈襲形模。漢、魏未嘗規摹《三百篇》，盛唐未嘗規摹漢、魏。今且拘拘習其聲音笑貌，何為者耶？」⑦ 至於公安派作家的反對分唐界宋更是人所周知的。這裡所以只舉出景暘等三人的議論，是因為它們都是被朱彝尊輯入《明詩綜》的。朱彝尊對這些言論的刻意表彰，本身就表明一種反對摹擬的態度，一種批判明代復古思潮的立場。

　　 事實上，清初作家以各種形式對明代摹擬之風進行了批判。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有「文人模仿之病」一條，云：「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模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他由此發揮前人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的說法，說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他還從經典中搬出《曲禮》毋剿說、毋雷同之訓，稱「此古人立言之本」⑧ 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摹擬的合法性。薛所蘊《曹峨雪詩序》指出了前後七子於明人擬古的開風氣作用：「明李、何、王、李倡為雄麗高華之什，後學轉相摹效，如衣冠飾土偶，面貌具存，意味索然，於風雅一道何居？此襲之為痼疾也。」徐乾學《七頌堂集序》尖銳地抨擊了明人寫作中的摹擬之風，以為它導致詩歌生命力的枯竭：「近代之士，逐偽而炫真，肖貌而遺情。是故摹仿蹈襲，格之卑；應酬牽率，體之靡；傅會緣飾，境之離；錯雜紛糅，辭之枝。其所以為詩者先亡，則其詩之存也幾何矣。」⑩ 胡世安《來鶴堂詩集序》則猛烈抨擊了明代詩學中的摹擬習氣：「今之說詩吾惑矣，崇贗鼎而眯驪珠，忽醍醐而矜嚼蠟，題燕石以趙璧，班蚓竅於龍吟，於六義亦罔如也。」(11) 清初詩話中多有對明代擬古之弊的批評，對明詩的摹擬對象、摹擬方式及具體例證都有詳盡的指摘，或謂之「瞎盛唐」（呂留良），或謂之「土偶蒙金」（吳喬），不勝枚舉。葉燮《原詩》對明七子以降的襲唐直到清初對劉長卿、陸遊、范成大、元好問的摹仿，一一都有批評，談到明末的情形時說：

　　 惟有明末造，諸稱詩者專以依傍臨摹為事，不能得古人之興會神理，句剽字竊，依樣葫蘆。如小兒學語，徒有喔咿，聲音雖似，都無成說，令人噦而卻走耳。乃妄自稱許曰：「此得古人某某之法。」(12)

　　 明人的擬古在清初簡直像過街老鼠，大有人人喊打之勢。這股風氣極大地影響了有清一代的詩學觀念，不僅波及順、康、雍三朝的詩歌創作，也左右了以後詩論家對歷代詩歌的看法。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論樂府，同清初人詩史觀如出一轍，說：「漢樂府自為古奧冥幻之音，不受雅頌束縛，遂能與《三百篇》爭勝。魏晉以下，步步摹仿漢人，不復能出脫矣。」(13) 這裡完全抹殺了南北朝樂府的存在和價值，若非出於對摹仿的矯激態度，是不應作出這樣的判斷的。

　　 嚴格地說，摹擬乃是文學創作的一種手段，只要承認文學史是一個文本序列的延續，像艾略特揭示的，任何一個新的文本都處於與舊有文本和既往傳統的聯繫中，摹擬就是不可避免的。前人因此也承認擬古是詩家的正當權利，尤其是在創作的初級階段，摹擬是必不可少的步驟。儘管如此，在摹擬與剽竊之間畢竟有個度，超過了限度就成為剿襲剽竊，就淪喪了創作的品格，明詩最讓人不能容忍的實際是摹擬過度以至到了剽竊的程度。同時，作為學習的摹擬還應該是個轉益多師的過程，如果只摹擬有限的對象，像葉燮說的「其取資之數，皆如有分量以限之」(14)，就顯得取徑狹隘。明前後七子的獨宗盛唐，唯盛唐是擬，非但有剽竊之嫌，而且取徑顯然很狹隘。戴道默、范箕生《詩家選序》說：「詩至獻吉而古，敝也襲；至於鱗而高，敝也狹。」(15) 可謂一語中的。更糟糕的是，

　　 這種襲而狹的作風不是源於一種藝術理想，而是出自門戶之見，這是明人論詩的一大病。王先吉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明人論詩因持門戶之見而普遍存在的狹隘之病：

　　 有明諸君閎閥過峻，第恢其一門，而凡三衢九術，縱橫汗衍，千蹄萬幅之不可紀極者，悉閼抑勿通，是使隘也。夫青黃殊色而齊晻於目，竽笙異音而同調於耳。河水多廣流，不廢支漯；鄧林有奇材，不翳榛莽。必欲執一元之管以定中聲，據二南之詩以概篇什，豈通人之事哉？(16)

　　 清初詩論家對明人門戶之見的批判，決不只停留在「王、李、鍾、譚分門別派，主奴出入，聚訟荒略，薄學近習，殊可憎厭」(17) 或「黨同伐異，以排擠、標榜為事」(18) 這樣簡單的譴責上，其背後積澱著深長的歷史反思。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總序曾斷言：「大抵門戶構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講學中的門戶之爭起於書院制度形成的宋代，書院講學因有別於官學而自成統系，統系不一而有門戶之爭，至明代演成與政治勢力相勾連的朋黨之爭。這種風氣到清初猶然不熄，全祖望說黃宗羲生平有兩點可議者，其一就是「黨人之習氣未盡，蓋少年即入社會，門戶之見深入而不可猝去」(19)，又認為鄭性「疑南雷門戶之見未化，則最足中明季諸公之病者」(20)。而清初學者對門戶之爭的批判，首先是從反思晚明政治開始的。汪琬序王弘撰《砥齋集》，指明末朋黨門戶之爭為亡國禍亂之根：「前明崇禎之季，中朝士大夫日夜分立門戶，以相攻訐。至於國事之顛覆，盜賊之蔓延，中原秦楚之陸沉板蕩，率棄置不復誰何。」(21) 鄭日奎《與陳元公書》更進一步認為明代政治上的朋黨之風起於文學中的門戶之爭：

　　 嘗竊嘆明之亡也，以朋黨，以議論，而其兆則先於文字中見之。當時學士家評論詩文，護同伐異，於所是引為家派，於所非若擊仇讎，蓋門戶之立、戈茅之爭，釁已伏焉。(22)

　　 周亮工《與林鐵崖》也將文學中的門戶之爭與政治聯繫起來思考，說「居官而論門戶已足笑，作詩文而亦論門戶，豈不可駭。至父子作詩文而分別門戶，豈不尤可駭」。他舉王百穀的例子，說百穀以詩文名海內三十年，平生行誼為人稱道，而其少子留附馬仲良竊名於世，其詩集多種，無一語及其父，像是不屑為其子一樣(23)。無論是黨爭起於文學門戶之爭也好，或黨爭為文學門戶之爭的藍本也好，兩者在清初人眼裡是脫不開干係的。所以曾經歷南明小朝廷溷濁政治的王夫之，平生最痛恨論詩文立門戶，在《夕堂永日緒論》中曾反覆予以鞭撻。他首先用寓言的方式批判明人的好立門戶：

　　 一解弈者，以誨人弈為遊資。後遇一高手，與對弈至十數子，輒揶揄之曰：「此教師棋耳！」詩文立門庭使人學己，人一學即似者，自詡為大家，為才子，亦藝苑教師而已。高廷禮、李獻吉、何大復、李於鱗、王元美、鍾伯敬、譚友夏，所尚異科，其歸一也。才立一門庭，則但有其局格，更無性情，更無興會，更無思致，自縛縛人，誰為之解者？(24)

　　 他不僅具體列舉了明代最主要的門戶，還考究了詩歌史上門戶的源起，指出：「建立門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鋪排整飾，立階級以賺人升堂，用此致諸趨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紙揮毫，雷同一律。」然而他認為到唐代門戶觀念尚未形成，宋人「始爭疆壘，歐陽永叔亟反楊億、劉筠之靡麗，而矯枉已迫，還入於枉，遂使一代無詩，掇拾誇新，殆同觴令」。通過反思詩歌史，王夫之發現，凡有成就的詩人都不甘寄人籬下，「是知立才子之目，標一成之法，扇動庸才，旦仿而夕肖者，原不足以羈絡騏驥」(25)。而門戶之所以為舉世樂趨者，無非是迎合了才庸學陋者對方便法門的需求。對此他有精彩而生動的剖析：

　　 所以門庭一立，舉世稱為才子、為名家者，有故：如欲作李、何、王、李門下廝養，但買得《韻府群玉》、《詩學大成》、《萬姓統宗》、《廣輿記》四書置案頭，遇題查湊，即無不足。若欲吮竟陵之唾液，則更不須爾，但就措大家所誦時文「之」「於」「其」「以」「靜」「澹」「歸」「懷」熟活字句，湊泊將去，即已居然詞客。……舉世悠悠，才不敏，學不充，思不精，情不屬者，十姓百家而皆是，有此開方便門大功德主，誰能舍之而去？(26)

　　 這就是說，入一家門戶，便是求得一種活套，就可以按題目需要填砌，門戶在這個意義上成了捷徑和熟套的代名詞，也因此與餖飣、支借、桎梏等缺陷聯繫起來，而與風雅、獨創性、才情等藝術的基本理念相對立，所謂「建立門庭，已絕望風雅」，「立門庭者必餖釘，非餖飣不可以立門庭。蓋心靈人所自有，而不相貸，無從開方便法門，任陋人支借也」(27)。王夫之還劃分了明代立門戶的兩種不同類型，一是「本無才情，以此為安身立命之本者，如高廷禮、何大復、王元美、鍾伯敬是也」；一是「有才情固自足用，而以立門庭故自桎梏者，李獻吉是也」(28)，可見他對明代詩壇的門戶習氣及其根由有著細緻的考察和清楚的認識。

　　 葉燮《原詩》也專門論及門戶之爭，見解與王夫之略有不同。他首先從理論上闡明門戶之說起於作者無才膽識力，於是只好「援一古人為門戶，藉以壓倒眾口」(29)，然後又從動機上分析了明七子輩喜立門戶的原因：

　　 竊以為李之斥唐以後之作者，非能深入其人之心，而洞伐其髓也；亦僅彷彿皮毛形似之間，但欲高自位置，以立門戶，壓倒唐以後作者，而不知已飲食之而役隸於其家矣。(30)

　　 王夫之認為明人好立門戶是出於一種領袖慾，欲自壯聲勢；而葉燮則以為是出於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策略，欲自大其體。黃宗羲《杲堂文鈔序》在論及當時文人的門戶習氣時也有類似的說法：「其間一二黠者，緣飾應酬，為古文辭，則又高自標緻，分門別戶，才學把筆，不曰吾由何、李以溯秦漢者也，則曰吾由二川以法歐、曾者也。黨朱、陸，爭王、薛，紛紜狡獪，有巨子以為之宗主，吾其可以與於斯文矣。此如奴僕掛名於高門巨室之尺籍，其錢刀阡陌之數，府藏筐篋所在，一切未曾經目，但虛張其喜怒，以恫喝夫田騶織子，耳目口鼻皆非我有。」(31) 兩說正好相互補充，合起來就是對明代門戶習氣的完整透視。

　　 清初詩家既痛恨明人的門戶之爭，無不思以矯之。 王士禛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作《黃湄詩選序》，也嚴厲抨擊了明人好立門戶、強分唐宋之陋習：

　　 近人言詩，好立門戶，某者為唐，某者為宋，李杜蘇黃，強分畛域，如蠻觸氏斗於蝸角而不自知其陋也。(32)

　　 他在康熙前期提倡宋詩，正是要矯正明代以來獨宗盛唐、束宋詩不觀的偏頗。其門人田同之後來在《與沈歸愚庶常論詩因屬其選裁本朝風雅以挽頹波》中發揮師說，站在詩史的高度對明代的門戶之爭提出批評：「風雅頌騷歷今古，英靈秀氣各吐。八代三唐兩宋間，但有正變無門戶。底事有明三百年，分疆別界如秦楚。」(33) 這種開放而富於包容性的觀念最終形成清人對待詩歌史的一般態度，也成為清人自別於前代的一個標誌性尺度。楊際昌序蔡鈞輯《詩法指南》，歷舉嚴羽以來宗唐非唐的流弊，總結道：「昭代右文，巨公林立，執牛耳於騷壇者，雖各有指歸，總異於前代之水火。」(34) 後道光間詩論家陳僅則說：「宋人之論詩也鑿，分門別式，混沌盡死；明人之論詩也私，出奴入主，門戶是爭。」(35) 由這些對前人論詩偏頗的清醒認識，不難窺見清人的自我意識及其自我期待。

　　 王夫之曆數明人「門庭之外，更有數種惡詩：有似婦人者，有似衲子者，有似鄉塾師者，有似游食客者」。後兩類指的是干求應酬習氣，這也是清初激烈批評的明詩弊端之一。詩歌作為傳達情感的優雅形式，交際性本是其主要功能之一，這從唐詩也可以看出。不幸的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詩歌的交際功能愈來愈世俗化，詩歌作品愈來愈淪為應酬的工具。明代城市經濟的繁榮和教育的發達，造成知識階層的進一步分化，詩歌也在較前代更為複雜的社會階層之間充當了交際工具。吳喬清楚地看到這種無奈的結局：

　　 詩坏於明，明詩又坏於應酬。朋友為五倫之一，既為詩人，安可無贈言？而交道古今不同，古人朋友不多，情誼真摯。世愈下則交愈泛，詩亦因此而流失焉。《三百篇》中，如仲山甫者不再見。蘇、李別詩，未必是真。唐人贈詩已多。明朝之詩，惟此為事。唐人專心於詩，故應酬之外，自有好詩。明人之詩，乃時文之尸居餘氣，專為應酬而學詩，學成亦不過為人事之用，舍二李何適矣！(36)

　　 最終他一言以蔽之：「明詩唯堪應酬之用，何足言詩！」(37) 此言聽上去無乃太過偏激，然而按照他對應酬詩的定義——「凡贈契友佳作，移之泛交，即應酬詩」(38)，可知應酬詩就是「無情而強為之辭」、言過其實的虛假之作，這確是明代中期以後詩壇的通病。朱隗曾說：「嘉、隆間五古，正恨其通套無痛癢，如一副應酬贄禮，牙笏綉補，璀璨滿前，自可假借，不必己出，人亦不堪領受。又如楚蜀舊俗，以木魚漆鴨宴客，不若松韭之適口，惡為其偽也，惡其襲也。」(39) 這種應酬習氣不只見於五古，幾乎無體不有。最常見的是干求之作，如施閏章《寄程蝕庵》所慨嘆：「聲詩一道，近日以為竿牘之捷徑，即有能者，亦苦爛熟已甚。」(40) 其次是無聊贈答，如王崇簡《談助》所言：「今詩文多坏於贈答之篇，無論其人之所宜，事之相合與否，稱引過情，滿紙諛詞。不惟於其人之本末茫然，即實有懿行，反為浮飾所掩矣。」(41) 這雖說是論「近日」、「今詩文」，但實際上卻是針對明代以來相沿成習的浮濫風氣而發。葉燮痛省明代以來詩道之衰，反思其緣由，也不得不歸結於「連卷累帙，不過等之揖衷周旋、羔雁筐篚之具」和「以風雅壇坫為居奇，以交遊朋盍為牙市」的干求應酬風氣(42)，這是清初人對明詩的一致看法。

　　 其實，干求和應酬之風自古有之，只不過從來沒有像明代這樣丑穢至極而已，所以王夫之論及干求習氣，說：

　　 似塾師、遊客者，《衛風·北門》實為作俑。彼所謂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者，夫子錄之，以著衛為狄滅之因耳。陶公「飢來驅我去」，誤墮其中；杜陵不審，鼓其餘波。嗣後啼飢號寒、望門求索之子，奉為羔雉，至陳昂、宋登春而丑穢極矣。(43)

　　 至於應酬，他認為是較前述諸惡詩更為猥賤的「詩佣」，並細緻列舉了具體表現：　　詩佣者，衰腐廣文，應上官之徵索；望門幕客，受主人雇托也。彼皆不得已而為之。而宗子相一流，得已不已，閑則翻書以求之，迫則傾腹以出之，攢眉叉手，自苦何為？其法：姓氏、官爵、邑里、山川、寒暄、慶弔，各以類從；移易故實，就其腔殼；千篇一律，代人悲歡；迎頭便喝，結煞無餘；一起一伏，一虛一實，自詫全體無瑕，不知透心全死。(44)

　　 吳喬《圍爐詩話》中曾以「賊捉賊」的方式，列舉自己游幕代筆的一些「郛殼爛惡，陳久餒敗之語」，現身說法，以見詩佣的日常所為之一斑。他將這部分作品命名為《乞食草》(45)，倒是很貼切。李沂《秋興閣詩話》「指陋習」一條針砭當時詩歌中的五種陋習，第四種「濫用」即主要批評應酬習氣，對當時應酬詩的種類和寫作方式都作了具體的描繪：

　　 濫用者由欲廣聲氣，故索之即應，有以介壽索者，有以哀輓索者，有以歌頌索者，有以旌表索者，此等甚多。詩既不佳，徒勞神思，或預辦套語，臨時書付，詩名愈廣，詩品愈卑；更有逢人輒贈，用充禮物。詩之不幸，一至於此，大可傷也。(46)

　　 朱彝尊《陳叟詩集序》論後世詩歌有三弊，第二種是「學士大夫用之酬贈餞送，則以代儀物而已」，另外兩種則是臣下應制和科舉試詩。這三類詩的共同特徵就是不以抒情性為目的，沒有自律性的藝術目標，一言以蔽之，即劉勰所謂「為文造情」。臣下應制和科舉試詩施於殿堂庠序，雖褒衣大袑，畢竟不是日常所服習，而客套應酬卻是人倫日用，舉世競為應酬，必致俗套濫調充斥詩中，汩沒性情。施閏章慨嘆詩道之喪，說：「今人輕用其詩，贈送不情，僅同於充饋遺筐篚之具而已，豈不鄙哉？」(47) 黃生也說：「人之言曰詩道性情，是三尺童子皆知之。其實近人之詩，不知性情果在何處。好和險仄之韻，好作無益之題，好為應酬之什，性非其性，情非其情矣。」(48) 這都是有識之士對世道人心的針砭。所以當時詩家談到掃除更新明代以來的不良詩風，一言以蔽之，「無若以多讀書，少應酬為第一義」(49)。

　　 在清初詩論家異口同聲的討伐下，贈答應酬被貼上了庸俗卑瑣的標籤，有骨氣的作家都拒而不為。黃宗羲因自慚「學文而不能廢夫應酬」(50)，遂誡李鄴嗣勿作應酬文字。而杲堂也作《三戒》，舉自己作應酬文字使人慍、使人慚、使人笑的三個笑話，以見應酬文字宜戒(51)。呂留良《客坐私告》自稱平生最畏者三，所不能者九，九不能的第三點即應酬詩文：「少孤失業，又無師授，不知行文之法，每苦有情不能自達，況應酬無情之言乎？」(52) 萬象瑛《艮堂十戒》「作文」一條則戒有求必應，說：「詩文之樂，有求必應。鏤腎鉥肝，心乃益病。戒之戒之，毋以身殉。」(53) 然而人生活在這世俗社會中，終不能不食人間煙火，應酬也絕免不了。所以葉燮就從務實的角度提出了應酬的原則，說：「應酬詩有時亦不得不作。雖是客料生活，然須見是我去應酬他，不是人人可將去應酬他者。如此，便於客中見主，不失自家體段，自然有性有情，非幕下客及捉刀人所得代為也。」他主張應酬詩也要寫出個性，這樣才能避免千人一面、流於俗套的結果，他的原則是「題是應酬，詩自我作」(54)，確實是有益的建議。

　　 在明代以來的應酬文字中，「蓋今日所謂壽詩者濫甚矣」(55)，因而尤為清初作家所嚴厲批判。毛奇齡首先做《古今無慶生日文》，考論賀壽詩文由來非古，說古有賀生文，無慶生日文。他舉唐玄宗時張說請將皇上誕辰命名為千秋節，為古今慶生日之始，但只行於君上，諸王大臣以下及士庶皆不之及，「其與明代以後比戶稱慶，無是禮也」。「即以文集觀之，唐後作序者，無所不序，而獨不序壽，近即儼然有生日序見文集間，則其非古法端可驗也」。他由此斷言：「此明代惡習，亟宜屏絕！」(56)

　　 薛所蘊《雙壽詩序》也持古無賀壽詩的看法，說：「今觀初、盛、中、晚作者亡慮數千百家，其間獨稀有獻壽之章，何也？」他認為：「今人則又連篇累牘而出之太易雲，或有其壽考而名位福德不稱，即育其名位福德壽考，而或偶有缺陷，不能稱具慶，形之聲詩，遂有噍殺之音，而和氣不能旁流，意義亦竟索然無餘味，詩亦何貴焉？」(57) 這雖是為自己所賀對象所作的辯護和鋪墊，但畢竟對當時的賀壽詩作了批評。而陳瑚《和石田詩序》則批評近代的壽詩未繼承古代優秀傳統：

　　 古人無壽詩。非無壽詩也，《三百篇》所載臣子頌禱君父，如介眉壽、祈黃耇，君子萬年、黃髮兒齒之辭，皆言壽也。而或讚揚其休烈，或稱道其令名，故能歡欣和悅，以盡其情；恭敬齋庄，以發其德。千載而下，讀其詩而美，美斯愛，愛斯傳。後之為壽者則不然，雕琢鞶帨，掇拾煨燼，以工媚悅耀當世。其所侈言者官爵之高、車馬之富、子孫之榮顯而已。夫為人而僅以官爵車馬子孫見諛於人，則其志之所存可知矣；為詩而僅稱人之官爵車馬與其子孫，則其詩又可知矣。其不崇朝而棄之，如鳥獸好音之過耳也，又何疑乎？(58)明代以來以詩文賀壽之風愈演愈烈，不僅官僚、名士自己壽誕要徵集賀作，逢父母和長輩壽誕也要廣徵賀詩賀文，編刊為專集，以揄揚美名盛德。正像歸庄《謝壽詩說》所言，「凡富厚之家，苟男子不為盜，婦人不至淫，子孫不至不識一丁字者，至六七十歲，必有一征詩之啟，遍求於遠近從不識面聞名之人。啟中往往誣稱妄譽，不盜者即李、杜齊名，不淫者即鍾、郝比德，略能執紙筆效鄉里小兒語者，即屈、宋方駕也」(59)，以至於負詩文之名者苦於求索，難以應付，往往「作活套語應之，為甲作者，改一言半句，即移於乙於丙」。這絕非誇張之辭，事實上就連錢謙益這樣的大手筆，都不勝應酬之勞。後人還以為他「於壽序文字頗極用意，非只泛泛以諛詞應人者」(60)，實則也不得不「置胡元瑞集一部於案頭，擇其稍近似者移用之，以其活套多也」，他人就更不用說了。這些應景之作無非堆砌諛濫浮辭，除少數敝帚自珍者之外，大多數作家都不收入別集，今天只有從文集中保存的那些徵啟才可窺見這類詩文的泛濫程度。

　　 當然，也不是沒有敢於反潮流的豪傑之士。劉榛有《辭作壽文書》，說：「夫壽人則必諛人，諛之不極，其人猶不樂。人樂也，我則喪矣。」他推辭的這篇壽文是為人捉刀，就更等而次之了：「由先生命，其人必賢，可壽無疑。然而非吾心之所知也，言之則不信於己；所代言者，又不知與其人情事何如，而姑言之，又不信於人。」(61) 至於壽詩，作《謝壽詩說》的歸庄，斷然宣稱：「吟詠一事，費白日，耗心神不少。今縱不能戒，惟是陶寫襟懷，披陳情愫，不妨有作；至於無益之應酬，不情之篇什，則概從謝絕。如壽詩一端，此其甚者。」他針對當時熱衷於征詩賀壽的風氣，勸戒世人：「余既自惜其精神，愛其歲月，而又不欲為苟且之事，從今以往，苟非其人足重，與己相厚者，壽詩概謝不為，並為世人效其忠告：求壽詩者宜自量，一以省己之物力，一以免人之戲侮；作壽詩者宜自重，一以謝應酬之苦，一以辭輕薄之名。不亦兩得之歟？」吳喬《圍爐詩話》持論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今世最尚壽詩，不分顯晦愚智，莫不墮此罥索。余謂村裡張思谷，田中李仰橋，乃樂此物，知文理者必宜看破。庚戌，賤齒六十，友人慾以詩壽。余曰：『若果如此，必踵門而詬之。』友曰：『何至於此！』余曰：『吾是老代筆，專以此侮人者也，君輩乃欲侮我耶？』聞者大笑。庚申，遂無言及之者。」(62) 這未嘗不是發人深省的警世箴言，但人微言輕，又於世何補呢？

　　 終有清一代，摹擬剿襲之風和門戶之爭都因清初詩論家的猛烈批判而偃息，唯獨應酬習氣仍舊綿延在詩中。這也不難理解，詩畢竟是社交場上的一種高雅點綴和裝飾，只要有文化人，有名利場，就會有應酬。所以即使是厭惡應酬的詩人，往往也只是拒絕某種類型的應酬，比如壽詩或次韻之類，而絕不可能放棄一切應酬的。

　　 三　詩史視野中的歷下與竟陵

　　 明代詩學的三大流弊雖是詩壇的普遍現象，但清初人們對此的印象卻主要源於某些有影響的詩人和詩集。其影響在清初依然是那麼強烈，以至於當時詩論家對明代詩學流弊的批判就是與對詩學之墮落的切身痛感交織在一起的。他們對明代詩學流弊的批判，也自然地從晚明的詩學語境入手，集矢於當時影響最大的歷下、竟陵兩派。考察清初對明代詩學的反思，繞不開這一問題。

　　 歷來論晚明詩學，都將公安、竟陵並列為晚明詩學的主流，這看來是個誤會。錢鍾書先生曾指出：「後世論明詩，每以公安、竟陵與前後七子為鼎立驂靳；余瀏覽明清之交詩家，則竟陵派與七子體兩大爭雄，公安無足比數。」(63) 錢先生所舉的豐富材料已足以證明他的結論是能夠成立的。可以稍作補充的是，當時公安諸家已然作古，而且公安之學又為錢謙益所繼承，所以公安派實際為江南詩派所取代。賀貽孫稱袁中郎「亦近代詩中豪傑」，然徐渭、鍾惺、譚元春、錢謙益、湯顯祖、陳子龍等「昭代翹楚，吾所服膺，有在公安上者」(64)，正說明公安在當時已為錢謙益所超越。七子體雖年代漸遠而影響力猶在，竟陵則方興未艾，正將其影響傳播四方。這兩派本身就形同水火，互相攻擊，「談體勢者以濟南為宗，尚玄雋者表江夏為幟，二者交譏」(65)。延及清初，以致對兩派的批評首先是各自的追隨者交相攻訐的結果，讓有識者覺得很無謂(66)。

　　 略覺遺憾的是，在清初，除了公開表示服膺鍾、譚並發揮其學說的賀貽孫外，勇於自稱或被人目為竟陵派的詩論家，我至今沒看到。只見鄧漢儀《與孫豹人》提到：「竟陵詩派誠為亂雅，所不必言。然近日宗華亭者流於膚殼，無一字真切；學婁上者習為輕靡，無一語朴落。矯之者陽奪兩家之幟，而陰堅竟陵之壘。其詩面目稍換，而胎氣逼真，是仍鍾、譚之嫡派真傳也。」這是說當時存在明矯陳子龍、吳偉業兩派末流之失，而暗承竟陵衣缽的詩人，可惜他未明言是哪些人。較近似的可能是寧都曾燦、潭州王岱一輩，曾燦《過日集》凡例有「寧為鍾、譚之術客吟嘯，無為王、李之優孟衣冠」(67) 的說法，王岱自稱「生竟陵之後，心傷其敝，而欲力救之」(68)，他筆底屢屢流露出不屑於雲間之意。如《程於周詩序》云：「當王、李盛行，牛鬼蛇神遍世界，賴公安、竟陵以性情真至救之，古人精神面目塵封土壓者，振落濯滌之。雖不屑一切之處，清刻近薄，亦由不善學者流弊，要之非雲間、婁江一二時藝人所能到，一二冗砌語所能過。究攻竟陵者，學竟陵者也。」(69) 但即便是這樣放冷槍的，表面上也站在中立位置，如曾燦就是以「近世率攻鍾、譚，虞山比之為詩妖。然鍾、譚貶王、李太過，今人又貶鍾、譚太過」作調停的。因此現在談論兩派的交火，基本上只能說是格調派的單方面火力。

　　 格調派批評家對竟陵的攻擊，可溯源於陳子龍。其《答胡學博書》云：「萬曆之季，士大夫偷安逸樂，百事墜壞，而文人墨客所為詩歌，非祖述《長慶》，以繩樞瓮牖之談為清真，則學步《香奩》，以殘膏剩粉之資為芳澤，是舉天下之人，非迂朴如老儒，則嫵媚若婦人也。是以士風日靡，士志日陋，而文、武之業不顯。鍾、譚兩君者，少知掃除，極意空淡，似乎前二者之失可少去矣。然舉古人所為溫柔之旨，高亮之路，虛響沉實之分，珠聯璧合之體，感時托風之心，援古證今之法，皆棄不道，而又高自標置，以致海內不學之小生，游閑之緇素，侈然皆自以為能詩。何則？彼所為詩既無本，詞又鮮據，可不學而然也。」(70) 同為雲間派主將的彭賓則說：「三十年以前，學詩之家非愛楚聲也，擇其近似而便易者輒復為之。」(71) 到清初，則如侯朝宗論雲間派時所說，「詩坏於鍾、譚，今十人之中亦有四五粗知之者」(72)。格調派詩家毛先舒將「唐六如之俚鄙，袁中郎之佻侻，竟陵鍾、譚之纖猥」相提並論(73)，對晚明詩歌墮落到尖巧細碎的境地表示強烈的不滿：「詩之佻褻者，效吳歌之昵昵；齷齪者，拾學究之餘瀋。嗤笑軒冕，甘側輿台，未餐霞露，已飫糞壤。」(74) 這裡雖未明言矛頭所指，但其中應有竟陵派的影子。興化名士李沂，號艾山，當明末竟陵派流行之際，便十分鄙薄鍾、譚，而獨推崇李攀龍。據杜蔭棠《明人詩品》卷二載：「啟、禎間詩家多惑於竟陵派。中州張匏庵暨弟鳧客避寇僑居昭陽，每與賓客坐論詩，有左袒竟陵者至，張目批其頰。是時艾山欣然相接，故昭陽詩派不墮奸聲，皆艾山之力也。」但李沂也有沒有意識到格調派的缺陷，他告誡後輩「學濟南則騖藻麗而害清真，學竟陵則蹈空虛而傷氣格」，可謂深中兩派痼疾。因而屬格調派的錢塘友人張鼎望許其持論「大中至正」，堪為「今日作者選者之藥石」。不過他將李攀龍與竟陵相提並論，仍不為張鼎望所首肯，道是「濟南七言律高華俊爽，所嫌者虛響耳，置之《品彙》可當羽翼之選；若竟陵，則直魔障矣」(75)。在張氏看來，竟陵與歷下勿論品格高下，直有邪正之別。黃生也是有格調派傾向的詩論家，他在《詩麈》中曾比較宋人和明人師古方式的不同，以及晚近以來每下愈況的趨勢：

　　 宋人學識，大概膚陋。故於古人得其皮毛，不得其神髓。又言論風旨，動師前輩，雖有雋才，亦難自拔。詩道不振，職此故也。明人之才，實遠勝宋人，故不肯自安卑近，力追漢魏、盛唐，次猶擷芳六朝，希聲大曆。其蔽也，才為法縛，情為才掩，骨體具矣，神髓猶未。後來者，又以翻案為奇，另趨險仄一路，尖新小巧，生梗空疏，以語古人，僅雲影響，並皮毛亦無之矣。(76)

　　 這裡的「後來者」即指明末以來的竟陵派詩風。他認為宋人和明格調派師法前人，雖各有不足，尚不失體格，而竟陵派翻案求奇，則幾乎什麼也沒得到，這一看法與上引張鼎望之說同出一轍，相信能代表格調派論者的一般看法。

　　 至於局外人的批評，則顯得更為平允一些。蓋歷下、竟陵兩派風行既久，流弊固早已為世人所共睹，其互為矯正救濟的意義也逐漸為人們所看清。　故清初詩家平章兩派得失，絕非一味指斥，而往往能原其本心，抱同情之理解。但即便如此，歷下、竟陵兩派的消長，在不同論者的筆下還是呈現不同的敘述。鄭梁《錢虞山詩選序》在整個明代詩學的宏觀背景下梳理了晚明詩學的流變：

　　 自高、楊、張、徐之響既息，定山、江門僅以堯夫別傳，吟謠山澤。雖西涯壇坫尚存正始，而舉世淪胥於學究。非北地以雄傑之姿自樹旗鼓，則卑靡不知其所極矣。無如歷下、太倉雷同剿襲，遂率天下而趨於浮聲切響之中，甚至千篇一律，幾同飯土嚼蠟。公安、竟陵亦思救之，而空疏之質，不能自出頭地，或俚或鬼，適足為王、李之獺鸇，斯誠詩道極敝之一會也。(77)葉燮《原詩》也從五十年前崇禎詩壇的主流說起，指出竟陵派的興起是懲「嘉隆七子」之弊，抹倒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說，獨闢蹊徑，但「入於瑣屑滑稽、隱怪荊棘之境，以矜其新異，其過殆又甚焉。故楚風倡於一時，究不能入人之深」(78)。這大體上是當時人的共識，張貞生《顧西巘詩集序》也從這一角度給予了竟陵派以更多的積極評價(79)。唯獨朱一是《自課堂集序》對晚明之際竟陵、歷下兩派的消長，敘述微有不同：

　　 余少時，言詩者戶竟陵也，既而趨濟南，二者皆有失。竟陵尚別惡同，羊棗馬肝，此單嗜耳，豈可飯乎？濟南曰唐無古詩，自有其古詩。余曰明無唐詩，自有其唐詩，然去唐遠矣。其失也聲律通美，性真不抒……近家頗知明詩之非唐，其於唐也，又好談初盛，句規字仿，無異於集唐，而已之所以為唐且初盛者安在？(80)

　　 在他的敘述中，詩壇是先宗竟陵，後趨歷下的，這與通行的說法不太一樣，或許屬於所處地域的特殊情況，也有可能是像王夫之說的，世俗樂竟陵之酸俗淫佻而從之，「乃至鬻色老嫗且為分壇坫之半席，則回思北地，又不勝朱弦疏越之想」(81) 了。不管怎麼說，這些論述都顯示出，清初的詩論家多將晚明的歷下、竟陵之爭作為反思明代詩學的重心，而這也正是他們思考、評價當今詩學的邏輯起點。正像朱一是總結兩派之失，是著眼於「近家」的唐詩觀，葉燮回顧五十年來的詩學流變，也是舉歷史經驗相參照，以見當時宋詩風潮的某些流弊：「近今詩家，知懲七子之習弊，擋其陳熟余派，是矣。然其過，凡聲調字句之近乎唐者，一切屏棄而不為。務趨於奧僻，以險怪相尚，目為生新，自負得宋人之髓。凡於句似秦碑，字如漢賦。新而近於俚，生而入於澀，真足大敗人意。」正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詩學史的話語也都立足於當代詩學，在那個詩學尚未被知識化的時代更是如此。

　　 歷下與竟陵雖各有其弊，但相對而言，李攀龍人格峻偉，品德高潔，即便論詩不合，後人也多有回護，不忍嚴加指斥，往往只在批評明代摹仿之風時連帶論及，措辭相對也比較和婉。就像我們在方文《嵞山續集》的序言中看到的，周亮工說：「古人為詩，未有舍性情而專言格調者。今人好稱格調，而反略於性情，此詩之所以不古也。夫詩以言性情也，山澤之子不可與論廟堂，華曼之詞不可與言憔悴，其情殊也。今無與於頌述，而黼黻其貌；本無所感慨，而涕泗從之。以不情之悲喜，為應酬之章句，所謂鞞鐸之不中於音也。」(82) 施閏章說：「夫時有古今，風有正變，雖沿古制體，必繇衷遣情。近之論詩者，唯喜聲調噌吰，氣象軒朗，取官制典故圖經勝跡，補綴為工，稍涉情語則訾以降格。於是前可移後，甲可贈乙，外貌雖雄，中實淺鄙。」(83) 而竟陵派的遭遇就不同了，即便是站在其他立場上的批評家，也從不同角度嚴辭指斥，乃至詈罵，使得竟陵在清初的詩論中，比格調派更像是眾矢之的。王夫之，湖南人，在當時的地域觀念中同屬楚地，且他的詩學觀念也不同於流俗，按理說對竟陵的態度不會太刻薄，但他論及竟陵派也筆帶風霜。《明詩評選》卷七評譚元春《安慶》一詩曰：

　　 人自有幸不幸。如友夏者，心志才力所及，亦不過為經生為浪子而已。偶然吟詠，或得慧句，大略於賈島、陳師道法中依附光影，初亦何敢以易天下？古今初學詩人如此者，亦車載斗量，不足為功罪也。無端被一時經生浪子，挾庸下之姿，妄篡風雅，喜其近己，翕然宗之。因昧其本志而執牛耳，正如更始稱尊，冠冕峨然，而心懷忸怩，諒之者亦不能為之恕已。

　　 這雖只是一首詩的評語，卻借題發揮，議論了一通譚元春為時勢左右、妄執騷壇牛耳，身陷於是非毀譽之中的悲劇，頗有點哀其不幸、怒其不自量的味道。這還是明顯出於「同情之理解」的評價，至於其他人的看法，就更不難想見了。

　　 竟陵派的詩學著作《詩歸》，盛行於明末，幾乎家有其書，因此更招致清初詩家的批評。顧炎武對鍾惺也很不齒，稱「其罪雖不及李贄，然亦敗壞天地之一人」。《日知錄》卷一八痛斥明萬曆後人改竄古書，便舉「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為妄誕」，並一一摘書中改字之例，「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吳逸一的態度則比較溫和，說：「讀《詩歸》，知鍾、譚善索引，每取奇於句字之間。至於全章主意，卻不理會，宜不能服大匠心也。」但他對唐汝詢、錢謙益的全盤否定竟陵卻不太贊同：

　　 余以此論切中其弊，因嘆選事之難，如竟陵一派，體質尚其枯淡，句調尚其生硬，意見小偏，遂失當行者有之。唐仲言駁其選唐不過欲鋤去初盛中晚疆界，故於開元諸公，必取其調落中晚者，此論亦太深刻矣。至錢牧齋雲鍾、譚之類，五行志所謂詩妖，天乎冤哉，恐未遽令竟陵心折。(84)

　　 吳氏的評斷應該說是比較持平的。鍾、譚論詩聲調尚生硬一點，當時一致公認。倪匡世也有「鍾、譚二公，專取性靈，不取聲調」的說法(85)。但在一些詩論家看來，這並不是有意識的追求，而只是無心的忽略。雷士俊便持這種見解：

　　 大抵鍾、譚論說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僅見。而略於音調，甚失詩意。詩以言志，聲即依之。鍾、譚《詩歸》，譬之於人，猶喑啞也。雖不盡如此，然古人好詩一入其選，則作如此觀。(86)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則由《古詩歸》評古詩的失誤指責鍾、譚學問之疏：

　　 《十九首》「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指秦、魏二風詩也。《晨風》語多憂思，故曰懷苦心；《蟋蟀》語多儉陋，故曰傷局促。吾友吳冉渠曾亦言及，其義甚明。《詩歸》評：「苦心」「局促」著晨風、蟋蟀上，謬甚。竟認似羅隱「芙蓉抵死怨珠露，蟋蟀苦口嫌金波」矣，豈不夢見！(87)

　　 《晨風》、《蟋蟀》乃是《詩經》秦風、魏風中的詩篇名，鍾、譚竟讀作名詞，僅此也可見其學問之鄙陋，讀書之粗疏。學問空疏是明代士大夫的通病，不學而好作大言，使得明代詩學中充斥淺薄無根和英雄欺人的假大空議論。這也是清初詩學矛頭所指的焦點之一，周燦《王茂衍軺香二集序》說：「每見近日詩人二病，恣肆者自謂獨抒性靈，而同於野戰；蹈襲者妄言規模先民，而貌若登場。」(88)

　　 所謂野戰，就是劉克莊批評當時晚唐體說的「捐書以為詩，失之野」(89)，意指空疏不學。相對來說，七子輩的「假盛唐」到清初已被鞭撻得體無完膚，但竟陵派包括公安派的性靈詩學卻應和著當時旺盛的自我表現欲求，滲透到遺民群體的詩歌創作中，形成流行一時的激切淺率之風。這引起有識之士的警惕，在反思、批判明代空疏學風的思潮中加入了對詩學的批判，使詩與學的關係成為清初詩學觀念建構中的一個基本問題。

　　 通過清算明代詩學的流弊，清人愈益明確了自己的理論目標。清初詩歌觀念的重建，正是對症下藥、在反撥明代詩學的基礎上完成的。其內容大致是以經過改造的「詩教」奠定詩學的倫理基礎，將被擴容的更豐富而廣闊的詩歌傳統納入師法的範圍，再用一個響亮而有號召力的口號——「真詩」凝聚起已散落的信念，同時也不忘給詩學安頓一個知識基礎，這是需要另作專論的問題(90)。常言道不破不立，文學史的情形實際是不立不破。立與破兩者是互動互成、交相為用的。清初對明代詩學的反思和批判，乃是清代詩學確立不可缺少的一環，或者說是清代詩學確立的反面。正是在對明代詩學流弊的清除中，清代詩學一點點培植起自己的根基。

注釋：

　　 ①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九《溉堂續集序》，《寧都三魏文集》，道光二十五年謝若庭紱園書塾重刊本。

　　 ② 宋琬《安雅堂文集》卷一，康熙刊本。

　　 ③ 王岱《了庵文集》卷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9冊第22頁。

　　 ④ 林時對《荷鍤叢談》卷二，沈雲龍輯《明清史料彙編》六集，台灣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7冊第81頁。

　　 ⑤ 朱彝尊撰、姚祖恩輯《靜志居詩話》卷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上冊第273頁。

　　 ⑥ 朱彝尊撰、姚祖恩輯《靜志居詩話》卷一六，下冊第490—491頁。

　　 ⑦ 朱彝尊撰、姚祖恩輯《靜志居詩話》卷二一，下冊第652頁。

　　 ⑧ 黃汝成《日知錄集釋》，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下冊第854、855頁。 嚴羽《滄浪詩話·詩辯》：「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

　　 ⑨ 薛所蘊《澹友軒集》卷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影印順治十六年刊本，第197冊第44頁。

　　 ⑩ 劉體仁《七頌堂詩文集》卷首，同治間重刊本。

　　 (11) 胡世安《秀岩集》卷二八，《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影印康熙三十四年胡蔚先修補本，第196冊第612頁。

　　 (12) 葉燮《原詩》內篇上，《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冊第571頁。

　　 (13) 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冊第916頁。

　　 (14) 葉燮《原詩》外篇上，《清詩話》，下冊第590頁。

　　 (15)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引，《清詩話續編》，第2冊第1056頁。

　　 (16) 毛奇齡《王枚臣西台雜吟序》引，《西河文集》序十一，又見《容安軒詩鈔序》，乾隆間蕭山書留草堂藏板本。

　　 (17) 賀振能《窺園稿》文集《與孫箕岸》，康熙刊本。

　　 (18) 吳之振《長留集序》，孔尚任、劉廷璣《長留集》卷首，中國書店1991年影印本。

　　 (19)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四《答諸生問南雷學術劄子》，朱鑄禹《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中冊第1695頁。

　　 (20)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二一《五嶽遊人穿中柱文》，朱鑄禹《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冊第377頁。

　　 (21) 汪琬《砥齋集序》，《鈍翁類稿》卷二六，康熙刊本。

　　 (22) 鄭日奎《鄭靜庵先生集》卷九，康熙刊本。

　　 (23) 周亮工《賴古堂集》卷二○，康熙刊本。

　　 (24) 戴鴻森《姜齋詩話箋注》卷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98—99頁。《明詩評選》卷四評湯顯祖《答丁右武稍遷南仆丕懷仙作》亦云：「三百年來，李、何、王、李、二袁、鍾、譚，人立一宗，皆教師槍法，有花樣可仿，故走死天下如騖。」

　　 (25) 戴鴻森《姜齋詩話箋注》卷二，第104頁。

　　 (26) 戴鴻森《姜齋詩話箋注》卷二，第112頁。

　　 (27) 戴鴻森《姜齋詩話箋注》卷二，第120頁。

　　 (28) 戴鴻森《姜齋詩話箋注》卷二，第137頁。

　　 (29) 葉燮《原詩》內篇上，《清詩話》，下冊第571頁。

　　 (30) 葉燮《原詩》外篇下，《清詩話》，下冊第607頁。

　　 (31) 李鄴嗣《杲堂詩文集·杲堂文鈔》黃宗羲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379頁。

　　 (32) 王士禛《漁洋山人文略》卷二，康熙刊本。

　　 (33) 田同之《硯思集》卷二，《田氏文集》，康熙刊本。

　　 (34) 蔡鈞輯《詩法指南》卷首，乾隆二十三年匠門書屋刊本。楊際昌《國朝詩話·例言》雲「國家百數十年來，聲教覃敷，風雅之盛，遠軼前代，壇坫巨公，又無明人水火相射之習」，亦此意也。

　　 (35) 陳僅《竹林答問》，周維德編《詩問四種》，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335頁。

　　 (36) 吳喬《圍爐詩話》卷四，《清詩話續編》，第1冊第594頁。

　　 (37) 吳喬《答萬季野詩問》，《清詩話》，上冊第26頁。

　　 (38) 吳喬《圍爐詩話》卷四，《清詩話續編》，第1冊第598頁。

　　 (39)(41) 王崇簡《談助》，王文濡輯《說庫》， 民國四年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本。

　　 (40) 黃容、王維翰輯《尺牘蘭言》卷一，《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35冊第190頁。

　　 (42) 葉燮《原詩》外篇上，《清詩話》，下冊第598頁。

　　 (43) 戴鴻森《姜齋詩話箋注》卷二，第145頁。

　　 (44) 戴鴻森《姜齋詩話箋注》卷二，第151—152頁。

　　 (45) 見吳喬《圍爐詩話》卷四，《清詩話續編》，第1冊第596—598頁。

　　 (46) 李沂《秋星閣詩話》，《清詩話》，下冊第914頁。

　　 (47) 施閏章《蠖齋詩話》，《清詩話》，上冊第403頁。

　　 (48) 黃生《詩麈》卷二，《皖人詩話八種》，黃山書社1995年版，第75頁。

　　 (49) 賀振能《窺園稿》任璿序，康熙刊本。

　　 (50) 黃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留別海昌同學序》，康熙二十七年刊本。

　　 (51) 李鄴嗣《杲堂文續鈔》卷四《三戒》，《杲堂詩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93頁。

　　 (52) 呂留良《呂晚村先生文集》卷八，光緒間重刊本。

　　 (53) 方象瑛《健松齋續集》卷五，民國十七年方朝佐重刊本。

　　 (54) 葉燮《原詩》外篇下，《清詩話》，下冊第606頁。

　　 (55) 歸庄《歸庄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93頁。

　　 (56) 收入毛奇齡《西河合集》，乾隆間蕭山書留草堂藏板本。

　　 (57) 薛所蘊《澹友軒集》卷四，《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7冊第57頁。

　　 (58) 陳瑚《確庵文稿》，康熙刊本。

　　 (59) 歸庄《歸庄集》卷一○，第492—493頁。

　　 (60) 張棡《張棡日記》，溫州文獻叢書本，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頁。

　　 (61) 劉榛《虛直堂文集》卷六，康熙刊本。

　　 (62) 吳喬《圍爐詩話》卷四，《清詩話續編》，第1冊第596頁。

　　 (63) 參看錢鍾書《談藝錄》（訂補本），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418頁。

　　 (64) 賀貽孫《水田居文集》卷五《示兒二》，康熙刊本。

　　 (65) 王鑨《大愚集》馬雲舉序，康熙四年金閶王允明刊本。

　　 (66) 魏憲《詩持》二集凡例：「濟南、竟陵日相操戈，殊屬無謂。」

　　 (67) 曾燦《過日集》卷首，康熙間曾氏六松草堂刊本。

　　 (68) 王岱《了庵文集》卷一《楚詩匯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9冊第39頁。

　　 (69) 王岱《了庵文集》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9冊第68頁。

　　 (70) 《清詩話續編》，第2冊第949頁。

　　 (71) 彭賓《王崍文詩序》，《彭燕又先生文集》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7冊第339頁。

　　 (72) 侯朝宗《與陳定生論詩書》，《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九，宣統三年國學扶輪社石印本。

　　 (73) 毛先舒《詩辯坻》卷一，《清詩話續編》，第1冊第9頁。

　　 (74) 毛先舒《詩辯坻》卷一，《清詩話續編》，第1冊第13頁。

　　 (75) 張潮輯《友聲新集》卷三，康熙刊本。

　　 (76) 黃生《詩麈》卷二，《皖人詩話八種》，第91頁。

　　 (77) 鄭梁《鄭寒村全集·見黃稿》卷二，康熙刊本。

　　 (78) 葉燮《原詩》外篇上，《清詩話》，下冊第590—591頁。

　　 (79) 張貞生《庸書》卷四，康熙十八年講學山房刊本。

　　 (80) 程康莊《自課堂集》卷首，民國二十六年山西省文獻委員會鉛印山右叢書初編本。

　　 (81) 王夫之《明詩評選》卷四李夢陽《贈青石子》評語，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頁。

　　 (82) 周亮工《西江游草序》，《嵞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刊本，中冊第771頁。

　　 (83) 施閏章《西江游草序》，《嵞山集》，中冊第761頁。

　　 (84) 吳景旭《歷代詩話》癸集卷八引，京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7頁。

　　 (85) 倪匡世《振雅堂彙編詩最·凡例》，轉引自謝正光、佘汝豐《清初人選清初詩匯考》，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頁。

　　 (86) 雷士俊《與孫豹人》，周亮工輯《賴古堂尺牘新鈔·藏弆集》卷一五，宣統元年國學扶輪社石印本。

　　 (87)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清詩話續編》，第1冊第956頁。

　　 (88) 周燦《願學堂文集》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19冊第317頁。

　　 (89)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韓隱君詩》批評近世晚唐體「資書以為詩，失之腐；捐書以為詩，失之野」。四部叢刊本影印賜硯堂抄本。

　　 (90) 關於這個問題，筆者有《清初詩學觀念的重構》一文專門加以論述，待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