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班牙革命的經驗來考驗思想與個人

07-09

用西班牙革命的經驗來考驗思想與個人

來自專欄譯文小站

用西班牙革命的經驗來考驗思想與個人

（1937年8月24日）

致第四國際全體支部：

西班牙革命在先進工人心目中具有非凡的意義，它不僅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也是學習革命戰略的學校。所有人、所有思想都要接受非常重要的、可以說是絕對可靠的考驗。每一個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都負有這樣的義務：不僅要研究革命中的各種事件，也要研究被吸收進我們隊伍的各種團體和個人在西班牙革命中的政治立場。

費雷肯同志與斯內夫利特同志

在這封信中，我要專門分析比利時支部的領導人之一費雷肯同志的立場，他的立場具有重大的教育意義。在今年六月下旬召開的革命社會主義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費雷肯就西班牙問題做了報告。這個報告發表在比利時支部的內部刊物的六月—七月號上，篇幅很短，頂多只有二十五行，卻清晰地暴露了費雷肯同志的錯誤，這些錯誤對於比利時支部和整個國際都是非常危險的。

眾所周知，荷蘭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袖斯內夫利特同志完全支持統工黨的政策，可見他已經遠遠偏離了革命馬克思主義。費雷肯同志的立場稍有不同。他比較謹慎一些，他過去和現在的論斷中總是留有餘地：「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談到統工黨的時候，他從我們共同的武器庫中借走了不少論據，對統工党進行了「批判」。但他的立場基本上是中派主義的，這比斯內夫利特同志的立場更能攪亂我們隊伍的思想。因此，必須認真地批判費雷肯的思想。

樂觀的宿命論是中派主義的一種表現

費雷肯做這個報告的時候，統工黨還沒有被打垮，斯大林在西班牙的代理人（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1]之流）還沒有卑鄙地暗殺統工黨的領袖。我們會堅決捍衛寧以及他的夥伴，不讓莫斯科及其它地方的惡棍用無恥讕言玷污他們的榮譽。但是，寧的悲慘命運，不能改變我們的政治評價，因為我們是根據無產階級的歷史利益而非感情因素來進行評價的。

長期以來，費雷肯同志對統工黨的評價都是完全錯誤的，他以為統工黨會在事變的壓力下「自動」左傾，所以我們在西班牙的政策就應該局限於「批判地」支持統工黨。這種宿命式的樂觀預言是十足的中派主義，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它已經被事變本身給駁倒了。只需提起一件事就夠了：統工黨的整個政策都浸透了這種樂觀的宿命論，它的領導層迎合無政府主義領袖，指望後者能自動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而費雷肯也對統工黨的領袖寄予了同樣的期望。一切期望都已徹底破滅：在事變的壓力下，無政府主義的領袖和統工黨的領袖並沒有倒向左邊，而是倒向右邊。費雷肯不但沒有公開承認自己的政策是錯誤的，反而還想偷偷轉到與昨天截然不同的新立場上，這隻會造成更大的思想混亂。

簡析統工黨

費雷肯在報告開頭寫道：「與已經存在了幾十年的全勞聯和伊無聯相比，統工黨還很稚嫩，它的成分還不夠均勻，它的左翼還很弱小。」這一判斷，不僅是對斯內夫利特的立場的嚴厲批判，也是對費雷肯以前的立場的嚴厲批判。有什麼東西能保證它一定會左轉？而且，他這個判斷也是故意說得十分模糊。「它的左翼還很弱小」，在這個語境里，「左」這個字沒有任何意義。費雷肯指的是統工黨內的馬克思主義派還是左翼中派主義派？他避而不答。還是讓我們來回答他吧：無論如何都不是指馬克思主義派，因為統工黨已經開除了「托派」。但是，就連左翼中派主義派都很弱小。費雷肯在這一點上說對了。然而，這就意味著經過六年革命後，統工黨的政策仍然是由右翼中派主義者決定的。這才是原原本本的真相。

費雷肯同志對統工黨的「批判」

現在我們來聽聽費雷肯是怎麼批判統工黨的：「統工黨犯的一個錯誤是在大選時參加了人民陣線。在7月19日，他們用武裝鬥爭糾正了這個錯誤。另一個錯誤是參加政府和解散工人委員會[2]。但在退出政府後，統工黨就開始整頓自己的隊伍了。」

這些話乍一看像是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實際上，費雷肯這些似是而非、不痛不癢的批判，不但沒有揭露、反而掩蓋了統工黨——以及他自己——的機會主義策略。最令人驚訝的是，他認為統工黨的問題僅僅是犯了一些孤立的「錯誤」，而沒有對統工黨的全盤政策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任何組織都會犯「錯誤」。馬克思犯過錯，列寧也犯過錯，整個布爾什維克黨也犯過錯。但是，由於根本路線是正確的，這些錯誤很快就得到了糾正。然而，統工黨的問題卻不是一些孤立的「錯誤」，而是它的根本路線是不革命的、中派主義的，可以說它的根本路線是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換句話說，對於革命黨來說，「犯錯」是意外情況；而對統工黨來說，偶爾走對了幾步才是意外情況。

1936年7月19日

費雷肯提醒我們：統工黨在1936年7月19日參加了武裝鬥爭。這當然沒錯！整個無產階級都參加了這個鬥爭，只有反革命組織才不參加，而我們並沒有把統工黨定性為反革命。但是，在那段日子裡，群眾迫使無政府派、社會黨和統工黨接受了自己的政策，怎麼能說參加群眾的武裝鬥爭就能「糾正」參加人民陣線這個「錯誤」呢？難道統工黨改變了自己的政策方針嗎？根本沒有！儘管工人在7月19日的鬥爭中確實取得了勝利，但這個鬥爭只產生了一種模糊的雙重政權狀態，這都是因為沒有一個組織擁有必要的清醒頭腦與勇氣，不能把鬥爭進行到底。統工党參加人民陣線並不是偶然的「錯誤」，而是它自身的機會主義性質使然。在七月事變中，改變了的只是外部形勢，統工黨的中派主義性質並沒有改變。統工黨在大選中迎合了人民陣線的選舉機關。在七月事變中，它的左轉只是對它先前的右轉的彌補，卻根本算不上「糾正」。在左轉的過程中，統工黨根本沒有改變自己的騎牆立場，這也為它後來的覆滅埋下了禍根。

參加政府

費雷肯說：「另一個錯誤是參加政府和解散工人委員會。」如果說統工党參加了七月起義，就已經「糾正」了它先前的錯誤政策，那麼這「另一個錯誤」又是怎麼來的？

其實，統工黨會參加政府，正是它的中派主義性質使然，使它發生了新的搖擺。斯內夫利特同志說他對此表示「理解」。可惜啊，這種含糊的說法，只能暴露出斯內夫利特並不理解革命時期的階級鬥爭的規律。

在七月事變中，假如加泰羅尼亞無產階級能得到正確的領導，他們本來是能夠奪取政權，而又不用付出過多的努力和犧牲的，這樣一來，他們就能在西班牙全國開啟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然而，他們只得到了一種雙重政權：一邊是無產階級的工人委員會，另一邊是由資產階級的馬前卒（斯大林派、無政府派和社會黨的領袖）組成的共和國政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統工黨的錯誤導致的。工人階級的利益，要求把一切權力交給工人委員會——即西班牙的蘇維埃，儘快消除這種曖昧而危險的形勢。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的任務就是以「權力統一」為名，消滅工人委員會。寧參加政府，就是在配合資產階級對付無產階級。如果斯內夫利特對此也能「理解」，那他就太可惡了。費雷肯要比斯內夫利特謹慎得多：他認為參加政府是「另一個錯誤」。不錯嘛，直接配合資產階級政府對付工人委員會，僅僅是個「錯誤」！

「但是」，費雷肯馬上改了口，「退出政府後，統工黨就開始整頓自己的隊伍了。」這是在睜眼說瞎話，就在前面的引文里，費雷肯在分析統工黨的性質時，認為它成分不均，左翼力量弱小。在它內部，就連左翼中派主義者也只能形成一個虛弱的少數派，那對這個黨來說，「整頓」意味著什麼？或許我們應該把「整頓」理解為開除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

對國際書記處的批判

在為中派主義辯護時，費雷肯做得太過分了。他對統工黨和國際書記處各打五十大板，在列數統工黨的「錯誤」之後，馬上又列數國際書記處的「錯誤」。我們看看他具體是怎麼說的。

「國際書記處的錯誤是：在7月19日之後，整整過了十天，巴黎的國際書記處還沒有表明立場。他們不理解七月事變的重大意義。他們沒有出席布魯塞爾大會；他們只會對巴黎決議照本宣科。他們本來應該利用這個機會，推動統工黨接受革命路線。可是他們卻發表了托洛茨基的信件，同寧斷絕了關係。」

這些「指控」真是讓人莫名驚詫！當然，國際書記處在具體操作中難免會有疏失，甚至會犯下一些政治錯誤。但是，把這些錯誤與統工黨的機會主義政策等量齊觀，就是想在一個敵視我們的黨與我們自己的國際組織之間，錯誤地充當仲裁者。費雷肯同志的缺點之一就是缺少分寸感，他在這裡再次暴露了這個令人沮喪的缺點。不過，還是讓我們更加仔細地分析一下他的指控吧。

7月19日之後，過了「整整十天」，國際書記處還沒有表明立場！確實如此，但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缺少信息嗎？還是因為謹慎過度？費雷肯沒有解釋清楚。當然，能夠立即「表明立場」當然更好，但是必須表明正確的立場。國際書記處是最高行政機關，在採取政治立場時必須十分謹慎，它既沒有、也無法直接指導西班牙的鬥爭，所以它在表明立場時更要萬分謹慎。如果說，國際書記處在「整整十天」後還沒有表明立場是犯了錯誤的話，那麼費雷肯同志在過了整整一年之後，立場仍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更加大錯特錯。

布魯塞爾大會

你們瞧，為了「推動統工黨接受革命路線」，就得在布魯塞爾再次參加中派主義者的可憐的、毫無意義的大會。難道說，應該在布魯塞爾的封閉會議室里，讓中派主義者來「影響」統工黨嗎？難道不是應該讓巴塞羅那的革命群眾來影響它嗎？難道說我們是第一次接觸統工黨的領袖嗎！難道在過去六年里，我們不是一直在竭力「推動」他們接受革命路線嗎！我們用盡了一切辦法：大量的通信、派遣代表、建立組織關係、發表了無數的文章和小冊子，最後是公開的批判。然而，統工黨的領袖不但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政策，反倒被革命的無情需求給嚇怕了，堅決地採取了中派主義路線。在費雷肯看來，這一切顯然都是毫無意義的！在他看來，有意義的就是……布魯塞爾的中派主義大會，在那個大會上，費雷肯可以向一兩個統工黨領袖講話，而他能講的頂多也就是我們以前講過成百上千次的內容。費雷肯同志又在用宗派主義來給中派主義打圓場了。

能在一千零一次大會上表現自己，就是宗派主義者最重要的人生價值！

托洛茨基的信件

接下來是最後一個指控：公開發表托洛茨基的信件。據我所知，這封信本來是不打算公開發表的。但是，只有毫無政治洞察力的人，才會以為發表這封信會對我們與統工黨的關係產生重要影響。這封信指出，同資產階級結盟就是背叛無產階級。難道這不對嗎？

寧的動機是真誠的，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一點。但是，參加人民陣線就是背叛，這個政治評價是完全正確的。所以，公開這封信怎麼就會導致我們「同寧斷絕了關係」呢？其實，早在這封信公開之前，我們就已經同他斷絕關係了，這絕非偶然：他的整個政策都與我們背道而馳。早在三年以前，托洛茨基的信件還沒有公開的時候，寧就已經同我們決裂了，那可不是出於一時衝動。費雷肯的意思難道是說，寧在大選之後開始向我們靠攏，但公開發表這封信卻打斷了這個過程？

費雷肯的話只可能有一種意思，即使他的話里隱含著其它的意思。其實我們都知道，寧和他的夥伴仍然認為他們參加人民陣線和政府的做法是正確的，他們甚至還想重返政府。又一次，問題不僅僅是犯了個別「錯誤」，而是整個政治路線都出了錯。

最後，假如有人承認，統工黨理解了自己參加人民陣線是「錯誤」的，那麼，公開發表一封深入分析這一錯誤的信，又怎麼會妨礙統工黨的進步呢？費雷肯的意思難道是說（假如他真的想說什麼的話！），寧被這封信激怒了，所以決定回到原先的錯誤立場嗎？但是這種觀點其實是對寧的侮辱，因為指導他的是政治思想，而不是可憐的自尊心。

這就是費雷肯列舉的國際書記處的「錯誤」，他把這些「錯誤」與統工黨的機會主義等量齊觀。這隻能暴露出他自己的立場位於馬克思主義與中派主義之間。

為五月事變所做的準備

然後，費雷肯談起了今年的五月事變。他寫道：「可以認為統工黨預見到了這一事變，並且一直在為此做準備。事變的規模超出了它的預料，但是所有政黨都對此措手不及。」

他的每一句話都是錯的；這不是偶然的錯誤，而是錯誤政治路線的產物。只有做到了下面這些事，才算是「預見」到了五月事變並為此做好了準備：宣布向加泰羅尼亞和西班牙的資產階級政府發動不妥協的鬥爭；拒絕同資產階級政府進行任何形式的政治合作；針鋒相對地反對其它政黨的階級合作路線，也就是要反對其它政黨——首先是全勞聯——的領導層；時時刻刻都要提醒群眾，不要把資產階級的走狗當成革命領袖！如果統工黨執行了這種不妥協的政策——當然，同時還要積極地參加平叛戰鬥與群眾的革命行動——它就能在全體工人，首先是在加泰羅尼亞無產階級當中占絕大多數的無政府派群眾當中，贏得堅不可摧的威信。然而，統工黨卻想讓自己的領袖重返反革命政府，同時又在每一期《戰鬥報》上宣揚工人可以和平奪取政權的幻想。統工黨甚至還為此進行了幼稚的宣傳活動，企圖讓資產階級政府專門召開大會，從而……把政權轉交給工農群眾。統工黨為什麼會對五月事變措手不及，五月事變為什麼是統工黨走向滅亡的一個步驟，原因就在於此。

費雷肯大喊：「但是所有政黨都對此措手不及。」這句不可思議的話再次暴露出他根本不了解馬克思主義政黨與中派主義政黨的區別。誠然，應當承認：任何一個革命黨都不能準確預測一場真正的群眾起義會在什麼時候爆發，它的規模會有多大，它的預測多少都會有一些偏差。但區別就在於這個多少的程度上：在這裡量變會引發質變。在事變中，中派主義政黨不知所措，隨波逐流；而革命黨卻能在決戰中準確把握形勢，確保最終的勝利。

「採取守勢而非發動進攻」

費雷肯繼續寫道：「統工黨在5月4日和5月5日的政策是正確的：採取守勢而非發動進攻。在偶發事件中草率奪取政權是冒險主義。統工黨的錯誤主要在於在撤退時製造幻想，把失敗粉飾成勝利。」

你們瞧，費雷肯像藥劑師一樣，精確地掂量統工黨的「正確」與「錯誤」。可他的整個論述全是錯誤的。有誰說過——在哪裡說過——在五月奪取政權是冒險主義？首先，這並不是統工黨的意見。就在五月事變的前一天，它還在向工人們保證，只要工人「想要」政權，不用武力也能成功。工人就「想要」了。這裡面哪裡有冒險主義呢？斯大林派的惡毒挑釁，固然是激發五月事變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從我們關注的視角來看，它只是一個次要因素。五月事變後的一切報道都表明，如果能有一個嚴肅而自信的領導層，起義本來是能夠勝利的。在這個意義上，統工黨的意見（只要工人「想要」政權，就能成功）是正確的。它只是忘了補充：可惜你們並沒有一個革命的領導層。統工黨不能領導加泰羅尼亞無產階級發動革命進攻，只是因為它先前的一切政策使它無法發出這樣的號召。

1917年七月事變與1937年五月事變

到了這裡，費雷肯同志可以這樣反駁：「在1917年七月事變中，布爾什維克並不打算奪取政權，只是採取守勢，率領群眾撤離戰場，盡量減少傷亡。那為什麼統工黨採用這種政策就是錯誤的呢？」

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這種論調。斯內夫利特同志和費雷肯同志特別喜歡提醒我們「西班牙不是俄國」，不能照搬「俄國的」方法。這種抽象的說教毫無意義。不管我們做得怎麼樣，在過去六年里，我們一直在努力分析西班牙革命的具體情況。早在西班牙革命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就提醒大家注意：不要指望西班牙革命能像1917年俄國革命一樣進展迅速。相反，我們把它比作法國大革命：從1789年開始的法國大革命，經過一系列階段後，才在1793年達到了頂點。我們根本不想把歷史事件當成公式來生搬硬套，所以，我們才會認為，不能把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7月的彼得格勒所使用的策略，照搬到1937年5月的加泰羅尼亞。「西班牙不是俄國」。兩者之間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

彼得格勒無產階級是在什麼時候舉行武裝示威的？是在革命開始後的第四個月，是在布爾什維克黨提出了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綱領（列寧的四月提綱）後的第三個月。遼闊的俄國大地上的絕大多數人口，當時才剛剛開始擺脫二月的幻想。有關布爾什維克的第一批傳聞，才剛剛傳到前線上的一千二百萬士兵耳中。在這種情況下，孤立的彼得格勒無產階級的起義，一定會被粉碎。所以必須爭取時間。正是由於這種具體條件，布爾什維克才採取了那種策略。

然而，五月事變是在西班牙革命已經開始了六年之後發生的，而不是短短四個月。西班牙群眾已經擁有了豐富的經驗。他們早就拋棄了1931年的幻想，也不想再吃人民陣線這鍋炒來炒去的冷飯。他們一再向全國展示了自己擁有鬥爭到底的決心。假如加泰羅尼亞無產階級能在1937年5月奪取政權——他們在1936年7月就已經奪取過一次了——他們就會得到全西班牙的支持。就算資產階級—斯大林派反動勢力想打垮加泰羅尼亞工人，也會連兩個團都湊不出來。在弗朗哥的佔領區，不僅工人，而且農民都會起來支持加泰羅尼亞無產階級，法西斯叛軍會被孤立，最後不可避免地瓦解。在這種情況下，恐怕沒有哪個外國政府敢把自己的軍隊貿然投入西班牙這口沸騰的油鍋。外國干涉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並且極有可能引火燒身。

當然，在每一次起義中，都會有不確定的和冒險的因素。但是，五月事變的後續發展表明：即使起義遭到失敗，西班牙無產階級的處境也會變得比現在更為有利，更何況只要有一個革命黨，就能確保他們的未來了。

費雷肯同志斷言：在偶發事件中奪取加泰羅尼亞政權是「冒險主義」，可他有什麼根據嗎？根本沒有，除了……他急切地想為中派主義的無能打圓場，同時也給他自己的政策打圓場，因為他自己的政策無非是中派主義的「左傾」幻象罷了。

費雷肯為統工黨開除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行為所作的辯解

費雷肯這段話的結語，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整個報告的水平：「有人說統工黨沒有黨內民主；可是，如果波爾迪加派想參加我們黨，我們肯定會允許他們加入，但是不會讓他們獲得建立派別組織的權利。」這話是誰說的？是中派主義的辯護律師，還是把自己視為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革命者？看不出來。費雷肯對統工黨的黨內民主非常滿意。當機會主義者把革命者開除出黨時，費雷肯說：機會主義者是正確的，因為可惡的革命者居然建立了自己的派別組織。

我們再回想一下，費雷肯在報告開頭是如何評價統工黨的：它「還很稚嫩，它的成分還不夠均勻，它的左翼還很弱小」。由於它的成分不夠均勻，從本質上來說，它完全是由各種派別組成的，可它並沒有開除公開的改良主義者，沒有開除加泰羅尼亞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當然也沒有開除中派主義者，卻只開除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難道這還不夠說明問題嗎？然而，「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費雷肯卻支持中派主義者開除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行為。你們瞧，這在費雷肯眼中，只是一個是否有權建立派別組織的法律問題，而不是各派的綱領與策略的政治問題。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中派主義政黨內的革命派別是積極因素；革命黨內的宗派主義或機會主義派別是消極因素。費雷肯把這個問題簡化成了派別組織是否有權存在的問題，只能暴露出他把馬克思主義和中派主義完全混為一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這樣說：「有人說統工黨沒有黨內民主。這是不對的。統工黨擁有黨內民主，但只有右翼分子、中派分子和攪亂思想的人才能享有，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卻不能。」換句話說，統工黨的黨內民主的程度，是由它的中派主義政策的實質內容——堅決反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而決定的。

不可饒恕的誹謗

然而費雷肯還不肯罷休。為了袒護統工黨，他還直接誹謗（沒有別的詞可以形容這種行為！）我們在加泰羅尼亞的同志。他說：「巴塞羅那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支部是由一幫投機分子和冒險家組成的。」簡直難以置信！這話是什麼人說的？是社會民主黨？是斯大林派？還是階級敵人？不，這是我們的比利時支部的領導人說的。這句話表明他還是死抱著已經為整個事變過程所暴露的錯誤不放！假如比利時支部的公報落到巴塞羅那的格伯烏特務手中，他們就會說：「根據費雷肯本人的供詞，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都是投機分子和冒險家。因此，必須消滅他們！」

我認為，我們所有的支部都有義務宣布：費雷肯同志的誹謗是不可容忍的，我們懷著義憤之情，堅決反對他的誹謗，並以我們的全部國際威信來支持我們年輕的巴塞羅那組織。我還得補充一點：我們在巴塞羅那的同志在今年7月19日發出的綱領性號召，表明他們對於革命任務的理解，在深度上和嚴肅性上，都遠遠超過了費雷肯。國際書記處的真正「錯誤」，在於它至今都沒有譴責費雷肯的報告，也沒有堅持讓比利時支部譴責費雷肯。

必須再次幫助費雷肯同志返回正確的路線

我們根本不想加劇我們之間的分歧。在多種情況下，在比利時支部和國際組織的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階段，我們曾與費雷肯同志多次發生衝突。我們全都讚賞費雷肯同志對工人階級事業的獻身精神，他把自己的熱情和精力全都無私地獻給了這項事業。青年工人都應當在這方面向費雷肯同志看齊。可惜他的政治立場經常忽左忽右地偏離了馬克思主義路線，而且，對於那些堅持馬克思主義路線的人，他也並不寬容。費雷肯同志的宗派主義傾向曾對比利時支部造成了不小的傷害，我們曾不得不同他的這種傾向作過艱苦的鬥爭。但是，我們當時就很清楚，從宗派主義這朵蓓蕾中，總是會開出機會主義的花朵。現在我們面前就有一個非常突出的事例，證明了這條政治園藝學的規律。費雷肯同志已經證明，在次要問題或組織形式問題上的宗派主義，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政治問題上就會表現為機會主義。

民主是第四國際黨內生活的基本原則。費雷肯同志在行使民主權利時，把它弄得非常寬泛，有時甚至到了無政府主義的地步。無論如何，民主制度的優點在於：依靠大家的經驗，通過同志式的討論，可以讓絕大多數成員自由地形成具有權威性的意見，並能及時制止少數派，不讓少數派在歧路上繼續走下去。這就是我們現在能給比利時支部和荷蘭支部開出的最好的藥方。

本文發表於社會黨代表大會組織委員會《內部公報》，1937年10月1日，署名為「克魯克斯」。

[1] 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洛維奇·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年3月9日——1938年2月10日），1903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原屬孟什維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間曾領導波蘭和克里米亞的起義。革命失敗後被捕，被判處二十年苦役。1910年越獄後流亡法國。一戰爆發後參加布爾什維克。1917年5月回國，在十月革命期間參加了起義的準備工作，並率領赤衛隊攻佔了冬宮。內戰期間在南俄和烏克蘭等地指揮紅軍作戰。內戰結束後曾接近托洛茨基，並曾擔任過蘇聯駐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波蘭大使。1934年5月至1936年9月任俄羅斯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總檢察長，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任蘇聯駐巴塞羅那總領事。1937年9月任俄羅斯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司法人民委員。1938年2月遇害。1956年平反。——中譯者注

[2] 叛亂爆發後，工人在平叛過程中，自發成立了各種委員會，接管了大部分權力，在共和區形成了與資產階級政權分庭抗禮的「第二政權「。但是，由於缺乏一個合格的革命先鋒黨的領導，工人未能保住已經到手的權力，在人民陣線各政黨的協助下，這些委員會在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逐漸被資產階級政府解散，它們的權力也被收回。這些委員會名目繁多，在此統稱為「工人委員會」。——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