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一種價值觀讓我們安身立命

07-10

　　這兩天微信朋友圈被清華畢業生因無力買學區房而離開北京的文章刷屏了。起初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牢騷帖，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讀書人尤其是年輕的讀書人因無力把握命運而無奈感嘆。沒想到這個話題竟引起了一波全民性的焦慮和恐慌，一夜之間我們都變成了西西弗斯，耗盡一生都是荒謬徒勞。

　　知識還能改變命運嗎？努力讀書、努力賺錢是為了什麼？思想的碰撞反映出不同階層、不同年齡之間的價值取向。我們大部分人只是普通人，克服或跳脫原有的階層變得越來越困難。人們普遍迷茫、失落，不知道應該相信什麼，又該怎麼做，被時代大變革的滾滾洪流裹挾，抓不住一根保命的稻草。

　　每周五去復旦上心理諮詢師課程的路上，我都會經過四號線一處非常有「魔都」感的風景：近處是低矮破舊的老房子，稍遠是一片高層商品房，最遠處是東方明珠、環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今天我看著窗外的風景想，買學區房是為了上復旦，上了復旦也買不了學區房，附近隨便一座破房子一拆，就可以直接去美國、澳大利亞投資學區房了（對，如果你看過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就會知道這世上沒有烏托邦，學區房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那你怎麼還沒絕望而死呢？作為一個讀過書的年輕人，一個正在教書的年輕人，一個相信知識的年輕人，我的內心同樣是動蕩和迷茫的。

　　我的外公外婆都出身於讀書人家，一輩子在小鎮上做老師。外公有知識，卻對子女的成長鮮有過問，外婆則希望子女的文化程度永遠停留在夠教中小學的水平。小時候，我感到她既為我能識字背詩而高興，又非常忌諱談論文學作品裡的思想感情。剛上初中時，有一次在飯桌上，我和外公談論起課文里的魯迅，外婆竟拿筷子敲碗勒令停止，即使那個隔牆有耳、人人自危的年代早已過去。

　　長大以後，外婆希望我們家所有人都安分守己地過日子，千萬不要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無法理解她為什麼總是非常強硬地要求我讀完大學就不要再讀下去了，總是用不容置疑的語氣要求我和姐姐去教書。現在，我明白了，這種把所有人都往同一條軌道上摁的簡單粗暴背後，是深深的害怕和警惕。對外公外婆來說，知識本是一種家族信仰，「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卻成為家族災難的讖語，這是可憐的、可悲的。生在讀書人家的他們、教書育人的他們，不會想到有一天自己會因為讀過書而突然成了罪人，要坐牢、要認錯；不會想到有一天會因為自己讀過書使子女不再擁有讀書的機會。

　　大舅和二舅的青年時期是在下鄉插隊中度過的。後來大舅因為喜歡拉二胡差點成了無錫錫劇團的演員，再後來自學英語考了學，在小鎮上教英語。他是個有些弔兒郎當、玩世不恭的人，明明很聰明，卻從來沒有用心做過一件事。我認為，這和他被耽誤的青年時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二舅當了工人，娶了一個農村老婆。我媽最小，中考時以優異的成績被縣中錄取，卻因為家庭成分不好不能讀南京郵電學校，念了家鄉的師範學校。沒有讀過大學是我媽最大的遺憾。記得我畢業那年正值南京大學中文系百年系慶，學院送給我們每個人一件綉了校徽的學位袍。我媽很喜歡那件衣服，在家裡穿上要我爸給她拍照。

　　記憶中，晚年的外公總在買書藏書時偷偷摸摸，看書談書時如痴如醉。對我讀中文系，他是欣喜的。外婆在外公過世後住進了老年公寓。在老年公寓，因為她讀過書、會畫國畫、會彈風琴，是一個不太一樣的老太太。有一次電視台去採訪她，她很高興。

　　從外公外婆那裡，我明白了傳統讀書人信什麼。讀書不是為了改變，如果非要賦予讀書以世俗的意義，它可能反而會給你帶來痛苦：在古代，考不上科舉是辱；「文革」時，知識分子本身就是惡。那麼讀書是為了什麼？讀書是為了讓你成為一個「人」，一個站立的、大寫的、豐滿的人，一個自由的人。知識是一種力量，只有把求知作為根植於內心的信仰，才不會被時代的洪流裹挾著走。

　　我的爺爺奶奶都是目不識丁的農民。他們是中國歷史上最蒼白、最平凡的一群人。他們的上一輩、再上一輩，都像田野里的莊稼，靜默無名，野蠻生長。

　　小時候我真的很不喜歡回爺爺奶奶家，不是因為條件不好，而是農村的生活讓我感到單調、愚昧和無趣。我無法想像爸爸是怎樣從這樣一個不愛讀書的環境里考上大學的，但也由此佩服我的爺爺奶奶。他們應該不知道什麼叫讀書，但是我相信他們相信「讀書改變命運」，否則也不會在那個連吃飯都困難的年代拚命供我爸讀書。爸爸是幸運的，他是長子，上有兩個姐姐，下有兩個弟弟，都沒有讀過書。在這樣一個家庭里，讀過書的人會受到尊敬。家裡的大事小事，他們都喜歡打電話問我爸爸。

　　在爺爺奶奶這裡，我明白了農民信什麼。他們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只相信能改變他們命運的東西。在古代，有農民起義。在父親的那個年代，是點一盞煤油燈參加高考補習班。在如今這個年代，我不知道。也許，是一張開往上海的火車硬座票。

　　爸爸參加了三次高考，於1980年考入蘇州大學。他最喜歡跟我講的一個日常生活場景是，那時候佩戴蘇大的校徽乘坐公交車，一定會有人讓座。如今每當看到媒體報道農民工怕弄髒座椅而寧願蹲在地鐵里，我都會想起這件事。

　　知乎網上有人說，那個年代的大學生能成為社會精英不是因為考上大學，不是因為「知識改變命運」，而是因為他們大學畢業包分配，他們在青年時期就掌握了中國社會的權力和資源。我不否認這句話部分正確。可是首先，包分配對當年的青年們來說，不能選擇，如擲骰子般沒人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裡。據說爸爸班上有一對互相愛慕的青年學生被故意拆散，一個被分到江蘇的最南邊，一個被分到江蘇的最北邊，過了好些年才有情人終成眷屬。而像我爸這樣的農家子弟，則被毫不猶豫地扔去了蘇北。其次，人的發展不僅僅取決於你的起點，人生的意義更無法用金錢與地位去衡量。這麼多年過去了，爸爸的同學有的早已離開原來分配的崗位和城市，有的下海創業滿世界飛，有的位高權重，卻因為過得不快樂而選擇結束生命。我們為什麼要把那一代人的人生路歸因於年輕時一個無法選擇的選擇？

　　爸爸媽媽在青年時期真正體會過什麼叫「知識改變命運」。在我父母的青春記憶里，那是一個萬物復甦、百廢待興、充滿生機的年代。他們很喜歡唱的一首歌，是《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麼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鄉村處處增光輝。啊，親愛的朋友們，創造這奇蹟要靠誰？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