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忠誠

上個世紀80年代有位作家寫了篇著名的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在這部報告文學中，作家將那種懷有虔誠的政治信仰並且受到當政者賞識、表揚和稱讚的稱為「第一種忠誠」；而那種對當政者雖然忠心不二，但是又不為當政者所理解和寵愛並受到迫害的則被認為是「第二種忠誠」。據此來看，胡風的為人和他的遭遇則無疑是典型的後者。

忠誠於黨

胡風毫無疑問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縱觀他的一生，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都忠於中國共產黨，熱愛領袖，熱愛事業，熱愛自己的國家。雖然他的歷史有些地方比較模糊，但是他的忠誠卻是絕對不用懷疑的。從胡風的成長曆程來看，早在1920年，他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感召，在家鄉蘄春積极參加遊行宣傳和抵制日貨等行動。在蘄春縣立高小讀書時，胡風廣泛閱讀了魯迅等文化先驅的作品和當時新的書刊雜誌，思想開始走向激進，與同學創辦了小刊物《新蘄春》，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後來的五卅運動和到日本留學的經歷促使胡風的思想觀念朝著左的方面轉向，從而使他成為左翼陣營里的一名堅定的戰士，一位傑出的左翼文藝理論家。這一點本來是無庸置疑的。這是因為，他的理論觀點不僅與30年代的中共在上海的重要代表馮雪峰的思想趨於一致，40年代在重慶時還在周恩來領導下為共產黨工作，而且他還廣泛地閱讀了馬列主義著作，深受魯迅的賞識，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理論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雖然胡風在30年代因為兩個口號的論爭曾經與周揚、徐懋庸等人鬧點意見，產生過不愉快，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卻一直是毫無二心的。就連1970年台灣出版的陳敬之的《三十年代文壇與左翼作家聯盟》都認為：胡風「左得出奇」，「在對黨的『忠心耿耿』上，陳敬之說胡風與周揚毫無兩樣，在提倡革命文藝，宣傳共產黨的思想，鼓動青年參加無產階級革命上，胡風與周揚也是一致的，功勞也甚為顯著」。（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43頁）

從胡風的內心來看，他雖然與周揚等人鬧過矛盾，心裡有些不滿，但是他無論對毛澤東還是周恩來都是非常尊重和愛戴的，他一直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視為自己的事業，所以他為中國革命的勝利而歡呼。1949年初，「他是以嚮往北極星的心情進解放區的」（梅志：《胡風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551頁）。在參觀了「解放區」的工廠、企業，會見了許多新老朋友之後，胡風分別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寫信，彙報自己來到「解放區」這些日子裡的感受：「我走的是滿天星滿地花的道路。」（梅志：《胡風傳》，第558頁）其激動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稍後的新中國成立盛典上，胡風被安排上了天安門城樓的觀禮台。當他看到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升起的時候，胡風的心頭湧起了強烈的幸福感。回去以後，胡風難以平抑心頭的激動和興奮，構思並創作長詩《時間到了》（後改名為《時間開始了》），表達自己的心聲。

「宗派」矛盾

然而，胡風的那顆為中共燃燒著的赤誠之心，並沒有被認可，得不到應有的承認。包括當事人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胡風之所以在新中國成立時受到冷落，並且後來受到迫害，被捕入獄，主要是文藝界的宗派主義。這種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早在1933年，胡風由於不了解左聯內部的矛盾，剛從日本回國時，胡風與周揚、馮雪峰、魯迅等都有聯繫，但是隨著打交道的日益頻繁，胡風發現周揚的那一套有點官僚主義的架勢，而魯迅則比較平易近人，而且擁有共同語言，於是他與馮雪峰、魯迅建立了密切的關係，而與周揚等人關係相對疏遠。後來彼此之間又為兩個口號鬧得不可開交。抗戰爆發後不久，周揚等人奔赴延安，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堅強堡壘，形成了強大的勢力，特別是他們由於及時領會、宣傳和貫徹最高領導人的思想意圖及其制定的各項文藝政策，因而頗受當政者的寵愛和器重，於是他們的話語藉助權力得到了極大的擴張，具有摧毀性的強大力量。而胡風儘管也長期孜孜不倦地為黨工作，試圖根據自己的理解和認識建立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並且有效地運用他的理論展開文藝批評，在國統區產生了強大的影響，使得國民黨當局也有幾分懼怕。到了整個中國大陸都處於共產黨控制之下時，胡風和周揚這兩股文藝界的勢力匯聚到了一起。此時，胡風儘管在理論上有所建樹，但是他並不掌握話語權，特別是他的理論所強調的「主觀戰鬥精神」極容易讓人誤解為「主觀唯心主義」；他的「精神奴役的創傷」之說由於指稱勞苦大眾的弱點，沒有正面肯定和歌頌工農兵，因而很不討人喜歡，極易令人反感。這就決定了胡風一開始就很容易讓周揚等人抓住把柄。為了防止胡風掌控將來的文藝界大權，同時為自己將來在文藝界確立一定的地位，早在1944年就有人在重慶開始借批判舒蕪的《論主觀》和姚雪垠的創作，進而通過外圍戰以削弱胡風的勢力。幸好當時有周恩來調解，這次批判沒有形成強大的勢頭。但是，事情並沒有完結。特別是胡風思想理論的軟肋還明顯地暴露著。抗戰勝利以後，胡風複員回到上海，不曾想到邵荃麟和喬冠華等人在香港又一次發起了對他的批判。如果說僅僅是宗派主義的矛盾，那也不過是幾個文人之間的爭鬥，最高領導層就會通過適當的干預令他們停止內訌，團結起來，共同工作。20年代末，郭沫若、成仿吾、馮乃超、錢杏邨等大肆圍攻魯迅和茅盾時，中共就是通過一定的干預來平息這次矛盾衝突。後來在解散左聯與兩個口號論爭等問題上，周揚、徐懋庸等人與魯迅的關係搞得很僵，還是中共方面出面調解，於是衝突被平息了。然而，到了1949年以後，對胡風的批判，最高當局不僅沒有絲毫調停的意思，反而推波助瀾，使得對胡風的批判不斷升級，甚至連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出面親自領導和發動對胡風的鬥爭，欽定胡風等人為「胡風反黨集團」（後來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並且將胡風及其朋友們逮捕入獄。此時，胡風的遭遇就不是簡單的宗派主義的問題了，他和他的朋友們遭受迫害也不僅僅是宗派主義的內訌了，而是新政權內部的知識分子與當政者的矛盾衝突了，只是當時的人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胡風是一名共產黨員，同時也是一位知識分子，是一位很有思想而且勇於追求真理、捍衛真理的理論工作者和批評家。他自從到日本留學就閱讀了《馬恩文選》、《辨證唯物論》等大量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和當地出版的各種普羅文學期刊，與日本的宮本顯治、岡澤秀虎、江口渙、藤枝文夫等左翼學者和作家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交流，並開始對一些文學理論問題進行深入地研究和思考。從日本留學回國以後，胡風以其才幹深得魯迅的賞識，創辦雜誌，評論創作，成就卓著，在文藝理論方面可以說是獨樹一幟。與此同時，經過長徵到達陝北的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局勢開始穩定下來。對於毛澤東來說，除了指揮軍事鬥爭之外，最急迫的任務就是通過抓住文藝以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樹立自己的權威。於是，他從這個需要出發，針對根據地的文藝狀況，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文將其簡稱為「講話」）。這個「講話」由於巧妙地借用了五四新文化的話語體系表達著政治對於文藝的訴求，突出了以往處於社會底層的工農兵的地位和政治挂帥的理念，再加上毛澤東的領袖身份，因而成為共產黨統治區域的文藝政策和文藝運動的指導性文件。對於這一文件，身處國統區的胡風雖然知道，但是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當別人將這個講話當作黨的文件來學習，並且準備用它來武裝自己頭腦的時候，胡風卻不同，他沒有將其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是僅僅作為一種文藝觀點來看待，將其作為一種重要的文藝現象來研究。胡風的這種態度在許多人看來，就是缺乏政治頭腦，沒有靈敏的政治嗅覺，其實這正是胡風的可貴之處，因為他首先是一個有思想的知識分子，他雖然是共產黨員，但是他卻不願輕易地放棄自己的思考和經過研究得出的一些觀點和結論，因而保持了他的知識分子的自尊和極其偉大的人格。應該看到，那些數量相當可觀的文人忙著用別人的思想武裝自己的時候，他們已經十分可悲地失去了思考能力，只能跟在別人後面學著鸚鵡人云亦云，結果不僅失去了言語能力，而且由於不能完全理解和把握當政者的意圖，常常不得不扭曲自己，順從和迎合別人，將自己異化為別人的工具。而胡風則不然，他愛領袖，但更愛真理。雖然不能說胡風的理論就是真理，完全正確，然而他的理論還是具有一定科學性的。因而他非常自信，一直堅持自己觀點的行為就是不願輕易地放棄思考的權利而盲從當政者。

胡風的這種態度從一開始就很自然地流露了出來，當別人按照毛澤東的「講話」的精神不顧現實環境要在國統區培養工農兵作家時，胡風根據自己的經驗認為不可能，國統區的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應該是怎樣和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和反動文藝以至反動社會作實際鬥爭」（梅志：《胡風傳》，第491頁）。胡風的這種不同的意見，弄得到會者很不高興，然而他們又沒有辦法駁倒胡風，以至雙方僵持著，使問題討論不下去。後來再開這樣的會，沒人再邀請他參加，因為會議組織者不希望聽到不同的意見，不能容忍自己的意志和權威受到絲毫的挑戰（儘管胡風本人並沒有這個意思，他只是心裡怎麼想，嘴上就怎麼說）。當然，身在國統區的那些政治型的文藝工作者由於當時的情況也只能將胡風晾在一邊而已，至多在背後提出批評，但還不能拿胡風怎麼樣。

遭受迫害

胡風的這種情況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後遭遇就大不相同了，因為他現在面對的並不僅僅是幾個文藝工作者了，而是一個強大的政權。當他從上海興緻勃勃地來到北平準備積极參加新政權建設時，他首先遭到的是冷遇。因為就在他來之前，有關方面已經多次找他談話，試探他的態度有沒有改變，希望在他進「解放區」前把與他有關文藝問題的論爭得到解決，意思是要轉變態度，改變自己的觀點，以符合以毛澤東「講話」為代表的中共的文藝路線和指導方針的精神。而且，包括郭沫若、茅盾在內的周圍的許多很有影響的文化名人都已紛紛表態擁護和執行毛澤東的「講話」。但是，胡風經過認真的思考，覺得自己的認識和理論沒有錯，這在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反襯下顯得非常突出和孤傲，他的抵觸情緒也顯得十分突兀。他滿以為這是某些人與他鬧矛盾，竟然沒有意識到這些人背後強大的意識形態的力量。於是，茅盾在第一次文代會上的報告中對他的這種態度作了婉轉的批評。胡風對此頗為不滿，認為茅盾的報告不符合實際，但是他又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於是一度產生了退出文藝界的念頭。他在與妻子的交談中流露出困惑、失望：「如果像過去在舊社會時那樣找個飯碗倒很容易，可是現在卻不敢隨便接它，因為這碗飯可不好吃，婆婆太多，尤其是不能再干文藝工作。」（梅志：《胡風傳》，第564頁）此時，胡風多少意識到新舊社會的不同了：舊社會雖然是國民黨的黑暗統治，雖然有著十分嚴厲的書報審查制度和對左翼作家的迫害，但是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作家仍然可以發表令當局頭疼的作品。當局雖然可能使出流氓手段對付和迫害作家，然而怎麼也不能完全控制他們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可現在的情況就不同了，如果一個作家的作品不能令當局滿意，輕則不能發表和出版，重則受到全面圍剿式的批判，而且沒有任何可以疏通的渠道，也很難得到有效的庇護和幫助。就是有人表示支持也一定會遭受同樣的厄運。因為，中共在自己的統治區域有效地控制了所有的物質資源，並且將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納入到體制之內，而且其手中的權力由於得不到制約和監督而不斷膨脹，一旦某個知識分子受到批判和圍攻，他將無路可逃，只能成為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這樣，胡風的這種性格和認真的態度從他進入解放區的那天起就決定了其必然遭遇巨大的人生災難。

在現代社會裡，每個人都應有不可剝奪的言論自由的天賦人權，新中國頒布的憲法也承認公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其人身不受侵犯。哪怕退一萬步講，胡風的思想理論完全是錯誤的，他同樣有表達自己思想的自由和權利。但是，胡風未能按照當政者的意志去寫文章，沒有放棄自己的文藝理論見解和主張，令最高領導人非常惱火，因為最高領導人不能容忍雖然同樣屬於馬克思主義但與自己的說法有出入的觀點和主張。在他看來，胡風的問題並不是簡單的文藝觀的問題，也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是沒有將他的權威放在眼裡的問題。如果不將其迅速制服，那麼就會有無數的胡風可能起來向他的權威提出挑戰，那麼他的領導地位又如何穩定呢？至高無上的權力又如何能夠牢牢地抓在手裡呢？因此，他決定利用自己趕跑蔣介石建立起來的崇高威信，向包括胡風在內的所有不能接受自己控制的知識分子宣戰，於是他親自出馬，為發動對胡風的批判寫下了措辭十分嚴厲的《人民日報》編者按，將胡風和他的朋友們打成反革命集團，將實際上是自己人的胡風等人作了敵人的定性。面對著瘋狂的全面圍剿式的大批判，胡風當然不只是感到困惑，精神上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大有泰山壓頂之勢。然而，胡風依然懷著對中共的忠誠，相信中共中央會有「雅量」傾聽一個黨員發自肺腑的聲音，洋洋洒洒地寫下的三十萬言書《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認真分析了當時的文藝政策執行中的種種問題，並且為自己的理論觀點辯護。但是，沒有人理會他這飽含著激情和才智的文字。他的行為更激怒了統治者，於是先遭到了更猛烈的批判，進而又被逮捕入獄。

同樣出於對共產黨的忠誠，胡風並不顯得非常固執，他也試圖竭力緩和與當政者的日益緊張的關係，於是做了檢討《我的自我批判》。在這份檢討中，胡風努力檢查自己的錯誤，反思自己與文藝界領導及同行的關係，但是在思想認識上他決不肯遷就他人，覺得不能向黨說假話，以認真負責的態度向黨交心，坦誠地向黨陳述自己的真實想法。然而，黨的負責同志就是不領他這個情，反而有選擇地將他的檢討連同舒蕪的揭發材料加上一字千鈞的「編者按」一併發表，肆意歪曲他的本意，挑動起不明真相的群眾的憤怒情緒，直接將他置於群眾仇恨的烈火上炙烤，以便將他搞得身敗名裂，臭氣熏天，從而為逮捕他製造輿論。

剛剛被抓，胡風還天真地以為這些都不過是誤會，他心裡感到非常坦蕩。這與當年許多遭受迫害的幹部和知識分子一樣：自己的問題只是個別人對他的栽贓陷害，高層領導一定會幫他搞清楚問題的。他根本不曾想到，人家既然要整他，就不會對他「溫良恭儉讓」，「繪畫繡花」，而是想盡花樣來折磨他，對他展開高強度高頻率的審問，把他關押在靜得瘮人的房間里，晚上高掛著發出白光的高亮度電燈，讓他感到比陰森的地獄還要恐怖，令他無法睡眠休息，妄圖通過摧毀他的意志，使他屈服。如果胡風屈從於當政者的意志，反過來像郭沫若那樣公開否定過去輝煌的自己，再現身說法，那就再好不過了，這樣，其他人的不從的問題解決起來就順當多了。很可能就是這個原因，毛澤東沒有簡單地殺了胡風了事，而是極有耐心地等待著胡風轉變的那一天；哪怕胡風頑固地頂下去，那麼對他的種種嚴厲懲罰對別人至少具有警示作用。然而，面對著非人的折磨，胡風沒有低下他高貴的頭顱，他以頑強的意志堅守著自己的為人準則，決不放棄真理。他對未來仍然懷有幻想，因而他決定等待著將來搞清楚自己問題的那一天。為了戰勝長期等待中的孤獨寂寞的痛苦，胡風在沒有紙和筆的情況下，默默地創作詩歌，並且通過多次吟誦將其記在心底，待到將來有了紙和筆再寫出來。幾年下來，胡風竟然就這樣「寫」下了數千首詩歌，為了防止因忘卻而遺失，每到年初，他都要從頭到尾地重溫一遍。

長期的牢獄生活，導致了胡風痔瘡的複發，流血不止，痛得他幾乎不能行走。但是，對他的審問並沒有停止。就是到了這個時刻，胡風仍然堅持如實回答問題，決不靠陷害他人來「立功」以求得條件的改善。他反而常常為別人受到自己的牽連與他一道受苦而深感不安和歉疚。

就在胡風經受著巨大的痛苦磨難的時候，他的家人也同他一樣遭遇不幸，儘管遭受的迫害沒有他那麼嚴重，但是其精神壓力是極其巨大的。妻子來到獄中看望他時，一方面為他沒有被打掉「自尊和驕傲」而高興；另一方面，為了讓無辜的孩子免於永遠生活在受父母牽連的陰影里，出於保護子女的母愛的本能，於是向他「勸降」，勸說他檢查一下自己的唯心主義文藝思想，希望他能夠低頭認罪。不明真相的兒子來信也勸他向溥儀學習，爭取特赦。面對著再三「勸降」，胡風大為不滿。他依然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認真和執著，依然從學術的角度看待自己與當局的衝突，因而覺得思想上的這個「結」不是他能夠解開的。當被要求低頭認罪時，他的眼睛瞪圓了，發出一種威嚴的光芒：「你以為我沒有認罪嗎？我難道不知道胳膊扭不過大腿嗎？只要我能承認的，我都承擔了責任。我知道，為了黨的威信，在這方面我是犯了罪。判我刑吧，就是殺我頭，殺一儆百，我都死而無怨！可能要對我進行審判了，你不要害怕，沒你的事，是我連累了你，你只是一個聽話的妻子，我對你是有罪的……」同時，他安慰妻子道：「不要難過嘛！我在精神上肉體上都承受得了，儘管放心吧。他們要我找辯護人，我拒絕了。我為自己也為許多人辯護了十年，還不能取信於政府。一個辯護人，看看材料就能為我辯護？笑話！」（梅志：《胡風傳》，第658頁）胡風對這一點還是看得非常清楚的，當局雖然不能在學術邏輯上戰勝他，便只有依靠殘暴的專政的手段迫使他就範，而所謂的辯護在當時的情況下不過是演演戲，做做樣子，掩人耳目而已。戲被胡風看穿了，但是在當局那裡還是要演下去，這就有對胡風的公開審判，並且還像模像樣地搞了幾個木偶一樣的陪審員裝點一下門面。與此同時，有關方面還特意找來一些他的老朋友前來作證，企圖以友情的被慘痛撕裂來擊跨他。但是孤傲的他卻是以大口大口吃飯的方式向人們證明自己的頑強和堅毅。此時的他雖然是一個時代悲劇的主角，卻以超脫的態度看待現實的滑稽和時代的荒唐。他被判了14年徒刑，可是他覺得這與自己沒有關係，因為他根本感覺不到法律的尊嚴，他沒有犯罪，他只是遭受一些人的誣陷和迫害。

屈原情結

為了攻下胡風這個思想態度的堡壘，當政者可謂煞費苦心，絞盡腦汁。就在判刑後不久，當局就將胡風帶出獄外來參觀北京的著名建築和大街，企圖讓他在看到人民大會堂、王府井大街、北京飯店和東安市場等之後感受到10年來北京的巨大變化，以此方式來感召胡風。參觀之後，胡風並不是無動於衷，而是非常感慨和激動，回來後立即寫了一份感想，表達他這被難之人的赤誠和敬仰、感懷和愛戴。而且，還讓他們全家在春節期間團聚拍全家福照片，與一些老朋友見面，參觀魯迅博物館。這期間，也有老朋友出於善意，勸他「學學乖」，「老老實實聽黨的話」，胡風則反問道：「我怎麼不聽話了？你不是聽黨的話嗎，怎麼也成了右派？」胡風十分清楚：「反正我們理解不了，我們錯了！」（梅志：《胡風傳》，第672頁）胡風的堡壘之堅固真是軟硬難敵，弄得有關方面只好將他們夫妻送出北京，發落到四川，慢慢地折磨他，不斷地警告和斥責他，甚至辱罵他，每遇什麼事情發生，都要求他向郭沫若副委員長學習，按照當局的意思表態。但是，胡風的表態還是根據自己的學習、認識和理解表達看法。他雖然對於橫加的迫害表現出某種本能的反抗和抗爭，但是對於黨的領袖以及領袖的威信還是要維護的。「文革」初期，《紅旗》雜誌重新發表了毛澤東的「講話」，同時刊發了一篇猛烈批判「文藝黑線」的文章。胡風實在搞不清其中內在的邏輯聯繫，感到震驚和困惑。儘管如此，他還是在他的《歡呼》中表達了對「講話」重新發表的「歡呼」之情，並表示「由衷地擁護《紅旗》的按語」（梅志：《胡風傳》，第689頁）。後來報紙上發表了毛澤東的《水調歌頭·游泳》，胡風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寫下了《水調歌頭·喜讀毛主席重遊長江的新聞記事和〈水調歌頭〉的真跡，學步原韻》，並且打算作為思想彙報交給管制他的人。他的妻子知道了認為這樣做欠妥，指出他的「出路」所在。但是，在他看來，所謂的「出路」是「喪失黨性，損人利己的事」，而且堅決「不幹」（梅志：《胡風傳》，第692頁）！這樣，胡風難免不重蹈楚國大詩人屈原的覆轍：一方面對君王赤膽忠心；另一方面屢遭迫害，並且以為是小人的結黨營私和讒言陷害。兩三千年過去了，已經進入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卻依然沒有走出屈原命運的怪圈，這究竟是幾千年歷史的巨大停滯和嘲諷，還是中國知識分子自身的缺鈣？不管怎樣，胡風還是寫下了《向周總理伏罪》，淚流滿面地檢討自己犯了所謂的主觀唯心論的錯誤，而且為不理解總理的關心和挽救而痛心疾首。1976年，毛澤東去世，消息傳來，胡風感到震驚和沉重，在濛濛細雨中，靜靜地站立了3分鐘。這是不是就是人們所說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呢？亦未可知。胡風的這種表現即使傳到陰間毛澤東、周恩來那裡，會得到承認並被接受嗎？那麼這究竟是喜劇還是悲劇，看來只有俯視人間的上帝心裡最清楚，只有歷史老人才能給出明確的答案。

歷史上的屈原最終瘋了，結果落得個孤零零一個人披頭散髮行吟澤畔並投江自絕的結局，而20世紀的胡風也給逼成了嚴重的幻想型恐懼症，很有點像魯迅筆下的狂人，總是懷疑有人來抓他。幸運的是歷史到底在毛澤東去見馬克思之後拐了個彎，胡風不僅迎來了走出監獄，獲得自由的一天，而且還被平反，再度受到人們的尊重，只是受迫害的後遺症非常嚴重，一直到他離開這個世界都沒有康復。

孫德喜，1960年出生於江蘇淮安的農村，在鄉下生活了20年。大專畢業後，在中教系統工作8年，主要擔任語文教師。碩士畢業以後在蘇北某高校任教。世紀之交在武漢大學讀博士，2003年回揚州大學文學院工作，副教授。《獨立作家》專欄作家。

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和研究工作。這些年來，教過幾門課、出了幾本書，發表過幾篇文章、參加過幾次學術會議、跑過幾個國家、交了幾個朋友，喝過幾杯濁酒，寫下幾首歪詩。座右銘為「在自由中逼近真理，在有限中開拓無限。」

獨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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