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的教訓：最後警告

07-09

西班牙的教訓：最後警告

來自專欄譯文小站

西班牙的教訓：最後警告

（1937年12月17日）

西班牙的孟什維克主義與布爾什維克主義

為了謀划下一場大戰，一切國家的總參謀部都在緊鑼密鼓地研究衣索比亞、西班牙和遠東的戰事。世界革命的參謀部也應當以同樣認真的精神來研究西班牙無產階級的戰鬥——它是即將到來的世界革命的熾烈閃電，不然的話，我們就會被未來的事變打得措手不及。

在所謂的共和派陣營當中，有三種力量懸殊的思想流派正在混戰——孟什維克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資產階級共和派政黨既沒有獨立的思想，也沒有獨立的政治作用，它們只有死死抱住改良主義派和無政府主義派的大腿才能苟延殘喘。而且，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無政府工團主義的領袖們竭盡全力地否定了自己的學說，使其不能對現實產生絲毫影響。在所謂的共和陣營當中，實際上只有兩種路線在鬥爭——孟什維克主義與布爾什維克主義。

社會黨和斯大林黨——也就是孟什維克的第一號與第二號翻版——認為西班牙革命要解決的只是「民主」任務，因此必須跟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統一戰線。無產階級突破資產階級民主的任何嘗試，不僅為時過早，而是還是自取滅亡。當前最緊要的任務不是革命，而是平叛。

然而，孟什維克主義作為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分支，它根本不明白、也不願意明白這一事實：法西斯主義不是封建反動派，而是資產階級反動派。只有動用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與方法，才能戰勝資產階級反動派。

在西班牙，只有第四國際年輕的支部才代表著布爾什維克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基礎——不斷革命論認為：哪怕是純粹的民主任務（比如消滅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只能由無產階級政權來落實；無產階級要想奪取政權，就必須把社會主義革命提上日程。在革命初期，西班牙工人不僅提出了民主改良的要求，還在事實上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要求。要求無產階級不得突破資產階級民主的框架，實際上就等於拒絕民主革命，而不是保衛民主革命。只有徹底改變農村的土地所有制，才能讓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成為反法西斯鬥爭的堅強後盾。但是，地主跟商業、工業、金融資產階級血肉相連，跟資產階級豢養的知識界也是密不可分。因此，無產階級政黨必須面對這個抉擇：是選擇農民群眾，還是選擇資產階級自由派？把農民和資產階級自由派都拉進同一個統一戰線里，只能是幫助資產階級欺騙農民，孤立工人。土地革命必然會觸犯資產階級的利益，因此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真正落實土地革命。所以，要麼是資產階級民主，要麼是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有一種「過渡的」、兩面討好的制度。

從理論角度來看，斯大林的西班牙政策最讓人詫異的一點，便是它完全忘記了列寧主義最基礎的常識。經過了幾十年的時間——這幾十年里發生了多少事啊！——共產國際全面復活了孟什維克主義。更有甚者，共產國際把孟什維克主義發揮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把它發展到了更有「一致性」，亦即更加荒謬的程度。就「純粹的民主革命」這個公式而言，在1905年的沙皇俄國，要比1937年的西班牙更適合運用它。過了這麼多年，孟什維克主義——庸俗化的馬克思主義——已經退化成了自己的庸俗版，所以，在當代的西班牙，孟什維克主義的「自由主義工人政策」自然也就蛻變成了斯大林主義的反動的反工人政策。

人民陣線的「理論」

但是，要是有人以為，共產國際的西班牙政策源於理論「錯誤」，那也未免太幼稚了。支配斯大林主義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根本不是任何理論，而是蘇聯官僚的眼前利益。在官僚們的小圈子裡，他們私下對季米特洛夫的人民陣線「哲學」大加嘲諷。但是，他們擁有大批宣傳員去推銷這個神聖的公式，去欺騙群眾：其中有真誠的老黃牛和虛偽的黨棍，有頭腦簡單的跟風者和花言巧語的騙子手。自大又無知的路易斯·費舍爾[1]，以其偏狹的唯理論和天生的對革命的隔膜，成了這夥人當中的頭號討厭鬼。「進步力量的大聯合萬歲！」「人民陣線思想的勝利萬歲！」「托派大肆破壞反法西斯隊伍的團結！」……聽了這些話，簡直讓人不敢相信《共產黨宣言》是九十年前寫的！

人民陣線的理論家死抱著算術的第一條規則——即加法——不放：「共產黨」加上社會黨加上無政府主義者加上自由派，其總和大於單個派別的人數。這就是他們的全部智慧。然而，光會算術還不夠，還得用上力學。力的平行四邊形法則在政治上同樣有效。我們都知道，按照平行四邊形法則，幾個分力的方向偏得越大，合力就越小。如果政治盟友的方向截然相反，合力也許就會是零。

有時候，為了解決共同的具體問題，幾個工人階級組織儘管存在意見分歧，仍然必須結成聯盟。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這種結盟可以把那些深受壓迫、利益與無產階級相近的小資產階級群眾給吸引過來。這樣一種聯盟產生的合力，當然要比它的每一個組成部分的單獨的力量要大。而在當代的各種重大問題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讓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結成政治聯盟，只能癱瘓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

內戰要求參戰者做出最大的自我犧牲，而赤裸裸的高壓強制卻很難奏效。工農群眾只有在為自己的解放而戰時，才能確保勝利。在這種條件下，讓無產階級屈從於資產階級的領導，就等於預定了內戰的失敗。

這些樸素的真理，主要不是抽象的理論分析的產物。正相反，它們是從至少自1848年開始的全部歷史經驗之中得出的顛撲不破的推論。在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歷史上，充斥著形形色色的人民陣線——形形色色的欺騙勞動群眾的政治騙局。西班牙革命的經驗，僅僅是這條罪惡與叛賣的鏈條上的新的、可悲的一環。

與資產階級的影子結盟

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政治事實，便是西班牙人民陣線之中根本不存在一個力的平行四邊形。坐在留給資產階級的位置上的，僅僅是它的影子。西班牙資產階級甚至沒有親自參加人民陣線，而是通過斯大林黨、社會黨和無政府派來操縱無產階級。絕大多數剝削者，無論他們有著什麼樣的政治色彩，都公開投靠了弗朗哥。西班牙資產階級用不著「不斷革命論」也能明白這個道理：無論革命群眾運動是從哪裡開始的，它總要向土地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發起進攻，用民主手段是無法讓它平息下來的。

正因為這樣，有產階級只有一小撮留在共和陣營里：阿薩尼亞、孔帕尼斯等人是資產階級的政治代理人，卻不等於整個資產階級。有產階級把一切賭注都押在軍事獨裁上，同時又利用自己昨日的政治代表，去癱瘓、瓦解、扼殺「共和」區內的群眾的社會主義運動。

左翼共和派根本不是西班牙資產階級的代表，更不能代表工農群眾。他們只能代表自己。但是，靠著盟友——社會黨、斯大林黨和無政府派的抬舉，這個政治幽魂卻在革命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為什麼？因為它是「民主革命」原則的化身，而這個原則，就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人民陣線中的斯大林黨

西班牙人民陣線的成因及其內部機制十分清晰。下野的資產階級左派領袖負責阻撓群眾的革命運動，並以此重新贏得剝削者的信任：「弗朗哥能做到的，我們共和派也能做到，你們又何必去找弗朗哥呢？」在這個關鍵問題上，阿薩尼亞與孔帕尼斯的利益，與斯大林的利益完全一致：斯大林需要通過實際行動，向英法資產階級證明他能夠保衛「秩序」不受「無政府狀態」侵害，從而贏得英法的信任。斯大林需要阿薩尼亞和孔帕尼斯，作為敷衍工人的擋箭牌：我斯大林當然是擁護社會主義的，可現在還不能把資產階級共和派給嚇跑！阿薩尼亞和孔帕尼斯需要斯大林，作為享有革命名望的、老練的劊子手。沒有斯大林，這群鼠輩根本不敢打擊工人。

第二國際的古典改良主義者，早就在階級鬥爭中被擠到了一邊，有了蘇聯官僚的撐腰，他們又獲得了新的自信。不過，能得到蘇聯官僚撐腰的，只有那些最反動的改良主義者。在社會黨內，卡巴耶洛是工人貴族的代表，而內格林和普里耶托總是看著資產階級的臉色行事。在蘇聯官僚的幫助下，內格林戰勝了卡巴耶洛。當然，人民陣線的俘虜——社會黨左派與無政府主義者——曾試圖挽救資產階級民主，至少是挽救還有救的那部分。但是，由於不敢發動群眾同人民陣線的憲兵作鬥爭，他們的努力只能變成凄慘的哀嚎。於是，斯大林黨就同社會黨極右翼——公然的親資派結盟，並鎮壓左派——統工黨、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黨「左」派——換句話說，就是各種反映了（哪怕只有一點點）革命群眾的壓力的中派集團。

這一政治事實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它也反映出了共產國際在過去幾年裡的蛻變程度。我曾把斯大林主義定性為官僚中派主義，並得到了一系列事實的驗證。但是，到了現在，這種定性顯然已經過時了。波拿巴主義官僚集團的利益，已經容不下中派主義的猶豫不決和搖擺不定了。在試圖同資產階級妥協的同時，蘇聯官僚只能同國際工人貴族中最保守的集團結盟。這些動向，決定了斯大林主義在國際舞台上的反革命性質。

斯大林主義的反革命優越性

寫到這裡，我們已經接近了謎團的答案：西班牙共產黨人數不多，領導層的水平也很糟糕，而社會黨和無政府主義的組織都遠比它更強大，可它為什麼能掌握一切權力命脈？通常的解釋是：讓共產黨執掌大權，是為了換取蘇聯的軍事援助。這種解釋實在過於膚淺。莫斯科用軍火換取了馬德里的黃金。按照資本主義市場的法則，雙方已經互不相欠。那麼，斯大林做了什麼交易，才讓自己的黨羽執掌了大權呢？

通常的回答是：蘇聯政府利用提供軍火換來的群眾威信，開出了「合作」的條件：嚴厲鎮壓革命者，剷除一切危險的對手。這當然是正確的，然而這只是原因之一，而且還是最不重要的一個原因。

儘管蘇聯的援助給西班牙共產黨換來了「威望」，但它仍然只是一個較小的少數派，工人對它的仇恨與日俱增。另一方面，對於蘇聯官僚來說，光是開出條件還不夠，還得讓西班牙共和國政府接受這些條件。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薩莫拉、孔帕尼斯、內格林，還有總理任上的卡巴耶洛，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蘇聯官僚的條件。為什麼？因為他們想把革命限制在資產階級的範圍內。社會黨和無政府派都沒有認真反對斯大林黨的綱領。他們害怕與資產階級決裂。工人的每一次革命進攻，都讓他們嚇得要死。

對於這些黨派來說，一手拿著軍援、一手拿著反革命最後通牒的斯大林簡直就是救世主。他們如願以償了：斯大林既確保了平叛的勝利，同時又幫助他們解脫了對革命進程所承擔的全部責任。他們趕緊摘下「社會黨」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假面具，把這些假面具統統藏進衣櫃里，打算等到蘇聯官僚幫他們重新鞏固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之後，再拿出來戴上。他們和斯大林相互掩護，各得其所：他們以必須同蘇聯維持軍事合作為借口，叛賣了工人；斯大林以必須維持同資產階級共和派的統一戰線為借口，推行反革命政策。

只有從這種廣闊的視角出發，才能清楚地理解：為什麼阿薩尼亞、內格林、孔帕尼斯、卡巴耶洛、加西亞·奧利維爾[2]這些正義與自由的「鬥士」，會對蘇聯特務機關的罪行保持著聖母一般的寬容態度。他們辯解說，自己別無選擇；如果他們真的「別無選擇」，那也根本不是因為他們只能用革命者的人頭和工人的權利去換取飛機和坦克，而是因為他們的「純民主」綱領（亦即反社會主義綱領）只能用恐怖手段去落實。當工農群眾走上革命道路時，當他們佔領工廠和莊園，趕走老闆和地主，奪取地方政權時，資產階級反革命（民主派、斯大林派或法西斯主義者）別無選擇，只能用血腥鎮壓、謊言與欺騙來阻擋革命運動的前進。在這方面，斯大林黨的優越性，便在於他們可以立即動用阿薩尼亞、孔帕尼斯、內格林及其他左派盟友不能動用的手段。

斯大林從反面證明了不斷革命論的正確性

在西班牙共和國控制區，有兩種不可調和的綱領正在交鋒。一種綱領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從無產階級手中挽救私有制，並盡量從弗朗哥手中挽救資產階級民主。另一種綱領要求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消滅私有制。前者代表資本主義的利益，並以工人貴族、小資產階級上層——特別是蘇聯官僚——為其代言人。後者代表雖然還沒有十分自覺、但卻非常強烈的群眾的革命傾向，並把這種傾向翻譯成了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對革命來說不幸的是，人民陣線這道反革命之牆，把屈指可數的布爾什維克與革命的無產階級隔開了。

人民陣線的政策，並不完全受制於斯大林這個軍火供應者的訛詐。當然，訛詐肯定是有的。但是，訛詐能成功，少不了革命內部的條件配合。六年以來，群眾不斷地向半封建制度和資產階級財產發動進攻，這構成了革命的社會背景。資產階級必須動用最極端的手段來保衛自己的財產，所以他們倒向了弗朗哥。共和國政府曾向資產階級保證，會用「民主」手段來保衛他們的財產，卻手忙腳亂疲於應付，到了1936年7月，它乾脆徹底破產了。西班牙同時進行著兩場戰爭：無產階級同私有財產的戰爭；資產階級民主和法西斯主義的戰爭；當私有財產岌岌可危的時候，包括無政府主義在內的形形色色的民主派，齊齊拜倒在斯大林面前；而斯大林發現，除了照搬弗朗哥的方法之外，自己已經別無選擇。

對「托派」、統工黨、革命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左派社會黨人的大肆迫害、造謠中傷、栽贓陷害、毒刑拷打、無恥暗殺——不靠這些手段，打著共和國旗號的資產階級制度連兩個月都撐不下去。格伯烏能成為西班牙的太上皇，只是因為他們比其他人更堅決地保衛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用最血腥、最卑鄙的手段來對付無產階級。

在同社會主義革命作鬥爭的時候，「民主派」克倫斯基先是乞求軍事獨裁者科爾尼洛夫的支持，後來又想搭乘保皇派將軍克拉斯諾夫的車隊回到彼得格勒[3]。另一方面，為了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布爾什維克不得不推翻「民主派」江湖騙子的政府。在這個過程中，布爾什維克順手挫敗了各種企圖建立軍事獨裁（或「法西斯」獨裁）的企圖。

西班牙革命再次證明：只有動用法西斯主義反動派的手段來對付革命群眾，才能保衛資產階級民主。反過來說，只有動用無產階級革命的手段，才能切實地進行反法西斯鬥爭。斯大林向「托洛茨基主義」（無產階級革命）開戰，用格伯烏的波拿巴主義措施摧毀了民主。這再次——可能是最終地——駁倒了被共產國際撿起來的孟什維克理論；按照孟什維克的理論，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是兩個獨立的、彼此隔絕的歷史篇章。莫斯科劊子手的暴行，從反面證明了不斷革命論的正確性。

無政府主義者的角色

在西班牙革命中，無政府主義者沒有任何獨立的立場。他們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孟什維克主義之間來回搖擺。說得更準確些，無政府主義工人本能地向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道路靠攏（1936年7月19日起義和1937年五月事變），而無政府主義的領袖則竭力把群眾拉進人民陣線——即資產階級制度的陣營。

無政府主義者一心只想縮在自己的工會裡，躲在這個浸透了和平時期的墨守成規的氣息的組織裡面，對於工會大門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對於群眾、政黨和政府機關中間發生了什麼事不聞不問，暴露了他們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法則，不懂得革命的任務。假如無政府主義者是革命者，他們一開始就應該號召成立蘇維埃，把城鄉所有勞動者的代表團結起來，包括那些從未參加工會的受壓迫最深的階層。那樣的話，革命工人自然會在這些蘇維埃內佔據支配地位；斯大林黨也就仍然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少數派；無產階級也就會相信自己擁有無敵的力量；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就會懸在空中不上不下，只要狠狠一拳就能把它打垮；社會主義革命就會獲得巨大的推動力，法國無產階級很快就會趁勢推開擋路的列昂·布魯姆，讓革命衝過比利牛斯山；蘇聯官僚的日子也不會好過。各種最困難的問題剛一出現，很快就能得到解決。

然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並沒有這麼做，他們縮在工會裡，逃避「政治」，結果卻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這輛馬車上的第五個輪子，讓全世界還有他們自己大跌眼鏡。但是，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太久；第五個輪子是多餘的。加西亞·奧利維爾和他的同夥為斯大林及其走卒來回奔波，把權力從工人手中奪走之後，人民陣線政府就把這些無政府派部長一腳踢開。到了這個時候，無政府主義者還是抱著當權者的大腿不放，大表忠心。小資產者害怕大資本家，小官害怕大官，為了掩飾這種恐懼，他們哭哭啼啼地大談統一戰線（劊子手和受害者的聯盟）的神聖性，賭咒發誓地拒絕任何專政（包括他們自己的專政）。「畢竟我們本來可以在1936年7月奪取政權……。」「畢竟我們本來可以在1937年5月奪取政權……。」無政府主義者向斯大林—內格林苦苦哀求，乞求後者給自己叛賣革命的行徑論功行賞。好一副可憎的景象！

「我們不是不能奪取政權，而是不願這麼做，因為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專政」，這種自我辯解，包含著對無政府主義——作為一種徹底的反革命學說——的斬釘截鐵的譴責。拒絕奪取政權，就等於主動把政權交還給剝削者。古往今來的歷次革命，其實質都是讓新的階級掌握政權，使其落實自己的綱領。發動戰爭卻又拒絕勝利，領導群眾起義卻又拒絕奪取政權，這都是行不通的。

假如無政府主義者奪取了政權，假如他們的綱領真的具有可行性，那麼誰也不能阻止他們建立他們認為必要的制度。然而，無政府主義者的領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綱領。他們不敢奪取政權，不是因為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專政」——他們一直在牢騷滿腹地支持斯大林—內格林的專政——而是因為他們完全喪失了原則與勇氣（假如他們有過的話）。他們什麼都怕：他們害怕「政治孤立」、「國外干涉」、「法西斯主義」。他們害怕斯大林。他們害怕內格林。他們害怕法國和英國。這幫滿嘴大話的傢伙最怕的就是革命群眾。

從社會的階級結構來看，拒絕奪取政權必然會導致所有工人組織陷入改良主義的泥潭，淪為資產階級的玩物。既然無政府主義者反對奪取政權，那麼他們到頭來必定會反對奪取政權的手段——革命。全勞聯和伊無聯的領袖在1936年7月幫助資產階級保住了搖搖欲墜的政權，後來還幫助資產階級逐步奪回了在七月起義中失去的一切。1937年5月他們搞垮了工人起義，挽救了資產階級專政。一門心思「不幹政」的無政府主義，就這樣變成了「不革命」，到了危急時刻，它就成了「反革命」。

在1931—1937年的重大考驗之後，無政府主義理論家還在沒完沒了地重複關於喀良施塔得的反動昏話，並堅稱「斯大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必然後果」，對於革命而言，這隻能暴露出他們已經徹底腐朽。

你們說，馬克思主義已經徹底墮落，斯大林主義是它的合理產物？既然如此，那麼為什麼全世界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還在同斯大林主義進行殊死搏鬥？為什麼斯大林匪幫認定托洛茨基主義是自己的心腹大患？為什麼每當有人（杜魯蒂[4]、安德列烏·寧、蘭道等人）靠攏我們的方法或觀點，就會遭到斯大林匪徒的暗害？當格伯烏在蘇聯和西班牙犯下累累罪行時，無政府主義的領袖為什麼要出任共和國政府的部長，替資產階級與斯大林效勞？到了現在，斯大林—內格林已經證明自己是鎮壓革命的劊子手，而非反法西斯戰士，可是無政府主義者為什麼還要以「反法西斯」為借口，自願充當這個政權的政治俘虜？

躲在喀良施塔得和馬赫諾[5]背後的無政府主義律師，再也騙不了任何人。在鎮壓喀良施塔得叛亂時，在同馬赫諾軍隊交戰時，我們是在保衛無產階級革命，抵禦農民的反革命傾向。而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一直在保衛資產階級反革命，破壞無產階級革命。任何詭辯術都無法從歷史上抹殺這個事實：在西班牙革命中，無政府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站在街壘的一邊，而勞動群眾與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站在另一邊。無產階級將會永遠銘記這一事實！

統工黨的角色

統工黨的角色也好不到哪裡去。它確實曾試圖把不斷革命的公式立為自己的理論基礎，為此被斯大林黨打成「托派」。但是，光是理論上的認可，並不能滿足革命的需要。統工黨不但沒有發動群眾同包括無政府派領袖在內的一切改良主義領袖作鬥爭，反而苦口婆心地勸說這些領袖，想讓他們相信社會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統工黨領袖所有的文章和講話，都是以此為基調的。為了避免觸怒無政府派領袖，統工黨沒有在全勞聯內部建立組織，它基本上沒有在全勞聯內部開展活動。為了避免激烈衝突，它沒有在共和軍內部開展革命工作。相反，它建立了「自己的」工會和「自己的」民兵，守衛著「自己的」設施，在前線上佔據著「自己的」一部分陣地。

結果，統工黨讓革命先鋒同所屬階級隔絕開來，從而使革命先鋒勢單力孤，又讓階級失去了政治領導。在政治上，統工黨更靠近人民陣線，而不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它一直在為人民陣線的左翼打掩護。儘管如此，統工黨還是遭到了血腥而卑鄙的鎮壓，這是因為人民陣線未能完成自己的任務：用和平手段扼殺革命；由於人民陣線做不到這一點，它只能痛下殺手，消滅自己的左翼。

與自身的意願相反，統工黨最終成了創建革命黨的主要障礙。第四國際的某些同情者，比如荷蘭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袖斯內夫利特，只滿足於對我方的抽象的、或外交辭令式的同情；他們現在示威性地支持統工黨的半吊子措施、猶豫不決與躲躲閃閃，簡而言之，他們支持統工黨的中派主義路線，因此，他們必須承擔重大責任。革命不能容忍中派主義，反而要揭露和清除中派主義，順便要讓中派主義的辯護士與同夥名聲掃地。這就是西班牙革命最重要的教訓之一。

關於軍事援助

社會黨與無政府派辯稱：為了換取蘇聯的軍事援助，他們只能向斯大林屈服，犧牲自己的原則與良心。這是自欺欺人，而且還很不高明。當然，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都不想捲入謀殺和陷害的勾當。然而，每一種目標都會有相應的手段。從1931年4月開始，早在蘇聯還沒有進行軍事干預的時候，社會黨和無政府主義者就在拚命阻撓無產階級革命。斯大林教會了他們怎樣把這件工作干到底。他們成了斯大林的同謀，只是因為他們與斯大林在政治上志同道合。

假如他們多少還有點革命者的志氣，他們首先就應該這樣來回答蘇聯官僚的訛詐：不僅要繼續進行革命進攻，還要向全世界工人階級揭露斯大林的反革命訛詐。然後逼迫蘇聯官僚公開表態：是要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弗朗哥獨裁？熱月官僚害怕革命，痛恨革命。但他們也害怕陷入法西斯軍隊的包圍。此外，它終究仍得依靠工人。一切跡象表明，蘇聯儘管不情不願，仍然會提供軍火，而且價格要便宜得多。

然而，整個世界並不是圍著蘇聯官僚轉的。內戰爆發已經一年半了，在這段時間裡，本來可以讓一大批民用工廠轉產軍需物資，加強和發展西班牙的軍事工業。這項工作得不到落實，只是因為斯大林和他的西班牙盟友同樣害怕工人組織的主動性。強大的軍事工業可能會成為工人手中的有力武器。所以，人民陣線的領袖寧願選擇依靠蘇聯提供軍火。

在這個問題上，人民陣線的叛賣行徑暴露得特別明顯。它強迫工人組織替資產階級和蘇聯官僚的叛賣性交易承擔責任。在當權集團接受對蘇聯官僚及其英法主子的義務時，身為少數派的無政府主義者確實無法立即加以阻止。但是，他們本來可以、也應該這樣做：在前線奮勇作戰，同時公開同叛徒和叛賣行徑劃清界限；他們本來可以、也應該把真實的情況告訴群眾，發動群眾同資產階級政府作鬥爭，並逐步壯大自己的力量，為最終奪取政權（順便奪取蘇聯軍火）做準備。

有人會問：要是沒了人民陣線，蘇聯恐怕就不會繼續提供軍事援助了，到時該怎麼辦？我們的回答是：要是蘇聯乾脆就不存在，那該怎麼辦？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一場革命是靠有力的國外贊助人提供的軍火獲勝的。能得到國外支持的往往是反革命。法國、英國、美國、日本等國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干涉，難道還需要我們提醒才能想起來？俄國無產階級沒有得到外界的軍事援助，照樣戰勝了國內反動派和外國干涉軍。革命的勝利，首先取決於大膽的社會綱領，它讓群眾奪取武器武裝起來，並瓦解敵軍。紅軍奪取了法國、英國和美國的軍事援助物資，並把外國干涉軍趕下了海。難道這段歷史已被遺忘？

假如工農武裝——或者說所謂的「共和區」——的領袖是革命者，而不是資產階級的懦弱的代理人，那麼軍事援助問題根本不會這麼重要。在弗朗哥的軍隊裡面，有來自殖民地的里夫人[6]，也有墨索里尼的士兵，他們對革命並沒有天生的免疫力。在被社會革命的大火包圍時，法西斯叛軍只能疲於奔命，窮於應付。馬德里和巴塞羅那並不缺少軍火與軍事「天才」，缺的是一個革命先鋒黨！

勝利的條件

群眾在內戰中戰勝剝削者軍隊的條件，其實非常簡單。

1、革命軍的戰士必須對自己為之而戰的目標有清醒的認識：是為了自身的徹底解放，而非為了重建舊的（「民主的」）剝削制度。

2、無論是在革命軍的後方還是敵軍的後方，工農群眾也要有同樣的認識。

3、雙方戰線及各自後方的宣傳，都必須完全浸透社會革命的精神。「先勝利，再改良」的口號，是從聖經諸王[7]到斯大林的一切壓迫者與剝削者共同的口號。

4、政策要由參加鬥爭的各個階級與階層來決定。革命群眾必須擁有直接、迅速地表達自身意願的國家機構。這樣的國家機構只能是工農兵代表蘇維埃。

5、在收復的省份，革命軍必須立即宣布並落實社會革命最迫切的措施：剝奪有產者的糧食、布料和其它庫存，分發給急需它們的人；根據勞動者、特別是戰士家屬的利益，重新分配住房；根據農民的利益，剝奪地主的土地和農具，重新分配給農民；確立工人監督生產的制度，並建立蘇維埃政權，取代原有的官僚機構。

6、必須把社會主義革命的敵人——剝削者及他們的代理人無情地趕出革命軍，即使他們戴著「民主派」、「共和派」、「社會黨人」、「無政府主義者」的假面具。

7、每一支部隊的指揮部都要設一位政治委員，擔任政治委員的人，必須擁有無可指責的革命威信與戰士威信。

8、要在每一支部隊成立黨支部，每個支部都要由被工人組織推薦入伍、並且最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戰士組成。支部成員只有一種特權：在戰鬥時沖在最前面。

9、在內戰初期，不得不任命許多不可靠的異己分子擔任軍隊的指揮員。必須根據他們在戰鬥中的表現、政委的鑒定和基層戰士的評價，對他們進行反覆的考驗與篩選。同時還要對革命工人進行緊張的訓練，把他們培養成指揮員。

10、內戰的戰略，必須把軍事藝術的規則和社會革命的任務結合起來。在宣傳中，在軍事行動中，都要考慮到敵軍的各支部隊中的社會成分（資產階級志願兵、被拉壯丁的農民或弗朗哥的殖民地奴隸）；選擇軍事行動的路線時，必須認真考慮沿途的社會結構（工業區、鄉村、居民擁護革命或反革命、被壓迫民族聚居區，等等）。簡單來說，就是根據革命政策來制定戰略。

11、革命政府與工農群眾的執行委員會都要學會如何贏得軍隊和勞動人民的完全信任。

12、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應當是喚起全世界工人、被剝削農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意識。

斯大林確保了失敗的條件

顯而易見，打贏內戰的條件非常簡單：它們合起來就叫社會主義革命。而在西班牙，這些條件一個都不具備，造成這種情況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革命先鋒黨的缺席。斯大林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一些外在符號搬到了西班牙：政治局、政治委員、黨支部、肅反機關，等等。但是，他卻掏空了這些符號的社會內涵。他拋棄了布爾什維克的綱領，阻止成立蘇維埃——群眾進行革命倡議的必要形式。他利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某些技巧來為資產階級所有制服務。在他狹隘的官僚頭腦之中，他以為光靠「政委」就足以確保勝利。然而私有制的政委只能確保失敗。

西班牙無產階級表現出了一流的戰鬥素質。從革命的第一天開始，西班牙無產階級在國民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它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強於1917年初的俄國無產階級。阻擋它走向勝利的主要障礙，反倒是它自己的組織。共產黨的領導層大多由財迷、投機分子、破落戶——簡單來說，各式各樣的社會渣滓——組成，很符合它的反革命職能。其它工人組織——社會黨（不可救藥的改良主義者）、全勞聯（滿口空話的無政府主義者）、統工黨（軟弱無力的中派主義者）——它們的代表嘟嘟囔囔，唉聲嘆氣，搖來擺去，但是，到頭來他們還是得迎合共產黨。他們齊心協力，讓社會革命的陣營——工農群眾——屈服於資產階級，確切地說，屈服於資產階級的影子。工農群眾失去了自身的獨立立場，並且在內戰中失血過多。

群眾並不缺乏英雄主義，具體的革命者也並不缺乏勇氣。但是，革命者四分五裂，沒有綱領，沒有行動的計劃，群眾也就只能是一盤散沙。「共和軍」的高級將領更關心的是粉碎社會革命，而不是平定叛亂。士兵對軍官失去了信任；群眾對政府失去了信任；農民消極冷漠；工人疲憊不堪；各條戰線上屢戰屢敗；沮喪與失望的情緒到處蔓延。在內戰剛開始的時候，這種情況就不難預見。人民陣線把拯救資本主義制度作為自己的任務，它就註定不能成功平叛。斯大林顛倒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給革命挖好了墳墓。

還要補充幾句：西班牙的經驗再次證明，斯大林根本不理解十月革命和俄國內戰。他那遲緩、偏狹的頭腦，遠遠落後於1917—1921年的暴風驟雨般的事變過程。他在1917年的文章和講話中表達的思想，成了他後來的熱月反動的「理論信條」。就這個意義而言，斯大林在西班牙的政策，跟他在1917年3月布爾什維克幹部會議上的精神一脈相承[8]。但在1917年，他只是害怕革命工人；而到了1937年，他就扼殺了革命工人。機會主義者最終變成了絞殺革命的劊子手。

「後方的內戰」

「可是，要推翻卡巴耶洛和內格林的政府，就等於在共和軍後方發動內戰！」——民主派市儈驚恐地尖叫道，說得好像共和區沒有發生內戰似的，這是一場最卑鄙、最狡詐的內戰：有產者與剝削者對工農群眾的內戰。這場不曾中斷的內戰，體現為逮捕與暗殺革命者；鎮壓群眾運動；解除工人的武裝，重新武裝資產階級警察；把工人部隊丟到前線，不給武器和支援，任其自生自滅；最後是蓄意限制軍事工業的發展。

這些舉動，都是對前線的沉重打擊，或者說是資產階級在自身階級利益驅使下進行的軍事叛賣。但是，「民主派」市儈——包括斯大林黨、社會黨和無政府派在內——卻義正言辭地斷言：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內戰，哪怕是在最接近前線的地區，也是非常自然、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樣可以保障「人民陣線的團結」。相反，無產階級對「共和派」——即反革命——的內戰，在這些市儈眼中就是罪惡的，是「法西斯叛亂」，是「托派暴行」，因為它破壞了「反法西斯力量的團結」。諾曼·托馬斯[9]、艾德禮[10]少校、奧托·鮑威爾、齊隆斯基[11]、馬爾羅之流，還有杜蘭蒂[12]和路易斯·費舍爾之類的謊言小販，在全世界到處散播這些奴才的智慧。在此期間，人民陣線政府從馬德里撤到瓦倫西亞，又從瓦倫西亞撤到巴塞羅那。

事實證明，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粉碎法西斯主義，同樣地，只有在統治階級陷入深刻危機之時，無產階級起義才有可能成功，而民主派市儈們卻利用深刻危機為借口，斷言無產階級起義不可能成功。假如無產階級要靠民主派市儈來告訴自己何時能獲得解放，怕是只能永世為奴。幫助工人看穿反動市儈的假面具下的真面目並唾棄他們，是革命者的首要任務！

結局

斯大林派對共和陣營居高臨下發號施令的局面，不會持續太久。假如人民陣線政策導致的失敗，迫使西班牙無產階級重新發動革命進攻，一旦他們成功，斯大林黨就會被鐵掃帚掃到一邊。但更可能發生的是：斯大林把給革命掘墓的臟活干到底，如果他真干成了，也沒人會感激他。西班牙資產階級需要斯大林來絞殺革命，卻不需要他的教育或庇護。在西班牙資產階級眼裡，無論是英國和法國，還是德國和義大利，都比蘇聯更有吸引力。在最終慘敗之前，斯大林也可能掩埋罪證，把一切責任推給他最親密的盟友。然後李維諾夫[13]將會乞求弗朗哥同蘇聯恢復外交關係。這種醜行已經不是頭一次了。

就算所謂的共和軍能徹底戰勝弗朗哥將軍，這也不等於「民主」的勝利。工農群眾曾兩次把資產階級共和派及其左派代理人推上台，第一次是在1931年4月，第二次是在1936年2月。人民陣線的英雄們兩次都把人民的勝利果實拱手交給資產階級最反動、最堅決的代表。假如人民陣線的將領們能贏得第三次勝利，那就意味著他們踩在工農群眾背上，同法西斯資產階級同流合污。這種制度只會是另一種軍事獨裁，它與弗朗哥獨裁的區別，可能就是沒有國王，沒有天主教會的公開統治。

最後，「公正無私的」英法兩國可能會利用共和軍的局部勝利，在雙方之間進行調停，促使雙方停戰。不難理解，假如這種情況真的發生了，「民主」的最後一點殘餘將會在米亞哈[14]將軍（共產黨員！）和弗朗哥將軍（法西斯分子！）的熱烈擁抱中窒息。重申一遍：內戰的勝利者要麼是社會主義革命，要麼就是法西斯主義。

順便說一下，這出悲劇可能會在最後一刻變成鬧劇。在人民陣線的英雄好漢們登上輪船和飛機，逃離最後的都城之前，他們可能會宣布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革措施，給人民留下「美好的回憶」。但這也無濟於事。全世界工人將會懷著仇恨與輕蔑，把毀滅了這次英雄史詩般的革命的這些黨派牢牢記在心裡。

西班牙的悲劇，是對全世界先進工人發出的駭人警告，它或許是更大的劇變到來之前的最後警告。馬克思說過：「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這個火車頭跑得比那些半革命黨或四分之一革命黨的思想更快；落在後面的人，就會被火車頭的輪子碾碎，而主要的危險，便在於由此導致的出軌失事。

對於革命的一切問題，都要追根究底，推出最終的具體結論。必須使每一條政策都符合革命的基本法則，也就是說，在階級與階級相互廝殺之時，要去認真研究各方的真實動向，並以此來調整政策，而不能去迎合那些自稱「人民陣線」或其它什麼陣線的膚淺的小資產階級團體的偏見或恐懼。在革命中，阻力最小的路線，也是會造成最大災難的路線。害怕被資產階級「孤立」，就等於自絕於群眾。迎合工人貴族的偏見，就等於叛賣工人，叛賣革命。時時念著「穩健」，就等於罪惡地忽視了階級利益。這就是西班牙最誠實的政治組織——堅持中派主義路線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覆滅，給我們留下的主要教訓。倫敦局旗下的各個政黨與集團，顯然不想、或不願從歷史留下的最新警告當中吸取必要的教訓。這意味著自取滅亡。

失敗給新一代革命者提供了養分，他們正在從中吸取教訓。這一代革命者在實踐中檢驗了第二國際的可恥名聲。他們探測了第三國際墮落的深度。他們學會了根據行動而非言論來評價無政府主義者。這是一所偉大而無價的學校，無數戰士用自己的鮮血換來了寶貴的經驗教訓！今天的革命骨幹只會集結在第四國際的旗幟下。第四國際誕生於失敗的驚雷之中，它將率領勞動者走向勝利。

發表於《社會主義呼聲》，1938年1月8日和15日，由約翰·G·萊特（John G. Wright）從俄文譯為英文，中譯文即根據萊特的英譯文轉譯，並參考了李星同志的譯文。

[1] 路易斯·費舍爾（Louis Fischer，1896年2月29日——1970年1月15日），美國記者，1923—1945年擔任《國家》記者，曾長期報道蘇聯和共產主義運動。——中譯者注

[2] 胡安·加西亞·奧利維爾（Juan García Oliver，1901—1980），1920年參加全勞聯，二十年代初參加「團結」小組，參加過多次襲擊活動。1931年參加伊無聯，積極鼓吹激進的革命路線。1936年11月4日參加卡巴耶洛政府，出任司法部長。在1937年5月巴塞羅那起義中勸說起義者投降。同年5月17日被解除部長職務。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3] 十月革命後，克倫斯基於1917年11月8日逃往普斯科夫，任命保皇派將軍彼得·尼古拉耶維奇·克拉斯諾夫（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аснов，1869—1947）為總司令，企圖藉助克拉斯諾夫的兵力殺回彼得格勒鎮壓革命。然而，11月13日，克拉斯諾夫的軍隊在普爾科沃高地被赤衛隊粉碎，克拉斯諾夫本人也被赤衛隊抓獲，叛亂隨即破產。——中譯者注

[4] 何塞·布埃納文圖拉·杜魯蒂·杜曼赫（José Buenaventura Durruti Dumange，1896年7月14日——1936年11月20日），生於雷昂一個鐵路工人家庭，14歲時在鐵路上當機修學徒。1913年參加工人總同盟，在1917年大罷工中，由於堅持革命立場，被工總開除。為了躲避反動政府的追捕，逃往法國，1920年返回西班牙，1921年前往巴塞羅那，1922年在那裡成立了「團結」小組，1923年「團結」小組刺殺了紅衣主教索爾德維利亞。普里莫·德·里維拉建立獨裁政權後，杜魯蒂同「團結」小組向反動政府發動了多次襲擊，隨後逃往阿根廷，又重新返回西班牙。內戰爆發後，杜魯蒂積极參加反法西斯民兵的工作，在馬德里保衛戰中犧牲。——中譯者注

[5] 涅斯托爾·伊萬諾維奇·馬赫諾（Нестор ?ванович Махно，1888年10月26日[新曆11月7日]——1934年7月25日），烏克蘭無政府主義者，十月革命後，在烏克蘭組建了代表落後農民的「黑軍」，既反對紅軍，也反對白軍。1921年，黑軍被紅軍粉碎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6] 弗朗哥軍隊中有大量來自西屬摩洛哥的土著居民，最野蠻、最落後的部隊就是由他們組成的。——中譯者注

[7] 指聖經中記述的歷代猶太人君主。——中譯者注

[8] 二月革命爆發後，布爾什維克於1917年3月底舉行全國幹部會議，斯大林在會上表示擁護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反對工人奪取政權。——中譯者注

[9] 諾曼·麥頓·托馬斯（Norman Mattoon Thomas，1884年11月20日—1968年12月19日），生於俄亥俄州馬里昂市（Marion），1905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1911年擔任長老會牧師。一戰期間持和平主義立場，反對美國參戰。1917年參加美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曾六次代表美國社會党參加總統大選。——中譯者注

[10] 克萊門特·理查德·艾德禮（Clement Richard Atlee，1883年1月3日——1967年10月8日），英國政客，1935—1955年任工黨領袖，1945—1951年任首相。——中譯者注

[11] 讓·齊隆斯基（Jean Zyromski，1890年4月20日——1975年10月20日），1912年參加社會黨，一戰爆發後支持戰爭，1914年參軍，在馬恩河戰役中負傷。1919年退役。在1920年圖爾代表大會上決定留在社會黨內。1926年社會黨與激進黨組成的左翼聯合政府垮台後，他在社會黨內成立了左翼派別「戰鬥的社會主義者」（La Bataille socialiste），他反對同激進黨組成聯合政府，主張與共產黨合作。在人民陣線的組建過程中，他發揮了重要作用。二戰期間暫時退出政治活動。1946年退出社會黨，參加了共產黨。——中譯者注

[12] 沃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1884年5月25日——1957年10月3日），英國記者，一戰期間開始為《紐約時報》工作，1921年前往蘇聯，1922—1936年任《紐約時報》駐莫斯科首席記者。——中譯者注

[13] 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李維諾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Лит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蘇聯外交官，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員。——中譯者注

[14] 何塞·米亞哈·梅南特（José Miaja Menant，1878年4月20日——1958年1月14日），生於奧維耶多，1896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曾在阿斯圖里亞斯與摩洛哥服役。雖然曾參加西班牙軍事同盟，但並沒有參加叛亂。1936年7月19日任陸軍部長。同年11月6日出任保衛馬德里委員會主席，不久後參加西共。內戰期間曾擔任中央戰區司令。1939年支持卡薩多政變。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